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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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6 年第10 期　

[摘　要] 　本文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入手,对最近十余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透视。大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国际制度学说、建构主义流派、国际战略探讨、全球化问题追踪、国际政治经济学、联合国研究、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女权主义等主流或热门理论,小到政治文化分析、生态政治学、国际关系伦理学、英国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等边缘或支流学派,乃至主权研究、安全研究、国家利益研究、方法论研究、“中国特色”研究等核心问题,可以说这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主要内容,均受到作者的关注和点评。论文既简明提示了所获进步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更扼要检讨了现有问题的各个方面和下步发展的方向,着重强调了这一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分支学科的不同进展;理论和方法的若干缺失

七、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研究

严格意义上讲,国际战略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独特的范畴、对象和方法,把它放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框架下面谈论,似乎有点“委屈”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战略理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从一开始它就与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有天然联系,它的很多命题及思想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再好不过地提示了这一联系。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历来并不缺少战略思维和战略问题的研究,缺乏的只是国际战略的一般理论,缺乏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的兴趣。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变化,尤其是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的这些年有所改善。突出表现在,标题为《国际战略学》或《国际战略理论》的教科书和专著开始出现[1] ,对中外国际战略研究和战略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的探讨逐渐增加,一批专业性国际问题研究期刊设置了“国际战略研究”或类似的专栏,军队和地方一些重点院校越来越多地招收国际战略研究方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战略”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的缺失。我认为,上述国际战略思维的抽象化和层次提高过程,是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之现实的折射,是中国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学术界期待超越单纯“撞击反射”式研讨之迫切要求的体现。国际战略学的研究,包括相关的制度性设置和资源投入,旨在使单纯的战略问题应对变得更加扎实,使中国过于朴素的传统战略思维变得更有学理基础,更有连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十年左右,可能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时期。不过,像整个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样,我们国际战略研究的理论化水平还不高,重大创新成果(特别是得到国际公认、产生广泛影响的成果) 有限,方法论意识相对淡漠(一个例证是,在中国,绝少听到有关国际战略学界召开学科性及方法论会议的消息) 。假若向国外同行查询,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有广泛影响的属于中国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理论) ,大概只有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当代的毛**游击战学说[2];孙中山、邓小平等伟人思想中的国际战略成分,仅仅是部分地得到挖掘、研究和承认;至于一般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者的作品及其论点,在国际范围被引证被参照的程度更是相当低,尤其对照美国国际战略学者(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米尔斯海默等人) 的作品而言——这种情形当然不是用汉语和英语国际通用性的差异就能够解释的。

面向未来,我以为,除开一些具体的课题安排,一些技术性的改善之外,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工作至少应考虑以下大的改进:

一是体制上,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努力打通军方主导的国际战略研究与地方科研院所同行以及外交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渠道,逐步消除目前这种“几张皮”的局面;即便是一些重大而敏感的研究项目,例如航天航空开发的总体计划、台湾问题的军事解决方案、对一些潜在的涉及其他大国的战略安全隐患的处置意见、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之总体思路与阶段目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安理会改革的指导性意见、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高层次战略对话方向,等等,也可以邀请主管部门和操作者之外的专家学者参加(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层级) ;适时建立权威性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在最高领导层的指导下统筹解决布局和协调的工作。

二是研究工作中,不仅要加大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理论和重大问题的投入力度,而且需要各种思路的表达,也需要民间的研究机构和公众媒体加入到评判与建言的行列中来。国际战略研究固然有它的特殊性和敏感之处,但如果保持开放的姿态又能够把握好分寸,我想完全有理由期待有更多的人和机构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令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有理论“厚度”、有更扎实的社会基础、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

