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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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6年第11期

十三、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民族主义研究民族主义的研究涉及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不同学科,我这里只能就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讨论做些点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对民族主义的兴趣在日益增长。冷战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以及新一波民族***浪潮的抬头,对这种兴趣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至今的十几年,国际关系学界对它的赞扬和针砭一直不绝于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民族主义、宗教认同、文化文明之类的话题,在国际关系研究日程的位置比冷战年代大大提升。其实,像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的那样,具有“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等色彩的多个风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港湾的出现,并非全新的现象,而是一种“回归”,即近代国际体系的思想家早已具备的分析传统的再现——在古典政治思想里,国际关系本来就是包含血缘、民族、文化、领土和权力多重因素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界在最近的短短十年迅速接近了这一传统,尽管相关的研讨和作品多少仍显得粗糙、稚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受到了广泛的抨击,但文化和认同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亨氏的两本书(《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 可以进入引证率最高的外国政治理论著作行列;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研究界一直十分关注前苏东地区的解体浪潮、民族矛盾及其冲击波,分析其造成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冲突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探讨;尤其是“9 ·11 事件”以来的这几年,中国学者结合中东海湾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重新审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不少有分量的著述问世;有关部族、族群、种族、少数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血缘和种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主体和非主体民族等概念,有关文化多元主义和民族构成理论、国家疆界与民族成分的不重合理论(跨界民族和泛民族主义理论) 、宗教与民族构成的关系等理论和说法,有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关系的论述及其再思考,有关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不同少数民族的最新实地考察和某些重新解释,有关主要位于中国西部一带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新型恐怖主义的活动特性及其解决方案,等等,在中国研究者的笔下都有反映[1]。

看到进步的同时,也应承认不足的一面。我个人以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主要问题之一是,有关民族问题研究的各种职能部门、各种学术期刊、各种研究群体、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协调和整合,基本上是泛泛而议、各说各话的局面,其严重程度超过国际关系学界其他分支领域。中国研究国际政治和安全的群体,与从事纯粹民族学、人类学和宗教文化学的队伍,很少有交流的时候,以至于前者探讨的内容在后者看来可能“太浅”,而后者对当今国际政治和安全动向及其规律的了解存在同样的毛病。不用说,近十余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当代民族主义现象的理论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头,与欧美研究界(无论是左派思想家或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已经达到的水准,还有很大差距。对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给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新一波浪潮带来的涌动,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评估;对于基督教的欧美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走向,对这两大民族体系和宗教文明的恩恩怨怨,我们尚未拿出有深度、有预见、有影响的力作;对于遥远的非洲大陆根深蒂固的部族民族主义现象,对同样遥远的拉美地区正在兴盛的各种民粹主义思潮,中国研究者刚开始接触;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各国新起的民族主义潜流,包括它们的生成、形态、后果,我们只是近几年才意识到其巨大的冲击力。总之,中国学界对民族主义这样重大问题的已有成绩,离中国的巨大规模、悠久历史、发展势头所要求的东西并不相称。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十四、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

从20 世纪50 年代始,有关地区主义和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便在西方萌生,其中特别是西欧区域集团化的各种研究占有重要位置。从早期的功能主义学说、安全共同体理论、传播过程与一体化的关系的研讨,到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新地区主义理论、社会连带主义、复合安全理论等等,欧美学者始终领风气之先,创造出无数有活力、有思想性、有广泛影响力的地区主义观点和研究方法。

理论的创造是与实践的发展相一致的。由欧共体(后来的欧盟) 所引导、所牵动的全球范围的经济集团化、一体化浪潮,刺激了学者的思考和这一领域的探索。20 世纪后半叶见证了地区主义理论与实践从欧洲一个局部向世界各个角落的推进。它是这一时期人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地区主义的研究在中国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确切地讲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如下主要特点:首先,地区主义概念及其研究的方法在开始阶段作为一种“舶来品”,引进、介绍、消化、吸收的工作占有很大分量。与国际关系学的多数分支不同,对于中国研究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安全共同体、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制度安排和观念形态等,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在现在的成果里,翻译过去的各类作品,尤其是欧盟的案例分析和有关区域化进程的理论著作,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范式和各种相干术语的主要来源。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是,研究地区主义问题的作者都是中青年[2],在这一领域完全见不到中老年研究人员的影子。其次,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受到实际需要和进程的强大推动。在中国,人们对于这类东西的兴趣是在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培养出来的。那场亚洲地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挑战教育人们,邻居的安全也可能是自身安全的一部分,经济的全球化正在造成“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相互依赖格局;而且,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给予韩国、泰国和印尼等国的经济援助,带来了出乎中国人意料之外的积极反响,加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查阅文献就不难发现,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政府随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的“新安全观”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著述才迅猛增长,成为一支新近崛起的“偏军”。第三,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地区主义尚算不上中国国际关系队伍的“主力兵团”。水平不够高,人数不够多,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甚至缺乏专门的教材和课程,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的少数大学和研究所设立了课题和研究中心。一切只能算是开始。

