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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摘 要] 2005 年胡Jintao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追求什么样理想的国际秩序? 二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将理想的国际秩序变为现实?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但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规划了战略方向,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方向和与中国崛起紧密相关的研究问题。前者包括安全观念变化、国际安全制度/ 规范、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关系、国家间互信合作等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中国如何缓解崛起困境以及中国如何借助发展优势推动地区/ 全球的共同发展。要完成这些研究任务,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人员需要更加注重经验问题的研究,并且逐步加强与政策研究人员、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 和谐世界;中国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2005 年胡Jintao主席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后,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和积极回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出现了研究“和谐世界”的热潮[1] ,涌现出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探讨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2] ;二是讨论如何落实和谐世界理念的相应主张,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3]。在讨论如何落实相应主张时,有学者提出“, 和谐世界概念很好⋯⋯但要形成理论,特别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难度较大。”[4]
笔者以为,要克服“和谐世界”形成指导性理论的困难,首先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主张背后的学理问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证和谐世界理念必要性和正确性的层面。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为丰富和落实和谐思想奠定学理基础。本文将沿着这一线索展开,集中探讨和谐世界理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一、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2005 年9 月,胡Jintao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具体包括四点内容: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二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三是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四是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概括而言,和谐世界理念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和谐世界的具体含义和实现途径;二是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建设和谐世界[5]。
和谐世界理念认为,和谐世界的核心特征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具体而言,首先,和谐世界意味着共同安全,而实现共同安全的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更新安全观念,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强化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的重要地位;三是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其次,和谐世界意味着共同繁荣。实现共同繁荣的主要方法是加快发展,以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同时要建立合理的贸易、金融、能源体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要联合起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再次,和谐世界意味着相互包容。要实现相互包容,各国就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中国能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一是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二是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简而言之,和谐世界理念回答了两个问题,中国追求什么样理想的国际秩序? 崛起的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将理想的国际秩序变为现实? 两者紧密相连,相互补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有机整体,其核心主线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6] ,这集中反映了崛起进程中中国的总体对外战略和建设国际秩序的理想目标。
二、和谐世界理念引发的学理问题
和谐世界理念中不少有关理想国际秩序的论述都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国际关系学术界尚未充分重视但却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但有助于和谐世界思想的深化,而且可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整体水平的进步。
1. 安全观念变化与国际安全。冷战结束后,观念因素的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7]。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关注观念的作用,主要探讨不同观念对安全战略、安全合作的影响,观念发挥作用的方式等,普遍忽略了有关观念变化的研究。而和谐世界思想恰恰提出,实现共同安全要改变安全观念,放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随之而来的学理问题就是,国家安全观念变化的动力是什么? 新的安全观念如何能取代既有的安全观念? 如果像建构主义主张的那样,国家之间共享的观念已经内化,改变了国家的利益偏好,这样的观念还能否发生变化? 为什么同一地区有些国家之间能够逐步确立有助于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而另外一些国家之间却难以确立同样的安全观念? 有助于安全合作的观念确立后能否为不利于安全合作的观念再次取代? 如果刻意推动安全观念变化,是否会引发更为激烈的冲突? 不难看出,要推动安全观念变化,实现共同安全,研究人员必须要从学理上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尤其要说明安全观念变化的动力。
2. 国际安全制度与国际安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就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与新现实主义展开了近10 年的学术辩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8]。但是,新自由主义注重的是国际经济制度,而对国际安全制度的作用关注不够[9] ,对不同国际制度的效力差异和变迁动力也缺乏研究[10]。和谐世界理念强调,通过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实现共同安全。这就对现有的制度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安全领域的国际制度和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发挥效力的条件和方式是否相同? 为什么有的安全制度行之有效逐步强化,而有的形同虚设逐步失去作用? 强化集体安全制度的效力是否可能? 如果可能,具体的途径和措施是什么? 如果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目前,新自由主义尚无法证明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可以完全脱离美国霸权的支撑而单独发挥作用。如果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尚且如此,国际安全制度是否更需要大国实力的支撑? 简而言之,研究人员要清楚地说明强化国际安全制度的途径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些途径能够发挥作用。
