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

特仑苏

“ 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


作者：潘亚玲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摘要:“9·11”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最迫切需要是识别出美国的敌人。对敌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 即对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 对自身国家的拟人化。本文考察了布什政府在“9·11”后对其“ 敌人”的建构, 认为其努力既有成功之处, 也有失败之处。它成功地塑造了敌人“ 邪恶”和自身“ 善”的形象, 但这只会是短期的成功。由于恐怖主义的性质, 美国又不得不将敌人具体化、扩大化, 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后建构“ 敌人”的长期失败。

关键词:“9·11”事件; 布什政府; 建构敌人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被认为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第一次针对美国本土的暴力行为（1）。这场袭击不仅极端恐怖、极端残酷、极具象征性, 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美国远离世界恐惧的高度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已经成为了美国传统的一部分[1](P40)。因此对美国政府而言, 最迫切的任务是识别出可予以还击的敌人, 为美国人民提供一个简单化的思维框架, 从而团结美国人民, 使其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而“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 美国建构敌人的努力非常突出, 特别值得研究。因此, 本文试图对“9·11”后美国布什政府建构敌人的努力加以全面考察。

敌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 它包括天然的和建构的。在自然界中, 同类极少为敌, 敌人都是天然的, 它们是一种生物链上的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敌对关系。作为人类关系中的一种现象的敌人则很大程度上是建构的、可改变的（2）。在很大程度上, 敌人本身是建构的—— 他们是被期望的敌人[2][3]。这一建构过程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一方面将敌人抽象化、非人化为“ 邪恶”, 成为想像的“ 天敌”, 另一方面将自身拟人化为“ 善”的化身、是能最终战胜想像的“天敌”的另一方。“9·11”之后美国建构敌人的努力同样遵循了这一逻辑, 取得了短期的成功。然而, 建构敌人本身就是存在问题, 因为今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 更为重要的是, 恐怖主义本身更多是种战术行为, 其背后的指涉对象原本就是抽象的、不具体的, 因此简单的抽象化和非人化无法产生具体的政策, 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时采纳另一策略, 即对敌人予以具体化和扩大化, 不断界定这种抽象的、非人的敌人的具体化身。这就导致一个悖论, 即一方面出于战略必须需要对敌人予以抽象化、非人化, 而另一方面出于战术必须需要对敌人予以具体化、扩大化。它注定了美国“9·11”后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

一、如何建构敌人

敌对关系既包括自然界的“天敌”关系, 也包括人类社会中的建构的敌人。苏格拉底在讨论野蛮人与希腊人的战争、希腊人内部的战争时就谈到过这两种不同的敌对关系:“ 故希腊人与异邦人, 或异邦人与希腊开战, 则吾可称之曰战, 盖此二者固仇敌也。设希腊人与希腊人战, 则可谓希腊国中有纷争之事, 不得为战, 盖同是希腊人。初无仇敌于其间也。”[4](P46)尽管苏格拉底将野蛮人与希腊人的战争断定为一种天然条件是错误的, 但他的确认识到,希腊人内部的战争却是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 与自然界中的“ 天敌”不同, 人类社会中的“ 敌人”这一概念本身更多是一种宣传: 谁是敌人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被建构为敌人。这种宣传事实上就是对敌人的建构努力, 例如萨姆·金(SamK een) 就考察了国家或人民妖魔化其敌人的想像和语言[2]。由于敌人与自己是同类, 因此在建构“ 敌人”的过程中, 对他者的认识和对自身的界定便成为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一方面要将敌人抽象化、非人化为“ 邪恶”, 另一方面需要将自身拟人化为“善”的化身。

