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

白鹤

作者：宋伟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摘要: 近年来, 围绕着国际结构如何解释国家行为的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遭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 同时, 现实主义阵营内部, 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霸权稳定理论、霸权护持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安全与财富的关系、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宽泛的预测; 霸权稳定理论、霸权护持理论阐述了制度地位、实力地位与霸权国国家利益的关系; 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概念化了实力地位和大国国家利益的关系; 虽然关注的重点所有不同,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试图结合国内因素以增强现实主义的解释力。

关键词: 国际结构; 国家行为; 结构现实主义; 霸权理论; 最小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学界的大辩论传统在继续, 而现实主义依然处于争论的中心。自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 这场辩论呈现出有意思的局面: 建构主义者不断向现实主义提出质疑与批评, 而现实主义者并没有给予太多回应;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 他们醉心于另一场激烈的理论争辩, 而这一争辩却发生在现实主义的阵营内部。斯蒂芬·布鲁克斯( Stephen G .Brooks) 称之为“内斗的现实主义”( D ueling R ealism s) 。他将现实主义分为“新现实主义”( N eorealism ) 和“后古典现实主义”( Postclassical R ealism ) [1](P445-477)。前者包括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O ffensive R ealism ) , 后者包括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和防御性现实主义( D efensiveR ealism ) 。另外一位近年来非常活跃的年轻学者, 斯蒂法诺·古奇尼( Stefano G uzzini) , 在一篇讨论吉尔平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关系的文章中, 使用了“战争中的现实主义”( R ealism s inW ar) 的标题[2]。随着现实主义内部争论的逐步深入,逐步演化出所谓的“ 攻守理论”( O ffense-D efenseTheory) 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 N eoclassicalR ealism ) 三个新的阵营。这场正在进行中的讨论, 不仅涉及到现实主义中的许多古老的概念和假设, 例如势力均衡、实力与财富( Power and W ealth) 的关系, 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方法、解释力以及如何发展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和反思, 并诞生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1）。

如果要比较完整、深刻地理解和评价这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激辩,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 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 内斗”, 本质上都是需不需要加入更多的因素来建构一种新的理论, 从而对国家行为更具有解释力的问题。沃尔兹、勒格罗( Jeffrey W .Legro) 和穆拉维斯基( A ndrew M oravcisk) 都是现实主义核心假设的坚决捍卫者。沃尔兹在《新现实主义: 混淆与批评》这篇文章中写道,“ 如果有人认为某个因素被不恰当地省略掉了, 必须被加进来, 那么就必须证明它能够在一个紧凑有效( Coherent and Effective) 的理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3] 勒格罗和穆拉维斯基则认为这些新因素的加入已经使得所谓的新理论已经违背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范式。

一般认为, 结构现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在国际结构的理论基础上, 几乎所有的新现实主义者都承认他们是沃尔兹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而他们之所以做出修正的努力, 则是由于对沃尔兹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因此, 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 必然要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方法谈起。例如, 结构现实主义要解释的是什么范畴的问题? 国际结构能否包容进更多的因素?而从80 年代的自由制度主义到90 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和发展都是围绕着结构现实主义而展开的。正如我们在下面所将看到的,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和其他学派对结构现实主义的质疑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场争论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其他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批评的一种回应。站在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这场内斗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它们建构的立足点不同, 自然也会侧重于不同的解释层次。作为一种体系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可以用来分析国家的行为和外交政策, 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它立足于国际结构层次, 所着眼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果,而且是这些结果中的“少数重大事件。”[4](序言) 肯尼思·沃尔兹的第一本名著《人、国家与战争》, 所选择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的根源, 而他的研究结论是必须从国际体系层次上来找。沃尔兹坚持认为,国际体系中重大事件的结果, 或者说行为体互动的结果, 不能从单单从行为体内部或者行为体的互动过程( Interaction Process) 来找, 而必须关注或者说特别重视制约行为体及其互动的体系环境的影响。“对于结构理论来说, 核心的问题是要回答, 不稳定的状态或事件是在由两个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下,还是在由多个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下更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4](序言) 至于国家动机( State M otivation)和外交政策, 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持有相同的观点: 影响国内决策的因素过于复杂, 无法进行理论化[5]。因此, 光有结构现实主义是不能完整地理解国家的动机和行为的; 在理论应用的过程中, 它需要“帮助, ”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需要重构。不管如何, 大部分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国际结构能部分地解释国家动机和外交政策。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零零散散的推论。相应地, 国际结构在解释国家行为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也成为了他们批判和立论的突破口。因此, 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结构和外交政策关系的论述, 本文在此尝试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总结。