3. 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和谐世界理念明确提出,推动国家发展有助于消除全球安全威胁。不过,目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威胁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多,因此更需要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相关的研究问题。比如,国家发展对消除不同类型的全球安全威胁效力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更有助于消除哪些安全威胁? 经济发展除了能够消除安全威胁外,是否也能够造成安全威胁? 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能加剧水资源、全球变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社会发展变化可能给国家安全政策、国际安全合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国际移民改变国家的人口结构之后是否会弱化国家认同,从而造成国家对外决策中面临更大的社会分歧? 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后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促使一国的安全政策更加内向? 因为老年人更希望生活稳定,而不大在意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拓宽研究的视野,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系,深入研究原本认为可能与国际安全毫不相干的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样才能丰富充实和谐世界的思想内容。4. 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和谐思想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包容,要消除国家之间的隔阂和疑虑。如何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是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用学术概念表述就是如何克服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11] ,但是中国研究人员也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挖掘和探讨的问题。比如,经济时代发展变化(如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是否有助于国家求同存异消除隔阂? 如果可以,其中理论逻辑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可能增大或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 比如,两个老龄化国家之间是否更容易消除彼此安全上的疑虑?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欧美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成果,提出更富有中国思想特色的思考解决方案。如果能够从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中找到普适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和谐世界理念将更有感召力。
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学理问题
和谐世界理念是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看待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张。崛起的中国必然要融入这样的世界,更要为建设和谐世界付出努力,做出贡献。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既推动国际秩序的积极变化,同时又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这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1. 如何缓解崛起困境? 崛起困境是大国在实力迅速上升阶段面临的对外决策困境,其核心含义是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必然逐步扩展,另一方面扩展影响力必然会遭遇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体系主导国家、周边强国的牵制,一旦把握不好外部压力可能打破大国的崛起进程,于是崛起国家在对外决策中会面临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12]。如何有效走出崛起困境是崛起大国必须解决的大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尽管和谐世界理念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妨碍其他国家,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面临的外部压力逐步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步增大。
因此,研究人员必须重视与缓解崛起困境相关的一系列研究问题,比如崛起困境同安全困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困难当中哪些属于安全困境的范畴,哪些属于崛起困境的范畴?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当前的外交困难? 其基本原理是什么? 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崛起困境的强度? 不同的崛起战略选择对缓解崛起困境到底有何影响? 中国为了缓解外部压力,应当增强还是减少战略透明度? 应当坚持还是放弃不结盟战略? 应当承担还是放弃一定的领导责任? 简单地讲,如果研究人员能够从学理上清楚说明上述问题,必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外交实践的战略效果,才能使中国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如何利用本国的发展优势? 和谐世界理念提出,要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平,带动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13]。事实上,这一思想在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中国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1997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中日韩与东盟(10 + 3) 和中国同东盟(10 + 1) 等地区经济合作安排才能得以发展壮大,有效地维护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促进了东盟国家和整个区域的经济复苏。但是,2005 年后,以10 + 3 为主渠道的东亚地区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牵制,突出的表现就是东亚峰会(10 + 6) 的出现,究其核心原因在于相关国家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直至最终完全主导东亚合作[14]。现实的外交困难不但为落实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包括当前中国是继续主动推进10 + 3 合作还是兼顾10 + 3 和10 + 6 合作? 中日合作是否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如果是,中国需采取哪些政策推动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如果不是,其原因何在? 东亚合作能否成为中国塑造周边秩序的战略选择? 如果可以,那么中国如何利用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地区合作,带动东亚地区整体崛起?以经济合作为主的东亚合作如何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化? 这种战略选择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营造周边秩序的选择是否相同? 如果不同,这些战略成败的条件和基本原理是什么? 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优势会对中国以发展推动地区秩序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美共治模式能否适用于东亚合作? 过去10 年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实践为落实和谐世界提出的以自身发展推动共同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实际困难和理论困惑,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开创东亚合作新的辉煌,为和谐世界理念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经验支撑。
四、结 论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但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规划了战略方向,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指出了深入研究的理论方向,提出了与中国崛起紧密相关的研究问题。前者具体包括安全观念变化的研究、国际安全制度/ 规范的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关系的研究、国家间互信合作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中国如何缓解崛起困境以及中国如何转化发展优势推动地区/全球的共同发展。如能在这些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将为丰富和贯彻和谐世界思想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和学理基础。