就敌人的概念而言, 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个方面, 即: 排他性—— 敌人必须不属于自身团体; 相关性—— 敌人也必须与自身团体存在相关性, 不是孤立于自身团体的。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Schm itt) 认为,“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 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 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经济竞争者的面目出现, 甚至与政治敌人拥有商业来往会更加有利。然而, 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 非我族类; 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 所以, 在极端情况下, 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5](P107)因此, 要将并非天敌的“ 他者”建构为敌人, 就必须通过一种“ 抽象化”的过程, 即通过抽象从而将存在差异的“ 他者”界定为一种与自己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敌人。这一抽象事实上是设法拉大与“ 他者”的距离, 目的在于阻止对“ 他者”的自然的同情倾向。事实上, 在所有服务于建构自身认同、动员大众的敌人观念中, 敌人都必须以抽象的形式存在。“‘ 敌人’ 这一术语的抽象性促进了这一充斥着情感的战争气氛, 使得抽象的憎恨不断增生。我认为,对于最近的战争, 应当负责的是抽象的憎恨、而非当代人更为野蛮。”（3）这一抽象往往将一个具体的、实际的“ 他者”宣布为一种敌人: 在具体的、实际的“ 他者”背后存在一种隐藏的致命力量, 你必须对其加以限制甚至消灭, 否则可能会丧失自身的独立认同甚至生命。

这种隐藏着的致命力量, 也就暗含了敌人事实上不是“人”—— —不是与自身处于同等道德地位的“ 人”, 而是一种位低一等的“ 人”。这就是对敌人的非人化处理[5](P331)。“ 非人化处理比简单地称敌人为‘ 蟑螂’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要更有影响。”事实上,“非人化处理是一种对团体需要的反应, 这种需要就是要保持团体充满活力, 使那些与敌人不同的原则得以保持。”[6](P442)这一抽像化与非人化之所以必要, 其原因在于这个“ 敌人”并非天然的敌人, 事实上自身与想象的“ 敌人”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如同苏格拉底无奈地将希腊人内部的战争称作纷争所证明的。在消灭敌人之前, 必须先将对手全盘贬低, 将敌人抽象化、非人化, 宣布其为一种道德上的邪恶或敌对力量。与此同时, 还必须建构出一个与敌人完全相反的自我。在面对敌人时, 一个国家必须成为自己。

但国家并非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结构, 因此就必须通过一种话语将国家“ 拟人化”, 使其成为能战胜敌人的强有力的对立面。一国遭遇“ 敌人”时所采取的行动, 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官僚机制、国家结构、领导人类型、思想库、利益集团及公众舆论等等。因此, 将国家“拟人化”便可赋予国家一种独立承受权利与权力的地位。将国家“拟人化”的动力是多方面的, 既有国家领导人, 也包括需要从国家这一集体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广大普通民众。

由此可以看出, 对敌人的语言建构事实上包括两个层面, 即对敌人的抽象化、非人化与对自身的拟人化。“9·11”之后, 布什政府为了确定自身的敌人, 迅速将恐怖主义界定为“ 邪恶”, 并展开了全球反恐战争。为了反击恐怖主义, 布什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 但最能体现其对敌人的建构的可以说是布什在“9·11”后的一系列的演说、讲话。通过这些演说和讲话, 布什可以将其复杂甚至是欺骗性的政策推销给普通公众, 得到其支持。因此, 下文的分析更多通过对布什总统的各种演说和讲话进行分析（4）, 从而考察其对敌人的建构努力。

二、“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

“9·11”之后布什政府第一要务便是确定“ 敌人”, 将全新的恐怖主义威胁界定为可信的、明确的敌人。因此布什总统在其诸多的演说、讲话中不断地将恐怖主义抽象化、非人化, 塑造出其“ 邪恶”形象, 从而达到从战略上识别敌人的目的。第一, 将恐怖主义分子抽象为美国的敌人的过程。“9·11”事件首先是一起恐怖主义袭击, 因此美国最直接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 现在所收集到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叫做基地的松散的恐怖主义组织……。”[7][8](P103)但从一开始起, 美国对敌人的界定就远远超过了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人的范围。例如, 在2001年9月11日晚上, 布什总统发表了自“9·11”袭击发生后的第三次演说（5）。他说,“调查此次邪恶事件元凶的工作正在进行。……胆敢包庇肇事恐怖分子的人也会被我们视为恐怖分子。”[8](P98) [9]显然, 布什讨论的是一场更大的、含糊的、可能长期的反恐战争, 而不只是有针对性的报复行动[10]。