八、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全球化研究

从国际范围看,全球化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末、70 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由一批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知识分子撰写的题为“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的两份报告,好似警世宣言一般,提醒世人注意全球性问题的加剧趋势,批评了现有的国际安排、国家体系和思想观念对此的麻木不仁。尽管在那以前早有不同的人做过类似的批评和研究,只是在“罗马俱乐部”这两份有巨大影响的报告发布之后,全球性问题的研讨和全球化进程的反思才真正提上各国知识界和政府的有识人士的议事日程,全球化研究才算是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这方面的追踪相当迅速。80 年代就有一批有关全球化的译作问世,90 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更是全球化思想深入人心、全球化研讨受到热捧、全球化研究成为“显学”的一个时期。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化大浪下为数不多的“弄潮儿”;正是这种机缘,与国内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氛围配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人格外青睐全球化研究的结果。在思想理论方面,不能不提到李慎之先生[3]的特殊启动作用:90年代初李慎之倡导的几次会议,和他后来撰写的几篇振聋发聩、受到广泛争议的文章,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讨论和著述发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化问题的探索,对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关注,起到了引导和推助的作用。短短的十余年间,有关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工作,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成不同的派别:最初时段的多数中国研究者,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一个不以个人和少数国家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科技提升及一体化的进步浪潮,人们对此当然抱有一种热烈欢呼和拥抱的态度。这也是改革开放头些年中国刚刚步入“快车道”的心态折射。这一派的学者,主要是从器物和技术的层面研讨全球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球伦理、全球治理、全球制度的各种设想[4]。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有各种批评声音和消极因素(例如全球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国所在的东亚区域于1997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化持批判立场的人数增加,反省和DIZHI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宰的“全球化冲击”的作品与日俱增。这些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自欧美留学后返国的高级专业人士,对全球化进程的“美国色彩”有相当深刻的认知,基本上把全球化视为二战后“新古典自由主义”美式秩序的一种全球性推广。对当代国际制度本质的剖析,对美国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诱导全球化进程之企图的批判,是这一派人士时常祭出的不二法宝[5]。第三种声音来自官方及主流学者和媒体,是一种更有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特点的“中庸”的立场[6]。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态度,既强调看到经济和科技之全球化铺展对中国的机遇,又要对它的政治后果和信息冲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散保持警觉,即使是在纯粹经贸、金融和技术层面也主张区分精华与糟粕以“趋利避害”。在这一派的分析光谱下面,全球化过程既有“光明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人为导向的某些“阴暗面”。它好似一柄真正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披荆斩棘,也可能伤害自身。总之,假如梳理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全球化研究的论述,基本上可以把它们分门别类、划入上述三类范畴。

不过,尽管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初显思想学派的林立之势,这类讨论的原创性和理论含量仍嫌不足,对外部世界也无多大影响。所谓“原创性”不足,是指我们的探讨范围和命题本身,并未超越国外一些同行早已做过的工作;而“理论含量”的缺乏,是指目前全球化研究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范式冲击仍然有限,现有的各种研究工作虽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很难找出纯粹理论和方法的像样改进。同样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我们的各种不同声音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很少、沟通不畅,以致我在各种国际场合经常被问到诸如“中国是否译介过全球化研究的外国作品?”、“中国学界是否有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之类的奇怪问题。在很多外国人(包括相当多的对华友好人士和“中国通”) 看来,中国仍然像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学术苍白无力的一个“前理论区域”。对此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估计,有做艰苦努力的准备。

九、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国际关系学的所有分支里,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甚至可以说,远在国际关系学正式创立之前,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著述已经闻名遐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扩张必然性的分析,列宁以及他那一代的苏联和西方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论述,都是近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例。其实,不论古今中外,在真正的大思想家大战略家大政治家眼里,政治和经济原本是不可分的,所谓这“学”那“学”只不过是瞄准特定的需要、被人为的切割而已;看看孔子的论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的革命理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治理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及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均渗透着“大政治”的智慧,也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经济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大原理。不过,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门学问,就不得不根据学问本身的要求界定它的形式和内容。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发端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的所谓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过程,启迪于这一过程中后期欧美一些著名学者的作品(例如金德尔伯格、理查德·库柏等人关于后霸主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系统论述,吉尔平、苏姗·斯特兰奇等人关于国际权力、国际战争、国际金融、地区一体化等重大进程之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 。这些分析在新的层次上以新的视角“回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提醒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这一宝库的整理发掘。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展与欧美同行几乎是同步的,它同样得益于邓小平推动的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让中国逐渐融入现有的世界体系,在获得重大好处的同时也体验到它带来的各种麻烦与问题。中国学者同样注意到,单一的工具箱无法应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而必须“复活”一度被冷冻被遗弃的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把它应用到国际政治、安全和外交等等现象的分析之中。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黄金时代:不止是在学科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上有许多争论和著述,人们更在不同流派学派IPE 的比较方面,在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危机和进展的追踪方面,在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最新进程的评估和批评方面(典型事例如我国与WTO 的关系、与联合国的关系、与现有军控体系的关系、与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与国际能源开发和运输体系的关系、与全球生态保护趋势及绿色和平运动的关系、与有关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关系、与形形色色的国际N GO 的关系等等)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当代西方一些有价值有借鉴意义的学说,努力把国际政治学的新旧理论和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各种激进思潮) ,同经济学(尤其是新开发的) 那些引人注目的理论进展(如理性选择论、多重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地区功能主义等) 结合在一起,多学科、跨领域、统筹地加以运用。也许是从经济学这个被誉为“社会科学里面最完备的学科”受益颇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比国际关系学其他分支更加强调研究内容的规范化和假设命题的检验过程,包含了更多的数据分析、统计报表、方程模型之类,这在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那里尤为突出[7]。

