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战后东亚的崛起及其影响

白鹤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亚地区是绝对的后来者。尽管西方殖民者在近代早期就已经占据了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但东南亚国家的真正现代化却普遍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其现代化也只是开启于19世纪中后期。然而，在非西方世界中，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却独树一帜，并且不时对全球均势产生冲击。本文拟简要探讨东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原因及其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因为除日本外，东亚地区的发展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所以从时间断限上本文将主要集中于战后。当然，如果不采取长时程的研究，许多现象也未必能解释清楚。
　　一、“东亚”的概念首先必须界定“东亚”这一词语所涵盖的地域范围。
　　无可否认，“东亚”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模糊词汇。而且，这一词语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在西方势力打破东亚地区的传统格局以前，东亚地区的本土居民是缺乏对于“东亚”的明确自我认同的（虽然他们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某种认同，如盛行于东北亚的“华夷秩序观”等）。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亚洲这一概念出于一种欧洲的狭隘想象……直到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时代，‘亚洲’这一观念并不被亚洲人采纳。”[1]也就是说，“东亚”起初只是西方世界对欧亚大陆最东端部分地域的一种称呼。而且这种命名权本身也反映了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但是，随着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是东方世界实力的相对增强，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然而，当世界体系本身还是由西方的话语系统（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话语就是一种权力）所支持并延续时，加入到这一体系中的东方世界并不能消解“东方”、“东亚”、“亚洲”、“远东”等等以西方为中心构筑出的词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东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和地理有关，但更多地是一个历史（政治）词汇。
　　从词语的流变来考察，我们又将发现“东亚”与近代日本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日本自黑船事件后，逐步加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了与列强展开竞争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在东亚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进展中出现了“脱亚入欧”的思潮。可以说，“脱亚入欧”这一战略性思想本身就是日本对黑格尔式“亚细亚”概念的自我作贱的套用。“‘脱亚’这个话语结构，在西洋的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洋·亚洲的非文明国家这一两分法式的世界认识中，将日本规定为新兴文明国，并以文明国与非文明国的关系结构来说明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的关系。”[2]而随着日本这一帝国主义候补生凭借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取胜而获致某种程度的东北亚霸权后，其国内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在“脱亚”语境的阴影下（这一话语决定了日本优于亚洲诸国的地位，暗含了由日本从中国手中接过对东亚的领导权），亚洲主义话语体系也开始崛起。这种新的思想首先确认“亚洲是整体的”，其次则寻求（日本领导下的）亚洲联合以对抗西方。因此，子安宣邦认为“东亚”是与直到1945年为止的帝国日本的历史过程深深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3]。而不管我们如何从道德上否定20世纪日本的扩张，“大东亚战争”都是东亚一体化的第一次事实性尝试（“一体化”本来就只是一个中性概念，无关道德评价）。但是，由于这种一体化的邪恶性和国际权力斗争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结果摧毁了日本的泛亚洲展望。也是从那时起，“东亚”对于东亚国家本身来说，又成为了一个敏感词汇。
　　历史常常是由吊诡的方式进行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冷战及人民中国成立的态势又给了日本以复苏的机会。日本抓住时机适时地重新崛起了，并组建了一个由其主导的“隐性东亚经济圈”。该经济圈所涵盖的前西方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区，这使得整体性的“东亚”概念的提出再次成为可能。而学者们对于东亚现代化特殊性道路的探讨亦有赖于此。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视域下，“东亚”当指一个地缘上接近的政治经济概念，其范围涵盖东北亚三强（中、日、韩）加上东盟国家。笔者既然先肯定了本文所关注的“东亚”是一个历史性词汇而非地理性词汇，那么上述涵盖范围的提出完全是由该词的历史背景所推导出来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说明这种划分的合理性，笔者可举外蒙古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在历史上，蒙古本来就是欧亚游牧世界的一部分而游离于东亚文明核心区之外（详见西岛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但是，自清帝国以史无前例的强势姿态将其并入版图以后，蒙古也就成为了东亚世界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蒙古的叛离及其叛离后的长期俄罗斯化，尽管从地理学的角度它或许可以算作东亚的一部分，但它暂时是没有资格被划入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体中的。但是，如果将来，中、日、韩三国通过强势的影响使其去俄罗斯化，则它或许可以重新回归东亚世界。由此可见，“东亚”根本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那种从文化的角度判定东亚为“儒家文明圈”的种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作为样板的日本
　　在具体考察东亚现代化的进程时，我们会发现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呈现出一个梯队状的递进态势。而这其中，日本作为非西方世界最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无疑是东亚世界开展现代化运动的样板，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东亚现代化的潮流。
　　无可否认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是受到西方扩张的刺激后才启动的。我们大可不必认为现代化就一定是最新的福音，非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前现代”发展就一定意味着落后。实际上，这种普世主义的线性史观是19世纪欧洲乐观主义思潮的当代遗留物。另一方面，当西方确实将世界的其余部分都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现代化又成为了非西方民族生存壮大的唯一出路。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其实也是一场巨大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之间的竞争；第二，先进国家之间的竞争；第三，后进国家之间的竞争。