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种原因。一方面,从操作层面观察,中国只是与东南亚各国形成经济自由贸易区格局,在安全和政治的合作领域仍有不少障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更是矛盾重重,严重制约着东亚地区的整合与人们的信心,因而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仅仅处于全球地区化进程的初级阶段;此外,在中国,不管是政界还是学界,主流的看法是把地区化进程看成是国家利益实现的一种补充进程,看成是政府主导、经贸打头的对外政策过程,因而对它的纯学理的、着眼中长期和提升公民觉悟的研究偏少。在这里,对于地区主义的理解,与国外有很大不同。比如,与欧洲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更看重地区一体化的博弈过程和获利结局,而对这一进程带来的约束冲突、加强自律、增进法制的潜在效果注重不够。我认为,它也反映出亚洲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哲学相对落后的特性。另一方面,理论上讲,东亚地区主义依然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难题,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探索并没有给出成熟的答案,譬如说地区主义的领导权和启动契机,制度性整合与非制度性整合的优劣比较,经济一体化的法理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安全共同体形成的认同条件和观念背景,政府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合作同地区层面的社会交流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所谓“亚洲价值”及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地区合作及深度一体化进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大国权力关系(尤其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存在) 对亚洲经合过程的影响,全球各地区(包括次区域) 内部整合过程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迪,等等。解决这些难题,不只需要学术的努力,可能还需要政治的智慧,经济的成熟,以及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之间的真正沟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十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大国通常对联合国不会太感兴趣,至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政府政策很难结合。例如,美国虽然有不少联合国问题专家,但他们的位置比较边缘化,其声音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从来不对主流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发生作用。中小国家则是联合国的天然盟友,它们总是把这个最大也最重要的国际论坛,视为自己表达发言权的一个难得的平台,看成是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北欧,加拿大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学术界对联合国及联合国研究的重视,对多边主义理论的兴趣及大量成果,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比之下,中国既不太像美国那样低视联合国的作用,也不似中小国家那样倚重这类国际机制,而是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和国家利益的需要,逐渐加大对联合国和所属的各类国际制度(安理会、维和机制、联大及秘书处等) 的投入和研讨。不过,至今为止,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仍然算不上一个热门领域,至多是作为一支“偏军”而存在,对整个学界的理论创作和范式研究的冲击有限。

一般认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

我的看法是,直至1995 年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才小有气候。那一年,中国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一批过去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开始崭露头角,像现在依然是中国联合国研究群体中主力成员的李铁城教授(语言文化大学) 、郑启荣教授(外交学院) 、钱文荣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陈鲁直大使(外交部) 、李东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等人及其成果,便是在那以后逐渐为人知晓[3]。依笔者一孔之见,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类研究受到国内外政治气氛的很大制约,有合适的氛围时被炒得很热,缺乏焦点时就无人问津。例如,2005 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年,也是酝酿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争论达到高潮的年份。争取入常的“四国联盟”(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 在这一年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也触动了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意大利、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有宿怨的邻国的敏感神经,围绕联合国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攻防战在这一段时间精彩纷呈,中国的媒体和公众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各类出版物和报刊文章也格外多。这段时期的联合国问题分析和研讨,俨然是一副“显学”的模样。考虑到中日关系近一时期的特殊紧张胶着状态,不难理解联合国研究的升势。当日本等国败走麦城、安理会改革方案无疾而终之后,各方面对联合国的兴致又显著下降。其次,在为数不多的联合国研究成果里,两类分析占了很大比例,一是与中国有关的情况介绍,一是有关的政策建议,纯粹学术性、原理性和方法论的探讨,或与中国关系不紧密的实证案例分析则非常少。例如,关于联合国宪章在新时期调整动向及方案,联合国系统内部惰性及其解决路径的分析,联合国处理一些落后的中小国家面临危机的思路和政策之利弊的追踪,联合国改革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展之间的联系,等等,我几乎没有见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注。与此相应,这类研究在中国主要是由半官方的“联合国协会”推动和资助的,完全民间的和学术的工作比重很小,譬如讲最近几年在国内少数重点院校(北大、外交学院,复旦大学等) 开展的“模拟联合国辩论活动”就有这种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曾经饱受西方大国压迫和干涉之苦,中国又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在国际社会和各类重要国际组织中日益引人注目的发言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和认同,给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的“联合国定位”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即它是中国利用多边平台制约美国等西方国家霸权的一个工具,同时也是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场合。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联合国研究的方向。

