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

白鹤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他的大国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制衡，这一现实变化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均势理论的争论。当前有关这一理论的批判、修正以及辩护观点都存在理论或经验上的缺陷，作者从结构变化入手，以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等3个因素解释了当前其他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的现象，并且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生长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 均势；制衡；联盟；实力门槛；霸权护持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美国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以及其他的大国对其难以构成有效的制衡，这一现实对大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国的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仍然是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的核心。围绕着这一现实展开的争论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均势理论的批判、修正和辩护是最近10多年来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1]

一　制衡难题与现有的理论观点

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当面对体系内的霸权国或潜在霸权国时，其他的大国将采取制衡的方式来恢复或维持体系的均势。国家的制衡行为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即通常所说的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2]在有关的文献中，军备和联盟一般被认为是体现这两种行为的主要方式。[3]然而，如果根据这两个操作性指标来考察，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面对美国的超强权力，其他大国并没有像传统的均势理论家所预测的那样，对美国采取典型的制衡行为。首先，从冷战后的大国结盟行为来看，美国继续保持了对其冷战期间建立的同盟体系的主导权，欧洲三大国（德、法、英）出于不同的目的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对美国也采取了自觉自愿的追随政策。在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处于美国的联盟体系之外，而且与美国处于竞争的态势，受到美国领导下的联盟的遏制。不过，从联盟理论的角度来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潜在的联合，而非正式的结盟，是出于共同利益进行的战略合作，而没有正式的义务和承诺。[4]由此看来，大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联合制衡的方式。其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是实际军事开支数额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他大国的军费开支投入水平、增长幅度和相对军事实力的增长速度都不及美国。[5]从当前大国军事实力增长和军备态势来看，美国在冷战后遭遇其他大国内部制衡的强度并不显著。在单极体系下，大国的行为选择呈现出多样性，旁观、推诿、躲避以及追随等非制衡行为表现得更为显著。[6]这也意味着，现实发展与理论预测之间存在着脱节，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制衡难题”。[7]

其他的大国为什么没有对美国霸权进行主动制衡？制衡难题的存在是否对均势理论的有效性构成明显的挑战？针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现实和理论议题，近年来学术界有许多争论。根据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从当前的辩论中大致归纳出对待均势理论的3种态度，分别是否定、修正和辩护。

（一）否定论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均势理论要么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要么不符合经验事实；或者认为，即使它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已经过时了。这些学者主要来自现实主义阵营之外，他们通常批评这一理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也缺乏对国际政治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否定均势理论的学者是一个庞杂的阵营，他们提出了许多与均势理论相竞争的替代性假说，许多学者从新自由制度理论、安全共同体理论、仁慈霸权说等角度对均势理论提出了否定。[8]尽管这些观点出自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不同的阵营，但其中的理论立场有相近之处，大多强调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特征和西方世界的认同。对于这一派的学者而言，大国不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国不再也不需要按照权力政治和均势逻辑行事。

（二）修正派的观点

持修正态度的学者基本上接受均势理论的主张，但是认为它存在着概念或逻辑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对其做了不同程度的局部修正。在这一阵营之中，又可以归纳出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修改了均势理论的假说，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具有代表性。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沃特提出国家采取制衡行为并不是单纯出于权力的考虑，而主要针对的是威胁。他指出，影响威胁的因素主要有权力总量、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等4个方面。[9]基于威胁平衡理论，沃特对冷战后其他大国没有制衡美国这一现象进行了回答，其主要观点是，尽管美国在权力总量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但从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侵略意图等方面来看，并不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这些大国制衡美国的倾向。[10]从威胁平衡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大国没有对美国进行制衡，无论在逻辑还是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从逻辑上来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国际体系中，由于没有其他国家从实力上加以制衡，很难期待霸权国的行为总是能够保持自我克制、做一个“善意的霸权”，霸权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总会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至少对其他的大国而言是如此。[11]当然，在现实中，对于那些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行动上追随美国的传统盟国而言，美国权力的扩张可能不被（或者尚未被）视为威胁，威胁平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这些国家，比如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但是，对于那些在安全方面与美国存在激烈竞争关系的国家来说，威胁平衡的解释就难以令人信服，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从经验上看，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大大扩展，通过北约东扩和“反恐”战争的推进，其军事存在渗入到俄罗斯周边、传统上属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和生存空间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对“台独”势力的支持也直接威胁着中国的核心利益。由此看来，从美国霸权不具有威胁性的角度并不能充分解释主要大国普遍没有采取制衡行为的现实。

