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尔兹纲领的硬核与问题转换*

白鹤

作者：陈寒溪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作者使用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评价均势理论的发展。华尔兹提出了结构主义均势理论之后,他的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断发生问题转换的均势研究纲领,即华尔兹纲领。这个研究纲领的硬核包括三个假定和两个假说,内部成员包括米尔斯海默、施韦勒、沃尔福斯、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等人,但不包括沃尔特。经过几次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华尔兹纲领不仅包括了系统层次的理论,也包括了单元层次的理论,从而推动了均势理论的发展。【关键词】　均势理论;华尔兹纲领;硬核;问题转换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均势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多种理论。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提出了结构主义均势理论之后,有一批理论家对他提出的理论命题进行了检验和修正, 如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Mearsheimer)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 、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均势研究纲领,即华尔兹纲领。这个研究纲领的逻辑结构是什么? 它是如何实现问题转换的? 尽管约翰·瓦斯克斯( John Vasquez)和华尔兹等人围绕均势研究纲领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他们却未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识别华尔兹纲领的硬核,探讨它的问题转换过程,说明各种均势理论之间的连续性。

一　华尔兹纲领的硬核

根据伊姆雷·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的方法论,科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存在不同的研究纲领,任何一个研究纲领都由若干理论组成,这些理论之间存在明确的连续性。决定这种连续性的第一个因素是这些理论所共有的硬核,即它们共同认可的若干假定( assump2tion)和假说( hypothesis) 。[1]由此可见,评价均势研究纲领的首要任务是识别该纲领的硬核,寻找均势研究纲领的成员理论共同认可的假定和假说。

均势理论家认为, 国家在无政府秩序下, 制衡( balancing)和均势( balanceofpower)是两种必然现象,均势理论致力于描述和解释这两种现象的必然性。[2]为什么制衡和均势是必然的? 它们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均势理论的核心命题,并成为发展均势研究纲领的基础。均势研究纲领的硬核主要是由华尔兹提出的命题构成的,因此可以简称华尔兹纲领。[3] 它包括以下三个假定和两个假说:假定一:国际政治系统是无政府自助系统。假定二:在无政府自助系统中,国家首要目标是生存,最高目标是取得世界主导权。假定三:国家通过权力竞争维持生存或获得世界主导权,一国参与权力竞争的内部手段是增强本国实力,外部手段是与他国结盟。假说一:国际政治结构导致均势形成。假说二:权力差距变化导致国家的制衡行为,国家的制衡行为导致均势。

假定一描述了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假定二和假定三描述了国家的动机及相应行为。这三个假定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联系,它们共同描述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迫使国家采取自助战略,维持生存、获得安全成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只有满足了生存目标,国家才有可能追求世界的主导权。事实上,国家的动机是一个变量。具体国家的动机往往与该国的实力( capability)相关,弱国的首要目标可能是维持生存,强国则可能追求世界主导权。[4] 在无政府的自助系统中,不论国家追求生存还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其他国家实力或权力的增长。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power)事实上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有的国家以权力为手段维持生存,有的国家则以权力为目的追求世界主导地位。不管是维持生存还是追求世界主导权,国家都必须通过内部或外部手段来加强实力。因此,实力或权力竞争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国际系统中权力分配的变化。

华尔兹指出,均势理论“就国家的利益和动机提出一些假定,但并不解释这些假定,而是解释对所有国家都起作用的制约力量。”[5]假说一描述了一个国际政治规律,即均势的必然性———均势是国家互动的必然结果,与国家的动机和意图无关,即使有的国家追求霸权,国际政治的结构也会阻止其目标的实现,促成均势的形成。[6] 如果均势是国际政治结构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国际政治结构又是如何导致这个结果的? 假说二解释国家行为的根源以及国家行为的结果,阐明了制衡原理和均势形成的因果机制,即制衡机制( balancing mecha2nism) :在结构压力下,参与安全竞争的国家同时必然参与权力竞争,因此必然会选择相互制衡,最终导致均势的形成。[7] 制衡原理是均势理论的核心原理。根据华尔兹的结构理论,对所有国家都起作用的外部制约力量是权力分配。由于国家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地位总是变动不定的,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权力差距(power gap )。[8]

