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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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J·R·格鲁姆(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系教授)/秦治来　译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美国的现实主义受到了结构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挑战;从学科现状来看,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从美国以外的区域来看,欧洲大陆学者在战略研究、冲突研究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次领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探索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关系著述,这种新的研究潮流对单纯使用英语造成的思想偏狭能够起到有益的抵消作用。因此,国际关系学并不存在霸权,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差别一直存在,而且这种判断也可能适合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地区。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美国的社会科学；欧洲化；多元主义

国际关系学是否只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完全取决于你用望远镜的哪一端来观察,以及,事实上,你看望远镜的眼睛是否具有判断力。简言之,对于国际关系学是否依然像斯坦利·霍夫曼的著名论断[1]曾经断言的那样,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而这取决于望远镜的末端以及你用一只什么样的眼睛来看待这个问题。从美国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中心来看,国际关系学似乎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如果看问题的视角仅仅局限在北美疆域之内、没有看到远在北美之外的学科发展的话,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从当代欧盟的范围来看,即使北美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完全停止,也不会造成任何根本性的损失。北美国际关系学不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术质量极高、出版数量极多,但是欧盟的国际关系学也有上述成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尽管欧盟国际关系学可能在数量上比北美逊色不少,但是在质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国际关系学的精华和糟粕。

其实,随着国际关系学以一种自由主义的学术形式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重新确立,我们步入了国际关系学中另一种思想传统的历史性中心,即这块孕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硕果累累的土地。在FaGuo和欧洲的地中海地区,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之外,还有着其他多种形式的法定方法,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例如,这一地区有着管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长期传统,并且拥有区域研究概念化( conceptualised area studies)的显赫背景。只是在产生之后,它们又受到了帝国的怀疑而被摒弃。最近,凭借对国际关系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以及长期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喜好,一种德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又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如果将二者对立,不得不用达尔文的选择理论来优胜劣汰的话,那么更应该保留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而不是北美,因为前者不仅在顶尖作品的学术质量上可以与后者相媲美,而且形式上更具多样性。当然,这个对比否认了学术界复杂的相互依存。在许多方面来看,学术界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过去一直存在不同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学术界现在依然如此,这也说明,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尽管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既令人失望也是狭隘的———它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

如果不考虑当代的后现代方法以及多次方法论之争,人们很容易将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史划分为三种不同的传统。在欧洲伟大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当中,我们可以把霍布斯、格劳秀斯和康德看作是这三大方法的代表人物。[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丁·怀特把他们称为现实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3] 最近,又出现了相似的分类,即包括现实主义者、多元主义者或赞成世界社会方法的人、结构主义者, [4]并且特别承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全面的概念性框架作为一个指南被证明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当中几乎没有北美国际关系学的功劳。

国际关系学奠基者的学科背景,在美国主要是国际法,在英国则是外交史或国际史。在欧洲大陆,虽然上述两种传统都很盛行,但是国际法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奠基者们继承了19世纪的三种思想传统以及均势思想,并且通过议会和法院体系将其制度化,这也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及19世纪下半叶创建仲裁和军控体制的尝试,都是多元主义方法的范例。结构主义路径则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和地缘政治这两个新确立的传统之中。北美对这些进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肯定不是支配性的。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演进