另一些学者对均势理论的适用条件做了限定。杰克·列维（Jack Levy）详细地考察了均势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经验事实，他认为均势理论存在着3个偏向：这一理论立足的体系是欧洲国际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权力基础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军事力量、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体是欧洲大国。这3种偏向也决定了均势理论的适用范围，即1945年以前的欧洲国际体系。从这种观点来看，当前大国缺乏对美国的制衡不是均势理论需要考察的问题，因为国际体系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而美国是一个以海洋为基础的全球性军事大国。[12]列维的观点看起来也是对均势理论的否定，但把他列入修正派的阵营更为合适，因为他本人并不否认均势理论的基本前提，而只是认为需要限定其适用的时空条件。而且，列维的结论是谨慎的，他并没有断言均势和制衡只可能发生在欧洲，也没有断言对美国的制衡不可能出现，只是认为均势理论在全球体系中的适用性还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列维仅仅将均势的适用条件限于1945年以前的欧洲，实际上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经验证据，正如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提到的，均势理论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等许多历史阶段得到佐证，[13]而且列维还忽略了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达成的均势，这表明均势同样可以在全球层次上实现。

还有一些学者对均势理论的核心概念做了扩展，他们认为可以把制衡区分为“强制衡（hard balancing）”和“软制衡（soft balancing）”两种手段。强制衡主要体现为军事手段，传统上的内部加强军备和外部缔结联盟都可归入其中；软制衡则主要涉及政策上的协调、非正式的安全协议和合作、特定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有限加强军备等手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大国仍然对美国进行着制衡，只是制衡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变化，传统上的强制衡被现在的软制衡所取代，比如欧洲国家加强共同防务的努力、诸大国在联合国对美国单边行动的DIZHI等都是制衡的表现。[14]从“软制衡”的观点来看，均势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的相关性和解释力得到了维护，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核心概念的内涵，这是一种为挽救理论而做出的特设性假说（ad hoc hypothesis），将会导致理论上的退化。[15]而且，所谓的“软制衡”主要是大国在言辞和策略上的行为，它不会改变体系中权力的分布，也并没有导致体系向均势的方向发展。

（三）辩护论的观点

持辩护态度的学者完全维护均势理论的理论内核和命题，认为批评者的观点是对这一理论的误解，沃尔兹是这一立场为数不多的代表，他在许多辩论性的文章中捍卫了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沃尔兹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的主要观点有：首先，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它所预测的是均势状态的反复出现，而不是国家总会采取制衡策略。[16]其次，结构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是一种自动（automatic）形成的均势，而非人为（manual）造成的均势，它强调，即使没有任何国家有意地采取平衡政策或者都在追求霸权时，均势也会发生。[17]再次，社会科学理论都面临着预测的难题，它并不意味着理论不能够做预测，而是说理论只能预测出大致的方向、范围和条件，而不能预测具体的时点。缺乏时间精度是社会科学理论预测的通病，并非只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独有。[18]最后，考察国际关系史，当前国际体系的失衡状态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的，而从长时段看，这种失衡也只是历史中的一瞬间。[19]

沃尔兹所作的辩护看似言之成理，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在实力分布极不平衡的情况下，针对潜在霸权国的制衡联盟或者军备竞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比如，面对拿破仑FaGuo在欧洲大肆扩张，欧洲的主要国家并未及时地组织起有效的遏制。[20]也就是说，制衡缺位可能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而在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它又是暂时性的。至于这种滞后会有多久，在理论上很难做出明确的预测。然而，即使预言制衡总会来到，制衡难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经验问题。而且，纵观现有均势理论的著述可以发现，这一理论所依赖的经验证据能够回答的是：在多极或者两极的状态下，体系中的大国如何防范一个潜在的霸权国（would-be hegemon）以维持体系的均势？[21]对于存在一个实际的霸权国（real hegemon）的情况下，体系如何回归均势，更多的是依据大国应对潜在霸权国的经验进行逻辑上的扩展和推论来进行预测，而缺乏相应的经验案例和实证检验。尽管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本身的不适用，但无论对于均势理论的批评者还是辩护者而言，制衡难题的出现和存在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现象，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理论解释，以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现实困惑和理论争辩。

