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严重危害

岸上的猪

只要你拿起一本学术刊物（本文所说的期刊或刊物，一律指“学术期刊”，而非生活类、娱乐类期刊），你就会发现，许多期刊、特别是地方学术机构主办的期刊，封面上都会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中文╳╳类核心期刊”、“全国╳╳类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该名称正确的术语应为“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核心期刊源”）之类的字样。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核心期刊”概念在使用上的这种混乱现象。除了这些堂而皇之印在刊物封面显著位置的“核心期刊”名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还自己编制有自己学校承认的“核心期刊”名录或一览表。“核心期刊”落户中国近二十年，似乎已深得人心，成为了期刊界、学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核心期刊”理论是20世纪３０年代由英国一图书馆文献资料管理员Ｓ.Ｃ.布拉德福（Ｓ.Ｃ.Ｂradford）在进行科技文献统计时首先提出来的。布拉德福总结出的统计结论被称为“布拉德福律”；６０年代末美国人戈夫曼（W.Gofman）和沃伦（K.S.Warren）进一步发展了布拉德福的理论[1]。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图书管理工作者把这一理论横译到了中国，并加以推广。

目前，从事“核心期刊”评估工作且颇有影响的，是北京市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电子）光盘版杂志社、南京大学等五家机构。这些评估机构的结果，较为广泛地受到社会公认的是北京市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四年一评、四年一出版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底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率统计（1998年）》。前者重复印率或转载率，据有关编辑学理论界人士多年的观察、研究，一份学术期刊，只要在两年内能够保持每年都有24篇以上的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或其他文摘类杂志转载，就保证能挤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行列。后者重引文率（刊物发表的文章被其他刊物的文章引用的比率）。从反映学术水平的角度讲，引文率明显比复印率或转载率更能反映一份学术刊物的学术品位，但它在学术界的影响却不是很大，主要为学术期刊出版界中比较注重刊物的学术质量的期刊所重视。社会影响十分广泛的是前者。各省市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制定的有关学术成果评奖、科研人员评职称、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评估的政策、法规或措施中，都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作为一把衡量学术水平之高低、学术质量之优劣、科研能力之强弱的尺子。一篇文章，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是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就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否则就没有参评的资格[2]。一个科研机构或一所高等院校，只要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多，就是科研能力强、学术成果突出、学术水平高。你在非“核心期刊”上发表10篇长篇大论，不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则豆腐干块。
最初被横译到中国的时候，“核心期刊”理论主要在文献计量学理论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人为的炒作，它很快就将其影响力渗透到了期刊理论界、期刊出版界、学术界，不仅造成了编辑出版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严重扰乱了教育界、学术界、期刊出版界、图书馆期刊管理，甚至严重影响到了地方政府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是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对“核心期刊”论的种种弊端及其非科学性问题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而只想从自己的编辑实践出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自己所参与编辑的《史学月刊》的实际情况，粗略地谈一些“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的编辑工作所造成的干扰性影响的感性认识。

为发表说明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史学月刊》目前在“核心期刊”格局中的位置及其稿源或作者群体的组成情况。

《史学月刊》原名为《新史学通讯》，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嵇文甫先生于1951年1月创办的。嵇老等人当时发起创办此刊物，主要是为了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适应新的形势，改名为《史学月刊》，郭沫若先生两次为刊物题写刊名。“**”期间被迫停刊。1980年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批准复刊。截至目前，已正式出版250期。《史学月刊》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做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成立以来，《史学月刊》一直是该中心历史学类复印报刊资料筛选文章时的首选刊物之一，目前在该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的复印率（转载率）稳定在45%-50%。北京市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工程启动以来，《史学月刊》已经连续三届被评为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把《史学月刊》列入它们自拟的“核心期刊》清单，以此为据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成果评奖和教学科研人员评聘职称活动。

