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评选学部委员的历史教训——兼谈评选程序问题[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纪念征文]

dulidiyijun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的事，最近很引人注意。因为此事涉及国家学术制度的安排和预示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所以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

凡一种制度的恢复或者重新建立，必有其深刻的当下原因和利益趋动。中国当下的现实处境是自然科学已完成了院士制度的系统建设。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制度的设计要过度考虑现实性，也就是说，一种学术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处境下，还不能完全按学术本身的逻辑发展。1955年建立学部制度时，“科学”概念中本来包括了“社会科学”。但改革开放后，恢复中国科学院建制时，只单纯恢复了“自然科学”而把“社会科学”从“科学”概念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独立建制。

几十年以后评价当时的选择，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立建制的认识，主要是两点：一是从学术制度自然发展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只把“科学”简单理解为“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恢复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建制时，没有必要再建立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过度考虑和当时主管意识形态负责人的现实处境，高层出于政治智慧的现实应用，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化解政治和学术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可以回避许多敏感的现实困境。
1955年建立学部时，郭沫若明确说过，当时的“科学”概念里，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以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九十年代初恢复院士制度的时候，没有考虑哲学社会科学，现在看来，主要是出于政治智慧，学界总体评价是无比有好。因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点，哲学社会科学的标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有特殊性，比较难掌握。从高层的政治智慧来判断，我以为当时的作法符合中国的现实，如果不能做得更好，宁可不做。

但一种学术制度的建立，如果过度考虑了现实性，它的内在缺陷最终还是要表现出来。如果中国自然科学的院士制度还没有建立，或者维持原状时，这个矛盾不突出，但当院士制度完成以后，特别是与此相关的利益机制完善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学部制度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现在只不过进入了操作。作为议论，其实建立新学部委员制度的动议，在学术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建立新学部制度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社会还是学界，最关心的不是一种学术制度建立后对学术将产生的影响，而是关心新学部委员的待遇是“等同于院士”还是相当于“副部级”。

中国的院士制度起步于1928年，正式完成于1948年。在当时的院士制度中，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那时的说法是“人文组”。这个制度后来在台湾得到了延续。

院士制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最高学术制度，一个安定的国家，建立这个制度是题中应有之意。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很快建立，在名义上不可能延续旧有的院士制度，但一个国家总要和国际发生关系，所以1955年建立了学部制度。当时建立这个制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到条件成熟后，再建立中国的院士制度。但因为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政治运动，到1957年后，这个制度事实上已经停止了。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式建立了两院制度。

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制度，新学部委员的评选，学界虽然很多人反对，但作为制度建设，提上日程已是基本事实，所以现在所能讨论的已不是要不要建立，而是评选新学部委员的程序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程序正义是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一种制度的公正和稳定性就不能保证。从目前媒体上披露的信息观察，新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机关制度，还不能提到国家学术制度的层面来理解。因为如果是国家学术制度，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而现在新学部委员的评选，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进行。另外一个问题是，学术制度的建立，不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从目前新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看，它的公开性非常不够，特别是在程序设计这一环节上。评选过程可以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但评选程序设计绝对不能秘密。

新学部委员的评选，应当记取历史的教训。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1955年中央对学部委员产生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启发意义。杨尚昆说：“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1948年的院士制度，虽然有缺点，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制度基本是正面评价，一个事实是当时的院士制度，比较好的处理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比如郭沫苦和马寅初当时都当选了。1949年，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让他看了当时的院士录，陈毅的评价是“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 杨钟健回忆说：“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而他却在近年来，尤其在抗战期中，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1947年，我赴平时，正值各机关推选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胡适之曾问我：‘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还是正拟推荐？’但后来还是终于没有推荐。事后，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举，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第一次未入选者，以后仍有机会。”


而对1955年的学部制度基本是负面评价（主要是过度考虑政治因素），当时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当选的三条标准和应当选的四条标准。不应当选的三条标准是：1、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2、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3、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应当当选的四条标准是：1、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2、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3、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4、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

1955年学部建立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基本都成了学部委员如陈伯达（毛**秘书）、胡乔木（毛**秘书）、张如心（原毛**秘书）、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茅盾（文化部长）、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胡绳（中宣部秘书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冯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据说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在上报的名单上，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因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水准较高，虽然有一些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成了学部委员，但总体观察，对1955年的学部委员，人们还是保持了敬意。

新学部委员的评选很快将成为事实，今天的新学部委员，还能让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吗？社会正拭目以待。
  
[谨以此文祝贺“学术批评”网建立五周年，并向老朋友杨玉圣表示敬意。如果没有这个网站，中国学术界的风气还不知道要坏到何种地步，这个网站的建立，让那些违规的学者望而生畏。]

（感谢谢泳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