二　结构变迁对制衡机制的制约

制衡难题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上均势理论所关注的均势生成的主导机制——国家的制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难以发挥作用使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向着均势的方向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既然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原有的两极结构被单极结构所取代，那么结构变化本身是否会改变均势生成机制发生作用的方式和条件？

考察有关体系变化与均势生成的历史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论述可以发现，当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或权力集中程度发生显著的变化时，均势的生成机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沃尔兹比较了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下的均势：在多极体系下，均势主要通过联盟的调整来实现，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在两极体系下，美苏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盟国的能力来制衡，这种内部制衡比外部制衡更可靠。[22]中国学者李义虎在比较均势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多极均势中，各极交替使用多种谋求均势的方法，其中“联盟具有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意义”，形成多极均势中相互制约或民主竞争的制衡机制；而在两极均势中，军备竞争成为均势双方所使用的谋求均势方法中主要的或最后的方法。[23]综合两位学者对极的变化与制衡机制变化之间的论述，简言之，在多极状态下，均势主要依靠外部制衡实现，而在两极状态下，均势主要依靠内部制衡实现。由此可见，结构的变化可能引起均势生成机制的转变。

在以上关于极的变化与制衡机制变化的论述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冷战后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会对制衡机制的作用构成制约，这可能是造成制衡难题的重要原因。这也意味着，沃尔兹的结构视角在这个问题上并非不适用，不过，他未能清楚地阐述结构因素有可能抑制制衡发挥作用的现象。因为结构因素对制衡的推动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其中有引起它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因果链条和机制。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不仅要分析均势主导机制变化的原因，而且要指明其中的因果机制、厘清因果链条。那么结构变迁是通过哪些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如何制约制衡机制的作用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内部制衡还是外部制衡都有其作用的条件和途径，如果条件受到制约，制衡机制就可能不能施展或者发挥作用。比如，如果以外部制衡来达到均势，大国必须有可供选择的盟友，能够灵活地变换结盟对象；内部制衡则要求国家有较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但是，在单极结构下，这两种机制作用条件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这是因为，当体系内的权力集中程度增大时，联盟的可获性降低，而制衡的实力门槛提高，与此同时，霸权国的战略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影响。

（一）联盟的可获性（availability of allies）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国家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彼此之间都可能成为结盟对象，正所谓“国无常敌，亦无恒友”，但在现实中，结盟的机会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从目的上看，结盟是为了应对威胁和保障安全，那么通过结盟的手段是否能够得到可靠的支持？能否有效地应对威胁？由此就涉及联盟的可获性的问题。[24]随着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增大，联盟的可获性呈现降低的趋势。这是因为：

第一，其他大国自由选择结盟对象的可能性降低。根据沃尔兹对制衡行为的预测，国家倾向于与较弱的国家结盟以抗衡较强的一方。他写道：“如果能够自由选择，二流国家将聚集到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它们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25]从这段论述来看，沃尔兹的预测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有条件的，他限定的第一个条件是国家能够自由选择。考虑沃尔兹对结构变迁与国家行为之间关系的论述，国家的行为随着其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两极结构下的大国比多极结构下的大国享有更大的自由。[26]同理，单极结构下霸权国自由选择的余地最大，因为国家可供调配的资源越多、可供选择的战略手段越丰富，自由程度也就越大。霸权国自由选择的余地越大，其他二流大国选择的余地越小。如果与弱者结盟，无疑将自己置于与霸权国直接对抗的位置。从国家的策略选择角度来看，在单极结构下，联合弱者对抗强者的趋势将变小，即使选择与弱者联合，结盟的时机和条件也比多极体系下更加复杂。

