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类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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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卫华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　在将科学研究与实证方法加以严格区分的基础上，作者试图澄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方法问题的讨论——即区别“学术研究”与“非研究、伪研究”以及区别研究中的“科学意识”与“操作手段”。国际关系学界应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改善本学科的整体研究品性，对中国特定的民情风貌与特定问题有更自觉的把握与清晰的理解。

【关键词】　科学研究；实证方法；科学；人文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过20余年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引进吸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一学科的基本定位上业已建立起初步共识。

不过，就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特性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轻易地分辨每一项具体研究的科学性。尤其是在科学研究、实证方法这些基本概念上，我们时常会遇到许多似是而非的混乱表达，在科学与实证的关系上“拎不清”，令人感觉所谓“科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无非一顶洋气时尚的高帽罢了。

科学研究与实证方法不可以划等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常将形式模型研究、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并称为三类实证研究方法， [1]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以博弈论和公共选择为核心的形式理论模型( formal models) ，主要依赖于在严格限定前提的条件下进行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检验其逻辑合理性。故而，相对于以呈现规律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理为目的的“案例研究”和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计量统计分析”，建构“形式模型”并不属于经验实证研究——它也许可以在经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或者成为经验研究的理论起点或背景，但形式模型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一样是真实存在的。

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观念，只有综合命题才是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分析命题的真假只依赖于前提的真假和逻辑推导的对错，并非实证科学的研究范畴。尽管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分开被蒯因(W. V. O. Quine)称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之一， [2]我们也不妨在超越实证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研究”的说法，但就像不能把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一样，我们不能忽略逻辑数理推导与经验实证研究之间的差别。同时，正如蒯因提醒我们的那样，分析/综合的两分法一方面有着“先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形式模型方法与经验实证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应该熟悉并掌握它。

之所以要将科学研究与实证方法加以严格区分，是为了澄清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对方法问题的讨论:第一类方法问题体现为区分“学术研究”与“非研究、伪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是否以探索、解释规律为鹄的? 是否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普遍程式? 这一类问题大略体现为“科学”与“人文”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之争。但另一方面，是否必须将研究成果形诸逻辑清晰的文字，而不是变成个体观感、事件综述或者声讨檄文，这却关乎妥当地区别符合学术研究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新闻综述和时评杂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批评是把国际关系研究等同为大事纪要或新闻综述，靠《参考消息》或者《参考资料》吃饭。时至今日，此类批评大略已成前朝掌故，中国国关学界亦早非吴下阿蒙。不过，翻阅国内的研究刊物，这类新闻综述或时评杂文式的“研究成果”远未销声匿迹。因此，若基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况，主张以科学研究方法取代人文研究方法时，我们到底是出于对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不同品性的清醒认识呢?还是出于厌倦了那些既非科学、亦非人文、谈不上是研究的“研究”呢? 如果把压根儿不是研究的“研究”等同于“人文研究”，岂非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科学致力于探索、认识规律(模式) 。人文致力于维护、弘扬价值(意义) 。就目的而言，科学与人文不存在孰优孰劣。就质量而言，科学作品与人文作品都可能良莠不齐。就方法而言，笔者以为，好的研究，无论属于科学抑或人文范畴，都需通过精致的论证或论说技巧、漂亮的语言来“说服”读者。文法、修辞、辩证， [3]这些传统上属于“人文”范畴的东西也恰是我们呈现研究成果时应该注意的。反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科学与人文两种研究取向之争实则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既缺乏匠心独具、运思精巧的科学研究，又罕见酣畅淋漓、大气磅礴的人文作品，甚至有个别文章号称“与世界接轨”，实际上连基本逻辑都不甚清晰、文字表达更不似中文。科学的东西囫囵吞枣，未被完全消化；传统的人文素养之于我辈又日见匮乏，中气不足——这恐怕才是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深入发展的“瓶颈”所在。

按照科学程式操作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否就必定优于按照人文方法操作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我们逐渐了解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渊源，借鉴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大可以更开放的心态，站在科学与人文不断对话的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国际关系研究摆脱不了历史传统、语言习惯以及人文心态的大背景——近十年间有关文明、文化、观念、认同、信任等议题的流行，恰恰也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兼具科学与人文的跨学科品性。秦亚青教授数年前曾提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契合”的立场， [4]笔者对此深表赞同。精致的科学研究与扎实的人文研究并行发展，两条腿走路恐怕才能健步如飞。

