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铙：对赵贤孺《关于宗福邦与〈故训汇纂〉关系的质疑》一文的回应

阿让

看了赵文的大标题，以为宗福邦与〈故训汇纂〉的关系十分可疑。但是，读罢赵文，发现作者也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武汉大学古籍所所长和本书主编之一的宗福邦教授，曾经带领古籍所的同事们，花费了十八年的漫长时间和辛勤劳动，编成了〈故训汇纂〉这样一部1300万字的大型辞书，没有剽窃，没有抄袭。此书出版以来，全国诸多媒体作了报道，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多次获奖，印数达两万多册，两卷本也即将和读者见面。读者、专家不是傻瓜，这岂是可以靠宗某的“不实宣传”所能奏效的？此书本来就是一部汇集故训的工具书，跟〈辞源〉、〈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一样，供读者查检用的，不是给人“通读”的。认为它部头大，字数多，“一般人在短时间内怎么通读得了”，从要人“通读”这个角度否定这本书，这就超出了常识范围了。  
        
赵文后面还提了三个问题，其实都跟“宗福邦与〈故训汇纂〉关系”无关。  

一，1982年，武汉大学批准成立古籍整理研究室，黄焯先生为研究室主任，1983年改为古籍整理研究所，黄先生回到中文系担任教学。研究室是研究所的前身，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时，校社科处编写〈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览〉，把黄焯先生的专著和他整理黄侃先生遗作的成果列在古籍所名下，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跟“宗福邦与〈故训汇纂〉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二，李格非先生是〈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他和另一位常务副主编四川大学的赵振铎先生一起，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川鄂两省〈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带领两省全体编写人员共同完成大字典的编写任务，当然，也包括带领武大编写组。宗福邦作为武大编写组组长，组内的字典编写工作，主要由他具体负责组织和领导。怎么就不能说他带领呢？我们说某位县委书记或县长带领全县人民搞某项建设，难道就是否定了上一级的省领导和更高一级的中央领导吗？就是对上级领导不敬吗?　  


三，周大璞先生是武汉大学大字典编写组的第一任组长，当时，宗福邦先生为副组长。大约在１９７８年底，周先生离任到汉语教研室，由宗接任组长。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共同发文任命〈汉语大字典〉编委，共３１人，其中武大５人（宗在其中）。由于周先生当时已经离开字典组，所以才没有列入编委名单。赵文说“宗福邦１９８０年才改任组长”，时间有误。宗的文章说自己“１９７７——１９８７年”任组长，记忆亦误，把时间提前了一年。应该说是“１９７７——１９８７年任副组长、组长”。我实在想不到这个小问题会扩得如此之大，也很佩服紧盯不放的赵先生终于揪到机会，弄到了网上。但是，这些事情，跟“宗福邦与《故训汇纂》关系”有关吗？与“学术批评”有关吗？  

200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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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世铙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