首先, 在无政府状态下, 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 相应地, 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也就是说, 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 而必须依靠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 InternalBalancing)方式。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紧迫性, 因而认为国家将更多地倾向于制衡强者而不是见风使舵。沃尔兹的这一逻辑造成了现实主义学者的不同解读。一些学者, 例如斯蒂芬·布鲁克斯, 将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划归一类, 因为他们都强调威胁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 总是采取一种“ 最坏打算”( W orst-case) 的做法（2）。布鲁克斯将吉尔平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划入“新古典现实主义”一类, 因为他们强调威胁的“ 概率”( Probability) , 国家在安全利益不紧迫的情况下可能追求长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另外一些学者, 例如兰德尔·施韦勒( R andall L.Schweller) , 认为沃尔兹强调制衡而不是进攻的观点带有“ 维持现状的偏见”( Status-Q uo Bias) , 是把国际政治设想为“只有警察、没有强盗”的状态[6](P90)。因此, 他和米尔斯海默又倾向于将沃尔兹划入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一类[7](P18)。沃尔兹本人反对给现实主义加上“进攻的”或者“防御的”这样的帽子。他认为, 力量太大或者太小都不是好事。沃尔兹并不否认修正主义国家( R evisionistStates) 存在的可能。他说,“除了生存动机, 国家的目标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 可能是雄心勃勃征服世界, 或只是希望不被招惹。”[4](P108)事实上, 准确地讲, 沃尔兹强调生存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认为二流国家将会倾向于制衡强者而不是见风使舵;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 更强调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方式和力量大小的适度（3）。也就说, 结构现实主义既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那样强调进攻可能带来的收益;也不像防御性现实主义那样, 认为国际体系的安全是充裕的、外部平衡( External Balancing, 即结盟) 是确保国家安全的优先方式。

其次,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下, 出于结构选择的压力, 国家被迫在关键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向先进者学习, 以避免被损害和淘汰。这就是著名的同化效应( Sam eness Effect) 。温特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8](P130)的确,社会化意味着一种共识的形成。结构现实主义的共识和建构主义的共识有着本质的不同: 前者来源于客观的无政府状态的压力, 后者则是主观互动的结果。正如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弗斯( W illiam C . W ohlforth) 对冷战结束的研究所表明的,“ 有证据显示, 在对这一事件所作的理念模型( Ideational M odels) 中, 许多的因果关系都是内生于物质刺激之中的。也就是说, 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对变化中的物质环境的反映。”“我们的分析证明,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 物质环境有时候有助于解释国家基本目标或者说‘认同’是如何发生变化的。”[9](P8)再次, 与传统现实主义一样,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的范围必须与国力的大小相一致。国家不应该好高骛远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4）。但沃尔兹的洞见不止于此。他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的关系。他曾经明确指出, 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两极结构里的大国比多极结构里的大国享有更大的自由[10]。在两极世界中, 两大阵营的盟主就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两个超级大国都能按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情况制定长远计划、执行它们的政策, 因为它们无须对第三方的要求做出让步。”[4](P205)“ 在单极世界里, 对唯一的大国构成制衡的力量大大减弱了。单极世界削弱了结构的约束力, 扩大了仅存的大国的活动空间, 突出了其内部特征的重要性。”对于小国而言, 它们的自由度发生了逆转。“在苏联衰落和崩溃之前, 弱小的国家和不满的民众可以期待依靠一个超级大国以抗衡另一个超级大国, 而现在,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唯一的大国就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标志和对象。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导致一定的国际结果,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11] 国际结构通过改变大国行为的自由度, 对国际体系的总体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 沃尔兹自己承认, 结构现实主义基本上不涉及国家内部的因素, 因此“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不足以、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外交政策的预测。”[12](P57)古奇尼( G uzzini) 在《战争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比较了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他谈到的第一点就是国家动机假设。他认为吉尔平对国家目标的定义比沃尔兹要宽泛, 后者只强调了生存, 而前者则认为当预期收益( Expected Benefits) 大于预期成本( ExpectedCosts) 的时候, 国家有可能将扩张和经济财富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一旦财富的创造成为研究的对象, 那么就必须涉及生产的国际结构和跨国企业。相应地, 古奇尼指出沃尔兹和吉尔平对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范围观点不同（5）。斯蒂芬·布鲁克斯在《内斗的现实主义》中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1](P456)。事实上, 吉尔平对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关系的论述, 主要集中于霸权国家的兴衰和国家利益的相应变化。与沃尔兹不同的是, 吉尔平认为国际制度虽然是霸权建立的, 但其本身也相当重要, 是关系到稀缺资源( Scarce R esource) 分配的有力工具。

