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冲突对当代国际恐怖的影响

thesonofthegod · 发表于 2009-4-21 17:33:06

摘要：本文采用历史溯源法，追溯了从古希腊城邦时代直至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传统，从而探究了文明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不断衍化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角色的转变，同时，结合当今世界非传统威胁中的国际恐怖主义，探究了在其形成过程中文明冲突所产生的影响，既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当今国际竞争中文明的角色转变，也为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提供另一种思索。
关键词：文明恐怖主义历史传统角色转变
自从文明冲突论诞生以来，由于其对文明的角色定位出现偏差而备受质疑。但当2001年9月11日，四架民航客机在恐怖分子的劫持下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顷刻之间，象征着当代西方商务文明与发达的世界贸易中心摩天大楼轰然倒塌之时，这一刻，人们不由再度惊叹，这既是人类“文明的坍塌”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之痛①”尽管亨廷顿本人都反对这一说法，但透过当代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根源，我们仍可发现文明在国际竞争中的影响。
文明冲突的历史传统与角色转变
文明（Civilization）,其词源为Civil(属于平民的),牛津字典对文明的释义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科学、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发展的状况下产生的包含以上方面的社会进化系统。从这一定义出发，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水平的象征。1993年，美国学者塞谬尔. 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文明是“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②”，文明的主导因素是语言与宗教，并提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③”的论断，从而形成了今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冲突论”。综合以上来说，文明的冲突大致可分为“价值（包括行为价值和意识价值等，而后者衍生出信仰、宗教）”，“体制（社会结构，包含宏观的架构与微观层面的规则）”，“文化”“生产”等四个层面上的冲突，而将文明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变量，也是有着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71～约前400）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史并描述了当时的“均势”策略，尽管二者均属于希腊世界，但通过史料我们依旧可以看出，两个国家④仍存在很大的文明分歧：政治上，雅典的民主与斯巴达的专制；信仰上，智慧女神与战神的对抗；文化上，雅典的古典政治哲学更不同于斯巴达的尚武哲学。事实上，除了地域上的关联，我们单从社会形态上看，二者的文明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一定范围内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最早的历史传统之一⑤，文明的身影依稀其中。但真正意义上论述文明与国家互动之间的关系，就应从政治学（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之母的学科）追溯起。
文明于国家竞合的影响，最初只是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而得以被研究的，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前的西方世界，政治学与神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导致长期以来宗教文化和理念借由政治的媒介影响到各国之间的外交、战争、贸易等互动行为。而这一时期，以古罗马帝国的***（公元4世纪）为基准，分为希腊——罗马时期（约公元前800——公元476年）和后罗马时期（约公元476年——公元1648年，现代意义上国家体系形成），尽管存在着文明的差异，但我们很难从现有资料中说明文明的差异给这一时期的国家竞争带来的何种程度的影响，在当时，国家间的互动，更多的是以经济等实体利益（如希波战争是纯粹的兼并战争）为导向的，而当时的文明因素只是处于一个附属地位，作为一种表征，对于政治实践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但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灭，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古罗马的覆灭带来了外来文明的进入，也造成了古代文明的流散，希腊——罗马时期鼎盛文明的崩溃，一方面表现在神学的兴起上，另一方面也带来西欧——小亚细亚这一狭长地带的三大文明对峙：拜占庭帝国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古代文明，而在它的东西两面，分别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世界，到16世纪中叶，这种对峙更发展到基督世界内部教派之间⑥，而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之间交锋的最突出表现的，就是由教皇乌尔班二世所发起的夺回圣城的八次军事行动，即著名的十字军东征（1096年——1291年），时至今日，这场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仍笼罩着基督徒与穆斯林。而文明的对峙使得彼此间的交流与冲突也日益增加，最终这种冲突的升级扩散到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层面。
作为西方文明史上最为典型的一场文明冲突，十字军东征表现出了这一时期的宗教文明对于政治活动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宗教对政治行为，包括对外行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反映了文明在这一时期国家互动中的角色转变，即从附属表征成为事实动因；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中，宗教原则逐步渗透到战争等对外活动领域，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从神学角度对战争予以解释，阿奎那更是从宗教角度出发，对战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述，其中必须提到的是由奥古斯丁所提出的战争的解释和合法性研究，他真正将文明的冲突作为合法战争行为的标识⑦。因而，从这一时期看，文明的角色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尽管我们无法将其表述为国家间行为的主导因素，但相较于古罗马时期，文明真正作为一个事实变量纳入到国际关系的研讨范围之中了。而产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正是影响日盛的宗教文明，事实上，当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伴随着宗教文明对世俗国家权力的影响逐渐衰减，经济等实体利益在国家互动中的作用得以体现。而这种状况到了现代又发生了转变。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创伤，但同样也提升了文明在国际互动中的地位。首先，两次大战使人类充分认识到战争行为的巨大破坏性，正是基于对这种破坏力的忌惮，尤其是对核武器的毁灭性的恐惧，使得各国在国际活动中更倾向于借助软实力，而不是武力，而文明的扩张及其影响力，尤其是文明带来的同化作用，使其成为当代国际竞争中的主要竞争手段之一。
另外，战争带来的经济疲软使各国面临严峻的复兴局面，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无疑为各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同前两次科技革命一样，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带来了社会观念上的转变，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先导的高新产业对经济的巨大作用，推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从而使西方的文明理念也伴随这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得到扩张，结果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捍卫自身文明旗帜下的恐怖活动，影响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
