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与“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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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传统中，所谓“大思想”是一个有特别含义的概念。一般认为，这一传统源自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费希特在１８０６年发表的《现时代的特征》演讲稿中提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渗透到它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观念或概念，是历史发展的各条线索汇聚的焦点。
    ２００多年来，费希特的这一思想不仅牢牢统治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事实上也主宰着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有“大思想”的人总能找出合适的概念，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８年２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最后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前一句准确地预见了当时整个欧洲社会正在酝酿的革命风暴，后一句则为整个人类社会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这是真正的“大思想”。

    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布斯的“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同样也都是带有时代特征刻痕的重要概念，也可以称得上是“大思想”。

    列宁在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反复阐释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造成了“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最后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是“大思想”概念中的至高境界，它不仅准确，而且简洁、有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任何别的理论或别的概念，都不可能再去取代它，颠覆它。

    丘吉尔１９４６年３月在访问美国时提出的“铁幕”，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为此后的“冷战”时期拉开了一幅真实的幕布。但这个概念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典型。丘吉尔作为西方国家重要领导人，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公开攻击苏联，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这几乎等同于“宣战”，从而使“冷战”无可避免。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又相继出现了几个新概念。弗朗西斯·福山１９８９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１９９２年又出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代表着西方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面胜利，思想的历史将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而终结。世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有望走向持久的和平，各国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和平红利”。

    亨廷顿１９９３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１９９６年把文章扩展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了新时代，以往那种国王与国王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包括冷战、两次世界大战，１７、１８、１９世纪的各种战争，都主要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冷战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的界限，斗争的中心转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它将推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也很可能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冲突。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借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与“人”的概念，是带有古典哲学意味的政治学。但对于一般的国际政治学家来说，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他的理论就宣告破产了，更何况随后还有９·１１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呢。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意蕴简单明了，毫无隐讳，扑面而来，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遭遇到强烈的反击。对于文明之间为何彼此会发生冲突，亨廷顿也做了很多解释，但其基本思想无法让很多人接受，以至于已故的阿拉伯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其大加嘲讽，说他是“无知的冲突”。
面对批评，亨廷顿反问了一句：“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这句话并不为过。能够准确、简洁、有力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恰当概念究竟是什么？这的确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