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剽窃，还是白日抢劫？——评吴松江教授的抄袭行为

dalilandy

所有的学术会议都要求与会者提交论文，以供交流和讨论，这是与会代表的义务。但是论文在会议发表同在刊物发表通常有个“时间差”，有人就借此“顺带不为偷”，把别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据为己有，抢先发表。这种手法已屡见不鲜，本人也已领教过多次，虽然窝火，碍于面子，也只好忍气吞声。不过提交论文，毕竟是一种学术规范，忝为学人，始终积习难改。但是这一次却让我感到格外恶心和愤怒。  
      
我研究传记文学（主要是西方传记文学和传记理论）已近二十年，从1987年起陆续发表有关论文，九十年代中完成江苏省社科项目“传记文学史研究”，1994年出版专著《传记文学史纲》（获得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文艺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均曾载文予以评介）。接着我承担了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传记理论研究”，这一课题难度很大，特别需要借鉴西方传记理论研究的成果，为此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会的资助，去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作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其中的核心子项目“当代西方传记理论”的研究。我2000年1月回国，同年10月，我应邀去浙江师范大学参加“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当代西方传记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并分发给全体会议代表。此文包含了我多年研究西方传记理论的心得。这是艰辛劳动的成果，在美国半年期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阅读了近百种文献资料。论文的主要内容，我在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南京大学中文系都开设过博士生讲座，但鉴于论题本身的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此文我一直没有在刊物发表。在浙江师大的会议上，我提交的是一个提纲，目的是听取同仁意见进行修改。大会安排我第一个作了半小时的发言，我对提纲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  

我的论文至今还没有在刊物发表，但近日突然看到《文艺报》2001年8月7日刊登了福州大学外文系主任吴松江教授的大作《西方文学研究的新热点：新的超级大国——传记文学》，拜读之余，不禁骇然：吴教授明目张胆地抄袭了我的论文（指“提纲”，下同）并抢先发表了！  
      
我的论文约1500字，其中约1450字被他基本照抄，只有不足50字他没有抄用。另外，他抄袭我的大会发言约900字，两项合计共约2300余字，占其全文4300字的约54 %。  
      
吴文分三部分，正如标题所示，他论述的主体是“西方文学研究的新热点”，第一部分“传记文学源远流长”和第二部分“现代传记的发展”是铺垫，第三部分“传记界关心的问题”是全文的重点，篇幅也占全文的大半，其中约1400字抄袭我的论文，800字抄袭我的大会发言，两项合计约2200字，占这一重点部分的91 %。说来可笑，这么一个大题目，这位外语教授的全部贡献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翻译了三部英语词典中关于传记的定义，引用了评论《史记》人物的两句诗。  
      
在这一部分，吴教授对我的基本观点全盘搬走，行文则略有改动：我原文分为（一）、（二）、（三），他改为“首先”、“其次”和“再一个”，原文“应当”他改为“必须”，“衰落”他改为“式微”， “解释”他改为“诠释”，美国传记家艾德尔（Leon Edel）他改译为埃德尔，“将来”他改为“在21世纪”。这样的改动是否有“点铁成金”之妙，只有请吴教授自己解释或“诠释”了。  
对我论文的抄袭，白纸黑字，自有公论。对我的大会发言，吴教授主要抄袭了四处，看来他速记术未佳，又缺少基本知识，一旦没有了文字根据，四处就无一没有“硬伤”。  

我发言中引用美国学者约瑟夫·胡根（Joseph Hogan） 1994年提供的统计资料：自1970年以来，美国研究自传的论著增加了25倍，吴教授却误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西方的传记论著增长了25倍”，“美国”被换成了“西方”，“自传”被换成了“传记”，这一换，误差岂可以道里计；同时，我还强调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西方理论家对传记不屑一顾，而七十年代后，许多一流学者如德里达、德·曼等人都开始研究传记问题。看来，吴教授对鼎鼎大名的解构主义理论家们颇为生疏，一个都没有记下来，他只能含糊地说，传记研究“吸引了一大批一流的专家”，他后文写道：“解构主义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由其他文学作品织成的”，对解构主义如此拙劣的表述读者也就不用奇怪了。  
      
吴教授写道：“现代传记学者对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我译为斯特拉奇）所著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中几个20世纪最重要的形象进行研究，发现斯特雷奇所描写的三个女性形象都是他母亲形象的投影”。这里闹出了大笑话。斯特拉奇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之一，他这部作品被称为“英国传记的里程碑”， 研究西方传记的谁人不读？其中又哪来“三个女性形象”？此书分4篇，各写一人，其中只有南丁格尔是女性，其余三位（亨利·爱德华·曼宁、查莱斯·乔治·戈登、托马斯·阿诺德）都是男性。我在大会发言中讲的是一个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霍尔劳伊德在《斯特拉奇传》(Lytton Strachey: A Biography, 1973)中指出，斯特拉奇三部名著中的女性传主身上都有他母亲的影子，这三位女性除南丁格尔外，其他两位是《维多利亚女王传》中的维多利亚女王、《伊利莎白和埃塞克斯》中的伊丽莎白女王。  

      
我发言中介绍了美国传记家白劳底（Fawn M Brodie）的传记名作《尼克松性格的形成》（Richard Nixon: 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1981），白劳底认为，童年时代两个兄弟的死亡造成了尼克松的精神疾病，吴教授却写为“传记研究学者对《尼克松传》的传主进行分析”，他既弄错了书名，也没有听清楚作者是谁，他只有含糊其词，读者也跟着莫名其妙：“传记研究学者”是研究了尼克松本人呢、还是研究了所谓《尼克松传》得出这一结论？“研究学者”同此传作者是什么关系呢？  
      
司马迁的《史记》中大约有200个主要人物，其中120个是悲剧性人物，《史记》专家如韩兆琦教授就作过统计，为传记界所熟知，我在发言中引用了这一资料，吴教授又听错了，写成“司马迁……笔下的传主有二百多是悲剧人物”，他再次犯下了在传记学中属于常识的错误。  
      
“学术腐败”已经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注意，“抄袭”这一毒瘤已引起公愤，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令人诧异的是吴教授竟然“顶风作案”，他和我一道参加会议，拿了我的论文，听了我的发言，并在我发言之后，向我讨教资料来源。对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的三十多位代表、旁听的十多位研究生均在座目睹；但他居然不顾这一切，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的研究成果，连改头换面都觉得没有必要，就加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一家我也在上面发过数十篇文章的大报上。我不禁要问，如此胆大妄为，是剽窃，还是明火执杖、白日抢劫？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