19世纪,虽然美国政府表面上没有参与欧洲大国的图谋,但它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海岸(Barbary Coast)却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行动。在资产阶级自由改良主义者们的影响下,美国积极参加了它所关心的个人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会议。然而,美国对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和反奴隶贸易运动的开展几乎没做什么。但对于仲裁领域以及调停作为一种管理争端的手段的发展,美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阿拉巴马案(Alabama Case)就是一个贴切的案例。并且,美国越来越愿意承担法律义务,把争端提交仲裁,这种做法也是对多元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的颂扬。此后,随着美国各州在几十年里力图联合、继而在内战中陷入***、然后又试图从内战的余烟中 (它至今仍未完全熄灭)再次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一体化的共同体,一部可观的并且相当重要的有关一体化理论的文献出现了。美国人的争论和问题与目前围绕着欧洲制宪会议( European Convention)而进行的争论和问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体化理论长期以来始终是并且依然是美国的优势所在。但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的革命性框架中却几乎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过,马汉将军有关英国以及早期罗马帝国运用海权的著述对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结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佐证。[ 5] 不过,美国对欧洲最大的影响并不在此,而是后来体现在它出于哲学和政治的动机建立了国联,并且在推动军控并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候,美国事实上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但其追随者们多少有些不情愿。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从众多并不情愿合作的殖民地发展为一个大陆的支配性大国,在此基础上又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这样的角色无异于是一种享乐。这种以自由制度主义原则为基础管理社会和创建制度的方法,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和英国的诞生,这也为国际关系领域中首次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令威尔士人感到自豪的是,现代大学体制中的第一个国际关系学讲席是由大卫·戴维斯在阿伯瑞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大学设立的,并命名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政治学讲席。[ 6]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国际关系学讲席,比较著名的除了阿伯瑞斯特威斯的以外,还有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 ———后来改名为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也建立起来,其目的是沟通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力争对以前以及现在仍然重要的部分议程进行“科学研究”,例如,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达成一种稳定、持久、自我可持续的和平所需要的条件。在美国,一些国际关系学讲席相继成立,其中,对外关系委员会成为查塔姆学院的姊妹机构。

尽管大力推动之下,国际关系学讲席以及渐进理性主义和社会管理的思想在欧洲大陆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FaGuo、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但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并没有盛行,只有日内瓦于1927年建立了高级国际研究院(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获得了美国基金会提供的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尽管它的院长们来自FaGuo和瑞士。很快它就成为学者们逃避法西斯****的天堂,这些学者来自国际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学和法律。随着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政治学说在欧洲兴起,除了在FaGuo、英国、低地国家、瑞士和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外,自由制度主义完全处于守势。在这些地方,除了被用于支持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例如,豪斯浩弗(Haushofer)领导的慕尼黑学派用地缘政治学来支持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和追求阳光地带”(Lebensraum, Drang nach Osten)以及种族主义的政策,所有的政治学分支都处于窒息状态,更不用说国际关系学了。英国和美国从乔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 [7 ]和汉斯·摩根索[ 8]这些学者的学术困境和流亡中受益匪浅,他们与爱德华·卡尔[ 9]一起,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学达成现实主义第二次共识的核心人物。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盛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自由国际主义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霍布斯的无政府世界、安全困境中的自助、支配世界的动机,这些黑暗的信条( dark tenets)蒙蔽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说这些现象不存在———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很多———而是说其他现象受到了忽视。或许,如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钟摆再次摆得太远了。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此时在美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无论是从著述的绝对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这门学科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不论是在非洲、印度还是英语语系的其他地区,它都是作为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来传播的。在欧洲大陆,德国人正从美国人那里重新学习自己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与此同时,在许多其他国家,国际关系学退回到法学这个异常沉闷的框架中。一些著名学者加入了这场美国辩论,诸如雷蒙·阿隆[10 ]。还有像马丁·怀特一样的英国学者,他们或者持有一种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宽泛视野,或者是一些古老学派的外交史学家[11 ],但他们的影响力很小。因此,这场争论事实上仍然是一场美国学者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经常是由欧洲移民引发的) 。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此外,在一些领域中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不过当时英国和美国通常不认为这些研究属于国际关系学。比较典型的是对第三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性质的区域研究,FaGuo的情况尤为如此。这个法语词汇也因而常常被借用,并收入到英语中。( 1952年,FaGuo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 ]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1789年FaGuo革命前“无权无势”的穷人称为“第三等级”[ tiers2monde ]的人,以区别于“僧侣”和“贵族”。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借用“第三等级”这一名词,称亚非拉为“第三世界”———译者注。)