在无政府的自助系统中,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生存造成威胁,迫使这些国家采取制衡行动来抵消权力差距。由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权力差距总是存在的,制衡就是不可避免的。华尔兹均势理论的核心假说就是解释权力差距如何导致制衡。这样,均势必然论转化为制衡必然论。根据制衡原理至少可以预测以下三种现象: (1)只要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秩序,且存在两个以上国家,制衡(均势政治)就必然出现。(2)大国的普遍行为是相互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大国获得权力优势。那些谋求或者拥有权力优势的大国,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制衡。(3)在谋求权力优势与谋求权力平衡这两种力量的竞争过程中,中小国家往往与较弱的一方联合起来制衡较强的一方。[9] 以上三种预测是理论家们检验制衡原理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制衡原理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华尔兹之后均势理论家们关注的对象。[10]

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研究纲领的内部成员会极力维护硬核的正统地位,使之免受其他竞争理论的反驳和挑战。他们规定和维护硬核的第一种手段是反面启发法。反面启示法禁止竞争理论把经验反驳的矛头指向本研究纲领的硬核。当硬核遭到其他竞争理论的批评时,研究纲领的成员运用反面启发法,把批评引向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然后在运用反面启发法来修改、调整保护带上的辅助假说,达到维护硬核的目的。[11] 对于华尔兹纲领的成员们来说,运用反面启发法的主要任务是限定均势理论的适用范围。

首先,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普遍理论,均势理论是根据对大国行为的观察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它也限于解释大国行为。检验均势理论的命题也必须以大国行为作为经验材料,而不能使用小国行为来检验。当然,不受大国影响的小国系统,也同样受到均势政治规律的支配,也可以检验均势理论的命题。[12] 其次,均势理论限定了观察和检验制衡行为的标准。在政治现实中,国家可能采取多种手段建立和维持均势,但华尔兹的均势理论只关注国家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中的制衡行为,把一般的外交行动排除在外。[13] 根据假定三,国家的制衡行为主要分为内部制衡( 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 exter2nal balancing) ,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加强军备或者结盟,才可以判断该国采取了制衡他国的行动,而只有制衡行为发生,均势才可能形成。关注军备和结盟行为以外的其他均势政策,就超出了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因此不能作为经验证据来反驳这个硬核。[14]

二　华尔兹纲领的问题转换

　　任何一个研究纲领都是通过问题转换来拓展的。研究纲领成员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也体现在问题转换过程之中。研究纲领的内部成员必须运用正面启发法来发展保护带。这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或暗示现有理论可以拓展的部分,说明如何改变和发展保护带;二是消化反常,使硬核免遭反驳和挑战。[15] 研究纲领的拓展,是理论家运用正面启发法对保护带进行调整的过程。研究纲领包含的系列理论中,每一个后来理论都是为了适应某个反常,对前面的理论附以辅助条件而产生的,相对于前一个理论,每一个后来理论都形成了问题转换。[16] 华尔兹纲领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在华尔兹理论中,均势政治就是制衡过程,制衡的手段主要是军备和结盟。由于军备主要是国内活动,而结盟直接体现国际互动,因此同盟是均势理论最关注的研究对象。研究同盟行为成为检验均势理论和制衡原理的有效性的主要工作。[17] 理论家正是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发现了反常。根据制衡原理,当权力差距出现或增大时,谋求或者拥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因此制衡是普遍、常见的国家行为。然而在政治现实中,面对谋求或者拥有权力优势的大国,并非所有大国都选择制衡,中小国家更是如此。除了制衡,它们还可能选择其他行动,最常见的是推诿( buckpassing)和追随。[18] 这种现象表明,当权力差距发生重要变化时,各国的反应模式不是单一的,制衡原理似乎不能说明所有国家的行为。如果制衡原理仍然是有效的,它也必定受到了干扰,使有些国家的制衡行为被延迟或者抑制了。如果权力差距没有导致制衡,那么原因何在? 制衡为何受到干扰? 制衡何时何地出现? 虽然华尔兹简约地描述和预测了权力差距与制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他只能预测均势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无法精确预见国家的制衡行为,难以解释上述反常现象。华尔兹对结构主义均势理论的这种局限性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国家行为并非由结构压力单独决定,单元层次因素也同样发挥作用。因此,制衡必然是由结构压力和单位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精确地预见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为,必须综合考虑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19] 华尔兹的这个解释实际上提出了正面启发法的任务,为拓展华尔兹纲领指明了方向。作为华尔兹纲领的成员,施韦勒、克里斯坦森、斯奈德、米尔斯海默、沃尔福斯等人分别从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出发来探讨制衡出现的具体条件,推动华尔兹纲领的问题转换,以便加强均势理论描述、解释和预测国家制衡行为的能力。