十六、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国际关系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最近的一二十年内发展起来的。在西方,以20世纪80 年代末《千禧年》召开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讨会为标志,这一分支崭露头角,其对主流学派的批判和独树一帜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已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的批判理论、后现代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道,构成非主流学派营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这段时期,随着两极霸权约束力的消失,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寻求对当代国际关系重新解说的新视角与新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后冷战时代的氛围推助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见解的发散。

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有双重来源:一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抬头的女性学的一般理论中得到启迪,这些通常体现在社会学、家政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在1978 年以来的中国大地上萌发了生机活力,在国际关系学这门相对落后的学科之前已推出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和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从欧美国际关系学界最新的进展中受到鼓舞,并且直接地、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范式、视角和论点。比较起来,前一种启示比较间接和模糊,后一类借用更加直接和有力。据我的观察与了解,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者有这样几个特点:他们多半是最近几年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或教授副教授头衔的中青年教师,一般都有独立的著述或译作发表[4];对国外最新的文献资料相当熟悉,不仅追踪密切而且有自己的批评意见,期待有中国人的创造性视角和成果;在平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十分努力,在各自单位均为科研教学骨干,具备了相对有利的学术生长“小环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李英桃、胡传荣、何佩群、范若兰、郭夏娟、胡雁等来自不同院校和部门构成的研究小组,通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地区第一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教科书,成为培养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后备力量和促进这方面能力建设的一部重要作品。

我曾经指出,本质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既是实践中不断扩大的国际范围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思想表现,又是新的多元的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的一种衍生物,同时受到旧的、主宰性的军事对抗格局及其思想表现(权力现实主义) 之颓势的激励。它所要探讨的,是长期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男性中心主义,如何事实上塑造和沿续传统国际政治的主题(如外交、安全与战争) 及偏好,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建立和推广男子世界观(强权至上和国家中心) 及所谓“高级政治”的研究纲领(如博弈分析、结盟战略和大国重心) ,如何有意无意地将文化、伦理、习惯、风俗等因素排斥在决策操作和理论分析的视角之外,如何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发展出一整套男性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的范式、术语、规则和定理,以及如何最终造成妇女在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全球发展中的“屈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检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比如说,它对主流范式的冲击远没有达到“震撼”和“动摇”的程度,不少人依然对它不屑一顾;这中间固然有学界各种偏见的作怪,有传统主流学派的强大干扰和抵触,同时,须看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自身的局限性(理论论证缺乏足够的系统性和说服力,弘扬自己观点和整合其他资源的能力不够) ,承认这一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发达国家) 的后发劣势不可避免带来的影响。话虽然这么讲,我个人还是看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远景,毕竟它生长在一个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一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新月异的社会,一个希望有更好的国际形象、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多走几步。


十七、其他领域和问题的追踪分析

除上面提到的各分支外,近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还在以下一些领域和问题上有所进展,虽然无论规模或水平都不比那些“大兄弟”,同样值得一提。

(一) 英国学派研究

最近七、八年,英国学派被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学界给予了很高关注,不仅翻译了这一学派的很多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怀特的《权力政治》,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布赞等人的《新安全论》等) ,更发表了很多研究性文章和评论,甚至有以此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5]。一个以某个国家命名的国际关系流派,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英国学派对国际秩序、制度、法律及其基础的解释,与中国人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其西方背景之日益增长的关注,形成某种“相遇相识”、“既爱又恨”的复杂联系,从而引导出中国学者的兴趣和追踪;二是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学的“美国重心”之间,构造出一种有趣的不即不离、异同交错的画面,它给中国人思考和创造自己的国际关系学说提供了启示;三是新一代英国学派传人之一的巴里·布赞,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些活跃人士(如秦亚青、王逸舟等) 有密切的学术交流,不仅是作品译介过来,而且他本人十分关心中国这种非西方大国在理论上的动向,并且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和推动。我估计,考虑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对非美国的各种国际关系学派的兴趣,“英国学派”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二) 哥本哈根学派研究