第二，获得联盟有效支持、改变体系中权力分布现状的可能性降低。通过结盟的方式实现制衡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与敌对联盟或者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分布现状，使之达到平衡或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沃尔兹对制衡的预测中，第二个限定条件是“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占据体系中大国军事实力的60%以上，[27]其他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过分悬殊，其他国家通过联盟的方式改变体系中实力分布的状况的可能性较小，不具备“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达到强化安全的目的。在多极体系中，通常会有几个大国在大战之后得以保全下来，它们可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再结盟（realignment）来恢复均势。沃尔兹也承认，由于缺乏平衡所需的物质基础，“在单极和两极世界里，再结盟是不可能的”。[28]

相比单极结构下联盟可获性的急剧下降而言，多极体系中联盟可获性是相对较高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在1815～1914年这100年间，欧洲多极体系中出现的国家间正式军事同盟和条约多达84个，其中，有大国参与的军事同盟占绝对多数（至少一个大国参加的同盟有76个），两个以上的大国参加的同盟有53个，由此反映出多极体系中大国之间结盟的频繁程度和富于变化。[29]然而，在单极结构下，可供选择的结盟对象以及能够获得有效支持的可能性都不如多极体系，联盟的可获性降低，从而抑制了以保护安全为目的的制衡联盟，这是外部制衡机制难以起作用的原因。

（二）制衡的实力门槛

在外部制衡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的大国没有采取内部制衡呢？在单极体系下，联盟的可获性降低了，这就意味着大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应对霸权国的威胁。因为，缔结联盟和扩充军备是制衡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当存在可以共同分担制衡成本的大国时，国家能够利用结盟的方式应对潜在霸权国的威胁，而当大部分制衡成本只能独自担当时，国家不得不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与潜在霸权国的军备竞赛中。体系中权力集中程度越高，受到霸权国的威胁增大，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大国自助的必要性。

然而，当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从多极转变为两极、或者从两极转变为单极时，权力集中程度呈现出显著加强的趋势，由此也提高了大国制衡的实力门槛。比如，两极体系下由于联盟的可获性降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当一方增加军费开支时，另一个大国必须增加更多；当一方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增多时，另一方也试图制造更多的核武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就处于这样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中。[30]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它们很难加入到这种竞争中去，而对于美苏两极而言，维持均势所需要的实力门槛也是逐步提升的。

随着体系中的权力集中程度增大，这种制衡的实力门槛显著提升的现象在单极体系下更加明显。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就指出，当前其他的大国尽管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动机很强烈，但制衡手段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threshold），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31]沃尔兹也说：“一个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32]

在实力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如果与霸权国展开军备竞赛，从短期来看，将大量经济资源向军事能力转化，将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不会显著改变当前体系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从长期来看，资源过分向军事领域倾斜将削弱与霸权国竞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在“黄油”与“大炮”二者之间取舍与平衡是每个大国需要面对的难题。在当前的形势下，通过有限的军事投入巩固自己的实力基础、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在经济发展与军事建设之间进行平衡，同时又避免与美国展开直接的军备竞赛，这无疑是那些二流大国明智的战略选择。

（三）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是由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所造成的，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美国在冷战后所采取的霸权护持战略。这是因为，在单极体系中，对于其他的国家而言，霸权国的存在上升为一种结构性因素，美国的战略和行为对其他大国进行选择的制约作用凸显，这一制约因素是在体系层次上发挥作用。结构的变化给美国的选择以很大的空间和自由，而其他国家不得不受到美国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战略核心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大国对美国进行潜在和实际的制衡，维持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超强地位，压制有可能对美国进行挑战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强国。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防止任何对美国的实力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维持并强化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有着清晰的表现。出于反制衡的考虑，美国对大国之间加强双边关系的努力都比较紧张，对其他国家正常的军费增长或军备购置都持批评和DIZHI态度，将其解读为对美国在本地区战略地位的挑战。对中国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冷战结束后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在东亚强化其联盟体系进行防范和围堵。为了防止大国之间的联合，美国主动地对冷战期间延续下来的传统联盟体系进行调整和强化。从传统意义上看，联盟的功能在于应对威胁，在苏联威胁消失后，大西洋两边都有反对北约继续存在或者扩大的声音，原因在于联盟的功能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维持这一联盟是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因此，北约成为束缚欧洲大国、扩展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推行民主模式和改造进程、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的重要工具。[33]而在东亚，日美安全联盟的屡次强化也是力图遏制实力地位稳步增长的中国。在美国采取霸权护持战略、不容对其超强实力地位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大国之间无论是采取内部制衡还是外部制衡的成本都显著提高。