之后不久,现实主义就受到了挑战。由于这些挑战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美国之外,因此它们在确立不同观点方面取得的成功有效地动摇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的霸权地位。约翰·伯顿[12 ]、戴维·米特兰尼[13 ]、卡尔·多伊奇[14 ]和詹姆斯·罗斯诺[15 ]以不同却又相近的方式发展了跨国主义的思想。在FaGuo,马塞尔·梅尔[16 ]也在进行同样的研究。多元主义方法又回归了,伯顿和米特兰尼以英国为基地,尽管他们都不是英国人。多伊奇忙于在新旧世界(分别指美洲和欧洲———译者注)之间穿梭,而罗斯诺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不过,当时罗斯诺的意见在美国学术机构中和者寥寥。现实主义的方法招致了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回应,理论上有里奥·梅茨[17 ]和拉纳[18 ]等学者的学术权威,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不结盟的形式。结构理论重新开始流行起来:最初开始于拉美地区,并逐步扩展到了第三世界中,进而被发达国家采纳。结构理论复兴的最初动力来自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在劳尔·普雷维什(Raoul Prebisch)的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的那样,通往资本主义大本营的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通往资本主义的思想堡垒的道路,是从第三世界开始的。尽管美国的一些主流学者最终确实接纳了这种方法,但这只是在这些观念盛行于其他地区之后的事情了。

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挑战来自历史社会学。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活跃于大西洋两岸,如英国学者迈克尔·曼[19 ]。曼认为,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尽管社会权力的四个基础———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政治—军事因素并不像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一定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近来的500年里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但现在,不论是在中亚山区还是美国南部的边远地区,它受到了来自宗教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挑战与其说是西方对抗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不如说是西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世界的世界主义者对抗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从布罗代尔[20 ]开始,以沃勒斯坦[21 ]为代表的一群美国学者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既采用了深刻而丰富的历史资料,又借鉴了已被阐述的长周期理论。[22 ] 前者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后者则是对现实主义一次新的诠释,但其解释力却显得日趋苍白。

令人奇怪的是,在对现实主义形成最大挑战的领域中,即在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学者事实上占据了优势,这种优势有时几乎是绝对的。尽管一体化现象出现在欧洲,但它是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个重大反常现象。探讨这种新现象的学术先驱主要是美国学者,由厄恩斯特·哈斯[23 ]和利昂·林德伯格[24 ]等学者的影响可见一斑。不过,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 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国际关系学前沿并不仅仅局限于在美国,而且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世界之外。如果说国际关系学曾经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那么这种现象也是短暂的。

现状如何?

尽管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泰斗,如福柯[25 ]和哈贝马斯[26 ],都不是美国人,但将他们的思想在国际关系学界发扬光大的主要是英美人士。[27 ] 即使我们认同启蒙计划(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有认识论上的缺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取代它的计划,或者无法充分利用自认为是目前现有的东西,那么我们也仍然可能会止步不前。显然,社会科学的停滞多少都有悖于人类历史和人的表面动机。不管怎样,我们似乎想要或者需要“去知道”,尽管它是有缺陷的。

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明确目标是实现解放,但这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批判理论并不要求我们一定知道并且十分认真地对待主体间性,但它不否认各种理论基础,也不会把这些基础解构成无价值的东西。相反,它只是警告我们,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任何事物,我们仅仅是拥有了现阶段最佳的主体间性,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对我们的“发现”抱有太多期望。方法论常常会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争论。行为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案例:虽然强大的实证主义学派在美国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28 ]但是它在英国却遭到完全的漠视,虽然这常常是不公平的。[29 ] 即便如此,在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和平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确拥有强大的拥护者,尽管他们是孤独的。[30 ]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欧洲的均势更倾向于主流理论而不是极端的( àl’outrance)反基础主义。批判理论是一种思维的态度,它的力量正变得日益强大,但是它只有付诸于实践和变革才真正有意义。

