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争议引发对改革的本体性思考──大讨论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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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癸未改革引发全国性(也波及海外)争论,使有些人很不理解; 许多争论也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以完善方案细节为指归。而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本身,实乃具有改革学的意义,因为它引发出对大学改革的本体性思考。所谓“本体性”,乃指有关改革的目标、动力、程序等根本问题,也即改革使谁获益、谁来推动、向何处去一类大问题。因此,其重大意义,就决不止于大学改革本身,而关乎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整体推进。下面,即试谈我的一些初步思考,以与关注者交流。  

一、 批驳两种论调  

1、“不必讨论”说  

有论者认为,一个“破烂北大”的改革方案,根本不值得兴师动众地讨论。且不说北大“破烂”与否,愚以为讨论实有必要。起码有以下理由: 讨论有助于集思广益,使改革方案日趋完善。 讨论是一种民主训练,使每个教师都学会动用其民主权利。 由于北大的领头羊地位,讨论可使其他高校少走弯路。 讨论还可能引发对中国整体改革的反思,影响整个改革进程。 如此等等。  

2、“不应交群众讨论”说  

该论者以许多改革均是领导立说立行为据,证明北大改革方案根本无须群众讨论；争求意见纯属多此一举,是北大领导好名“作秀”,也表现出其“无能”。领导是否“作秀”、“无能”,也姑置勿论，兹专论是否应交群众讨论。  

众所周知,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遇事同群众商量,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各代领袖,均有诸如“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办”、“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同不赞同”(大意)之类指示。北大方案交由群众讨论,恰恰是“讲政治”的表现。那么,反对讨论,该是什么呢?  

教师聘任改革,牵涉到万千学人的切身利益。关乎他们前途命运的方案,如把他们蒙在鼓里,能说是合理合法的吗? 不是强奸民意、强加于人吗?  

至于说到各种改革,又有哪一种未经一定范围群众讨论呢? 怎见得新闻改革就完全未经讨论呢?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未讨论,就对吗?我们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否与群众讨论不充分有关呢?  

说句不客气的活,此种怪论是典型的专制论调和奴才哲学,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极不相称。  

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论者极可能是自以为能在此方案中获益者,很怕方案搁置,便急不可奈地希图假领导集权之手速速实现之。且不说其目的能否达到,即或达到,在一种不民主的改革中,又怎能保证下一轮集权不会侵犯你的利益呢? 糊涂啊!  

二、 中国当代改革回顾  

尽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中国民众对社会的满意指数就不断下降,但由于政治体制及信息封闭等原因,群众并未产生自发而又普遍的改革要求,更缺乏改革的渠道和能力。  

一场“文化大革命”浩劫,才逼出了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元老及其家族,在“**”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他们痛感到,如果继续毛式游戏规则,他们的未来地位和利益,就在风雨飘摇和未卜之中。这是邓小平等元老发动改革的直接动因。任何改革,都不能不首先是利益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不过是从属的仪式化的东西。  

当然,作为“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也不会不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何况这也与其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号称具有“政治优势”的中国***,竟倾刻间处于半瘫痪状态,许多党委均遭冲击,不能正常工作,连国家主席都横遭****,尸骨无存(后来得知为一工人收藏)。邓小平们不能不为未来党运国运忧虑。这是他们发动改革的深远动因。  

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由上层推动的上位改革,而非自下而上的下位改革。所谓“上位改革”,并不仅指由上层权力发动组织,而更指以权力增利为指向。也许农村承包责任制是个小小例外。但是,这场由几十个手印引发的变革,却处于“非法”状态。恰恰是赵紫阳等上层人士的发现和支持,才使其合法化；至于其全面推广,更是借助高层权威之力。刚开始,不仅农村干部,连有些农民也不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这也是一场上位改革。  