在2001年9月20日的国情咨文和2002年9月17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美国政府已经将恐怖主义抽象化为一种网络。“(恐怖)组织和它的头目本·拉登和多个国家的多个组织关系密切, ……在全世界的多个国家藏匿了数千的恐怖分子。”[7]它是“个人的阴暗的网络”, 这些个人“ 渗透在开放社会中, 并用现代技术的力量反对我们。”[11]“我们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敌人…… 这个敌人藏在山洞中,在暗处实施阴谋…… ”[12]

到布什总统进入第二任期后, 美国的敌人就变得更加抽象了。在布什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 敌人已经演变成为暴君和最广泛意义上的暴政:“ 所有生活在暴政和绝望下的人都会知道: 美国不会无视你们所受到的压迫, 不会饶恕你们的压迫者。”[13]《纽约时报》评论说:“ 布什已经看到了敌人, 它不属于我们的阵营。它也不只是一个国家团体(邪恶轴心), 也不仅仅是恐怖主义分子。总统在这一演说中有6次谈到了敌人, 而且不像尼克松用‘对手’那样来强调它。自由的主要敌人, 一如既往地是暴政。”[14]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指出,“ 暴政是野蛮、贫困、动荡、腐败以及灾难的集合体, 在专制者和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形成。”（6）

由此可见, 随着美国对敌人的建构日益深入, 美国的敌人日益抽象: 从一个实施袭击的实际存在的组织, 到暗杀许多无辜者的谋杀者, 再到那些站在最抽象的自由对立面的或“ 憎恨”自由的人。美国的敌人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从实在的、可见的留着大胡子、斜挎着冲锋枪的恐怖主义分子, 到熟练地利用全球通讯技术和寻求核武器的恐怖主义网络,再到最后的极具威胁的暴政。

第二, 与对敌人的抽象化过程相比, 对美国敌人的非人化过程远为迅速, 美国的敌人迅速从一开始的“ 人”、到逐渐不那么是“ 人”、然后成为几乎完全不是“人”的“邪恶”。

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的第一次演说中, 可以看到, 美国的敌人还被称之为“ 人”。布什说,“ 我已下令调集联邦政府所有资源帮助受难者及其家庭, 并着手全方面的调查搜索并找出那些从事这一行为的人(folks)。”（7）但在2001年9月11日下午2点布什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次演说中, 一开始便降低了敌人的地位:“ 我们就是自由”, 而敌人则是“ 不敢露面的懦夫”。而且, 指代恐怖主义分子的“那些人”已经由英语中的“those folks who”下跌到了“those”。而在第一次演说中指恐怖主义分子的“folks”, 在这里成了救援者, 成了英雄,“ 我要求美国人民与我一道对所有在救援我们的同胞中努力工作的人(folks)说声谢谢”[15]。在袭击当天的第三次演说中, 布什将遇难者具体化为“ 秘书文员、商人、妇女、军方或联邦政府工作人员”,“ 为人父母、你们的亲朋好友或邻居”[8](P98) [9], 这样, 敌人就与“ 我们”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对立。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妈妈、爸爸、朋友和邻居, 因此发动“ 蓄意的和致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就都不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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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人的非人化处理在小布什总统2001年9月12日早晨对全国的讲话中完成的。布什总统说,“这个敌人躲在暗处, 对人类生命毫不在乎。这是一个专门伤害无辜人民的敌人, 在制造伤害后便躲藏起来, 但它不可能躲藏起来。这是一个试图藏起来的敌人, 但它不可能永远藏起来。这是一个以为它的港湾很安全的敌人, 但它们不可能永远地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话中对敌人所用的代词, 迅速地从“ 敌人who”转变为“ 敌人that”, 最后是用“it”来替代（8）。也就是说, 在非人化的过程中, 敌人必须一开始是“ 人”, 然后才可能逐渐地变得不那么是“人”, 最后完全不是“人”。