批判理论在英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其地位还很强大。在欧洲大陆,批判理论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的发展动力明显来自欧洲大陆的思想,而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学。确切地说,批判理论的这个分支有着哲学和社会学的源头,主要来自FaGuo的思想,它关注的是话语分析和解构的方法。[31 ] 自然,这一点在美国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英国国际问题研究会(B ISA)和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会( ISA)的纲领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的批判理论家在英国的环境里会感到特别自在。同样,这种看法也适合于国际政治思想,尤其是国际政治思想对道义和人权的关注。[32 ] 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即重心更多地落在美国,英国处于中间,欧洲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位置。[33 ] 如果涉及某个问题的话,北美的女性主义著作往往更加激进,欧洲则更多地具有哲学色彩,即使那些移居欧洲的美国学者也是如此。

或许,目前国际关系学中最令人激动的进展,是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日渐消失。开始的时候,国际关系学是西欧和北美资产阶级的一项事业。作为一种英美现象,国际关系学最初避开了结构方法,后来由于中心—边缘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不断兴起,国际关系学不得不引进结构方法。而中心—边缘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经常(但是不一定总是)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即使是不结盟的思想,常常看起来也不过是来自结构中另一个地方的现实主义。这种狭隘主义在持续了很长时间以后,正在开始发生改变。

最近几年,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开始探究非欧洲文化中的国际关系学著述,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阿拉伯世界。对于哪些实际上是本土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克隆(常常是为了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哪些是运用当地政治文化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分析,西方学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34 ] 这为国际关系学不再仅限于西方开启了一条通道。这不是说以前没有对这些思想和哲学进行研究,而是说这些研究过去从没有渗透到封闭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开始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同时,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却似乎对非美国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少,他们关心的只是关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争论。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加入了这场争论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当美国的整个学术界都卷入了这场地盘争夺战,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很明显,国际关系学绝不仅限于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和中国的遗产特别令人着迷,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前景更可能来自印度、伊斯兰世界,(谁知道呢)可能还有非洲? 国际关系学与非西方世界的联系是通过哲学实现的,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说,他们更乐意充当与其他世界的桥梁。而美国学者的哲学著作则沉迷于文明的冲突,而不是试图用其他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人类的状况。[35 ]

从目前国际关系学一些主要次领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健康的分布:领军人物分别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规范理论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是很有力的,但有些令人奇怪的是,欧洲大陆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在国际组织中,英美与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也存在明显的差别,玛丽—克劳德·斯莫茨[36 ]等学者正在缩小这种差别。目前,国际组织作为传统的机构正在适度复兴,因为这样的机构作为一种论坛,可以提出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并通过解决方案。在联合国体系中,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是主要的任务。而在欧盟,它拥有一个欧洲建设及其外部扩大的革新过程( building up, building down, building across and building beyond) ,进而在这个以前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创造一个和平地带。但是,除此以外,能将学者们的兴趣引到欧洲和北美之外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

另一方面,冲突研究也从欧洲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里,约翰·加尔唐( Johan Galtung)是冲突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作为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加尔唐也推动了富有影响力的《和平问题研究》杂志(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的创办。在荷兰,格罗宁根学派(Groningen School)在早期做出了一定贡献,而在德国,黑森冲突与和平研究所(Hessen Institute for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做出了长期的重要贡献。在FaGuo,加斯东·布图尔[37 ]提出了一种不同的、高度实证主义的方法,而在英国,约翰·伯顿[38 ]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极具创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出现了苏珊·斯特兰奇[39 ]这位最优秀的女性学者。拉美的重大贡献前面已经提到了。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是一项普遍的研究,没有特别的地区界限。