　　上述三种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基本格局。第一种竞争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即发达地区剥削落后地区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际上文化层面也包含着极大的不平等）。因为世界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优势地位的获得常常是一场零和游戏，这就诱发了第二种竞争。而第二种竞争产生的是列强的排序及最终执世界牛耳的霸权国家。另一方面，同样基于世界资源的稀缺性，后发达地区为避免边缘化，其相互之间也被迫进行抢占更多资源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激烈竞争。正是这些残酷的竞争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因此，体系层面的分析应构成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层面。
　　东亚地区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处于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统治之下。然而，东亚朝贡体系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显然要大于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事实上，正是唐宋间中国势力从东亚地区的大规模后撤才最终促使东亚朝贡体系得以形成。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是中国，而日本一直处于这一体系的外围圈层上。蒙古征服及其最后崩溃给了中国周边的民族以极大的活动空间，自明朝以后，日本就以东亚秩序的挑战者身份出现。丰臣秀吉侵朝就是日本重组东亚体系的一次尝试，其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其后德川幕府的锁国。1853年的佩里叩关给了日本双重影响：第一，日本至此不得不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与发达列强竞争，其结果就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现代化运动的明治维新的展开；第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日本又与同属于后进国家的前东亚体系中心清帝国展开了竞争，并利用其现代化成就在1894年爆发的日清战争中一举击败清帝国，完成了对东亚体系的真正改组。这样一来，日本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中进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中进特色尤为明显地体现在了贸易国别结构上：日本对欧美发达国家出口旧式产业产品，进口先进工业品；对不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出口近代工业产品，进口原料、食品[4]。日本的中进现代化模式极为有利地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并提升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使其最终能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东亚体系再次改组，日本从此也开始参与大国角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日清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日本均与当时世界体系的霸权国英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还是站在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一边，这使它能又一次在东亚渔利。实际上，上述三场战争表明了一个处于半边缘地位的中进国家对居于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依附。但是，此后日本为成为东亚地区事实上的绝对霸权国，不惜与形成中的世界霸权美国开战，则无可挽回地招致了帝国的毁灭。这又从反面论证了中进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依附性关系。
　　然而，世界体系的错动拯救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与苏联的冷战。而中国大陆的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了日本重新崛起的最大契机。国际形势的剧变使日本这一战败国开始在美国霸权的羽翼下成长壮大。美国为了“对苏进行政治经济战争”，重视日本的经济自立，为此，日本的贸易扩张被认为是必要的[5]。按照这一思路，美国在1953年与日本缔结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并先于他国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同时，美国的第二政策便是将日本同东南亚连接起来，即将东南亚变成向日本提供原料的基地，进而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市场。从事后看来，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贸易就是按照这一设想扩大的[6]。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帮助日本实现其在二战中被粉碎了的目的。而美国出于冷战目的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带来的“特需”更是直接创造了日本的经济景气。正是在这种态势下，日本构筑起了东亚“雁行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就出现了一个产业传递的过程，其动力直接源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成功升级。40年间，产业传递的三次转折点恰好是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三次升级点[7]。在雁阵中，日本以下依次是“四小龙”、东盟四国（“四小虎”）、中国、越南等。而被传递的产业则依次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后期，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占据着重要地位。日本对亚洲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是典型的建立海外出口基地型投资，即大量引进日本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加工组装后出口第三国和占领当地市场[8]。日本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把国内丧失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沦为劣势的产业移向海外。显然，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东亚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发动机。也正是基于“雁行模式”的实然存在，笔者认为战后形成了一个隐性的“东亚经济圈”。 虽然东亚经济圈的产业传递一直是日本等先发国家和地区淘汰本身劣势产业的过程，但这些产业对于处在经济圈外围和产业链下游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却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尽管日本加速海外直接投资，是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与产业结构调整融合的结果。但不可否认，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满足了东亚新兴工业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东亚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9]