根据罗伯特·基欧汉的归纳, 霸权稳定论包括两个中心命题。首先, 世界政治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 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英国和美国创立和巩固了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13](P145)霸权建立和主导的秩序一般来说更有利于霸权本身。英美之所以建立自由贸易秩序是因为它们的生产率最高, 市场竞争优势明显。这种秩序得以建立, 部分由于霸权国强加了自己的意志, 部分由于其他国家也可从中获益而愿意接受。其次, 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一旦由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改变旧的国际体系的风险降低了, 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因此, 霸权秩序建立之后, 霸权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就将呈现出遏制可能威胁到现存秩序的新兴大国的鲜明特点。在罗伯特·吉尔平的书里, 他隐晦地提到了霸权国的强大与体系稳定之间的因果联系。更精确地说, 吉尔平指出的是结构的稳定与体系的和平之间的联系（6）。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权力差距越大, 其他大国的修正主义倾向( R evisionistTendency) 就越小; 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权力差距越稳定, 其他大国的修正主义倾向也越小。因此, 在霸权稳定论看来, 国际结构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和全球挑战国利益关系以及它们对外行为的决定性原因（7）。

可以看出, 霸权稳定理论包含两个层次: 双边层次和普遍层次。所谓双边层次就是指霸权国和新兴挑战大国的关系; 所谓普遍层次就是指霸权国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在双边层次上, 霸权稳定理论是令人信服的; 在普遍层次上, 霸权稳定理论就值得怀疑了。由于多边关系的存在, 霸权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都复杂化了。秦亚青先生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 提出了一个霸权护持(H egem onicM aintenance)模式。他指出, 即使从霸权国、全球挑战国( G lobal Challenger) 和潜在挑战国(PotentialChallenger)的三者关系来看, 也不能认定霸权国的利益在于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根本原因在于, 国际结构只是为各国的国家行为确立了一个环境, 各国围绕这个环境形成的利益关系才是制约国家行为的关键。

首先, 霸权护持模式认为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护持霸权地位, 而不是维持体系内所有国家的力量地位不发生变化。“ 只要霸权国能够保持霸权地位, 它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也就得到了保障。所以, 霸权护持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 这就是国家利益概念的整体性。”[14](P131-132)其次,“霸权地位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霸权国与挑战国的权力距离。这个距离越大, 霸权国就越感到安全。…… 所以, 霸权护持实际上是维持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 将这种距离始终保持为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常数。”（8）在这两点的基础上, 秦亚青先生提出了霸权护持的三个理论假设: 第一: 在国际武装冲突中, 霸权国出于削弱系统次强国力量的需要,比较可能支持次强国或次强国盟友的对手。第二:在由区域主导国家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中, 霸权国为了削弱潜在挑战国的实力, 比较可能支持区域主导国家的对手。第三: 国际武装冲突的频数与霸权国的相对国力没有正向或逆向相关关系。“ 即使霸权国有足够的能力制止冲突, 它也不会毫无选择地制止一切冲突的意愿。采取那种态度主要取决于这一冲突是加强还是削弱挑战国的实力。”（9）

综观霸权稳定理论和霸权护持理论这两项新现实主义的重要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 国际结构对于国家行为和外交政策的制约作用得到了更清晰的梳理。在霸权稳定理论中, 霸权国的利益被定义为维持和加强现存的霸权秩序, 因此, 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倾向于遏制那些对现存秩序心怀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 在霸权护持理论中, 霸权国的利益被定义为维持和加强现存的结构地位, 因此,霸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倾向于遏制那些实力接近的新兴大国。而霸权稳定理论中所提到的修正主义倾向, 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内部争论中逐步深入。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具有攻击性? 什么样的情况会比较爱好和平?

