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古书辨疑

dengxi6489 · 发表于 2009-9-14 17:35:11

有学者倡导“走出疑古时代”，也有学者持异议。本人想就此问题谈点看法。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一个背景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陆续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对传世古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大大加深了古书、古史的可信度，而且在经过很多学者的努力之后，使它从不同方面对古书、古史作了重要补充。然而，我们很难说在史学研究上出现过一个“疑古时代”，也没有一个从“疑古”走向“正古”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早在二十世纪初，“疑古”似乎成“风”之时，同时甚至更早也就有“二重证据法”的提出，王国维利用此法考信了古书和古史。当然，在当时的“疑古”之风中，《古史辨》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情，影响很大，应该如何看待，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

　　
重新认识“古史辨”

“古史辨”曾受到指责、批判，其中特别是顾颉刚先生受到过严重的冲击。我在1956年就听人说，顾颉刚说大禹是条爬虫！此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顾颉刚先生写了一篇《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的文章，才将此误会澄清。他在文章中说，因引《说文》“禹”字的解释，“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后来“陈立夫屡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听众一笑。”“（陈立夫）是故意在愚弄我，借此来败坏我研究古史的声誉。”时下的学术界对顾颉刚先生的“疑古”仍有不少误解，这实在有点冤枉了他。在此我想引用顾先生文章的最后一段话：

又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写的。祗有问题得到了合乎事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才没有人会浪费精神去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

由此可见，顾先生疑古主要是为了发现历史的真相，得到“合乎事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顾先生这个预言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现今就有王葆先生的《今古文经学新论》出版，并且还被继续证明着。一批批简帛的出土和研究，将使古史、古书的考辨继续深入，从而得到更科学的结论。

顾颉刚的《古史辨》在前人怀疑的基础上，怀疑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怀疑古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并非错误（具体内容可以商讨）。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些好的观点，例如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共同思想、语言之类。

再往深一层看，《古史辨》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是与当时的反封建潮流相一致的。《古史辨》证明尧、舜、禹并非什么神圣，这不应该被说成是完全否定古史。即使到现在，我们也还无法证明神农、黄帝确有其人，而只能肯定确有先民发明创造的事实和时代。

《古史辨》的功过得失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总结，最近三联出版的《顾颉刚学记》值得参考。

　　
关于古书辨疑的另一视角

对古书进行辨疑，简单地说，就是把成于哪个时代的书就当作哪个时代的历史资料。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学术界未能予以足够地重视，而且实践起来也并不容易。

首先，后一时代记从前时代的事，多少能反映过去时代的情况，即所谓“先王之遗言”、“先王之陈迹”。否则那就真的无古史可言了。《诗》、《书》之记载，都不可能是夏、商和西周初年的文字，但后世至今天讲三代史，又都把它当作重要的依据。《史记》也是根据那些记载写的，司马迁在当时做过考辨，后人也作过不少考辩，今天也仍有考辨之必要，无论有无新资料的发现，在方法论上（包括观点）是可以重新考辨的。当然有新资料就会考辨得更好一些，过去王国维作《殷先公先王考》，就是利用新出土资料考证古史、古书记载的范例。难的是，记载往事的当时，是否加进了什么内容，这是值得注意又很难讲清楚的问题。

出土的甲骨、金石、简帛，其真实性、可靠性当然很大，但也应作具体分析。例如出土陈侯因(上次下月)錞的铭文说黄帝为陈氏的远亲，“绍纁高祖黄帝”，不过反映春秋战国时人们以古相高的思想，你抬出文王、周公，我就讲大禹、商汤，你歌颂尧、舜，我就称道黄帝、神农、伏羲，《淮南子·修务训》说得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