　　在综述了基本史实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日本作为东亚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战后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普遍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在实质上是日本“中进”道路的延续；（二）战后存在着一个以日本为发动机和中心的隐性东亚经济圈，这一经济圈的外在表现就是“雁行模式”，依靠这个非正式的经济圈，日本保障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东亚各后发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参与该经济圈，逐步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三）日本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体系霸权国的支持，国际环境对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现代化道路也产生着巨大影响，而战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同样普遍受惠于美国及整个国际环境。
　　三、作为共性因素的强政府
　　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罗荣渠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一个类型学上的整理。他认为现代化有三种最基本的类型，其中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10]。从东亚这一具体地域出发，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点值得强调。“在东亚，从中国型一直到日本型的现代国家，尽管社会体制不同，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都是宏观经济稳定与快速出口增长，而这一特征又都是与推行高速增长作为国家发展首要目标分不开的。”[11]学者陈峰君分析战后东亚崛起的要因时认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所提出的“东亚经济民族主义”中最核心的因素又是“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集中国家一切财力物力发展国民经济并形成有关国家经济建设、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路线、方针、政策”。很显然，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能够比较有效地达成上述目标[12]。另一方面，世界体系论者也认为在1968年以后世界体系中出现了反对国家在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中的作用的潮流，而唯一不受反国家主义干扰的地区就是东亚，相反，国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3]。从要素分析的角度说，尽管我们可以为东亚经济的崛起开列出很多因素，其中有些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有效，而在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却可能完全不存在。然而，除极少数例子（如香港）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不可剔除的广泛存在的要素。可以说，东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尽管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但“强政府”或“威权体制”是明治维新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因素中最大的共性，这一点几乎为香港以外各个经济体所共有，城市国家新加坡亦不例外。因此，笔者认为“强政府”就是东亚模式的首要特征。正是战后东亚广泛建立的威权政治保障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缔造了“东亚奇迹”。
　　“强政府”是对于“威权体制”的一种概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早期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的，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对于一定领土范围内的各种资源的动员与集中。在此基础上，某种特定的政治权威的建立成为必然。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就最直接地体现了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这种诉求。
　　东亚各国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刺激下开启其现代化的，而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成为东亚早期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其中政治权威的树立自然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考诸史实，我们也确实发现战后一些东亚国家的政治进程遵循着这一规律。战后东亚很多政府的演变都经历了若干相同的步骤。首先是一个部分的议会制阶段，在韩国、菲律宾和泰国，这一阶段紧接着战后时代，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一阶段则出现在独立以后。第二步则是出现了一个向威权主义的转变，虽然转变的方式与结果不同，但这一过程亦广泛出现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14]。上述现象表明东亚威权制的存在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是东亚新兴民族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的逻辑结果。
　　而不管是威权制也好，还是强政府也好，都是用以描述与社会力量相对比国家实力占优势地位的概念。前述罗荣渠所言“发展型国家”也是指的一个意思。强政府是国家对社会控制与干预的强大能力的一种形象描述，威权制或威权主义则是对其进行的制度上的总结。学者任一雄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威权政治定义为“一种以高度集中权力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形态”[15]。不过，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不完全等同于独*（autocracy）、极权（totalitarian）或专制（despotism）。威权制尽管带有较高程度的集权性，但它不同于传统的旧式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应该看作是从传统集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16]。从理论与史实来分析，威权制赖以得存的政治合法性都在于它为选择该体制的地区提供了秩序与稳定这种公共产品，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威权制在东亚的盛行不仅必然，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由精英组成的强政府能够制定合适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实施“专家治国”。第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强政府能够有效地集中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有限资源，对先进国家进行赶超式发展，从而改善自己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某种形式的威权政治恐怕是一个不得不经历的过渡阶段。“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1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腾飞时期基本上都发生于强政府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如韩国的朴正熙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日本的五五体制之后和台湾的国民党时代等。笔者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恰恰是东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特定阶段的政治诉求。