不过,应当承认要完成好这些重要的理论课题并非一件易事,需要研究人员超越只重视诠释国家政策,而忽视相关学理研究的思维模式,需要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政策研究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的艰苦努力和通力合作,最终将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应当更加注重经验问题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国外交实际困难背后的理论困惑。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可能具有普适性,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一定是有祖国的。本国面临的对外战略问题通常是强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研究的重点,也是推进其理论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15]。20 世纪90 年代,时殷弘、阎学通等学者率先研究中国崛起问题,为我们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6]。年轻一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应当自觉地学习前辈的成功经验,将自己的学理研究同经验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 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不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更有可能做出世界承认的理论贡献。因为没有经验问题的理论研究必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应与政策研究人员多沟通、多交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年轻学子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在理论热潮的背后,也出现了轻视政策研究的倾向,认为政策研究缺乏学理性和专业性。同时,政策研究人员对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也缺乏应有的兴趣,凭借经验和直觉进行研究仍是年青一代从事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因此,有必要促进高校和政策研究人员的交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联合研究。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高校研究人员可以发挥基础理论优势,政策研究人员则可以突出熟悉事实、政策敏感的长处,相互取长补短,拓宽思路,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研究人员还可以担当政府决策部门同高校研究人员的桥梁,将外交前线的困惑传递给理论研究人员,同时将理论研究人员的思考转化为政策思路影响对外决策者。长此以往,高校理论研究人员、政策研究人员和政府决策部门将逐步融为一体,不但有助于提高政策研究水平和决策能力,而且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大的动力。
注释:
[1] 参见吴建民等《: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 , (1) ;吕小莉《: “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 (7) 。
[2] 王公龙《: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 , (3) ;蔡拓《: 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 (5) ;袁鹏《: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新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 , (4) 。
[3] 阎学通《: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 , (1) ;秦亚青《: 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载《前线》,2006 , (12) ;王缉思《: 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 , (7) 。
[4] 参见吴建民等《: 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 , (1) 。
[5] 本文对和谐世界思想内容分析,主要参考了胡Jintao《: 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http :/ /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news/ 971778. htm。同时,参考了胡Jintao总书记所做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关对外关系的部分。胡Jintao《: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zhibo/20071015/ wz. htm。
[6] 参见胡Jintao《: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十一部分,http :/ /www. xinhuanet . com/ zhibo/ 20071015/ wz. htm。
[7] 参见Peter Hass , Knowledg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 Columbia :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1992 ;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 Belief s ,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eter Katzenstein , The Culture of N ational Security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Jeffrey Checkel , I 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Alexander Wendt ,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Michael Williams , Why Idea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Hans Morgenthau , Classical Realism , an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Organiz ation , Vol. 58 , No. 4 , 2004 , pp. 633-665 较好的综述文章参见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 In2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 International Organiz ation , Vol. 52 , No. 4 ,1998 , pp. 887-917
[8]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著作参见Robert Keohane , A f ter Hegemony :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 d Pol i tical Economy , New York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1 反映双方论战的主要文献参见David Baldwin , Neoreal ism and Neol iberal ism :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Michael Brown et al. ,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 Cambridge , MA : The MIT Press , 1998 , Part IV1 最近有关国际制度/ 规范如何社会化的研究,可参见《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杂志有关欧洲国际制度社会化经验的特辑(2005 年第4 期) 。
[9] 有关安全制度的研究参见Helga Haf tendorn et al. , Imperfect Unions : Security Insti 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Alexandra Gheciu ,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 s of Socialization ? NATO and the“New Europe”, I 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59 , No. 4 ,2005 , pp. 973-1012.
[10] 周方银《: 国际规范的演化》,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第10-19 页。
[11] 有关安全困境研究综述文章参见尹树强《: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 , (1) ;吴征宇《: 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与理论缺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 (3) 。缓解、超越困境的研究主要包括: Michael Brown et al . , Of f ense , De f ense and War , Cambridge , MA : The MIT Press , 2004 ;Evan Montgomery ,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 Realism , Reassurance ,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 I nternational Securi t y , Vol. 31 , No. 2 ,2006 , pp. 151-185 ; Barry Buzan , People , S tate and Fear , Boulder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Inc , 1991 ;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net , Security Communitie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Alexander Wendt , S 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 tic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12] 孙学峰《: 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第223 页。
[13] 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突出了这一战略思想,参见胡Jintao《: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十一部分,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zhibo/ 20071015/ wz. htm。
[14] 2007 年9 月,笔者在新加坡访谈东盟官员和相关研究人员的谈话记录。
[15] 参见秦亚青《: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 (5) 。
[16] 参见时殷弘《: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战略与管理》,1995 , (5) ;阎学通等《: 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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