国际恐怖主义探源与文明的交锋
那么什么是国际恐怖主义呢？这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根据美国国务院2000年4月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模式——1999年》报告，恐怖主义意指亚国家集团或秘密代理人攻击非战斗人员的蓄谋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为了影响公众。而我国1999年版《辞海》则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主要通过对无辜平民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犯罪行为的总称。较多采用制造爆炸事件、劫机、扣押人质等方式造成社会恐惧，打击有关政府和组织，以满足其某些要求或扩大其影响的行为。尽管并无定论，但即使联合国在就恐怖主义的定义组织讨论多次后，也仍无定论，最终达成一项共识，即恐怖主义的三要素：政治动机，非法暴力和滥杀无辜。根据其动机的不同，又将国际恐怖主义大致分为四个类别，即民族解放运动型，国家支持型，毒品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⑧
从目前世界形势来看，国际恐怖主义主要呈现民族解放型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型，前者严格来说，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发生在北非、阿拉伯世界一带，这一地区，民族利益错综复杂，且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落后，使其缺乏合理的途径来解决其中的矛盾，使得其在狭隘民族主义旗帜下，往往希望借由非法暴力途径来达到其政治目标，代表是目前活跃于巴尔干半岛及中东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俄罗斯的车尘武装分子和中国新疆地区东突厥斯坦等。后者是在原教旨主义者所奉行的恐怖活动，较为集中在东非、西亚等穆斯林国家，他们在宗教旗帜下，借助冷战后全球宗教思潮而发展壮大，他们声称要为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而斗争，抵御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压迫，如伊斯兰拯救阵线组织。深入探究这两种恐怖主义类型，我们可以发现文明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从其产生看，文明冲突因素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有四方面的主要原因：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国家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以及大国霸权主义⑨。而这种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对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的影响尤为突出，直接表现为其产生的直接动因。
第二，从这两种类型的恐怖主义的根源来看，前者来自民族，即文明的文明与价值层面；后者来源于宗教，亦即价值信仰层面。从历史根源来分析，亚非拉地区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入侵与殖民统治，其自身文明的发展长期受抑制，这样的历史无疑更为文明冲突的产生和升级提供了历史积淀。
第三，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随着二战以来文明在国际竞合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明的扩张成为各国竞争的有效手段之一，亦即“文明成为表达冲突的载体”⑩,而这种载体的频现显然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
同时，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冷战以来的信仰危机和文化价值的逐渐凸显，正如前面论述的，使文明在国际竞争中的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既表现在其重要性的凸显上，也表现在其冲突形式的转变：不再是中世纪时期那样一种直接的作用，而是围绕着文化层面的冲突而对国际行为者产生的影响，而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其具体表现。
                     对策思索：文明的调谐与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
针对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当代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应从以下几点着手进行文明间的调谐。
第一，充分各核心主体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本前提下，肯定文明的多元性，在破除过往不合理的文明体系基础上，建立多元文化圈。从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看，每一种文明的诞生是伴随着其特殊的地域背景的，存在差异性是由其产生的根源所决定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一种衡量优劣的价值标准，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一种价值标准。但是，今天我们仍旧存在这样一种文明层面的霸权主义，这种基于过往文明秩序基础上的文明扩张，是需要我们积极与之抗衡的。
第二，我们应更多地提倡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交流协商，在既承认文明的差异性又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的基础上，协商休止彼此间的文明断裂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的多元化和差异性造成文明上的断裂带并未因国家间竞争形式的缓和而消弭，反倒有增强的趋势，这为冲突的升级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而这种断裂根本上的休止更多的依仗的并不是征服和压制，而是交流与沟通。
第三，文明体系的构建必将通过互动达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规范来约束消极行为，引导整个过程通过积极而有秩序的互动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进。所谓积极互动，指得是主动采用友好交流沟通来规避文明交锋带来的冲突升级和极端化，而今天当我们面对文明的扩张与侵略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广泛约束力的框架体系来规范协调核心国间的关系也已是我们所呼吁的了。
总体上讲，我们的所有举措是围绕着一个具有包容精神的多元文化圈的产生而开展的，而这一过程，巧合地类似于并包含于我们所提倡的和谐世界构想，同样的。各行为主体建立在平等尊重之上的积极协商与合作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根治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尽管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伴随着在当代国际竞争中的文明价值的凸显，文明因素影响力也开始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与斗争需要借助文明作为其载体，同时作为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动因之一，其角色也不能为我们所忽视，尤其在反恐怖主义斗争进入实质操作性阶段的今天，更是如此，在反恐斗争逐渐陷入僵局的状况下，从其根源上采取相应对策尤为重要：从宏观上讲，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和调谐性的多元化文化圈来缓和文明冲突的消极影响，，否则，我们必将深陷反恐泥潭。而今天，如我们看到的，事实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