三、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 最大最小现实主义的进展与争论

霸权理论虽然定义了霸权国家的利益, 以及国际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改变国际体系成本的变化, 从而间接提供了关于霸权国和挑战者的行为预测。这一理论本身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它只能说明这两类特殊国家, 而不是所有一般性的大国。在单纯运用国际结构来解释国家行为方面, 米尔斯海默的最大现实主义做了一定的探索（10）。与结构现实主义和霸权护持理论相一致,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 国际体系有足够的诱因使得大国采取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当扩张可行的时候, 就应该积极扩张; 如果推卸责任( Buckpassing) 或者见风使舵更为有利, 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当简单。首先,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安全困境。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关系基本上是竞争性的。”[15](P56) 其次,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不相信善意的可靠性。“ 一个国家可能今天非常友善, 明天就翻脸不认人。”[16](P11) 因此, 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 权力最大化”( Power M axim ization)。也就说, 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性的霸权国。由于水体给军事力量投送带来的巨大制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国实现了这一目标。美国是西半球的地区性霸主。因此, 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遏制其他地区有可能出现的新的地区性霸主[17]。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 大国都具有修正主义的倾向, 目标也都是一致的, 并且是相互冲突的。不过, 有必要指出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绝对不是一味的扩张主义者; 关键在于扩张合不合算（11）。

与米尔斯海默不同,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只有国际结构得不出国家是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的结论, 也不能判断国家是否会在面临威胁时采取制衡的对应措施。攻守理论( O ffense-D efense Theory) 的提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进展。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 光有结构是不够的, 必须加入地缘因素、经济因素甚至心理认知。现实主义的特性( 或者说现实主义各支流之间的共性) 已经被压缩到最小, 仅仅包括国家理性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假设[18](P166-168)。杰弗瑞·勒格罗和安德鲁·穆拉维斯基将其称之为“ 最小现实主义”( M inim al R ealism ) 。最小现实主义者寻求给国际结构加入各种国内国际的因素, 来增强其对国家动机和外交政策解释力。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关注的仍然是安全困境和势力均衡的问题。这一类现实主义者认为, 国际体系的安全可以通过防御性的措施来解决, 例如势力均衡。大国并不需要不断的进攻和谋求控制他国。问题出在国际国内的互动过程之中。按照罗伯特·杰维斯( R obert Jervis) 的说法,他与沃尔兹的观点有着微妙的差异,“ 国家通常愿意停留在现状。它们为恐惧而不是获益的渴望所驱使。⋯ 在许多情况下, 是互动的过程导致了冲突, 而不是由于各国目标中固有的差异。”[19](P46)也就是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将国家视作防御性的、满足于现状, 而且从中可以看出, 该理论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点。例如,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 二流国家倾向于团结起来制衡最强大的国家。但是, 一旦加入互动情况之后, 情况就不一定了。例如, 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 alt) 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 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的大小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 除此以外,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他并且认为, 人们不能在一个给定的场合对威胁的根源作一个轻重分析[20](P22-26)。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安全是充裕的, 不仅仅是由于试图扩张的国家往往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 还由于“ 攻守平衡”( O ffense-D efenseBalance) 的取向, 也就是进攻与防御何种更具有优势。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 和国际结构一样,“ 攻守平衡”也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罗伯特·杰维斯的《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在这方面的探讨为后来的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他指出, 两个变量影响着一个国家安全度的提高是否给其他国家造成相反的效果: 其一是“ 进攻还是防御更具有优势, ”其二是“ 防御性武器和政策能否同进攻性武器和政策区分开来。”[21](P23-46)当防御具有优势时, 一国力量的增加并不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很多的威胁。地理和技术是影响“攻守平衡”的两个要素。地理因素诸如崇山峻岭、大江大河这样的自然障碍使得进攻不太可行。杰维斯并且认为,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使得防御具有优先性。相互核威慑使得安全的价格相对低廉。不过, 在一国的力量远远强于另一国的时候, 即便防御更有优势, 它也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战略。

既然侵略往往是得不偿失, 以失败而告终, 那为什么有史以来会有那么多的国家主动挑起战争呢?它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 非理性”( Irrational) 的战略呢?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一般通过糅合国内因素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这一做法, 在勒格罗和穆拉维斯基看来, 使得他们越来越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轨道。杰克·斯奈德( Jack Snyder) 是著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他诉诸的是国内政治, 集中研究的是帝国主义行为。在他看来, 之所以大国会出现过度扩张( O verexpansion) , 招致占压倒优势的反对同盟, 是因为一小撮寻租群体( R ent-seeking G roups)通过操纵意识形态和彼此相互勾结, 成了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掌握了对外政策[22](P12-15)。他们散播征服可以增加领土、失去边陲将有多米诺效应、“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以及敌人是纸老虎之类的迷思( M yths) 。时间一长, 制造这些迷思的人自己也沉浸于其中。于是举国一致, 要求扩张。在《军队与政府的关系和对进攻的迷信: 1814年和1984年》一文中,斯奈德解释了欧洲为什么偏爱进攻性的军事战略。在他看来, 其根源在于德国、FaGuo和俄国的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危机。进攻性的军事教条使得武装机构能够加强他们的自主权、减少文官干预、增强他们在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获得更多的财政份额[23](P119-157)。斯科特·萨冈( Scott Sagan) 的观点则与斯奈德相反。他认为, 1914年前后, 国家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是为了服务于其更大的政治目标。

