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

入主中原

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就要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范式的建构。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 ，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以便同行之间相互认同为同行，以便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它包含着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这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学科的制度建设。

今天我们主要谈制度建设，但必须认识到，学科的研究纲领与学科的制度创设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知识传统会有不同的制度创设：中国传统学术所要求的外在制度安排，与西方学术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今日人文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一样；就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有所区别。我们承认，今天的学术基本上是西方话语占主流，我们要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模仿西方的思路和结构，“优先权”、“知识产权”、“量化管理”都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世界统一的模式，因为它对于文化传统的依赖性更强。在这里，制度的安排必须更多地服从传统的安排。事实上，传统（tradition）的安排也是制度创设的主要源动力。例如，哲学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分成8个二级学科（马哲、中哲、外哲、逻辑、伦理、美学、宗教、科技哲学），这个划分不见得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有的是按研究传统划分，有的是按分支学科划分，标准不统一――但却合乎我国哲学界的传统沿革和现状。

制度建设包括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外在建设主要是争取外部社会资源。比如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视，政府的重视，投资者和慈善家的重视等。有了这些重视，你就可以争取到硕士点和博士点，争取到本科招生权，争取到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可以多设几个教授岗位，多招一些研究生，争取到更多的研究经费和出版经费，能够创办一些专业期刊，等等。我们的国情是，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由政府控制着，所以外在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跟政府相关部门搞好关系。

外在建设只是学科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目前中国学界的问题是，人们过分热衷于外在建设，“学问之外的功夫”下得太多。往部里跑，跑点，跑基地，跑项目，消耗了学者宝贵的学术生命。与此同时，造就了一批不是以其学术成就而是以其“外在建设成就”而知名的“学者”。他们显赫一时，占据着各种基地、学科点，手握大量的研究经费，但可能连一部像样的学术专著都没有。学风不正，与目前学科制度建设的“内”“外”倒挂有着密切关系。

学科的制度建设应以内在建设为主，以“内”定“外”，外在的制度创设应该大体符合学科内在制度建设的水平。目前的“内”“外”倒挂现象，除了与政府干预学术过多有关外，与学科内在制度建设的薄弱也有密切关系。所以，当前更重要的也许是加强学科的内在建设。内在制度建设搞好了，以“内”定“外”才能水到渠成。

何谓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我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则，而且这些标准和规则成为学者的共识，并内化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和行为的准则，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制度，从而起到规范的作用。以评职称为例，首先，我们必须有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尺，评委们必须有能力判定被评者的学术水平；其次，还得有一个规则，以保证水平高的人评上而水平低的人评不上。所有的评比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学科有没有共同的优劣标准，有没有切实可行的优胜劣汰的运作规则？

学术优劣标准的形成是科学共同体长期互动的自然结果，但往往无法形诸文字。比如学术大师，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条文可以框定，它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优劣标准正在被数量化、精确化，但是落实到最后，还是需要学者本身的鉴评力，以及合理有效的评判规则。比如我们今天很重视SCI，把它作为科研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但SCI之所以比较权威，是因为它所选的杂志有合理的审稿规则，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背后需要有优秀的科学家当审稿人。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有多少是实行专家审稿制的？有多少是实行双盲审稿制的？如果学术期刊本身缺乏权威性，学术评估如何能够以之做为标准和依据？

人文领域的学术优劣标准更难被客观化，因此它更加依赖大学者的判断力。没有大学者，学术评判就只好靠学术委员们投票来解决，只好靠量化处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重要的是，一个人文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权威，在学术评价上他说了算。当然，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学术权威存在，以维持学术生态的多样性。


最后说一说最近人们经常谈起的学风问题。学风不严谨，老师一代首先有责任，他们没有郑重其事地告诉学生们一些治学的底线伦理。凡引文一律要注明出处，是治学作文的底线伦理，但这个底线不断地被中国学人所突破。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不知道有这个底线伦理，这是我们的教育的一大失误。跟我们“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可能也有关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感谢孟宪范编审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