(一)单元层次的问题转换

人们发现,在既定的结构压力之下,不同国家可能采取不同行动。如果制衡原理是有效的,哪些国家承担制衡和建立均势的责任? 制衡在什么时间出现? 这是结构主义均势理论无力解答的问题。理论家需要继续探究决定制衡责任和制衡时机的因素。华尔兹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探求影响国家行为的单元层次因素。施韦勒、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等人从单元层次出发来研究同盟,探究了国家的偏好和认知对制衡过程的影响,发现这些单元层次因素使部分国家选择了追随或推诿。他们从承认制衡必然性的前提出发,揭示非制衡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识别制衡发生的条件,提高了均势理论对国家行为的预测能力,实现了华尔兹纲领在单元层次上的问题转换。[20]

施韦勒继承华尔兹纲领的基本假定和假说,他的利益平衡理论( theory of balance of interests)并没有挑战这个纲领的硬核。[21] 如前所述,华尔兹纲领的硬核由关于大国制衡行为的假说构成,根据这个假说(假说二) ,权力差距必然导致大国的制衡行为。华尔兹由此推论,在大国权力竞争过程中,中小国家往往与较弱的一方联合起来制衡较强的一方。[22]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推论,它直接把大国行为模式适用于中小国家。观察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发现,部分大国和中小国家的选择显然是多样化的。行为的多样化不是结构压力造成的,而是单元层次的原因。施韦勒认为,由于权力地位差别,国家的目标偏好是有区别的,除了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现状国,还有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修正国,强大的修正国的进攻行为引发了强大的现状国的制衡行为。处于它们之间的中小国家,有些为了扩大权力而追随强大的修正国。因此,追随行为也是常见的国家行为。[23] 施韦勒解释了动机不同的国家在均势政治过程中的不同行为,预见了新颖的事实:较弱的修正国选择追随,而最强大的现状国选择制衡。施韦勒的研究表明,权力差距不会导致所有国家选择制衡,特别是中小国家。这些国家选择制衡还是选择追随,取决于它们的权力地位和具体动机。施韦勒发展了同盟理论,他推翻的是华尔兹一个可疑的推论,但并没有挑战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关于大国行为模式的假说。虽然单元层次因素导致国家行为的差别,但是制衡和均势是由国际系统的结构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部分修正国的追随行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系统中最强大的现状国必将制衡最强大的修正国,建立和维持均势。[24]

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也承认华尔兹纲领的硬核,他们解释的是华尔兹纲领面对的另一个反常———国家有时候并不选择制衡,而是选择推诿。[25]他们在研究同盟现象时发现,一战前和二战前欧洲都是多极系统,但是各国的结盟行为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三国迅速结成同盟,共同制衡德奥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对德国的威胁,英、法、苏却选择了推诿。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不同。在多极系统中,如果决策者认为进攻占据优势,国家就选择同舟共济( chain - ganging) ;如果认为防御占据优势,就选择推诿。[26] 根据这个解释,虽然制衡终究会出现,但在既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识是变化的,这影响了国家制衡行为出现的时间。制衡原理预测制衡和均势终究会出现,但并不能预测制衡和均势出现的具体时间,也不能指明制衡和均势的形成需要多长时间。就像华尔兹所说,检验均势理论是困难的,因为均势理论难以具体预测国家的行动。[27] 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的同盟理论没有否定华尔兹纲领的硬核———权力差距导致制衡,均势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政治结果,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在既定权力分配之下大国制衡行为出现的具体条件,实现了华尔兹纲领在单元层次的一次问题转换。他们的发现还支持了华尔兹的国际稳定理论,即相比于两极系统,多极系统中的国家行为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强。两极系统中的制衡比多极系统中的制衡更容易出现。