作为一家地方高等院校和地方学术机构（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史学月刊》在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格局中的位置可谓是不上不下、不尴不尬。在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党史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等都属于所谓的“国家级”。但除了《历史研究》属于一级学科综合性期刊外，其余都是二级学科专业期刊。在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属于一级学科综合性期刊的，除了《历史研究》外都是“地方级”的，《史学月刊》自不用说，《史学集刊》、《安徽史学》亦然。而在“地方级”中，相对来说声誉较高、影响较著的是《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和《安徽史学》则因其发文内容过多偏重于地方特色，“全国性”色彩相对较弱，所以声誉和影响明显不如《史学月刊》。这是客观事实，而非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种情况对史学工作者投稿选择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青年史学工作者和一般大中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北京的七八家“核心期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北京之外由地方学术机构主办的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只有《史学月刊》被普遍看重，甚至“享受”了“国家级”待遇。这种情况下，《史学月刊》就成为在读或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以及一般史学工作者投稿时的首选刊物。因此，近年来，《史学月刊》的稿源越来越充足，高质量稿件越来越多，作者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在作者群体中，思想敏锐、有一定科研能力、具有巨大发展潜能的在读博士生和毕业不久的历史学博士成为了主要组成部分。《史学月刊》向来以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由于“核心期刊”论的严重影响，《史学月刊》作者群体的固有特点，结果给编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干扰。

从自由来稿作者群体分析，《史学月刊》的作者队伍有如下特点：

（一）  从学历上看，以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和研究获得这两种学位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他们构成了《史学月刊》作者群体的核心群体。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硕士点、博士点不断增多，拥有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史学工作者不断涌入史学队伍，从而改变了全国史学工作者队伍结构所致。就目前状况而言，40岁以下的史学工作者，若缺乏硕士、博士学历阶段的学术训练，已经很难胜任历史研究工作了。

硕士、博士这一作者群体的特点是：除少数人外，他们大多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不久，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但功底不是很扎实，理论素养较欠缺，人生阅历不丰富（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生阅历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知识积累也不厚。但他们的文章，思路敏捷，观点新颖，选题新颖，多能运用新材料或予旧材料以新阐释，然而缺乏简洁、精练、缜密、深度，不少人驾御汉语言文字的功夫也不够。特别是，他们或者面临着拿学位的压力，或者面临着评职称的压力，还有面临单位所规定的科研任务的压力等等。目前，绝大多数硕士、博士培养单位违反国务院、国家教委学位授予方面的有关规定精神，自行制定硬性措施，例如硕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或学校所规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才能拿到毕业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博士生则要求更高，一般都要求必须发够3篇。就职称评聘而言，也有类似的硬性规定。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二）  在上述核心作者群之外，作为“边缘”作者群的，是一般高等院校（如地方性院校、非重点院校，中专和师范院校，非重点的行业或部门院校）、科研机构的一般史学工作者。这一群体的特点是：大多只拥有本科甚至大专学历，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平时历史研究活动不多，写文章主要是为了评职称，远离学术中心，信息闭塞，科研条件差，所在单位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因此，这一作者群体的文章往往选题陈旧，炒冷饭现象严重，缺乏新意，论证薄弱。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巨大的评奖、评职称、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指标的压力。

《史学月刊》在历史学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布局中的地位，其作者群体构成的上述特点，在“核心期刊”论的作用下，对编辑人员正常的编辑工作、主编办刊理念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性影响。

第一，严重制约了主编年度选题计划的实施。

《史学月刊》每年都要根据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当前历史研究趋向，组织一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成的专家、学者撰文，以为奠定和维持期刊学术质量的基础稿件。例如，199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1999年建国50周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我们都事先约请了有关专家、学者撰文，予以支持。但是，由于许多自由来稿作者冲着《史学月刊》独特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地位而来，且其中不乏通过种种渠道与有关责任编辑直接挂上了联系，从而要求在某一期必须刊出其文章，以确保其顺利取得学位证书或评上奖、评上职称。这就极大地干扰了一些约稿的如时安排。细心的读者就不难发现，1999年《史学月刊》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的一组文章，就是分成两期刊出的，而未能在一期中充分地、以“重炮”的形式一次性刊出，个别文章后来因一延再延而错过了纪念时间，不得不安排到“专题研究”板块中刊出，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其时效性、必要的规模效应和学术影响。某一选题的一组稿件不能在一期中同时刊出，主要原因就在于冲着《史学月刊》是久负盛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而来的关系稿、人情稿的严重干扰；此外，就是受制于转载率因素。据笔者亲耳所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在选文时，在同一期刊中的同一选题文章中只选其中的一两篇，绝不可能全选。转载率的高低是决定一份学术期刊能否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列的重要因素。出于保证转载率、进而维持“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地位的考虑，主编和编辑人员虽有“重炮”出击之心，却也不得不屈服于“核心期刊”论的桎梏。