在赞扬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领域的某些缺失与不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学科定位的模糊。与国外的状况一样,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从业者们,至今仍在为IPE 究竟是独立的“一级学科”还是国际关系学下属的亚学科的问题争论不休。在中国条件下,这一争论不仅有形而上的意义,更有实际的资源配置和利益驱动的考量。即使在教育主管部门和重点大学内部,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也混乱不堪,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的发展。另外一个问题,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不高及与政策应用研究之间的不协调(更严重地说是“断裂”) 。一方面,不难看到如汗牛充栋般的专著、教科书和论文,但这些东西中有大量是仅仅为了评职称、报项目和会议发言所用,其间不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之作;另一方面,政策制订部门和相关的研究机构多数人士成天忙于事务性应对,并不十分看重潮水般涌来的“作品”与对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研究者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限制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本来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的功能。

十、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

国家利益的研究,在中西方有非常不同的遭遇。在欧美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里面,国家利益范畴始终占有核心的位置。据考证,早在上个世纪的30 年代,西方已有研究者专门探讨了国家利益的界定、范围和分类;直到现在,这种讨论始终没有止息,譬如讲美国人近些年来划分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的不同国家利益等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特别是权力现实主义) 始终明确地将提升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研究工作的中心目标。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不同说法,美国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讳言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方面任何别的内容(例如意识形态的追求、具体的地缘政治目标或者学者的研究工作) 都应当保持与国家利益一致。在西方,有关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理论研究、现实做法之间保持着逻辑的连贯性。

对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国家利益问题,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首先,从原则上讲,民族国家利益往往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所强调的“国际利益”发生矛盾。研究者的取舍由此而变得比较微妙甚至困难。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像在转型前的苏联东欧国家一样,谈论国家利益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经常会闯入禁区。谈论和研究国家利益,可能被扣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束缚逐渐放松,追求国家利益不仅不是一件麻烦,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鼓励。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船的引航人和掌舵者,以及他本人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对于开辟这方面的思想言论空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邓小平思想的鼓舞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90 年代中期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的出版及其跟进的各种著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然而,从理论上分析,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利益,与党的目标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追求之间,仍然有不够明晰之处,恰似在国家内部政治生活里关于“法大还是党大?”的争论一样,研究者常常有在发生具体冲突的场合“孰先孰后”的困惑,至少理论上这一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以为,这是制约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瓶颈所在。

从发展前景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是有希望的。这里不仅指理顺上述关系的重要性有可能逐渐受到重视,也指在具体方面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增大、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体效应逐步显示而逐渐拓展和深化。就我现在考虑的内容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探索的:其一是区分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顺序(核心、重大、一般利益等等) ,做好各自理论的论证工作;其二是根据新的形势,加强对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和国际社会实现途径的研讨,把这类讨论提升到更广阔的空间;其三是研究国家利益实现的博弈过程,也就是说看到整体利益下面各种利益集团的作用,研究不同利益的表达方式及其在“合力”中的分量,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样的复杂大国是需要的。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界定国家利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和修正的过程[9];曾经正确的定义和内涵可能不适合新的形势和条件,而过去和现在没有纳入的很多因素,可能最终会进入人们的考虑范围,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工作应保持开放、灵活的态势。