这一对敌人的非人化处理的结果是, 美国的敌人从一开始的“ 人”逐渐演变成为非人的“ 邪恶”(evil)。它是“邪恶”, 是自由与民主的敌人,“攻击的不只是我们的人民, 而是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16]事实上, 在2001年9月11日晚的演说中, 布什就将敌人界定为“ 邪恶”了。他在演说结束时引用了《圣经·诗篇》第23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恶, 因为你与我同在。”[9][17](P857)这样, 关于创伤的历史真相就不重要了, 真正重要的是最后被美国政府展现给美国人民的敌人形象,“ 这将是一场善对恶的战争。善将取得最终的胜利。”[18](P329)

三、将美国拟人化为“善”的努力

根据建构敌人的逻辑, 确立敌人的抽象化、非人化地位的同时, 也必须确立自身的实在的、善的地位。这就是“9·11”后美国官方话语中的两个主题: (1) 那些从事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是美国的敌人;(2)美国是强大的, 美国是所有善的、伟大的、好的东西的结合。上帝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美国必须团结起来, 在家门口反击所有形式的邪恶[18](P330)。其具体的手段便是将美国拟人化为善的化身。“9·11”后的美国官方、尤其是布什总统, 正是“ 通过讲述关于其人民过去和未来的集体生活的故事的方式,使用预言性的话语来激发坚实的历史经历”[19](P51),从而较为成功地建构了美国人对自身代表“ 善”的国家认同。

从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演说开始, 布什就不断地重复美国的力量、决心以及美国的善的地位。他指出,“ 美国之所以成为攻击的目标, 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机遇之灯塔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没有人能阻止这种自由之光。”这样, 每个美国人都是自由的代表,“ 善”便等同于“ 那些希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人。”因此, 尽管“恐怖分子的大规模屠戮行为旨在将我们的国家引向混乱和倒退。但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 恐怖主义分子…… 可以粉碎钢铁, 但它们无法挫伤美国人民捍卫国家的决心。”美国将“以美国的最好一面来回击……人性中最肮脏的灵魂”, 这种回击来自于“我们的救援人员 的大无畏精神、人们对陌生人和邻里的爱心”, 结论是“他们已经输了, 我们的国家仍强大有力。”[7][8](P103)这种对美国代表自由、善的国家定位, 将善恶对立起来的话语也相当明显地体现在2001年9月20日布什的国情咨文中。他说:“他们痛恨这里所见的一切: 一个民选的政府。人民自己任命自己的领导人。他们痛恨自由: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投票和*会自由以及表达异见的自由。…… 这些恐怖分子杀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要命, 他们还想打乱并终结一些生活方式。他们恶毒已极, 想吓唬我国, 让我国从世界退出、抛弃我们的朋友。他们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挡了他们的路。”[7][8](P104)这里, 敌人与“我们”完全对立起来, 战线被划分为:“ 你要么站在美国这边, 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样, 美国国家认同的普世性就被创造出来, 并在很大程度上被“ 语言的魔力”所维持[6](P444)。

可以说, 自“9·11”事件发生至今, 布什政府一直都通过将自身定位为“ 善”、“ 自由”的代表而保持着对世界的道德二元划分。2002年9月17日, 布什在田纳西州发表演说时说,“ 你们已经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不信奉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在伊拉克, 他们不会把手放在胸上说,‘ 全人类的自由与正义’。他们不相信自由。统治伊拉克的独*者并不相信正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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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 这一对美国国家认同的界定不仅没有弱化, 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在这份被称作“自由演说”的就职宣言中, 布什大谈特谈的是“ 自由”, 该词出现的频率竟然高达49次之多。布什首先从美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中论述美国人的国家认同, 他说:“ 我们的责任不是由我所使用的方案而是由我们所共同目睹的历史所决定的。…… 在历史上,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打破仇恨和怨愤的束缚, 撕下暴君的伪装, 满足那些宽容大度的正派人士的愿望, 那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13]这一对美国国家认同的界定也同样体现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且语气更为肯定。报告一开始便指出了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那就是“ 美国正在打仗”, 打的是一场“ 善恶之仗”,“ 我们的重大挑战是, 在一个鼓吹憎恨和谋杀的攻击性意识形态煽动下, 恐怖主义在不断升级。”美国必须“ 领导数量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 面对形势的挑战。…… 美国必须继续充当领袖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人民必须坚定信心、继续团结在美国政府周围, 并随时为国家、为自由和民主、为“善”作出牺牲。”（9）