第二，严重障碍了编辑人员主体性作用的正常发挥。

《史学月刊》核心作者群的稿件一般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尽管有的稿件尚需稍事加工雕琢，但从质量上讲发表一般都没问题。然而，由于他们有获取学位、晋升职称等的时间限制，因此往往要求编辑提前优先审阅、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刊出。人心都是肉长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培育作者群体的需要出发，有关责任编辑一般都能满足作者的需要。所以，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史学月刊》每年的第二、三期（第一期多为约稿），在读博士生的稿件和一些在上半年进行职称评审工作的省市（如北京市、江苏省等）的作者的稿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每年第四、五期，河南省内、河南大学内作者的稿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河南省在每年9月份开始职称评聘工作）。这种现象，就是编辑深受作者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因素的制约，其主体性不能很好地发挥的具体表征。如果没有“核心期刊”一说，作者不管在什么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都可以作为获取学位证书和晋升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这种现象肯定就不会发生。大致说来，编辑只能当自己的一半家，也就是说，一年中只有一并左右的篇幅是编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自主地组织、编排稿件的。编辑在拟订全年发稿计划时，关系作者的稿件的时间安排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边缘作者群的情形也基本如此，但也有不同于核心作者群的地方。如果说核心作者群体因“核心期刊”论的作用而干扰编辑工作的其中的关系作者的关系稿，你们边缘作者群体因“核心期刊”论的作用而干扰编辑工作的则是关系作者的人情稿。关系稿主要对编辑人员发稿计划的时间表和选题的完整性实施制造干扰，人情稿的影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关系稿”和“人情稿”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如前所述，边缘作者群的稿件在学术水平上往往相对低于核心作者群，其中相当一部分达不到正式发表的水准，而之所以最终还能白纸黑字发表出来，完全是凭作者与有关编辑人员的某种特殊关系，是照顾发表的。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无论是关系稿还是人情稿，都是关系稿，人情稿属于关系稿范畴。但从稿件的学术质量上讲，前者即便作者与编辑人员没有任何关系，也能够刊出，有时反而能早日刊出；而后者其作者若与有关编辑人员没有某种特殊关系，则断难发表。这是严格区分何为关系稿、何为人情稿的依据。根据笔者的经历和见闻，人情稿的作者一般是有关责任编辑的同学、挚友，上司或与上司有某种关系的人。其中以最后一种人情稿（与上司有某种关系的人的稿件）干扰为甚。有时为了照顾上司的面子、满足其关系作者的需要，不得不临时调换已经编排了的稿件，甚至是在一校或二校清样出来之后。

人，是非常社会化的高等动物，生活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编辑人员自不例外。同学关系、亲朋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等，构成了板极编辑人员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张社会关系网络，既便利于编辑组织文稿，实施自己的选题计划，同时又不断地干扰着编辑组稿和选题计划的顺利实施，影响着编辑主体性意志的发挥。

第三，造成了同类刊物之间稿件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匀状态，也造成了大量稿质量稿件的无谓积压，影响了优秀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

一个毋庸否认的事实是：“核心期刊”因其“核心”地位而占有了充足的稿源，“核心期刊”大门之外的众多非“核心期刊”因其非“核心”地位而稿源枯萎、高质量稿件少之又少。不管哪家刊物，都有其一定的篇幅容量限制。因此，投往“核心期刊”的许多高质量稿件，并不能都被采用，从《史学月刊》来说，采用率只有15%-20%。由此而造成了严重的稿件积压。大量积压的结果，是许多优秀学术成果不能及时刊布于世。就《史学月刊》而言，自收到稿件之日起，能在一年之内发表出来已属“正常”了，相当一部分稿件要到一年之后甚至两年、乃至三年才能刊出。许多“核心期刊”目前积压下来的高质量稿件，用两年时间都发不完。相比之下，非“核心期刊”的编辑大多苦于稿源严重不足、高质量稿件难觅，日子很不好过，刊物的质量和水平也很难提高。这样，对于“核心期刊”来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刊物越办越好；非“核心期刊”则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越想提高刊物质量就越是感到困难。笔者熟悉的《河南大学学报》的有关编辑就常有此感叹。非“核心期刊”只有通过优惠的稿酬条件才能揽到高质量的稿件。高质量稿件大量积压在编辑部门、优秀科研成果不能及时地刊布于世，对于有关部门或机构的科研成果统计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 影响：统计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当年全国或全单位的实际科研情况。因为统计结果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上一年甚至前二、三年的科研成果，而当年的科研成果还静静地躺在有关编辑部的档案柜或文件柜里睡觉，要等到第二年或第三、四年才能面世。