(二)系统层次的问题转换

如前所述,系统层次上的权力分配包含两个内容:极与权力差距。制衡原理揭示了权力差距对制衡行为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解释极对制衡行为的影响。在极的数量发生变化时,国家制衡行为是否受到影响?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福斯探讨了这个问题,从而实现了华尔兹纲领在系统层次上的问题转换。

沃尔福斯认为单极系统稳定而且持久。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违背了均势理论。根据制衡原理,权力差距与制衡行为是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预测,权力差距越大,制衡越可能出现。据此可以预期,霸权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制衡,单极必然向多极回归。但是反常现象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结构是单极,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美国却没有遭遇制衡。沃尔福斯对此解释说,权力差距的大小程度会干扰制衡行为。当权力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制衡就会面临困难。单极系统和平而且稳定,是因为霸权国的权力优势消除了霸权对立和冲突,也降低了均势政治的风险。[28] 这个假说看起来对华尔兹纲领的硬核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但事实上,沃尔福斯把结构因素和单元因素结合起来,认为理性国家计算成本和收益,显著的权力差距增加了制衡的成本和风险,迫使国家选择其他战略。根据这个逻辑,国家的选择不是出于维护霸权的意愿,而是出于霸权的强制。单极稳定而且持久,条件是显著的权力差距能够抑制制衡出现。[29] 单极系统中缺乏制衡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制衡机制,也不会推翻制衡原理。在沃尔福斯的单极稳定理论中,权力差距变化仍然是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变量。权力差距是变动的,当美国的权力优势减弱之后,制衡机制将重新发挥作用,国家将再次选择制衡。这个观点可以从沃尔福斯的逻辑中推导出来。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冲突理论也继承了华尔兹纲领的硬核。首先,米尔斯海默假定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为了满足这个目标,国家会采取权力最大化(霸权)的行为,因为权力越大就越安全。国家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容的、一致的。[30] 根据假定二,国家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可能相互转化,国家可能随实力地位的变化而调整其行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还是维持适度的权力,取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地位。根据结构主义均势理论,国家的动机与制衡和均势的形成并无因果关系,不管特定国家追求何种目标,都将导致制衡的出现和均势的形成。

其次,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也揭示了均势的必然性。华尔兹的理论揭示了大国行为的结果———均势。米尔斯海默主要解释大国的行为,却没有明确说明大国行为的结果。但是在他的逻辑中隐含着均势必然性的结论。在米尔斯海默看来,霸权国是国际系统中唯一的大国,但是不存在全球霸权国,只可能存在地区霸权国。[31] 根据这个逻辑,既然全球国际系统中不可能出现霸权国,就必然会存在均势。在他的理论中,地区霸权国在全球国际系统中是一个维持均势的平衡者( balancer)。最后,米尔斯海默发展了同盟理论,解释了极对制衡的影响。米尔斯海默讨论了大国维持均势的行为模式,认为在多极系统中,制衡和推诿是现状大国应对修正大国以维持均势的主导战略。他提出两个假说: (1)权力分配是决定制衡和推诿的因素,随着权力分配由两极向失衡多极和平衡多极的变化,大国选择制衡战略的可能性降低,选择推诿战略的可能性增大; (2)地理相邻程度影响大国战略选择,地理越相邻,大国越容易选择制衡,反之就越容易选择推诿。[32] 极越少,国家间关系越简单,制衡越容易。第二个假说则引入了一个干预变量———地理环境。地理空间的变化,会改变权力差距与制衡行为之间的相关程度。在既定的权力差距出现之后,地理环境成了影响制衡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假说调整了华尔兹纲领的保护带,解释了制衡与推诿的关系。权力差距仍然是导致制衡的主要原因,但是权力分配的另一个因素———极的变化———也会影响制衡行为,不过和地理环境一样,它们都是干预变量,只影响权力差距与制衡行为之间的相关程度,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相关关系。这样,米尔斯海默在系统层次上推动了华尔兹纲领的又一次问题转换。