当然, 为了体现出美国是“ 善”或“ 自由”的代表, 布什总统也试图对恐怖主义分子与伊斯兰教徒或中东地区的人做出区分。如在2001年9月20日的国情咨文中, 他说,“伊斯兰教义是善良、和平的。以安拉之名作恶就是亵渎安拉。恐怖分子背叛了信仰, 事实上, 他们是在欺压伊斯兰教本身。我国的敌人并不是这许多的穆斯林朋友。我国的敌人是极端恐怖网络和支持者。”布什还在这次演说中反复宣称, 美国的反应并不针对穆斯林或阿富汗人民, 进而试图澄清恐怖主义者与阿拉伯人间的区别:“ 我要求你们坚持美国的价值观, 并牢记为什么如此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战斗,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坚持这些原则。没有人应当因其种族背景或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或不友善的言辞。”[7][8](P103-104)但通过将敌人抽象化、非人化, 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形象已经和伊斯兰教徒、中东人的形象联系了起来。布什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掩饰。

四、“敌人”的具体化、扩大化

应该看到,“9·11”事件后, 美国公众对于布什政府所建构的敌人是相当认可的: 不光是对阿富汗战争高度支持, 就连明显存在疑问的伊拉克战争在开战之初仍有高达79% 的支持率。如果据此认为美国政府在“9·11”后建构敌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显然不符合已可观察到的现实。那么,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布什政府将敌人建构为“邪恶”、自己为“善”,并据此宣称“我们事业的纯洁与神圣以及神对我们的行动的支持(即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 是为敌人的邪恶所保证的, 而敌人被认为是与邪恶是一体的、是魔鬼的化身。”[6](P439)因此, 针对“ 他者”的暴力——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可能的伊朗战争—— 都被合法化为自我防卫, 或者是“ 对犯罪的该得的惩罚”。但问题在这里产生了: 第一, 如前所述, 人类的“ 敌人”关系并非自然界的“ 天敌”关系, 因此是不能绝对化的; 第二, 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界定为美国的“ 敌人”, 但恐怖主义更多是一种战术, 任何人、团体、国家都可能使用的一种战术。将一种战术界定为美国的敌人必然导致这样的窘境: 美国的敌人真的不是人, 必须不断地根据现实情况而将其具体化为人, 而每一次的具体化又都导致了敌人的范围的扩大化, 这就注定了美国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

就将“邪恶”具体化为可见的敌人而言, 阿富汗是美国确立的第一个目标。使用武力的目的在于阻止使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并摧毁塔利班的军事能力。在2001年10月7日宣布发动军事行动的演说中, 布什说:“通过摧毁营地、打断其交通线,我们将使恐怖主义网络更难以训练新人、实施其邪恶计划…… 今天, 我们聚焦于阿富汗, 但战线远要长得多。”[21]之后, 在2001年10月11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布什将阿富汗战争称作为“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那是一场反恐战争, 并称为了“ 完全地保卫美国, 我们将会击败所有作恶者, 无论他们藏在哪里。”（10）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但建立一个民主的阿富汗政府、完全消灭基地组织或其他的恐怖主义团体, 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由于恐怖主义本身的特性, 因此必须将“邪恶”重新具体化, 这同时也导致了美国“敌人”的扩大化。美国扩大敌人的努力不仅在于将目标延伸至伊拉克, 还在于界定出一个所谓的“邪恶轴心”—— —伊拉克是其核心。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界定为“ 邪恶轴心”: 这类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 其目的是威胁世界和平[22]。2002年4月,“邪恶轴心”再一次被提及, 包括“ 一小撮拥有和发展核生化武器的不FaGuo家。”他说这些国家正“ 建设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 同时正在培育恐怖主义团体。…… 这些国家构成了邪恶轴心。”[23]这样, 从2002年起,“邪恶”的敌人不再只指恐怖主义, 而是扩大到了所谓的“ 无赖国家”。在恐怖主义与“ 邪恶轴心”或“ 无赖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10月7日, 布什声称,“ 建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元素和不FaGuo家是同一邪恶的不同面孔。”（11）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 布什将相当大的重点放在将邪恶敌人具体化为伊拉克这一目的上。他说,“今天, 反恐战争中的最大危险, 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 是追求核生化武器的不法政权。……国际人权组织列举了伊拉克所使用的折磨手段: 电击,用热铬铁烫, 往皮肤上浇硫酸, 用电钻钻, 割舌以及强奸。如果这还不能算是邪恶, 那么邪恶就没有意义了。”[24]