战略研究长期以来是美国学者的天下,他们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贡献同样也不能忽视。尽管英美在战略研究作品的数量上极不平衡,而且像布罗迪[40 ]和谢林[41]这样的美国领袖学者在政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在早期关于大规模报复、阶段性威慑和军控的争论仍然受到了施勒塞[42 ]、巴扎德[43 ]和布尔[44 ]著述的重大影响,而且(国际)战略研究所[45 ]被证明是一个产生许多启发性思想的论坛。战略研究大多以冷战为基础,但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一段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直到重新定位于人类安全、环境安全等其他更广泛的领域。那些曾经在这种新背景下(指的是冷战结束后的时代———译者注)感到不适应甚至迷茫的战略学家们,现在有了来自天堂的甘露,即恐怖主义和通过预防性战争出现的美国帝国主义。FaGuo则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我们能够想到的名字有加卢瓦[46 ]、薄富尔[47 ],在另一种背景下,还有雷吉斯·德伯雷[48 ]。

政治地理学在FaGuo学术界始终保持着活力,包括其后现代主义分支在内,它现在也进入了繁荣期。但是,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从来没有完全融入到主流国际关系学,除了在地缘战略学和地缘经济学领域,例如美国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扩张、欧盟的发展、尤其是FaGuo尽管有巴黎—里昂间的高速火车( TGV)和公路网还要“拓宽”莱茵河流域的行动。另一方面,外交政策分析几乎是一种北美现象。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欧洲著名的学者沃尔特·查尔斯勒思[49 ]。但是,欧洲的国际关系学似乎并没有把决策模式、心理学理论等理论当回事,将它们视为一种欧洲本土的贡献。正相反,除了一些年轻的学者,如弗雷德里克·沙里永[50 ],欧洲的学者们无意中帮了美国人大忙。我们应该感谢哈罗德·斯普劳特和马格丽特·斯普劳特夫妇[51 ] ,感谢他们对人类事务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环境政治学在欧洲大学里有着牢固的地位,并且通过绿党的实践得以巩固。大西洋两岸的学生们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并且将它们作为行为准则。

就欧洲大陆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言,如果它们被翻译成英语,那么它们就只能在英国和美国为人所知。因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难题:只有当这些大陆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英语世界在概念、方法论或基本问题方面的核心争论,它才有可能被翻译成英语。扩展开来,这种研究因此就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或者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是英国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我们选择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哪些是我们自己理解的,而哪些又是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们从北美带回欧洲大陆的。但是,我们常常错过的是那些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而很难去寻找的。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呢? 众所周知,在欧洲大陆(事实上还有拉美)的大多数国家,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种法律传统;我们还知道,有一种公共管理研究的传统,而在诸如英国、FaGuo、意大利和荷兰这样的古老帝国的研究机构中,有着丰富的区域研究的传统。那么,我们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现在境况如何呢?

欧洲的国际关系学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学体制的扩张,国际关系学在英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只有九个国际关系学的全职教授。不过,通过英国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努力,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具备了专业化的组织,该研究会目前拥有950个成员。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看到,同期的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共有3300 位成员,日本国际关系学会( JA IR: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2100位成员,韩国国际问题研究会( KISA: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entAssociation)有2500位成员。欧洲政治研究协会国际关系常务小组( [ ECPR: European Consortium of Political Research ] Standing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泛欧会议(pan European Conferences)于1992年开始召开,再加上《欧洲国际关系研究》(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创办,这些都表明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当然,还有其他次欧地区的研究会(如北欧国际问题研究会[N ISA: The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Association ]和中东欧国际问题研究会[CEEISA: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和国家研究会的国际关系学分支(如FaGuo政治学会[AFSP: the French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 ) 。总体而言,欧洲的国际关系团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式多样、富有生气,尽管与

美国相比,它们的组织还不够完善,阐述也不够清晰。在FaGuo[52 ]、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匈牙利和瑞士,国际关系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它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加。在东欧,国际关系学研究还十分薄弱,这也是政治学在东欧的普遍状况,但中东欧国际问题研究会和俄罗斯国际问题研究会( ISA)是十分有前途的,它们迎合了后冷战时期蓬勃发展的新一代学者的需要。国际关系学缺乏机制化是东欧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东欧的国际关系学是没有专业分支的,它属于广泛的政治学或法学的一部分。目前,东欧国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欧洲也新出现了许多以不同语言创办的国际关系学专业杂志,它们不再局限于政策分析。简言之,现在北美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已有一些可以对话的组织( interlocuteurs valables)了。