“联盟体系, 或者更准确地说, 大国维持其盟友的战略利益, 必然导致1914年的进攻性教义。”[24](P173)另外一位重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斯蒂芬·埃弗拉( Stephen V an Evera) , 倾向于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战争的起因。在他看来, 如果一战之前的各国领导人能认识到防御占据有利地位, 战争就不会爆发了。不过, 埃弗拉并没有迈入唯心主义的领域。他将认知的错误依然归咎于客观的因素, 例如精英操纵、自私自利的官僚、军国主义( M ilitarism ) 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他在《大战的起源》中指出,“ 国际结构经常是良性的( benign) , 只会引发很少的战争。但被认识到的力量结构往往是恶性的, 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的战争。”[25](P6)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埃弗拉并不将战争起因完全归咎于认识错误。在他看来,“攻守平衡”的取向是更主要的原因。他对影响“ 攻守平衡” 因素的归纳远远比沃尔特要宽泛, 包括了军事因素、地理、国内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外交的性质等等[26](P227-265)。

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不同,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还包括追求外部影响力的自然渴望[27](P144-172)。在这一点上, 他们与吉尔平持有相同的看法。国家有可能乘机扩张, 也有可能对威胁不做反应, 甚至可能放弃安全的考虑而追求别的目标。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 要理解这些现象, 只有国际结构是不够的,“ 必须结合第一、第二和第三种设想的变量, 说明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的重要问题。”[28](P317) 因此, 在解释方法上, 这一类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有类似的地方: 两者都重视国内因素。有的美国学者也将他们归为一类。不过, 新古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稍有不同。除了关注的国家目标问题更为宽泛以外, 他们糅合进的其他因素, 往往力图与国际结构结合在一起, 从而使其精确化。在这里, 我们主要考察两位重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他们都对国际实力结构进行了很有意思的修正。法利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 探讨了美国崛起过程中实力和权力的不对称历史。在19世纪后期, 美国的国力迅速增长, 但是在对外扩张方面, 其步伐非常缓慢, 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地位不相称。在扎卡利亚看来,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道德高尚; 事实上, 当时的美国将建立殖民地视为一种开化野蛮人的值得赞美的事。他的观点是美国政府不够强而有力。他指出, 国家权力不仅仅是控制资源的能力, 还有赖于国家从社会中抽取这些自愿的能力。所以, 扎卡利亚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国家中心型现实主义”( State-Centered R ealism ) 。结构现实主义的总体能力分布结构变成了政府能力分布结构（12）。可以看出, 扎卡利亚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新现实主义的精确化, 并没有引入新的变量。

另一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兰德尔·施韦勒( R andallL.Schweller) 。他同样试图修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致命的失衡: 三极和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一书中, 他认为两极向三极的转变是20 世纪30 年代各国行为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不过, 施韦勒所说的这个转变, 并不是实力资源( M aterialResource) 对比的变化, 而是根源于国家偏好( State Preference) 。也就说, 英国( 狮子) 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对威胁做出反应, 而德国作为像“ 狼一样的国家”则寻求增强自己的武力。“对于联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政治目标是否兼容( Com patible), 而不是力量或者威胁的不均衡。”因此, 施韦勒把自己的理论称为“ 利益均势”( Balance of Interest)理论[29](chat 3)。也就是说, 他以利益取代了实力和威胁在均衡结构中的地位。例如, 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 那些没有受到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经常和更强的修正主义国家或者联盟站在一起。施韦勒指出, 制衡是一种代价相当大的行为, 而见风使舵则代价很小、收益多多。因此, 见风使舵要比沃尔特或者沃尔兹所主张的更为常见[30](P93)。