当然, 布什政府还费了相当功夫使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曾与“ 邪恶的本·拉登”和“ 作恶者基地组织”有联系。切尼副总统在召集“9·11”后的第一次行政当局战争委员会会议时说, 他认为萨达姆与伊拉克某种程度上是袭击的幕后指使者, 必须加以认真对待[25](P368-369)。布什在“9·11”事件发生1年多后表示对伊拉克的关注之时, 也曾说,“ 他(萨达姆)可能对抗我们的朋友和盟友, 而且他是一个可能与基地站在一起的人。”[26]

与阿富汗战争一样, 伊拉克战争同样迅速(2003年3-5月), 至少“官方”的战争是迅速地结束了。但美国同样面临着与在阿富汗相同的问题, 且程度严重得多。一方面, 伊拉克战后局势、战后重建等问题繁多, 进展相当缓慢。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对于不断地扩大敌人的做法认识日益清楚, 反对的声音也日益增强。因此, 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改弦更张, 重新设计大战略和政策; 一是继续扩大对敌人的界定。显然, 美国政府选择的是后者,它将目标转向2002年界定的“ 邪恶轴心”中的第二个—— 伊朗。

认为伊朗对地区安全、美国安全带来了重大威胁的论调, 与美国用来为伊拉克战争正名的方式非常相似。入侵伊拉克有三个主要的理由: 第一, 伊拉克拥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 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 第三, 伊拉克是个极权主义的国家, 就连伊拉克人民都不支持萨达姆。所有这三个理由,都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关伊朗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对我们构成最大挑战的单一国家是伊朗。几乎20年以来, 伊朗对国际社会隐藏了它很多重要的核活动。然而它继续宣称, 它不会发展核武器。…… 同这些核问题同样重要的是, 美国还关心着伊朗的更广泛的事务。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 威胁以色列, 阻碍中东和平, 扰乱伊拉克的民主以及禁止它的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问题在于伊朗政权的非法行为和危险野心, 而不是伊朗人民的合法愿望和利益。”（12）

五、结束语

对敌人的话语建构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并举:将敌人抽象化和非人化, 而将自身拟人化。“9·11”之后美国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都较为成功: 美国的敌人被成功地建构为“ 邪恶”, 而美国自身则是善的代表。但由于恐怖主义本身的特殊性质, 将其抽象化、非人化为邪恶本身并不能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具体的目标, 因此美国不得不重新将其敌人具体化、同时导致了对敌人的扩大化: 从一开始时所界定的恐怖主义分子扩展到了那些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再到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压迫其人民的所谓“ 无赖国家”, 再到后来的“ 邪恶轴心”, 直到今天所谓的暴政; 从一开始的阿富汗, 到后来的伊拉克, 再到今天的伊朗。

这样, 美国在“9·11”后建构敌人的努力取得短期成功的同时, 却孕育了长期失败的根源。尽管美国取得了一些短期性的成功— —如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战争的胜利, 抓住了萨达姆, 打死了基地组织的一些高级领导人, 等等, 但其长期必然失败的命运已经逐渐显现—— 阿富汗、伊拉克国内的持续动荡, 基地组织的持续活跃, 伊朗、朝鲜核危机的不断发展, 中东地区局势的复杂化, 等等。更为致命的是, 自布什第二任期开始以来, 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日渐强大, 布什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13）。对那些曾经坚定支持布什的国会议员们来说,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他们的噩梦, 共和党在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同时丧失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 遭到沉重打击。因此, 现在是美国、尤其是布什政府重新思考其在“9·11”后建构敌人的努力的时候了, 不然其后果只能更为严重。

注释：

*本文得到朱明权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研究项目“ 国际安全和美国”( 项目编号: 05JJD G JW 037) 的资助, 在此致谢。

特仑苏

（1） 当然, 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如乔姆斯基就认为, 将“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进行类比, 是误导性的, 夏威夷事实上是个殖民地。N oam Chom sky,9-11 (N ew Y 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2),pp.11-12.