“哥本哈根学派”一词在中国专业期刊上的出现,比英国学派更晚,相对而言对它的介绍和分析也略少。这一主要兴起于20 世纪70 、80 年代北欧一带的思想流派,依据这一地区近代历史形成的传统,侧重探讨地区共同体基础上的安全复合体形态及和平主义理论渊源,对美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军事安全观念作了学理的和政治的批评。正是由于这些构成要素,哥本哈根学派在它自身面临新一轮不景气局面的同时,却在中国从事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一些学者那里获得了知音;近两三年,尽管数量上还比不上英国学派,它的思想观念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6]。尤其是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不同领域的安全(军事、经济、生态、社会等等领域的安全) 和不同层次的安全(个人、社会、国家、地区、全球等等层面的安全) 的界定,以及布赞强调的“安全化”、“去安全化”等非传统安全观念,与近些年中国人所说的新安全观不谋而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 国际关系伦理研究

研究国际关系伦理的中国学者不多,比较知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浙江大学的余潇枫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韦正翔副教授(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 ,这几位均有专门的书籍论述此一主题,对国外的文献相当熟悉,也对中国国际关系伦理研究实现创新的问题很感兴趣。不过,他们各自研究重点和思想来源又有所不同:时教授专长国际关系史和大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利益/ 伦理—战略/ 大外交”的一整套独特思路[7];余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一向有很深造诣(如对《易经》的精彩解读) ,近三五年又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非传统安全》教科书,因而他的国际关系伦理观融合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些精华与当代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某些新进展[8];韦教授外语极好,曾长期在国外深造,她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几本著作,试图把传统的权力政治学原理与现代伦理的一般知识,再加上中国在新时期的需要结合起来[9]。我注意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重点高校,近些年来也涌现出一批关注当代国际政治与伦理之关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种情形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四) 国际政治中的人权与国际法研究

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成果数量比较少,研究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始终是素不相干的“两张皮”,各自对对方新的进展无从了解和应用;二是人权问题迟至90 年代中后期才成为学者做研究的一个话题。不过,据我个人有限的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若干进展:比如,过去认为人权概念是西方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宣传攻势,现在则肯定它的存在;开始只强调人权中的“发展内涵”,现在同时提到了它的公民政治权利要求;在1999 年科索沃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人权”与“主权”割裂开来的倾向严重,现在更多的人细致观察和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法学界对于国际法进展的新解释功不可没,一些知名的中青年法学家(如贺卫方、莫纪宏[10]) 的努力起了作用;中国国内执政党“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以及实际生活中公民权利受到更多保障、公民意识逐步得到增强的趋势,改善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氛围。

但必须承认,相对其他分支而言,这方面与其说有进步,不如讲进步不够,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

(五) 政治文化分析

浙江大学的潘一禾教授在这方面着力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政治文化研究者中的佼佼者。她已出版的几部专著,涉及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的兴起、东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及其方法、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中国本土文化安全等论题,很有个性也有一定深度[11]。此外,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作为中国建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对政治文化的讨论也有贡献,例如他翻译的温特作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及里面提到的“三种政治文化”,在年轻的理论爱好者那里颇有口碑;他本人关于三大主流学派之“权力、制度、文化”特性的定位,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结合“政治”与“文化”两大范畴的努力。然而,总体上评估,政治文化的讨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不活跃,尤其对中国自身这方面的弱点显然批评不足,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妨碍。

(六) 比较政治学

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政治学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主课之一,无论理论方法或案例分析,都有雄厚的实力和众多的成果。相形之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仍然定位不清,部分掺杂在国际关系学领域,部分属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范围,教学、研究都是如此。仔细辨认一下,能够察觉近年来隶属国际关系领域的比较政治作品数量的上升,涉及的题目很杂,具体观点和论据之多也不胜枚举,但我认为这方面最大的缺点是理论方法的讨论不多,对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规律了解很少,急功近利的策论多,而着眼长远的学术努力基本见不到。另外,像政治文化分析一样,它的发展不充分受到了某些外在因素的制约。

(七) 生态(环境) 政治学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类专业期刊上,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生态政治(也叫“环境政治”) 的讨论,作者大多是高校的教师,涉及的内容譬如有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落实在国际范围展开的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博弈、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国外和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及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影响、“非典”和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造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生态(环境) 政治思想的崛起及其理论表达,等等。在我看来,由于自然科学知识有限,这些教师虽有兴趣,却多半分析得不透彻,尤其算不上严格的生态政治理论分析。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的庄贵阳和陈迎两位年轻博士,可能是既有科学背景、又有国际政治意识、对环境政治(特别是国际气候制度的各类后果) 有深刻认知、熟悉前沿动态、写出一些有国际水准作品的专业人士[12]。这方面,国家气象局、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华大学以及外交部条法司也有少数对此颇有兴致的人士,只是他们的技术性色彩更浓、国际政治学的知识相对欠缺,谈不上是生态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这一类人的声音尽管不大,却有缓慢而稳步增加的趋势。它一方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环保问题重要性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反映出这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和推动。