　　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政权就极具强政府特征。近代日本的崛起与明治政府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对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国家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国家的作用是，从特定的统治阶级、权威阶级的既得利益出发，可实行相对自由且有效的开发和经济管理[18]。
　　四、为什么是东亚？
　　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东亚成为了后进国家中现代化进程最杰出的地区？为什么不是拉丁美洲、印度、中东、非洲甚或东欧国家呢？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则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可谓面临着同样的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族独立浪潮是席卷全球的，其中享受美国优惠的又不在少数，为什么只有东亚的发展实绩最为出色呢？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以强政府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治并非只存在于东亚，那又为什么是东亚独树一帜呢？
　　笔者认为，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是相当复杂的。大体说来，以下几点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是现代化的极大阻力，但其中的某些因素也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这一有利因素是东亚不同于其它后进地区的最大差异。
　　首先，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到19世纪中期为止都存在着强大的国家政权，这使得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能够以特别有效的方式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东亚与南亚进行对比。南亚次大陆上的莫卧尔帝国是其被英国统治以前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帝国。但是，即使强大如莫卧尔帝国，也未能对其治下的南亚次大陆进行有效的整合，其统一始终是建立在相对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于是到奥朗则布统治末期，帝国实际上已经在地方政权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了。帝国的崩溃所导致的混乱给了英国人以可乘之机，使其能将印度变为殖民地，从而使印度“去工业化”[19]。反过来，日本明治政府和清帝国却能避免彻底边缘化的命运，使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得以展开。尽管相对于日本，晚清政府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把比较的视野扩大，把中国和日本的成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就加以衡量，则中日两国的得分都是较高的[20]。而东亚地区长期盛行的中央集权统治特征及其赖以维系的各种意识形态又成为了东亚强政府模式的文化渊源。
　　其次，东亚地区的经济传统也为其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一般认为，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对立，然而，历史所展示的图景却要复杂得多。以东南亚为例，殖民地以前的东南亚各国并不是农业国，而是贸易国[21]，由此我们当不必惊讶战后东南亚的经济现代化是由出口导向型战略拉动的了。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即受惠于朝贡体系这一东亚世界的传统国际秩序[22]。在中国，当早期工业化已经启动并在城市获得有限发展、暂时还无法在农村广泛推进的背景下，部分农村手工业利用大机器工业的先进技术，积极进行嫁接、改造，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改良产品，使传统行业获得新生。这一“半工业化”现象不仅在时间、空间上对城市工业形成互补，而且对农村社会变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3]。
　　最后，东亚传统文化中亦包含着有利于现代性展开的因素。在这里，笔者强烈反对将东亚文化归于所谓“儒家文明”的见解。因为从地域上说，儒家文化只流行于东北亚的中、日、韩和东南亚的越南地区。而且，日本的儒学也是经过了日本文化的极大改造的。从实际历史进程看，东亚强政府的行为模式带有强烈的“法家”印迹，这从新加坡的法治主义就可以体现出来。而在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运动以前，是有一个“脱儒入法”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先导的[24]。当然，这也并不是否认儒家思想对东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如果我们以儒家文明这一词汇来概称东亚地区，则会犯与马克斯·韦伯一样的理想型错误。那么，文化层面上，东亚现代化在何种程度上受惠于传统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包括：（一）国家和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且正是人力资本使东亚摆脱了自然资源有限的发展制约[25]。（二）东亚地区的人民长期以来受一种勤奋伦理的影响，这使东亚的劳动力具有比其它一些后发展地区更强大的竞争力。
　　第二，作为构成一个整体的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日本这一现代化的先驱，实际上也就拥有了一台驱动整个地区进行现代化的发动机。如果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中心——半边缘——边缘”这样的结构，那么，在某一特定地区，如果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也必然会存在相同的三层结构。尽管作为中心国的日本在近代给东亚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相似的情景也在更早的时候发生于欧洲和北美），但日本的存在使东亚自19世纪中期以来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体系与其它子体系相抗衡（当然，日本的这一角色又直接得益于早些时候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到了战后，日本主导的东亚雁行模式更是使整个东亚地区都能以“中进”形态相继取得经济现代化的进展。
　　反过来，世界其它后进地区就比较差强人意了。在南亚，印度（未分治以前）本身构成了整个次大陆，但其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没有能够取得相应的现代化进展。拉丁美洲尽管是由白种人移民构成的，但其移植的南欧母国的制度对现代化是构成了极大阻力的。而且，在美国羽翼及压制下，拉丁美洲缺乏明治日本那样独当一面的地区性大国，这使得极有潜质的巴西或阿根廷都无法担当地区现代化发动机的大任。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萨菲王朝长期以来如同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一样争夺着地区霸权。然而，波斯没有能够成为日本，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也是一盘散沙。埃及和土耳其的现代化本来是比较有成效的，但前者的发展也始终有限，后者则自大规模西化以后根本长期无意于领导中东。剩下来的黑非洲等地区则因为发展起点过低，虽有南非这样西方人长期经营的国家，但总体水平只能停留在世界体系的最底层。