第四，影响了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编辑人员与作者的正常关系。

“核心期刊”的编辑人员因稿源充足，不愁筛选不出好稿子，所以，与非“核心期刊”的编辑人员相比较而言，主动向作者约稿的工作积极性往往不如非“核心期刊”的编辑人员。久而久之，“核心期刊”的编辑人员养成了一种惰性：满足于作者自由来稿。

另一方面，一些作者急于发表文章，或需要在某一时间内刊出自己的文章，因此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不惜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想方设法与有关责任编辑取得直接联系，然后不惜长途奔波登门造访，请客送礼；或是寄送礼物。这不仅使编辑人员陷于极大的被动境地，而且严重影响到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正常关系。编辑与作者之间原本是一种完完全全平等的，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交流和相互提高的同志关系，现在人情夹杂于其中，礼品甚至礼金夹杂于其中，这种关系就完全变了质，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其结果，不仅腐蚀了编辑的灵魂，而且败坏了编辑这一“为他人作嫁衣”的崇高的职业及其道德，败坏了编辑出版界的行业风气，也污浊了学术界的空气。

第五，无谓地耗散了学术期刊编辑人员的时间、精力。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评价，有非常具体化的一套数据。据有关编辑学理论研究专家细心观察，入围率的底线是每年至少必须有24篇文章被文摘类或复印类刊物转载或复印。据中南财经学院情报信息中心的统计，目前全国转载或文摘类报刊有数百家。但是，比较集中地转载或转摘学术文章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新华文摘》、《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文摘》、以及去年创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其中，最具系统性、容量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和近来与有关同人的接触，书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筛选文章时是有某些原则的。以历史学而言，（一）他们对全国的历史学类刊物和开辟有史学专版的报纸内部划分了等级，有些报刊是他们“首选”的复印源期刊。在筛选文章时，他们首先从这些报刊中进行选择。（二）注重拾遗补缺。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文章选题。某些文章，并不因其学术观点新颖、学术价值高而被复印，而是因为文章的选题偏僻、过小，一般学者不太去注意或不愿去费力为之，故涉足者少，文章本身其实写得很一般。二是指尽可能多地网罗更多的刊物，力戒把复印资料办成少数几家“首选”报刊的展览园地。拾遗补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考虑，即扩大复印资料的覆盖面，以增加订户。（三）喜欢挑选篇幅短的文章，而不太愿意复印长篇幅的论文。据说，这主要是从他们的成本核算和复印资料的容量来考虑的。长文章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转载费用（稿酬），而且影响复印资料的容纳量。每种复印资料都有一定的页码限制。在既定的页码量内，若都复印长篇幅的文章，一期复印资料就容纳不了几篇文章，这势必危及他们“拾遗补缺”原则的实施，最终影响他们的经济效益。（四）喜欢复印熟面孔的文章。“熟面孔”不一定就是人大书报中心工作人员和编辑人员所熟悉的作者，而是指在学术刊物经常露面，或在某一领域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一类作者，是学术界的“熟面孔”，他们的文章往往表征着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前沿水平。相反，新面孔作者的文章，除非选题上、观点上、材料上都很新颖，或者恰好符合人大书报中心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人员的口味，否则是很难被复印的。因此，有些作者的文章，每发必被转载。这种作者自然就成了一心想挤入“核心期刊”之列的非“核心期刊”争抢的对象。（五）优先照顾复印资料有关工作人员和编辑人员的关系网内的作者的文章。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首先由书报中心工作人员初选出拟予复印的文章，然后由编辑人员进行二次筛选，最后主编拍板定案。每个编辑人员和其他期刊编辑一样，都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在决定哪一篇文章可以被复印时，不能不考虑这张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