(八) 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

单从人数上衡量,中国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队伍最为庞大,占了整个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人员很大一个比例。作为一个自身不断成长、对外部世界兴趣日益浓厚的大国,中国能够找出研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区域和国家的专家,对于大国和地区强国的探究更是有众多的追随者,有日益增多的著作、论文和期刊。改革开放的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的最近十几年,可以看成是中国的国别和地区问题研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中国本身像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内部的研究能够分出各式各样的层次和领域,重点和优势不尽相同:在沿海区域和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 ,一直领风气之先,全国性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讨论基本上在这一区带展开,其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全局性、大战略的色彩;西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与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地理位置有关,更多关注与中亚及俄罗斯相关的命题,如所谓“三股恶势力”问题(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 ;西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与毗邻的东南亚各国近似,把焦点放在诸如防止毒品走私、枪械泛滥、海上犯罪之类的跨国事态,以及开辟西南大通道、与东盟乃至印度的关系等内容上;东北方向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北亚各国(朝鲜、韩国、日本) 有关。我的大致评估是,虽然规模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研究的水平并不算高,理论化的程度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有学者呼吁建立“欧洲学”、“美国学”或类似的这学那学,实际的推进非常缓慢。很多研究人员和教师过多陷入国别与问题研究的技术性细节,缺乏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训练。

上述评介难免挂一漏万,即便讲到的地方也肯定带有个人的偏好与局限,有缺失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强调,本文只是试着从具体的领域展示中国国际关系学之可喜的进步和深刻的不足,促请各位同仁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保持谦虚的态度。必须认识到,这门学科仍处在承前启后、不断衍变、快速过渡的时期,它与中国的历史、规模和需求仍有相当大的不相称;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注释：
1. 可参见如下作品《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民族与民族主义概论”(李宏图《 欧洲》1994 年第1 期) “苏联解体对世界民族主义问题的影响”(孙恪勤《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4 年第5期) 《民族与国家》(宁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民族主义》(徐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对冷战后民族***现象的思考”(李云龙《世界民族》2000年第3 期) “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王淑梅《世界民族》2000 年第2 期) ,“中东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基础与危机”(田文林《西亚非洲》2001 年第4 期) “华人少数民族问题在国家关系中的特点”(吴前进《国际观察》2001年第6 期) “从世界民族***主义看车臣危机”(赵龙庚,《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2 期) ,“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定位初探”(钱雪梅《 世界民族》2003 年第1 期) “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读书笔记: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之一、之二、之三) (郝时远,《世界民族》2003 年第4 、5 、6 期) ,“试论拉美的民族关系问题”(吴德明《 拉丁美洲研究》2004 年第1 期) 《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李安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年版) 《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民族关系探析》(阮西湖,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 。

2. 从理论角度讲,中青年研究者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王正毅对世界体系理论及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诠释,庞中英对地区主义不同层面含义的探讨,肖欢容对地区主义理论发展史的梳理,耿协峰对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的分析,陈玉刚对欧洲一体化过程的追踪,以及门洪华对地区主义在国家大战略中的位置的研究。

3. 《联合国五十年》(李铁城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年版) 《 世纪之交的联合国》(李铁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 联合国与世界秩序》(陈鲁直、李铁城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 《 联合国机制与改革》(袁士槟、钱文荣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年版) 《 走向21 世纪的联合国》(谢启美等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 “试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郑启荣《 外交学院学报》1999 年第1 期) 《 联合国》(李东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

4.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李英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中国的国际环境与社会性别话语的构建”(胡传荣《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10 期) ,“女权/ 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北京、上海两位女性国际政治研究者的对话”(李英桃、胡传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12 期) ,“女性主义对传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何佩群,载于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时事出版社2004 年版) “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胡雁《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 年第1 期)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方法论”(郭夏娟《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 期) 。

5. 例如外交学院2005 届毕业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的苗红妮博士,其论文便是关于英国学派的流变和内涵的。

6. 我目前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来自台湾的常凤台,其博士论文选题涉及哥本哈根学派及其批评。我本人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有专门章节评介哥本哈根学派的“复合安全理论”。

7.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8. 余潇枫《 国际关系伦理学》,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 。

9. 韦正翔《 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

10. 莫纪宏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

11. 潘一禾:《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

12. 庄贵阳、陈迎著:《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社2005 年版) ,可能是这方面最新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