　　综上所述，东亚进入现代化以前的前现代传统本身是极其有利的，这使它能在后进地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五、东亚崛起的影响及展望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26]的研究报告，尽管该报告的诸多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置疑、争议和批评，但“东亚奇迹”这一概念却由此成为一个用以描述战后东亚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专有名词。笔者认为，战后东亚经济崛起的“奇迹”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我们探讨东亚现代化这一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共识。那么，“东亚崛起”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东亚的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其年GNP增长率超过10%，这在经济增长史上是罕见的[27]。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在从195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中，（不包括日本的）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超过了所有其他地区。他认为复兴的亚洲由15个国家和地区组成，其中7个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这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中国内地、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泰国[28]，我们发现，它们也都同属于东亚。
　　然而，1997年7月爆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了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极大地打击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势头。于是一时之间，东亚由经济发展的榜样变为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讥讽的反面教材。但是，就在世人对东亚的未来普遍持一种悲观态度时，东亚经济又开始呈现出复苏之势。而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势头更是使东亚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东亚的现代化固然存在着种种弊病，但其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
　　从影响来说，战后东亚崛起的最显著后果就是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改变了全球经济均势。这里面又包含着两个层次上的改变。第一，东亚现代化的先行国日本已完全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成为了重塑未来国际秩序的一个巨大潜在变量。第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即使仅仅从数量上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全球经济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各国的经贸往来形成了特定的结构。每个地区都是整个体系中的一个变量，而一个变量的改变必然带来连锁反应，最终将影响扩散到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这里面最重要的变量又莫过于中国大陆的发展了。
　　因此，在未来，东亚地区将因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而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也是最危险的地区。从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东亚是最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热战的地带，因为没有哪一个地区聚集了如此众多而又互不信任的强国。无论是东北亚还是东南亚，足以引发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比比皆是。而霸权国美国的插手又使得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从国际经济的角度出发，东亚地区现行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有更多的资源、能源来填补其巨大胃口，这就使得东亚势力将向全球伸展其触角，而这必将埋下冲突的隐患。另外，“中进”道路有其自身的限制，无论是在地区范围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东亚各经济体无法摆脱其目前的外贸依赖性及自主创新能力差的窘境，也必然会诱发各种激烈的争斗。因此，东亚所面临的，既有一体化的光明前景，又有核毁灭的阴影。而如果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最终使东亚内部四分五裂而形成冷战态势的话，未来的地球将继续留给美国与欧洲进行争夺。
　　[1] Francois Godement: The New Asian Renaissance , New York , 1997 , p. 4.
　　[2]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3] [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47页。
　　[4] 张东刚：《中日经济发展的总需求比较研究1886—1936》，三联书店2005年，第285至286页。
　　[5] [日]安场保吉、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卷8《高速增长》，连湘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70页。
　　[6] 《高速增长》，第71页。
　　[7] 薛敬孝、白雪洁等：《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8] 樊勇明：《日本的投资与亚洲的崛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9] 戴晓芙、郭定平主编：《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1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8页。
　　[1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471页。
　　[12] 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第120至134页。
　　[13]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5至316页。
　　[14] Francois Godement: The New Asian Renaissance , New York , 1997 , p. 205.
　　[15] 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1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471页。
　　[17]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第7页。
　　[18] [日]北原淳等：《东南亚的经济》，刘晓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19] Om Prakash : European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pre-colonial Indi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p. 350-351.
　　[20]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29页。
　　[21] [日]北原淳等：《东南亚的经济》，第2页。
　　[22] 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3] 彭南生：《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1期/2005年1月。
　　[24]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
　　[25]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 New York , 1993 , p. 395.
　　[2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27]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 New York , 1993 , p. 395.
　　[28]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