三　沃尔特的新纲领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Walt)发现,在国家结盟行为中,有些国家与较强的国家结盟来制衡较弱的国家;另外,谋求或者拥有权力优势的国家有时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这些现象都违反了华尔兹纲领所包含的制衡原理。沃尔特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理论来解释这些反常的结盟行为,即威胁平衡理论( theory ofbalance of threat) ,简称均胁理论。沃尔特认为,他的新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均势理论,是华尔兹纲领的成员。[33]但事实上,沃尔特的新理论颠覆了华尔兹均势理论的核心命题,反驳了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开辟了新的研究纲领。将沃尔特和华尔兹的理论命题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同样关注国家的制衡行为,沃尔特和华尔兹的理论存在很大差别,对国家制衡和结盟的根本原因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华尔兹认为,国家结盟是为了制衡和抵消他国的权力;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是为了制衡和抵消他国的威胁。根据华尔兹理论,在无政府状态下,权力差距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为此国家采取结盟方式来抵消权力差距,减少安全威胁。根据均胁理论,国家的结盟行为取决于国家对外来威胁的感知,而影响威胁感的因素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国家的进攻实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当国家采取结盟行动时,可能是由于权力差距变化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权力差距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威胁感,只有当它带来威胁感时,才会导致结盟。[34]

沃尔特的理论的确预见了新颖的事实———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的国家,即使没有改变权力差距,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谋求或者拥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如果不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就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因此就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制衡。很多事实可以支持沃尔特的假说,如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政治,冷战时期的两大同盟、中东和南亚政治。[35] 在冷战后形成的单极系统中,中、俄、英、法等大国没有制衡美国的霸权,被看做是华尔兹纲领无法解释的反常。沃尔特认为,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因此削弱了这些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36]

沃尔特把威胁感和权力差距分离为两个变量,强调了前者对国家结盟行为的影响,突出了国家的观念和认知的重要性。根据新的假说,国家是否采取制衡行动并不取决于权力差距,而是取决于威胁感,而威胁感是可以变化的,只要降低甚至消除威胁感,就可以避免制衡和均势。这个假说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建构主义者甚至后现代批判理论家们的欢迎,他们认为存在各种改变威胁感的力量,如国际制度和集体认同。只要通过决策者的努力、国际制度的建立以及文化观念的更新,国家之间的威胁感就可能降低甚至取消,制衡和均势就可以避免,均势政治就可能消失。由此可见,均胁理论为颠覆古典均势理论开辟了方向。[37] 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研究纲领的成员,单个理论只能怀疑和调整保护带上的辅助假说,而不能怀疑本纲领的硬核。如果批评和反驳硬核,就否定了既有的研究纲领,成为该研究纲领的竞争者,而不是守护者。沃尔特把权力差距和威胁感分离成两个独立的变量,然后根据威胁感来解释国家的结盟行为模式,他的假说颠覆了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国家制衡的根源是国家间的权力差距,制衡和均势不可避免。因此,他不属于华尔兹纲领的成员。

四　结　论

　　华尔兹与其追随者们的均势理论之间存在明确的连续性,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纲领。这个研究纲领既包括结构主义均势理论,也包括非结构主义均势理论,它们分别探究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寻找解释制衡和均势的原因,使均势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变得更为成熟,解释效力更为强大。华尔兹为这个研究纲领提供了硬核和正面启发法,其他理论家则运用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来拓展这个纲领,实现了华尔兹纲领的问题转换。