施韦勒的研究不止于表面。在一篇讨论“ 势力均衡”的文中, 他抨击了结构现实主义的“ 单一行为体假设”。他认为, 外部压力不一定引发国内的团结和势力均衡理论的预期。由于国内体系的不同,国家的行为有可能恰恰和势力均衡所预测的相反:大国不会扩张和争夺霸权; 其他国家则见风使舵。他提出了国内制约的四个要素: 精英的共识、精英的凝聚力、政权的脆弱性和社会的凝聚力[31]。其中,领导人对现存国际结构的认知是影响到国家偏好的重要原因。施韦勒与吉登·罗斯( G ideon R ose) 、托马斯·克里斯汀森( Tom as Christensen) 都强调决策者在评估和适应结构- 体系变化方面的经验。他引述克里斯汀森的话说,“ 如果领导人低估了强国的实力, 他们甚至可能加入强者的一方, 结果其行为更像是见风使舵而不是制衡。”[28](P337)另外一位重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 威廉·沃尔弗斯( W illiamW ohlforth) , 对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行为也提出了认知主义的解释。他认为, 客观性的实力转换既不能说冷战何以发生, 也不能说明为何突然结束。”[32](P41)力量观念的转变可能和实际的物质能力毫无关系。沃尔弗斯断言,“ 力量观念比物质关系更具有动态性。国家行为的剧烈变动, 可能来源于其观念中的力量分配的变动。用典型的能力测量分析是不能得到理解的。”[33](P294) 因此, 沃尔弗斯对国际结构的修正, 是将现实的实力结构改变为“ 观念中的实力结构。”

四、对现实主义内部争鸣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 现实主义的这一场争论, 主要的矛头是指向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理论, 认为国际结构在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果( 也就是行为体互动的结果)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主要论断是两极结构下的国际体系比多极结构下的国际体系更为稳定。当然, 即使是这么一个结论, 沃尔兹的态度也是非常保守的。他认为很难证明两极结构在冷战时期所起的作用比核武器的作用要大。自由制度主义采用的研究范式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所提出的挑战主要是国际制度可以培育体系内的合作与和平的结论。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体系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国家行为。就像沃尔兹所指出的, 国际结构可以解释国家行为的相似之处; 而单元层次的分析则可以解释国家行为之间的不同[4](P84)。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促使国家的政策更具有合作性。

建构主义和最小现实主义的批评不同于自由制度主义的路线。建构主义鲜明地认为, 结构现实主义只能解释安全问题这样的极端情况; 在大多数时候, 国家之间有可能培养友好的感情。这样一种感情是通过多次博弈形成共识来完成的。建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 相反, 它具有重要的物质利益关系背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回应, 在此就不赘述。最小现实主义, 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同样关注的是国家行为所呈现的与结构现实主义预期不一致的反常现象( A nom alies) 。它们或多或小承认国际结构的作用, 但是试图加入各种国内因素以增强其解释力, 从而发展出“ 攻守平衡”“ 国家中心型现实主义”“ 利益均势论” 这样的附属理论。

对于最小现实主义的发展, 勒格罗和穆拉维斯基给予了强烈批评, 认为这些所谓的理论已经脱离了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实力的鲜明特征, 倒向了建构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杰弗瑞·勒格罗和安德鲁·穆拉维斯基来说, 这一争论中所产生的许多理论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核心假设, 可以说是一种倒退( D egeneration) [34](P6-8)。而在肯尼思·沃尔兹看来, 当前争论的错误之处在于, 仍然没有能厘清理论建构(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和理论应用( TheoreticalA pplication) 的不同[3]。沃尔兹近年来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 解释这些反常现象是理论应用的问题, 而不是理论建构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 作为一种统一的理论, 国际结构的概念就足够了。无法再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国内体制等加入进去。而且, 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能够说明如何构筑这样一种大理论, 更别提去发展它了。”[12] 因此, 最小现实主义并不能算是理论; 它们是结构现实主义应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对于最小现实主义试图举出的很多和结构现实主义预期不同的反例, 沃尔兹借用拉卡托斯( Lakatos) 的话回应说,“ 我们不能证明或者证伪某种理论。”[35](P viii)也就是说, 理论本身只有解释力大小的问题, 不存在被证明或者证伪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世界。所以, 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被证伪; 它只能被一种新的、不同的理论所取代。同样存在着肯定的看法。莱恩·琼斯( Sean M . Lynn-Jones) 认为, 当前的争论并不是对结构现实主义主体理论框架的否定, 相反,是试图使其更具有解释力, 也就是说, 能够对国家的行为和动机做出更精细、更完整的理解（13）。因此,琼斯认为这些理论依然属于新现实主义的范畴。纵观现实主义的这一场内斗, 我们会发现, 现实主义的许多原本模糊的假设受到了严格的区分和考验。例如, 国家的动机是时刻关注生存还是有可能追求财富, 而这又和进攻- 防御的辩论关联在一起。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认为国家可能对外出击、寻求扩张, 但前者确实为了安全, 后者却可能为了财富;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体系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体系改变成本的变化, 从而诱发了国家偏好从安全向权力和财富的转变。沃尔兹并没有明确地确定国家的动机, 这是因为结构现实主义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假设。不过, 反过来说, 最小现实主义的理论发展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至少, 它们对何种情况下国际结构所能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精确化和细分。例如,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 攻守平衡”理论就指出了, 同样国际结构在不同的攻守状态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诸如施韦勒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 试图糅合进其他因素的努力难以再形成某种统一的理论了。