第二类方法问题则体现为区别“科学意识”与“操作手段”。若仅从国际关系研究所具有的社会科学的品性出发来谈论方法问题，笔者以为“操作手段”远比“方法论”重要。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同仁都很容易察觉到，即便在西方学界，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证色彩比之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如比较政治、国内政治等)要弱许多。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进展直接受惠于科学哲学领域的创新，而非依赖测量手段和研究工具的改进以及经验数据的积累——这在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所谓“本体论”论战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换言之，经验事实与理论研究的脱节恐怕并非“中国特色”，只不过我们在逻辑思维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问题也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证”色彩到底能有多强?针对哪一研究层次、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应该采用何种资料收集手段与分析技巧更为适宜? 待研究问题明确后，接踵而至的才是实证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测量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变量) ?

十余年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科学意识”日趋自觉，许多论文有了“研究问题”、“自变量与因变量”、“研究假设”等行话套语，但细加分辨，不少内容徒具其表，而无实证经验之实。一旦涉及如何将概念操作化、如何测量变量、如何拿经验数据来检验研究假设，许多研究成果远未脱离“摆事实、讲道理”的粗糙论证思路。这部分是由于国际关系研究自身特定的问题属性限制了经验数据的来源渠道，部分则是由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者在研究操作手段的训练上远比培养科学意识更加困难。以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对象而言，提升研究人员的历史素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返回历史学学习扎实的搜集、考据、处理历史资料的基本能力恐怕亦不为过。明乎此，笔者才特别要强调把“玩”博弈论、[5]搞形式模型与严格的实证研究严格加以区分，提升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实证研究的“操作”能力。

对科学研究取向的理解其实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对客观规律普遍性的承认；二是坚持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就后者而言，在辨别了两类不同的方法问题之后，笔者以为国际关系研究自身的跨学科品性决定了我们在坚持遵循基本的逻辑分析规范(这并非科学与人文的界线，而是研究与非研究、伪研究的界线) ，掌握运用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亦须对实证方法本身的局限和分析资料的制约保持足够的清醒。反过来，对人文研究取向的支持也并非否定科学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强调人文研究在处理分析对象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上并不完备，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成果，不要为既有方法论的教条束缚住手脚。

就承认客观规律的普遍性而言，对规律的概括也罢、解释也罢，必须建立在明确定义的基本概念或研究范畴基础之上。对基本概念或研究范畴存在共识是承认某一理论所表述的规律得以具有普遍性的前提。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别决定了研究者从社会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研究范畴或基本概念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研究范畴所具有的广泛共识程度。即便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基本研究范畴上，动辄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远逊色于经济学，而且也很难达到社会学或国内政治研究中的概念共识程度。并且，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所谓普遍科学规律的完备程度并不高，尤其当多重因果关系同时发生作用时，对不同侧重面的强调天然地会区分出不同的“学派”。即便像经济学这样在基本研究概念上达到较高共识程度的社会科学领域，德国历史学派、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两个剑桥之争等五花八门的学派也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总之，如果说因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引进、消化、吸收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而提出“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未免为时过早，笔者较为赞同。设若以科学研究的普遍性而否定中国学派的可能性，则未免掉进了形为“科学迷信”、实则是美国或西方迷信的陷阱。

社会规律自身不甚完备的特性决定了在特定的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社会的民情风貌所产生的影响千差万别。无论坚持科学研究的取向抑或倡导科学与人文方法的结合，笔者以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真正繁荣，取决于我们能否不断改善本学科的整体研究品性，对中国特定的民情风貌与特定问题有更自觉的把握和清晰的理解。

注释：

[1]参见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年第9期,第23～30页。

[2]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参见蒯因的经典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Willard Van Orman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 1951,pp. 20 - 43; Rep rinted in W. V. O.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西方传统中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将文法、修辞、辩证与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并称为“七艺”。

[4]参见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1期,第19～20页。

[5]笔者在此毫无贬义, 既然是游戏( game) , 当然是可以玩(play)的。诚如金岳霖先生研究逻辑学是因为“好玩”,再高深的科学也不必板起一幅庄严肃穆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