然而,考察华尔兹纲领的问题转换过程并不是评价这个研究纲领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转换是否构成进步的问题转换? 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研究纲领的进步,就是问题转换的进步。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就是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所谓理论上的进步,就是指新理论预见了新颖的事实。而经验上的进步,就是新理论预见的新颖事实能够被证实。[38]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米尔斯海默、施韦勒、沃尔福斯、克里斯坦森和斯奈德等人的问题转换,显然都预见了新颖的事实,因此这些问题转换都属于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但它们是否属于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则需要更为慎重的研究。

注释：

* 本项研究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GW2006 - TA - 010) 。

1. 虽然拉卡托斯没有明确指出假说是硬核的关键,但他的逻辑中包含着这个观点。当拉卡托斯举例说明什么是硬核时,他列举了牛顿纲领和玻尔(Niels Bohr)纲领,它们的硬核都包含了若干个假说。参见[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版,第67页、第77～78 页。假定和假说的区别与联系,参见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M anu forChoi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4 - 40;周方银:《假设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载《国际论坛》, 2004 年第5 期,第7 ～11页。瓦斯克斯、华尔兹以及沃尔特等人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就均势研究纲领展开过争论,但他们都把现实主义基本假定当做这个研究纲领的硬核,没有指出这个硬核所包含的任何假说,这说明他们未能识别均势研究纲领的硬核,参见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 - 935。

2. 在均势理论中,均势指国际政治系统中的一种权力分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主要国家的权力大致均等,不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制衡指某个或若干个国家为防止其他国家谋求或拥有权力优势而采取的行动。简而言之,制衡是一种特定的国家行为,而均势是国家行为的特定结果。

3. 应该区分基于因果解释的均势理论和基于功能解释的均势理论。前者主要解释均势和制衡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后者探讨均势的功能和作用。基于功能解释的理论是否适用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4.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 , 1979, p. 118.

5.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2.

6.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8 - 119.

7. 华尔兹没有明确定义制衡和追随这两个概念。根据他的逻辑,制衡是指抵消权力优势,维持权力平衡的行为,追随就是维持权力失衡的行为。参见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5 - 127。如果把制衡和追随与同盟现象联系起来,制衡就是与弱国结盟对抗强国,追随就是与强国结盟。参见Stephen Walt, The O rigins of A 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 - 21。

8. 极是大国的数量,权力差距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地位差别的程度。极和权力差距都是测量权力分配的两个指标,因此是现实主义理论家最关注的两个现象。有些理论家关注极,另外一些理论家则关注权力差距。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9～131页、第324～332页。威廉·沃尔福斯在分析单极概念时,把极和权力差距结合了起来。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 41。

9.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8 - 127.

10.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 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03 - 904.

11. 反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和保护带的概念,参见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67～69页。

12.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2 - 73.

13. 摩根索总结了五种均势政策:分而治之、补偿、军备、结盟、充当平衡者。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第235～258页。

14. 罗伯特·佩普等人提出软制衡理论,把制衡行为区分为硬制衡( hard balancing)和软制衡( soft balancing)两类。硬制衡就是军备和结盟,软制衡主要涉及国际制度框架内的竞争、经济竞争等。参见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 - 45; T. V. Paul, “SoftBalancing in the Age of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 - 71。软制衡理论试图证明冷战后均势政治的存在,以便补救华尔兹的理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反驳了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它反而造成了这个纲领的退步。事实上,所谓的软制衡是无所不在的国家行为,与硬制衡有很大不同。对软制衡理论的批判,参见Stephen G. Brooks and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 - 108;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Balancing: Why theWorld IsNot Pushing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 - 139。

15.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69页。

16.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47～48页、第154～155页、第250页。

17.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3 - 128;对同盟研究在均势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的分析,参见Jonathan Dicicco and Jack Levy, “Power Shift and Problem Shift: The Evolu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ember 1999, pp. 68- 685。

18. 推诿指国家把制衡他国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以便坐收均势之利。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157 - 162。

19.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2.

