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向聘任谢泳的厦门大学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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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到任之后，对厦门大学、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谢泳和大学之间或许会有一段磨合期，这种磨合是难得的学术经验和学术实践，值得我们关注。
　　  
经过11个月的程序，厦门大学决定聘任只有专科学历的谢泳先生为该校文学院教授，此举受到学界普遍好评。（《新京报》5月9日、10日）在目前的学术体制里，绝大多数大学是“一票否决制”，没有博士学历简历免看，纵使你的学术成就再突出也无济于事。尤其对于厦门大学这种重点大学，各种评估对教师学历有着严格要求。
　　  
近年来，部分学者以不同方式对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不仅学者，在一些校长论坛和校长访谈中，一些作为学术管理人员的大学校长，对学术行政化等问题也颇有微辞。
　　  
然而，很多学术管理人员对学术体制的批评，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要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作出一些努力。他们的这种姿态，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自己也有学者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进行辩护。
　　  
既然学术体制如此，我也没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无能为力，这是很多学术管理人员的辩护逻辑。事实上，当学术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作为个人的学术管理人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期待拥有绝对权力再做事情的想法，是“空想浪漫主义”。
　　  
蔡元培聘请没有读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已经成为历史的佳话。今天，经常听到的不是佳话，而是有些荒诞的笑话：某某学者因为没有博士学历，虽然学术成就获得公认，依然无法进入学术体制。这当然跟学术体制的变迁有关，但即使在目前的学术体制里，学术管理人员在自己可以影响的学术空间里，也绝非无可作为。
　　  
上述种种道理，此处不再赘述，相信学术管理人员比我更加清楚。目前缺乏的不是理论分析，而是“挺身而出”的具体实践。所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以及校方、院方各个方面“唯才是举”的行为，更为难能可贵。这种实践不可能改变外在的学术体制，但它构建了学者心中的内在尺度。根据报道，谢泳的材料曾经送给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等评审，他们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也说明在既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学者之间还拥有另一种尺度，学术是多样的，学术的尺度也应该是多样的。学术聘任需要严格的资格审查程序，但是它们不能被简化为几个指标，也不能成为非此不可的刚性程序。学术聘任程序需要有适度的弹性，因为学术水平不像身高、体重、肺活量一样，直接拿仪器测算就一清二楚。
　　  

毋庸讳言，谢泳到任之后，对厦门大学、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现有的学术制度和谢泳的学术风格，将会构成什么关系，现在谁也无法预言。但无论是互相冲突，还是互有妥协，这都不是坏事。对于厦门大学来说，能够容忍批评者存在，这种大学不正是学者们期待的大学吗？对于谢泳来说，站在学术体制内部进行感同身受的批判，跟此前的外部批判相比，将会开拓出全新的视野。谢泳和大学之间或许会有一段磨合期，这种磨合是难得的学术经验和学术实践，值得我们关注。不管最终磨合的情况如何，现在，都有必要向“挺身而出”的大学致敬。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