（2） 在政治学领域内, 伊多·奥伦对有关“ 敌人”的建构进行过研究, 参见[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唐小松、王义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在国际关系领域, 研究最多的是芬兰学者威尔豪·哈尔( V ilho H arle) , 他曾利用《欧洲思想史》主编过两期讨论“ 敌人”的专辑(1991和1994年),其中1994 年的专辑后来成为他的论文集, 参见V ilho H arle, The Enem y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aeger: W estport, 2000); 其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领域, 而且大多与对“ 他者”(the other)的研究相关, 例如可参见Jam es A ho, This Thing of D arkness (Seattle: U niversity of W ashington Press, 1994); V am ik D . V olkan, The N eed to H ave Enem ies and A llies: From Clinical Practice to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hips (N ew Y ork: Jason A ronson, 1988); R obert W . R ieber ed., The Psychology of W ar and Peace: The Im age of the Enem y (N ew Y ork: Plenum Press, 1991), 等等。

（3） 这里所说的“ 最近的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J.G lenn G ray,The W arriors (N ew Y ork:H arper Colophon,1959), p.134.

（4） 需要指出的是, 语言建构主义对于话语的建构功能有相当的论述, 但是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详细讨论语言建构主义理论本身, 具体论述可参见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 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6期。

（5） 第一次演说是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9点30分, 第二次是在2001年9月11日下午2点。

（6） 参见The N 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 nited States ofA m erica,M arch 2006,p.3。

（7） G eorge W . Bush,“R em arks by the President A fter Two Planes Crash Into W orld Trade Center,” O 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tem ber 11,2001,http://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1.htm l. 布什原话为:“I have ordered thatthe fullresources ofthe federalgovernm entgo to help the victim s and their fam ilies,and to conduct a full-scale investigation to huntdown and to find those folks who com m itted this act.”(着重符号为作者所加)。

（8） G eorge W . Bush,“R em 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Photo O pportunity with the N ational Security Team ,” O 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tem ber11,2001, http://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2-4.htm l.有关敌人的人称代词 的变化的句子是, “This is an enem y who preys on innocent and unsuspecting people. This is an enem y that tries to hide.Butitwon’tbe able to hide forever.”(着重符号为作者所加)。

（9） 参见The N 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 nited States ofA m erica,M arch 2006,pp.ii-ix。

（10） G eorge W .Bush,“PresidentH olds Prim e Tim e N ews Conference,” O 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 ctober 11, 2001, http: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11-7.htm l.在这次演说中, 布什一共使用“ 邪恶”一词10次, 指的是“9.11”恐怖主义袭击、基地组织、萨达姆以及本·拉登。

（11） G eorge W .Bush,“President Bush O utlines Iraqi Threat,”O 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 ctober 7,2002, http://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07-8.htm l.事实上, 这一论述最早出现是在5天之前, 即2002年10月2日, 布什在宣布与众议院领袖达成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共识后说,“ 我们必须与恐怖主义元素和恐怖国家作斗争, 因为它们是同一邪恶的不同面孔。”G eorge W . Bush,“President, H ouse Leadership A gree on Iraq R esolution,” O 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O ctober 2,2002,http://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02-7.htm l.

（12） 参见The N 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 nited States ofA m erica,M arch 2006,p.20。

（13） 布什在“9.11”事件后的支持率迅速攀升, 在2001年9月21日达到历史最高点(90% ), 至伊拉克战争开始时仍达到70% , 但自第二任期以后迅速下跌, 至2006年下半年几乎一直持续在30-35%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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