20. 华尔兹反对把单元层次的分析归入他的“范式”和“研究纲领”。Kenneth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3 - 917。华尔兹没有指出范式和研究纲领这两种研究方法论的差别,也没有明确识别均势研究纲领的硬核,他的判断有随意性。分析层次不是决定理论归属的关键。尽管华尔兹纲领的硬核具有结构主义特征,但是华尔兹纲领的保护带不应局限于结构理论。华尔兹非常重视他的结构理论与其他还原理论的差别,例如,他十分强调自己和摩根索的重要区别。的确,华尔兹和摩根索的研究纲领有所不同,因为摩根索的假说完全不同于华尔兹纲领的假说。但是,从单元层次上寻找制衡出现的具体条件,并不等于推翻导致制衡和均势的根本原因。

21. Randal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27 - 929。华尔兹并没有说明他的研究纲领的硬核是什么,却断言他和施韦勒不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理由是他们关于国家的动机的假定是不同的。他假定国家动机是安全最大化,施韦勒假定国家动机是权力最大化,和摩根索站在了一起,参见Kenneth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 915。事实上,施韦勒并不认为所有国家的动机是相同的,他只是认为,修正国的动机是权力最大化。更为主要的是,施韦勒没有像摩根索那样,认为制衡和均势是国家特定动机造成的结果。国家动机的差别可能影响制衡,但这种观点不违背华尔兹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国家动机与制衡的必然性无关。

22.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23. 施韦勒综合国家的实力和意图,对国家属性进行分类,称最强大的现状国为“狮”,最强大的修正国为“狼”,其他较弱的国家是“羊”或“豺”。较弱的国家才可能选择追随,最强大的修正国则是被追随者。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in,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 - 107。

24. Randal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p. 929.

25.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19 - 920.

26.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Alliance Patterns in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O 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 ring 1990, pp. 137 - 168.

27. 制衡是一个互动过程,但一国采取行动,另一国的反应并不一定立即发生。华尔兹举例说,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直到1894年法俄才建立了对立同盟,只有观察这15年间各国的具体政策,才能理解制衡为什么迟缓了。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5。

2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 - 41.

29. 这是单极稳定论和霸权稳定论的重要区别所在。根据霸权稳定论,霸权秩序的稳定性不完全是霸权国的强制,还由于霸权国能够提供各国共享的公共物品。关于霸权稳定论,参见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 - 614; Joanne Gowa, “Rational Hegemons, Excludable Goods, and Small Group s: An Ep itaph fo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3, Ap ril 1989, pp. 307 - 324。

30. 米尔斯海默关于国家动机和国家行为的假定和推论,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31 - 36。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与华尔兹有所不同。华尔兹认为,国际系统的结构鼓励国家采取安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国家只追求适度的权力。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将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追随代替制衡,成为系统引发的主导力量,这样均势就不能形成。这个观点伤害了他的著作的逻辑严整性———根据他的核心假说,制衡和均势是系统的结构导致的必然结果,与特定国家的动机无关。对有些国家来说,安全和权力不是相互排斥的目标。

31. John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40 -42.

32. John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 ter 8.

33. Stephen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31 - 934。华尔兹认为,沃尔特并没有提出新理论,只是将他的理论运用于研究对外决策而已。参见Kenneth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 916。由于华尔兹没有识别均势研究纲领的硬核,他的这种判断缺乏充分的论证。

34. StephenWalt, The O rigins of A lliances, pp. 21 - 26.

35. Stephen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pp. 933 - 934.

36. [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21～153页。列维和汤普森认为,国家制衡的对象主要是大陆霸权,而不是海上霸权。参见Jack Levy and William Thomp 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 - 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 - 1999, ”Security S tudies, Vol. 14, No. 1, Autumn 2004 /2005, pp. 1 - 33。

37. 自由制度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批判理论家认为,美国是自我克制的善意霸权、美国依靠国际制度维持霸权、民主制度、安全共同体,都是美国免遭制衡的原因,因为这些因素降低或者避免了美国对其他大国的威胁。参见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213～281页。

38. 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47～48页、第154～155页、第250页。

王小能

很好的文章，很受用！

王小能

又看了一边,华尔兹对体系结构的界定清晰了.

guojiguanxixyy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