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们选择进修培训的地方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仍然会选择去美国、FaGuo、英国和俄罗斯这些传统的地方,但这种情况正在减少,因为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尽管是不均衡的) ,他们在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接受高水平培训的机会增加了。因此,现在没有一个特定的学习模式,要想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取得成果也不必一定要出国学习。这也说明了在这个领域,北美的霸权正在削弱或下降。在北美、FaGuo、英国或俄罗斯接受一段时间的研究生训练不再是一条必由之路( rite de passage) 。尽管许多欧洲大陆的学者现在的确是用英语写作,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加入英美的论战———尽管这也是一个原因———不如说是因为英语已经成为一种社科界的通用语言。事实上,在欧洲大陆,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训练以及研究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另外,在一定意义上说,“金钱是万能的”,因为基金会更倾向于为英语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这进一步加剧了以下悖论:一方面,国际关系学声称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另一方面,英语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非英语学者使用英语会影响其思想细微之处的表达,并常常导致微妙大义和真知灼见的丧失。由于英语把另一种文化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强加给这些学者,很多人觉得他们无法用英语更好地表达自己。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们来说,充分认识到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所做出的贡献是一种责任。令人高兴的是,探寻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非西方世界的思想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它有助于抵消单纯使用英语所造成的思想偏狭。

什么霸权?

现在,我们回到起点。国际关系学中哪里有什么霸权? 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的差别一直存在。即使在冷战形成时期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达到顶峰时,国际关系学也是多元的。西方世界有独立的法语传统,东方世界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后,纳粹对德国政治科学的毁灭及其随后的复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思想的有力输入,促使第三种传统重新焕发出生机。现在,我们看看亚洲,国际关系研究更是多样化,但是我们却仍然有幸具有沟通和理解的强大手段。令人激动不已的是,多极化和孤立化似乎正在被打破。现在,一个欧洲的国际关系学共同体正洋溢着勃勃生机、进展顺利,其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于欧盟。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容易接触到美国学术界的优秀成果,但与此同时,它也应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欧洲框架内,深刻挖掘自己民族的学理传统。国际关系学欧洲化的想法可以成为现实了。它与北美国际关系学的互动建立在一个相互分离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平等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学没有霸权,在欧盟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可能也是如此。作为欧盟和北美的国际关系学学者,探寻情况是否如此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毕竟,太阳的确是从东方升起。

注释：

*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考了作者和彼得·曼德维利( Peter Mandaville)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国际关系学中的霸权与自治”(“Hegemony and Autonomy in IR”, in Robert Crawford and Darryl Jarvis eds. , IR: S 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lbany: SUNY Press, 2001) 。此文英文版发表于epNet Kiosk Plus, Vol. 3, No. 1, June 2005。作者希望本刊刊登其中文版,并欢迎中国读者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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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fred T. Mahan, The Inf 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London: Methuen, 1965.

6. 我们应该注意,国际关系学的一位伟大先驱是爱米莉·葛林·巴尔奇( Emily Greene Balch) ,她自1896年至1918年在美国的威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讲授国际政治与经济课程。尽管后来由于其和平主义思想而被学院解雇,但是巴尔奇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由于她为促进和平自由国际妇女协会的出色工作而赢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非常感谢,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7. Georg Schwarzenberger, Power Politics, London: Steven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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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1月,由英国学术界、政界、宗教界和新闻界人士发起创立,当时称布赖顿研究会。1971年改为现名,所址设在伦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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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关FaGuo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参见A. J. R. Groom,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enFrance: un regard d’outre-Manch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No. 47, automn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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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让它变得具有全球性
还需要一定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