现实主义的这场内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对建构主义理论批评的有力回应。它说明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就如科林·艾尔曼( Colin Elm an) 在回应沃尔兹抱有的保守态度时所强调的, 他和其他的新现实主义者做出了“ 大量外交政策的预测。”[36](P60)由于国家行为而不是国际结果往往是人们关注的中心, 因此发展出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将是十分有益的, 虽然它们在保留实力结构特质的同时, 失去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精练与优美。施韦勒为现实主义国家理论做了很好的概括。他说,“ 政治现实主义不仅是关于国际政治的预测性和解释性理论, 他也是关于‘ 实际’( pragm atic)外交政策的理论。现实主义告诉我们, 相互竞争的国家或群体将如何最好地促进它们的利益, 不管是经济利益、领土利益、意识形态利益还是政治利益。这些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力量对比情况以及给定群体在其中的地位。”[28](P329)

注释：

（1） 对于攻守理论, 2004年《国际安全》杂志的年度读本值得一看。See M ichael E . Brown, O wen R . Cote Jr., Sean M . Lynn-Jones and Steven E . M iller ed., O ffense, D efense and W ar, M assachusetts: M IT Press, 2004. 关于势力均衡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 参见: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T.V . Paul, Jam es J. W irtz, and M ichelFortm ann,Stanford: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2004.
（2） 温特也持相同的看法。建构主义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描绘的生存状态是紧张的、极端性的。温特所举的著名例子是起火时只有一个逃生通道。其实这个比喻更贴切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 只有一个国家能获得安全。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324页。

（3） 沃尔兹认为,“ 内部平衡要比外部平衡更可靠、更精确。国家在判断自己的相对力量时所出现的错误可能要少于它们在判断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时所出现的错误。”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第108页。

（4） 例如, 沃尔兹是在《纽约时报》上签名反对伊拉克战争的32位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们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者。See Jack Snyder,“Im perialTem ptations,” The N ationalInterest,N o.71,Spring 2003,p.37.

（5） 他并且认为, 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治理和沃尔兹的无政府状态是相矛盾的。事实上, 沃尔兹宣扬的两极治理和霸权治理本质上并无不同。古奇尼错误地将秩序性质的霸权治理当成了国际体系结构的排列原则。See Stefano G uzzini,“‘R ealism s at war’: R obert G ilpin’s political econom y of hegem onic war as a critique of W altz’s neorealism ,” athttp://dana.ucc.nau.edu/~lm o5/econPD Fs/war/PEW ar Critique.pdf.

（6） 吉尔平在这一点上的论述最明确的是下一段:“ 那些威望层次一直十分明了而且保持不变的历史时代, 世道比较平安和稳定。相反, 威望的层次淡薄而且对此的理解越来越含糊不清, 则常常是那些冲突与争斗时代的前兆。”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第31-32页。

（7） 许多重要的新现实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都持同样的看法。See R 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Politics,N .J.: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99,p.115.

（8）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6页。

（9） 三个假设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第138-144页。

（10） 最大现实主义一词借自秦亚青老师的提法。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核心因素发展到极致, 完全排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们称它为最大现实主义。秦老师的提法参见: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批判》,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 第162页。

（11） 和沃尔兹一样, 米尔斯海默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反对者。See John J. M earsheim er and Stephen W alt,“W ar with Iraq is N otin A m erica’s N ationalInterest,” The N ew Y ork Tim es,Septem ber 26,2002.

（12） See Fareed Zakaria, From W ealth to Power: The U nusual O rigins of A m erica’s W orld R ole,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 1998. 类似地, 柯庆生( Tom as J.Christensen) 认为国家政治权力影响到对相对实力变革的反应能力。他将政治权力定义为“ 国家领导人基于安全动议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 他提出了一个双层的国内动员模型。See Tom as J. Christensen, U seful A dversaries: G rand Strategy, D om estic M obilization, and Sino-A m erican Conflict, 1947-1958,N .J.: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98,p.11.