十一、中国的主权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权问题的研究探索,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开始的[10],近十年有相当快速的进展[11]。对于国际政治的这一核心概念,中国人的探讨有独特的背景。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年代曾饱受主权遭割裂和践踏痛楚,因而独立之后格外珍惜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利;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核俱乐部成员资格的重要国家,一个在成长快车道上行驰的巨大经济体,因而拥有了日益增强的维护主权的实力。多少有些矛盾及落差的一个现象是,现在有很多国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中国人自己倾向于仍把自己国家想像为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历史的惨痛记忆,加上目前仍未解决的与周边一些国家的主权纠纷,特别是还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东突”分离主义势力的隐患,这一切,与上述复杂想像结合在一起,使得主权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变得十分重要、敏感和难解,主权研究也具有复杂、多面、变动的特征。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当然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相关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挑战。这方面如军事安全和领土主权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和与日本的海洋边界纠纷问题) ,如经济主权和安全问题(典型的话题有,当外资大举“入侵”,特别是中国加入WTO、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后,如何避免中国的命脉产业受到外方控制、如何保障民族产业有一个适应和生存的过程,等等) ,如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问题(譬如说防止不良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渗透及“和平演变”的问题) 。这类研讨代表着主流的声音,成果非常之多,不胜枚举。它们既延续了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传统,又根据日新月异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应对国家主权面临的挑战的不少思路。与此有别的另一类,是结合全球化的实践、国外同行的新进展、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探讨主权观念的新形态、新发展、新趋势。它与前一类的讨论角度不同,出发点各异:一个是忧患意识,一个是革新意识;一个侧重问题的一面,一个细究机遇的一面。就探索主权观念创新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也有不同的取向与进展:有的指出世界范围主权“层化”的趋势,试图为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和政府的某些制度创新提供理论基础;有的不赞成将“主权”观念与“人权”观念二元对立,认为应当承认有限度的国际干预,强调必须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捍卫国家主权;有的主张把主权的实现视为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简单是传统法理意义的静态概念;还有不少人研究和借鉴了国外(主要是欧盟) 的经验,提出有关主权新的实现方式的设计性案例。这些探讨虽然尚未取得广泛共识,但它们的认知和接受度有上升的势头,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对此感兴起的居多。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主观的、客观的各种原因,主权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开,还存在不少尚未涉及或有待深化的领域和课题。台湾问题是最典型的一个。据我了解,海外华人学者和台湾一些研究者,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法理构架,有不少有深度、有意思的设想,其中不光借鉴了欧盟等地的经验,更建立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特点的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比之下,我们这边的研讨气氛要弱得多,成果不多且千篇一律,个中原委值得深思。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外交官和学者在国际场合,对于诸如“卢旺达悲剧”之类的事件,往往缺少响亮的声音,拿不出自己的方案。究其原因,我想不光是出于职业性、习惯性的谨慎,也不完全是因为台湾问题等等敏感因素的约束,还由于我们对这类危机缺少研究,对里面包含的国际法解释不太熟悉。中国人理解的国际法,多半是老式教科书里讲授的,与现在的解说倾向及其法理依据有一定差距,后者不仅有条件地承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同时看重主政者的责任和行使主权的方式。仔细观察一下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动向就会发现,类似“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人道主义干涉”之类的说法,不全是少数西方大国的政治图谋和对外宣传,里面也含有面向未来的全球社会及其政治伦理的某些要素。对此复杂构成的国际法学说和主权解释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从未做过细致深入的探讨。如果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就没有理由延续这种局面。