正惟如此，所以，一些被关在“核心期刊”大门之外的刊物的编辑就想方设法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的人员特别是有关编辑人员建立联系。据笔者在一次某省社科院成立某周年庆祝会上所亲见和亲闻，期刊社把人大书报中心的人员奉若上宾，鞍前马后地进行周到的服务，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肉麻兮兮；逢年过节，一些期刊社或为人大书报中心的有关人员提供免费的旅游活动，或宴请、送礼。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寄望中心的“上帝”们多眷顾他们的刊物。如此向人大书报中心烧香叩头的杂志社，可以说各省各地都有。

期刊编辑的时间、精力，本来是应该着重放在制定切实可行的选题规划、组织稿件、审读稿件和编辑加工等工作上面，重在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丰富自己的主体知识结构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是，由于该死的“核心期刊”论的影响，致使编辑人员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了十分无聊的“跑”关系上面。学术期刊编辑本应把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作为第一要务，现如今却本末倒置，把建立和维持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人员的关系、争取高复印率，从而确保刊物的“核心期刊”地位，作为了第一要务。

第六，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板块的主题结构和专栏特色的体现。

据笔者了解，学术期刊若一期中有一组文章主题相同，那么只能被复印其中的一、二篇；但如果将这一组文章分成若干期刊出，则完全有可能全部被复印。一家学术期刊某一期中所发表的某一主体的一组文章，中选择其中的一、二篇（一般是一篇）予以复印，这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筛选文章时所遵行的一条重要原则。因此，为了确保复印率，编辑在安排发稿时，就不得不将同一主题的一组稿件发排在若干期中。显然，这种安排所依据的不是读者的需要，也不是稿件的规模效应，而是完全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复印的需要。如是，学术期刊专栏板块的分量和特色就很难形成，虽有专栏却往往缺乏强大的学术冲击力。

以上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编辑经历和见闻、结合笔者所供职的《史学月刊》的一些具体情况、主要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谈的一点肤浅的、极不成熟的个人感性认识。由于笔者编辑学理论、尤其是所谓“核心期刊”理论知识的欠缺，其中错误之处必然不少。而之所以在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来，是因为笔者深切地感到：“核心期刊”论的非科学性，对我国当前教育界、学术界、编辑学理论界、期刊理论界、期刊编辑出版界、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有关政策的制定，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干扰性影响，已经到了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笔者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正视“核心期刊”论的危害性，还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界一个宁静的治学、编辑出版环境。
                                .
【注  释】
[1] 布拉德福等人的期刊统计理论，可参见第三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前言。
[2] 笔者1997年参评副高职称，当时学校制定的关于省有关文件的实施细则就明确规定：只有发表在“全国性核心期刊”上面的论文，才有资格作为参评论文提交。所谓“全国性”，实际上主要是指机构在北京的一些国家主管部门主办的学术刊物，哪怕它是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室或国家机关某个科室主办的刊物，也是“全国性”、“国家级”，而行政管理上归属于各省市地方政府或院校的学术刊物就都是“地方级”，没有“全国性”影响，就不能作为评职称的文章。不仅要求“核心期刊”，而且区分了“全国性”和“地方性”，好像地方学术机构主办的刊物就只有“地方性”学术影响而没有“全国性”影响。正因有此规定，所以，笔者当年参评副高，发表在《中国出版》上的杂感性的小文章，用处倒远远大于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专业学术论文。


[作者附记] 本文原是我2000年9月中旬参加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培训中心组织的“期刊编辑岗位培训班”学习期间写的一篇结业作业。文中“‘核心期刊’论的非科学性”等提法，借用了当时给学员讲授“期刊的历史规律与‘核心期刊’问题”课程的编辑学理论研究专家王振铎教授的提法。本文也是在王教授授课内容的启发下完成的。此次付梓时，做了必要的修改。

（首发于“学术批评网”，后刊发于《学术界》2001年第4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