（13） 参见Sean M . Lynn-Jones,“Preface,” in M ichael E . Brown, O wen R . Cote Jr., Sean M . Lynn-Jones and Steven E . M iller ed.,O ffense,D efense and W ar,Cam bridge,M ass.:M IT Press,2004。

参考文献:

[1]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ol.51,No.3 (Sum m er,1997).

[2] Stefano G uzzini. "R ealism s at W ar": Robert Gilpin’s Political Economy of Hegem onic War as a Critique of Waltz’s Neorealism [EB/O L]. http://dana.ucc.nau.edu/~lm o5/ econPD Fs/war/PEW ar Critique.pdf.

[3] S ee Kenneth N . Waltz. N eorealism : Confusions and Criticism s[J].Politics& Society,V ol.X V ,(Spring,2004)[EB/O L]. http://www.colum bia.edu/cu/helvidius/archives/2004_waltz. pdf.

[4]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 ].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5] R obert K eohane. A fter H egem ony: Co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 W orld Political Econom y [M ]. Princeton: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84.

[6] R andall L. Schweller. N eorealism ’s Status-Q uo Bias: W hatSecurity D ilem m a? [J].Security Studies,V ol.5, N o. 3,1996.

[7]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 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 Stephen G .Brooks and W illiam C.W ohlforth.Power,G 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the Cold W ar[J].InternationalSecurity, V ol.25,N o.3 (W inter,2000/01).

[10] K enneth N . W altz. R 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 esponse to M y Critics[A ]. R obert O . K eohane ed, N 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 ]. N .Y .: Colum bia U niversity Press,1986.

白鹤

[11]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EB/O L].http://www .irchina.org/N ew/view .asp?id=545.

[12] K enneth N . W 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 ot Foreign Policy[J].Security Studies,V ol.6,N o.1(A utum n,1996).

[1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 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4] 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 1945-1988)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 John J. M earsheim 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 ar[J].International Security, V ol. 15,N o.1 (Sum m er,1990).

[16] John J. M earsheim er. The False Prom 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 ol. 19, N o. 3 (W inter ,1994/95).

[17] John J. M earsheim er. The Tragedy of G reat Power Politics[ M ].N .Y .:N orton & Com pany,Inc.,2002.

[18] Joseph M . G rieco. R 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 orld Politics [A ]. M ichael W . D oyle and G . John Ikenberry, eds., N 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Theory [C ].Boulder,Colo.:W estview ,1997.

[19] R obert Jervis. R ealism , N 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 nderstanding the D ebate[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 ol. 24,N o.1 (Sum m er,1999).

[20] Stephen M . W alt. The O rigins of A lliances[M ]. Ithaca : CornellU niversity Press,1987.

[21] R obertJervis. Cooperation U nder the Security D ilem m a [A ]. M ichael E . Brown, et al. eds., O ffense, D efense and W ar[C ].Cam bridge,M ass.:M IT Press,2004.

[22] Jack Snyder. M yths of Em pire: D om 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 m bition[M ].Ithaca: Cornell U niversity Press, 1991.

[23] Jack Snyder. Civil-M ilitary R 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 ffensive, 1914 and 1984[A ]. M ichael E . Brown, et al . eds., O ffense, D efense and W ar[C ]. Cam bridge, M ass. : M IT Press,2004.

[24] Scott Sagan.1914 R evisited: A llies, O ffense, and Instability[ A ].M ichaelE .Brown,etal.eds., O ffense, D efense and W ar[C ].Cam bridge,M ass.:M IT Press,2004.

[25] Stephen V an Evera. Causes of W ar: Power and the R oots ofConflict[M ].Ithaca:CornellU niversity Press,1999.

[26] Stephen V an Evera. O ffense, D 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 ar[A ]. M ichael E . Brown, et al .eds., O ffense, D efense and W ar[C ].Cam bridge,M ass.:M IT Press,2004.

[27] G ideon R ose. N eoclassical R 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J]. W orld Politics, V ol.51,N o.1 (O ctober , 1998).

[28]R andallL.Schweller.The Progressiveness ofN eoclassical R ealism [A ]. Colin Elm an and M iriam Fendius Elm a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Theory: A ppraising the Field[C ].Cam bridge:M IT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