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通用破产意义超本身 需要体制革命

阿让

漫画：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 中新社发 吕建设 摄
中新网9月4日电 拥有百年历史的通用汽车公司在今年6月申请破产保护，震动了美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表示，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其意义已远远超越通用公司乃至企业界的本身，通用公司需要的是一场体制革命。
通用汽车公司，美国一家闻名全球的百年汽车巨头。1953年它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发出著名的豪言壮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商业的核心支柱，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影响整个美国的经济形势。”从全球讲，直到2008年被丰田超越之前，过去75年通用公司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商。然而，这个庞然大物在2009年6月1日上午8时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制造业史上最大的一宗破产保护案，震动了美国，也震撼了全世界。
原中科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教授认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其意义已远远超越通用公司乃至企业界的本身，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和深度来理解和探究这一难得的案例。
刘吉教授撰文指出，亏损巨大是通用汽车公司垮掉的直接原因。2005年通用累计亏损额高达865亿美元，而2007年财报显示，该公司亏损额达387亿美元，创下公司成立100年来最大年度亏损额。此后亏损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以至2009年4月23日首席财务官宣布，6月1日到期的10亿美元债务将无法偿还。与此同时，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信用直线下降，2001年4月通用股价每股仍是94.63美元，而到2009年5月29日股价创历史最低，收报仅75美分。破产保护是唯一的选择了。
文章认为，说通用没有技术和管理创新是不公平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通用公司需要的是一场体制革命，而不是任何技术和管理技巧的提升！
为什么是体制革命？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恰恰从美国开始，人类正在进行一场新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的伟大革命！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自己历史的尽头，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首先提出了“后工业社会”。以后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信息革命和信息社会”“知识革命和知识社会”等等。这个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微电子技术改造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脑力劳动成为社会主要劳动，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力军；知识和信息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和主导资源；以谷硅为标志科学研究产业化，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正逐渐成为主导产业…… 所以，与当年工业革命、工业社会相对应，现在人类正在进行科业革命，进入科业社会。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美国考察时，曾经是美国工业社会主导产业的制造业比重已降至20%以下，汽车工业地位已大大下降，不再是通用利益即美国利益了！美国劳动结构自1956年脑力劳动的白领超过50%以来，蓝领工人比例一直下降。九十年代已降至10%，由于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社会学家预计21世纪初将进一步降至5%。然而，当时通用公司告诉我的数字是蓝领汽车工人仍占30%以上！科业社会的企业管理主要是反映占主体的脑力劳动白领的利益和需求，激励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显然，通用公司远远落后了，它仍然留恋并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

为什么是体制革命？第二个理由是经济全球化。考查近代以来企业体制演进历史，首先总是小规模的地区企业，发达之后成为经济规模的全国性民族企业，进一步成为进口原料出口商品的国际企业，到二十世纪成为跨国企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大规模兼并和外包业务崛起，一批跨国企业成为全球企业。全球企业的根本标志是从资本、技术、管理、生产、劳动力、市场到售后服务等等全部生产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因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效率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全球企业诞生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开始，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必将冲决一切前进，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球企业的管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资本的获得与运作、领导集团的构成、从R&D到生产工厂的布局、人力资源配置乃至总部设置等等均应从全球视野来考量，哪里有效就在那里配置。全球公司是一个自主的经济王国，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配置越来越是超民族超国家主权的，从而全球公司是世界大同和持久和平的经济基础。当然，这是理论分析的理想境界，实践必然有一个复杂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还处在工业社会的中前期，自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但毫无疑义，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应该而且已经走在这个历史进程的前列。许多全球企业正是如此，然而通用汽车公司至少是缺乏这种自觉性。虽然已经备受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丰田本田等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挑战形势严峻，但通用汽车公司仍顽强地坚持着美国公司美国市场等传统跨国公司的理念和管理。虽然在枝节方面也作了一些全球化努力，但无战略大动作。例如，尽管美国工厂生产效率无法与海外工厂竞争，但通用公司长期没有突出海外生产的地位。斯隆当年从美国市场提出了著名的“不同的钱包、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车型”市场细分战略原理，并取得巨大的成功。现在从全球市场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原理？技术不全球化，不同市场需求，没有不同R&D去研制相应车型，一切靠在底特律的R&D闭门造车，再创新又怎么有竞争力呢？通用车耗油大，可靠寿命短，如何在全球竞争？即使在美国也只能每况愈下了。
全球公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虽有信息化管理，但如何有效组织生产营销，避免内部官僚主义，特别是对高层领导的有效监督等等，都是大问题。但这是全球公司问题，不是通用公司问题。它至今在理论上还没有自洽的解决，有待于今后足够的实践和认真的科学研究。
为什么是体制革命？第三，但决非次要的，谁是新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基础？这涉及到对蓝领工人历史地位的认识。诚然，在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初期，正如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产阶级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魔鬼般地呼唤出了空前生产力”。同时，在工厂大机器生产中，先进生产力主要是蓝领工人阶层创造的，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恩格斯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翔实记载了这一历史)，具有最大革命性。因此，马克思断言，占社会劳动力绝大多数的蓝领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十分精当的。然而，从那时起，历史又前进了近二个世纪，先进生产力不再是工厂大机器生产而是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社会劳动的主力军已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以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称“脑力无产阶级”或现在有人称“知识工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知识分子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认定为“复杂劳动”，而把蓝领工人重复性体力劳动认定为“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无法用劳动量计算，但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比较得出能创造“数倍于简单劳动的价值”。谁搞垮了通用？这应该只有熟悉美国国情的美国学者回答。中国学者只是旁观者清，也许可以看到若干美国当局者看不到的问题。文章最后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和深度来看，通用公司是一个没有与时俱进的企业终于成为工业社会走向灭亡的陪葬品，而祸根是在美国和通用霸权鼎盛时期栽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