十二、中国的安全理论研究

与主权问题相同,安全问题的研究一向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像国外同行一样,中国学术界对于安全与主权两个范畴的研究,其内容有很多的重合与互补。因此,在介绍主权问题之后,以下对安全问题研究的讨论,只涉及这一分支下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我认为,最近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理论的研究,大体有几个特点:第一,与冷战后总体国际形势相适应,也与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保持一致,中国研究界对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是谨慎乐观的,多数人认同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总的趋势”的大判断,研究工作上体现为,在不放松军事安全警惕的同时,加大了对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非战场安全问题的研讨, “非传统安全问题”近一时期在学术界的热议[12]及在官方文件中的频繁出现,是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第二,不仅器物层面中国学界的安全关注不断扩展,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和充实,突出表现为国家安全的议事日程逐渐得到全球安全和人的安全(包括社会安全) 这两类新的安全议题的补充,它显示出在新的氛围里中国研究者更加自信,开始培养自己的国际意识和社会意识,虽然全球安全和人的安全的研究尚未达到与国家安全主题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三,中国新一代的安全研究者认真研究了国外同类工作的成果,特别是保持了对超级大国美国的各种重大安全范式和命题的密切追踪[13]。标志之一是,流行于美国的几乎所有大的安全理论和新概念,如“民主和平论”、“先发制人论”、后“9 ·11”时代的大西洋安全同盟理论、新保守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的中美对抗说、奈的“软实力”观念、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等等,都有中文的译本和评论,包括相应的内部分析和政策建议。第四,在长期对安全问题做定性的和宏观的讨论之后,最近这些年定量的分析有所增长,传统的安全研究习惯受到某些批评,用议程和模型推导预测国家间冲突概率的作品不时显现,危机预防和处理的观念正在形成中[14],总之,更加讲求精确、更有检验意味的研究工作逐渐浮出水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安全研究的一支生机勃勃的新军[15]。第五,一些中国学者强烈意识到西方安全研究的局限性,在尽量减少“美国化”的程度和影响的同时,倡导发掘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可以创造性转换和升华的成分,尝试建立有中国视角和内涵的安全理论。虽然显而易见的是,整理和重建的过程才刚刚起步。

安全研究含有太多的线头,很难用如此短的篇幅一一说清,上面的介绍仅仅是若干主要的线索。最后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安全理论和问题的探索有特殊的重要性,非常值得我们投入更大的气力。但这种探索又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模式,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出于不同的兴趣肯定会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安全理论的发展仍应着眼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个流派各种思想均有大发展的机会,尤其要鼓励年轻学者做有针对性、有科学规范、有现实基础的案例分析,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内的安全理论分支“枝繁叶茂”。在目前阶段,我个人以为,给定整体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中初级阶段”性质,中国学者要想马上做出原创性很强的大理论和方法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莫如把主要精力放在情况调研和案例分析上,譬如说看看在发生主权或能源纠纷的时候如何解决“安全困境”、在处理不同层次的安全难题时又如何建立它们之间的“动平衡”,把现有的一些工作做细做好,把公认的一些难题处理妥当,在此基础上再制订更高的目标, “聚沙成塔”、积小功至大胜。像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特色的形成一样,安全理论的深化及其中国特色的出现,将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逐步成长的过程。(未完待续)

注释：

1. 近十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下: 《国际战略学概论》(高金钿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 《国际战略论》(余起芬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大战略论》(吴春秋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中国国际战略》(倪建民、陈子舜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 《国际战略学》(李景治、罗天虹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 《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的选择》(李少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等。

2. 这一印象是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FIA) 做访问学者期间获得的。此前我对国外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了解,仅限于少量翻译过来的作品中零星的介绍。

3. 如“迎接全球化时代——在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91) 、“全球化: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1993) 、“开展全球化研究”(1994) 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1994) 等,收入尚未正式出版的《李慎之文集》。

4. 如蔡拓:《当代全球问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

5. 可参见房宁、王小东、宋强合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6. 参见庞中英主编: 《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7. 上海复旦大学陈玉刚博士完成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学: 1995 —2005》中的一章,此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迄今为止讨论这方面进展的一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作品。文中有丰富的资料及评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

8.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9.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 (2) 。

10. 王沪宁: 《国家主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1. 可参见:王逸舟的“制约主权的十个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1 期) 和“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研究》2000 年第6 期) ,俞正　的“主权层化理论”(《太平洋学报》2000 年第4 期) ,唐永胜的“新现实与旧逻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案例的脆弱性及其超越”(《欧洲研究》2002 年第3 期) ,黄嘉树、王英津的“主权构成研究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应用”(《台湾研究集刊》2002 年第2 期) ,肖佳灵著《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 等。

12. 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 年版) ,是中国学界在此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著作。

13. 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和王义桅博士,中央党校的刘建飞教授,北京大学的朱锋教授和张小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等人,均可进入中国新一代杰出安全研究者的行列。

14. 1996 年台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军方和学界开始重视危机预防和处理问题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发表在2004 年第3 期《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上的一组文章,包括:张沱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吴白乙的“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徐焰的“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章百家的“‘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

15. 这方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阎学通的带领下做了重要的探索工作,尤其是在量化和预测分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