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对大国制衡行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美国的强势会降低其他大国与其直接冲突和挑战的可能；另一方面，正是美国彰显的霸权企图促使其他大国具有强烈的制衡意愿和需要。因为如果任由美国为所欲为，对其他大国的利益都会构成严重的损害。霸权护持的第二重效应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也有所体现，其中，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大国之间的角力最为显著，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引起了德国、俄罗斯、FaGuo和中国等主要大国的强烈反对，这种大国集体DIZHI美国的现象（其中包括了美国的传统盟国），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并不多见，迫使美国最终只能组织一个临时的“自愿联合（coalition of willingness）”来发动战争。

但是，在美国采取强势霸权护持的战略之下，为什么其他大国没有将强烈的制衡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制衡行动，一些大国没有脱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结成与之对立的同盟，另一些大国则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备竞赛？这意味着霸权护持不是制衡缺位的充分条件，还需要结合以上讨论到的两个原因来考虑，因为结盟的可获性和实力门槛是影响结盟成效和军备限度的直接原因，制衡缺位是3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上3个要素之间所呈现出的因果关系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状因果链条，见图1所示：

图1　制衡难题产生的因果机制

　　　　　　　　联盟可获性降低　　　　　　外部制衡受抑制
单极结构　　　　制衡的实力门槛提高　　　　　　　　　　　　制衡难题
　　　　　　　　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内部制衡受抑制

综合上述3项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单极状态下，大国对实际霸权国进行制衡的动力和成本来自3个方面的制约。首先，联盟的可获性降低，从而抑制了外部制衡。其次，制衡的实力门槛提高，从而抑制了内部制衡。最后，美国进行霸权护持，对以上两种制衡机制的作用都产生了抑制。

三　缺乏制衡的现实与理论启示

冷战的结束和单极结构的存在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还缺乏对单极状态的深入研究。[34]“时势造理论”，现实中的变化必然需要理论上的反映，各种理论需要做必要的扩展和推理，以延伸对单极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存续及转换等问题的阐述以及对这一状态下大国行为的解释，由此才可能比较这些理论的解释力的强弱大小、判定理论的优劣得失。从现实困惑对理论创造提出的质疑这个角度来看，制衡难题的出现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启发性的意义，是各种理论进一步扩展的生长点：

第一，加强对单极状态下国家行为模式的因果机制的研究。相比较冷战时期而言，单极状态下的国家行为是丰富多样的，传统上讨论的制衡与追随并不能完全概括国家策略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因此，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的行为模式有多种多样的概括。[35]加强对单极体系及其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有重大的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并不是由于理论的内在逻辑造成的，从本文研究的问题看，结构的变化仍然对冷战后国家行为和战略选择起到主要的影响。单极状态下的行为是丰富的，行为模式可能是复杂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仅仅指出国家行为选择的种类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国家做出某种选择的原因、各种行为出现的条件以及转化的可能性。

第二，均势理论在单极体系下的相关性需要进行扩展。新的国际形势对均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对这一理论是否适用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估仍然需要深入讨论。上文已经提到，均势理论在经验上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多极或两极状态下的潜在霸权国，为了增强这一理论的说服力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力，有必要扩展对单极状态下大国应对实际霸权国的论述，对均势状态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均势的总体生成机制以及在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作用条件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第三，制衡难题的存在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有待认识。在制衡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体系是否会一直保持单极独霸的状态呢？当前，在美国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维持全球霸主甚至建立帝国的企图愈加彰显的情况下，大国关系未来的走向值得关注。尽管没有典型的制衡行为，但是俄罗斯、中国、FaGuo和德国等主要大国还是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表现出了不满，在未来，这些国家与美国是否能够达成均势？一些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就指出，当前这种失衡状况不会长久维持，因为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和增长率的不同是国际关系中的固有现象，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压力会促使这些大国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弱小与美国的差距。[36]与沃尔兹的预言一样，这些论断还需要在逻辑和经验上加以检验。