当然上述铭文也不是毫无意义，比如用来说明古人很早就有认同黄帝为祖先的思想，不也是一条很好的材料吗？

因此，甲骨、金石、竹帛所说，也要具体分析。一是虽为当时之记载，甚至是记当时之事，也有一个对其事实性、典型性、全面性的分析问题。二是传本问题，特别是成篇的竹、帛古书，与传世本有不同的内容，那是毫不奇怪的。无论经书、子书，大都有不同传本，一部大书分篇流传的情况也很普遍。因此，有新的佚诗、佚书出现是可能的，子书的诸多不同，已为出土材料证明，但也不应简单以出土资料否定司马迁的记载。说他错，可他看到的材料比现在多，有人统计《史记》中提及先秦文献至少有近80种（或说百余种），包括《诗》、《书》、《春秋》、《国语》等。因此，有些可能是他裁剪掉了的，裁剪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其次，作者或传播者的思想，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的。司马迁的《史记》有一个《五帝本纪》，根据各种记载、传说（包括他在各地的调查）整理了一个从黄帝开始到尧、舜的历史系统，他在最后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说明在汉以前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记载和传说，司马迁对于古文记载、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著成《五帝本纪》，是有一番选择的。我们现在很难看到比司马迁更多更新的材料，只不过后人对他别择选材也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

汉人整理的古书，汉人的著作，当然是反映汉人的思想，与汉代的发展变化自然有密切关系。但麻烦的是，汉人明知有不同记载，他们往往主观臆断，甚至故意造伪，谶纬图书大量制造，原有经典也被作伪，许多是反映汉人的思想。这是《古史辨》讨论得不少的问题，它关系到阅读和研究古书的方法论，甚至一个或几个关键的字，也会影响到重要的思想。

　　
在方法论上仍需有点辨疑精神

其一，是如何充分、准确地利用新出土资料。流沙坠简、敦煌研究未完，吐鲁番文书又出土，日益增多的新竹简、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些是传世古书上没有的内容，但可与古书记载参证，有些干脆就是一篇篇的古书，有些内容给古书提供了新例证，有些又给传世古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如何对待和运用这些新资料，也有一个考辨问题。实际上现在的研究，也都是从考辨开始，以考辨为基础的。不考辨清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甚至还会错误地说明问题。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学术思想问题，都是如此。

最近台湾学者邢义田寄给我一篇大作，对尹湾汉简“春种树”别进一解，有一条记录是：“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亩”。前此，海内外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春种树”的“树”是桑树，有的学者甚至从这里所记的种桑树的亩数，探讨当地的蚕桑纺织业。邢先生认为不能只是桑树，而是其他因地制宜的各种树，并且主要是解决柴薪问题，其考辨是精细的。

其二，最近我在思考、研究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问题时，发现我们对有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古书中所记的细节，重视得很不够。例如先秦古籍，无论六艺或者诸子，到了汉代大都不是原来的样子，这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是未被充分注意。以《尚书》为例，世传本主要是伏生的传本，这个传本之外还有其他的传本，这里且不说它，就是伏生传本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史记·晁错传》记有“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之事，《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

有十分之二三晁错弄不清楚，是“以其意属读”的，晁错的理解就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符合。其他经传诸子莫不如此，一是因为经过了秦的禁私藏书令和焚书，二是流传方式本身也带来问题，会在流传中走样，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口耳相传者较多，即便著于竹帛的，也往往是单篇流传，这从刘向校书所说这里多少篇、那里多少篇的情况就可以证明。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恐怕大多如此。《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但在汉代就有齐、鲁、韩三家传本，还有毛诗，班固说“咸非其本义”，那么“本义”又是什么呢？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子书的情况，例如《老子》，郭店本到底是什么？是选本？摘抄本？还是别的什么本？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出土资料文献也有值得辨疑之处，因为记载本身也可能有误。例如，有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在四川看到一块汉画像石的年代写的是某朝某帝某年号的四年或五年，而实际上这位皇帝的这一年号只有三年。我没有条件去具体调查，但相信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这种错记也并不奇怪。文字的问题也是如此，笔误、音误等等，有一些影响很大。

总之，带着辨疑的态度和精神阅读古书，释读出土古书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利于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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