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xizhang01

王铭铭教授抄袭事件被披露后，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四位博士生、王铭铭教授的弟子，在一方面对《社会科学报》揭露王教授抄袭事实“感到震惊和愤怒；另一方面又替王老师感到不平和担心”之余，自认为是“一个有良知的北大学生”，毅然站了出来，为其师辩护，指责公布王铭铭剽窃事实的“晓声”是“无知”或“别有用心”，其言论是“一面之词”，对王的揭露是一种“过激的攻击”。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别有用心”论，不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丝毫没有新鲜之处，是一个人丑行被揭穿后惯有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我们感兴趣的是四博士生下面这句话：“对他在一本译介性教材中的失误我们也不是不清楚”。（详见《北大四博士爆出的王铭铭事件内幕》，北大新青年·三角地·校长信箱http://bbs.beida-online.com/president/index.php3/2002-01-17）这句话实在是太有水平了。第一，改换了王著的性质：由王自认为的一部有一定体系的“学术散论集”变成了弟子们心目中的“译介性的教材”；第二，转化了问题的实质：由抄袭剽窃变成了“失误”；第三，“教材”允许有这种性质的“失误”；第四，在上述三大前提下，他们承认自己清楚地了解王著中存在的“失误”。  

　　
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此偷换概念的高超技巧，恐怕只有北大的博士生才能做得出来。但也不能不同时承认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的极其低下：10万字的抄袭剽窃事实摆在那里，他们居然会看作是简单的“失误”！学术上的抄袭剽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如果自己不能洗刷，就是一件只能带进坟墓里去的终生的大耻事，岂是区区“失误”所能代替？又岂是一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能消解的？如此一件孰是孰非原本十分清楚的事情，四博士居然也无从判断，怎能不让人惊讶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之低下和学术道德观念之淡漠？  
　　
学术道德和是非观念的极度薄弱，不只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博士生们，还有王铭铭教授所教的本科生和北大的其他一些学子。王教授的博士生们至少还承认他们导师的“译介性的教材”中确实存在着“失误”，而且承认他们“清楚”地了解这种“失误”，而王教授的本科生们却不仅不承认有“失误”，而且还为这种“失误”大唱赞歌——抄袭剽窃行为值得嘉奖，剽窃者应享受鲜花欢迎的礼遇，并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发誓要为王“平反”。（《向铭铭献花——王铭铭教授所教本科生班级校友录上部分言论摘录 》，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85&type=1007/2002-01-19）在众多已经披露出来的抄袭剽窃案例中，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抄袭剽窃者或其弟子门人声言要为抄袭剽窃行为进行平反、正名的（张汝伦教授的自我辩解虽有为抄袭剽窃行为正名之意，但论其底气明显不如王教授的本科生们如此底气十足）。我们不能不感叹北大学子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其实，当王教授的本科生们下定日后为其师“平反”的决心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有人开始着手进行这种“平反”的工作了：“三角地”论坛上一位化名“规矩太多”的北大学子，不就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论证说王的抄袭不算抄袭，是一种依法享有的行使自己的著作权的行为吗？如此荒诞的谬论，只能再次证明北大学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极其低下和学术道德观念极其淡漠。  
　　
从王铭铭教授的弟子们、众多为王铭铭教授说情的学者以及不敢以真实姓名示人的网民为王的抄袭剽窃行为百般辩解的行为中，我们痛心地发现：新时期我国学术的发展，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大致命性的失误——学术道德教育的失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经说过：“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也一四三）围绕王铭铭教授抄袭剽窃事件进行的激烈论争，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学术工作者、大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加强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纪律和学术伦理教育，刻不容缓！我们已经失误了20年多年，在新的世纪，这种失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大陆整个学术界将无以昂然自立于国际学术之林，中华民族也会因蒙受此种国耻而无以屹立于世界之东方。  

（2002年1月20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