总而言之，当前国际政治中权力结构失衡的状况导致了国家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他的大国对美国缺乏典型的制衡行为是一个基本事实，现实变化必然需要理论上的解释。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新的命题和假说，也可以对原有命题进行修正和补充，并且接受经验现实的检验。对于单极体系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正是国际关系理论有待扩展的生长点。

注释：

[1] 近年来出版了3本有关这一争论的论文集，分别是：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2;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T. V. Paul, James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005年的一期《国际安全》杂志也专门组稿进行讨论，参见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2] 沃尔兹讨论了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8。

[3] 正如马克·布劳利所说，“外部制衡与联盟相关联，而内部制衡与军备联系在一起”。Mark R. Braw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81。

[4] 著名联盟理论家格伦·斯奈德区分了正式的联盟（formal alliances）和默认的联合（tacit alignments），有助于理解中俄之间的关系。参见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

[5] 对冷战后大国相对实力的具体统计数据可以参考孙学峰：《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效应》，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15页。

[6] 对其他大国如何应对美国霸权的论述参见G. John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Report, July 28, 2003,。

[7] 章一平：《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43页。

[8] 这几种观点在《美国无敌》一书的第三部分“单极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中有集中体现，参见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Part III。

[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6.

[10] Stephen M. Walt, “Keeping the World ‘Off Balance’: Self Restrai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pp. 121-154.

[11]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35;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 115.

[12]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pp. 29-51; Jack S. 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495-1999,”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Autumn 2004/2005, pp. 1-33.

[13]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1.

[14] 对强制衡和软制衡的区分以及从软制衡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分析，可参见T. V. Paul,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p. 1-25; Josef Joffe, “Gulliver Unbound: Can America Rule the World?” Twentieth Annual John Boynthon Lecture, Centre of Independent Studies, August 5, 2003; Judith Kelley,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s Soft Balancing: Why Iraq Was not just about Iraq,”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2, No. 2, June 2005, pp. 153-173。对软制衡观点的批评可参见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15] 关于特设性假定带来的理论退化，参见[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澳]艾伦·查尔默斯著，邱仁宗译：《科学究竟是什么》，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3页。

[16]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4-57;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 914.

[17]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9.

[18]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 334.

[1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30.

[20] 近来，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兰德尔·斯维勒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相关的历史案例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

[21] 许多理论家论述均势时都会提到“潜在的霸权国”这一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均势理论依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大国行为。

[2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3-170.

[23] 李义虎：《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2页。

[24]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30-31; Mark R. Braw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 V. Paul, et al., eds., Balance of Power, pp. 82-83.

[2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26]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30-333. 转引自宋伟：《结构现实主义是个体主义吗？》，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30页。

[27] 孙学峰：《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效应》，第12页。

[28] [美]肯尼斯·沃尔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3页。

[29] 这一统计数据的得出主要依据了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数据库，参见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January 2002, pp. 237-260。该数据库的网址为：http://atop.rice.edu/

[30] 对这种螺旋模式的分析和批评可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2页。

[31] 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led, p. 103.

[32] 肯尼斯·沃尔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与美国对外政策》，第3页。

[33] 对北约在冷战后得以存续和扩展的原因分析，参见刘丰：《联盟、制度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第13～17页。

[34] 这一评述可参见[美]迈克尔·马斯坦多诺：《学术与治术中的经济与安全》，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对这些行为的讨论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 5;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Chapter 1.

[36]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 9; Karen Ruth Adams, “New Great Powers: Who Will They Be, and How Will They Ris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onolulu, Hawaii, March 2-5,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