改革的着力点,是激发生产效率和建立社会秩序。“**”的恐怖记亿,使改革者高度惊惕无政府主义,而并不注目于政治民主。其结果,便是在《宪法》中写入反对“四大”的条文。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法律界限却极不清晰,解释者在上层权力者手中。所以,它很容易被用作DIZHI、压制群众批评的方便工具,这已是人们在现实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如此,在改革初期,上位权力者和下层群众,毕竟还有着较多共同利益,精神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上上下下普遍受益。这使改革获得了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小平曾为“**”游*无反“改革”口号而十分得意。然而,他没能意识到,示*者的“反腐败”口号,已鲜明表达了民众对改革分利向上层严重倾斜的不满,也就等于宣告了上下合作改革“蜜月”的结束。而后续改革者对此的盲昧无知,则是许多祸乱的重大根源。  

在九十年代前后,上位改革的潜力几已挖尽。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至多也只能是扬汤止沸、剜肉补疮而已。在资源总量难以急速增长,权力者增利预期又十分强烈的情况下,继续改革必然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人和市民生存状况的持续恶化,国企改革之难以走出困境,高校教学质量和道德风尚的大幅滑坡,均与上位改革的局限密切相关。有人说“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把蛋糕做大”。然而,如果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蛋糕再大,也到不了百姓口里,而且也不可能“把蛋糕做大”,谁愿无偿给别人做蛋糕呢?  

中国的改革已到重大转折关头,应该逐步加大下位改革的步伐。让广大基层群众对改革有更大的发言权,使改革更多地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权力者阶层,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权力本身的长治久安出发,出让部分利益,分利于民。这对他们能否真正贯彻“三个代表”,是一个切实而又严峻的考验。  

只有在上述中国改革总图景中,才能明了北大改革及其争议的地位与意义。  

三、 大学改革历程及未来走向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改革,首先是从摘掉“臭老九”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开始的。这是当政者的主动“平反”。其基本理由是: 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改造,他们立场已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这完全是从权力者的角度立论,表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上位改革。其内在动因,或在扩大权力基础,达至社会稳定罢。这是第一波改革。  

既然目标锁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兴国”,也就不能不适当提升高校教师地位,因为实现目标用得着他们。故而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等口号提出,以及“专业技术拔兴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头衔出现。知识者的地位、贡献需由官方钦定,这也属一种“中国特色”。这是第二波改革。  

“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其说是北大目标,不如说是政府目标。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使权力者也急于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地位。于是,才有“创建一流大学”的倡导,国家财政的重点倾斜,18亿的重点投入。北大是最大受益者。尽管还有那么多农民、工人、市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却还是有十万、几十万乃至百万年薪的招聘广告。然而,“重赏之下”,不一定“必有勇夫”。大学水准,不是靠钱培出来的。西南联大的经济条件那样差,却培养出那么多世界级的“一流”学者。“一流”,也不能仅靠几个名流学者。靠的是学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一流”的管理机制,完善的校内民主,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人的爱心、尊重与关切,以及奠基于此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不是靠鞭子抽,靠失业逼。  

于是,便有高层官员指责北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便有北大校政当局的压力与决心,便有癸未改革方案的出台。中国大学本来很少有对学生的尊重,此次却以学生对平庸教授的反感,作为改革的重要理由。  
总之,北大改革是典型的上位改革,是为实现官方目标、由官方发动的改革。也许有人预期可能从中获益,但最大的获利者将是权力者。它的致命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已有人指出,北大改革违背《劳动法》和《教师法》,既不合理又不合法。而这,恰是我国上位改革的一大特征。官方独断,使我们的改革带有可怕的强权性。在“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允许改革犯错误,却不允许不改革”,连一个混蛋也可以标榜自己是个“改革派”的氛围中,这种强权性实在遗患无穷。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毕竟能公示征求意见。而竟然还有“不必讨论”的怪论,真是匪夷所思。  

四、 结论  

尽管中国的言论自由很有限度,教师的许多意见难以公开披载,但他们毕竟是中国最有表达能力的人士,借助网络传媒,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要求参与和决策改革的权力,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并引发对中国当今改革的整体性思考与质疑。不管具体结果如何,这场理性争论,都将影响中国大学改革乃至其他改革的进程。这就是大讨论的深远社会意义。  

中国改革也许还有艰难曲折,但必将逐步扩大民众参与程度,政治改革也即对权力的改革日见迫切。这将成为判定真假“改革派”、真假“三代表”的试金石。我们期待着,注目着,参与者。在这里,谁也休想做“旁观者”。  

2003年7与6日酷热中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