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

wuliumu

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

[摘　要] 　本文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入手,对最近十余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透视。大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国际制度学说、建构主义流派、国际战略探讨、全球化问题追踪、国际政治经济学、联合国研究、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女权主义等主流或热门理论,小到政治文化分析、生态政治学、国际关系伦理学、英国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等边缘或支流学派,乃至主权研究、安全研究、国家利益研究、方法论研究、“中国特色”研究等核心问题,可以说这些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主要内容,均受到作者的关注和点评。论文既简明提示了所获进步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更扼要检讨了现有问题的各个方面和下步发展的方向,着重强调了这一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任重道远”。

[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分支学科的不同进展;理论和方法的若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整体上看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缺点和问题。下面,我想对其主要分支做快速的扫描,作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一种审视。

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思想探讨和制度建设都曾陷入低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预想不到的方式解体,昔日的超级大国沦落到二等国家的行列,原苏东地区多数国家转型的艰难,现有惟一霸权国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狂妄与蛮干,都预示着两极时代的特殊氛围(各自推崇自身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学说、排斥对方的思想影响力) 不复存在,提示了必然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低潮期和原社会主义世界的迷茫期。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却因为“9 •11 事件”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挫败等事态,被注入新的刺激因素;擅长剖析资本主义外强中干一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研究,也因此而进入新一轮的“抬头”过程。

从上述简略描述里,人们不难察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事业的艰难和希望所在。最近十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教师和研究者所承担,他们的外语比较好,很容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等地左派思想家的批判性论述,对诸如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深刻矛盾、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等现象加以剖析①。然而,这一时期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合作的现象。中国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世界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进程,显然到目前为止获利多于损失,但从国际博弈角度看,这种趋势是否能保持下去,比如说“山姆大叔”甘愿见到一个位于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吗? 毛**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思想至今是否还有效用,能否落实到中国外交决策的具体措施方面? 诸如此类还可以列出很多。

从研究方法观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依然是多数人遵循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有一些人借鉴“西马”角度,从反对帝国主义新霸权、强调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最新的动态则是,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②,为人类未来、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模式。不管是哪一种视角,都远未达到系统和成熟的程度,在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到当今国际关系系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我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思想、社会批判理论、民族宗教学说、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批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论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形式与后果的分析,等等,均有不可消解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解释力,也都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及完善。

二、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

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学派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的主流之一,哪怕是在相对扩展缓慢的时期,它仍然是第一大流派。这与各种现实主义思想所追求的“国家权力”、“民族生存”等目标有关,与它们对当下重大利益的敏锐把握有关。正是这类特质,使得现实主义思想必然受到政治权威的青睐,得到国家政府的采纳。但近些年来,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面临了日益增多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中间包括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出现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冲击、国际制度的推广带来的对传统强权政治的约束、全球性问题的深化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安全议题的“泛化”、以及人权议题的抬升对主权意识的削弱,等等。在全球各地区、各个国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里的现实主义学说虽然花样不断翻新,遭受的质疑抨击③和“一支独大”地位的下降,却是非常相似的。

在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虽然近十年间中国学者在现实主义的元理论、核心概念(主权、冲突、霸权、国家利益等)和研究方法(如计量统计学和科学方法论) 等领域取得了某些突破,但总体上讲,现实主义学说似乎成了一个“受嫌弃的大孩子”,其影响力呈下降趋势,在年轻学子那里尤为明显。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近几十年来反计划经济模式的市场化改革潮流不无关系,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国家重心”的降低和知识分子批评意识的增强。不难见到,现在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和各种期刊,很少讨论和刊登论述国内外(新) 现实主义进展的东西,即便有也多半带有批判和超越的味道;很多博士生做论文时,经常以建构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为参照系,鲜见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创新。这是一个真正两难的处境:一方面,现实仍然十分需要理论,政府迫切希望学术界创造出有分量的论策之作,为执政党的对外部署和外交部门的复杂博弈献计献策,这看上去是推动国关学界尤其是权力政治学派的强大诱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现实主义学派的名声不佳,年轻一代的跟进水平远达不到被期待的程度,相关的研究成果不用说在国际上难以得到承认,国内的影响力也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学说及迅速崛起的建构主义风潮相距甚远。

问题本身孕育着解决问题的希望。我以为,传统现实主义流派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忽略和轻视国际关系中的进步与变化,有意降低全球化进程里不可阻挡的国际规则的铺展及其作用;二是拒绝承认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顽固坚持国家议程和高政治的“神位”,并因此而否认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利益和非传统疆界的重大价值。如果意识到这种缺失与问题,努力改进现有的工作,现实主义思想仍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有影响力的学说。著名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吉尔平(以及最近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福山) ,在承认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多边机制的约束力方面,正在做出有成效的改善。显而易见,中国国际关系思想界并不缺变革的动力,现实主义流派也有提升的很好机会,像一些出色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④,即融合与借鉴其他学派新近发展的工具箱,用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现实的挑战,回答崛起中的中国与现在世界秩序磨合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如东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全球能源竞争背景下的大国战略协作、霸权稳定秩序下的多极化推进、“文明冲突”阴影的加深、国际反恐斗争的教训与中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年轻一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学派,若能充分借鉴吸收其他流派的长处,也会有大的跃进。

三、中国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

隶属自由主义学派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是近几十年来上升势头迅猛、自身根系庞大的一支,可以说它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学门下自由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这一学派分支探讨的诸多内容,如全球性危机与全球范围的治理、全球伦理与全球价值、各国各地区的相互依存、国际制度与各种规则、国际规制对国家的改造、国际组织为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如N GO) 开设的不同平台、国际组织本身的惯性与内外博弈,既有政治哲学的新意涵,又有方法论的独特贡献;它们折射出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即:一种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开放为基石的过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 ,逐渐消蚀了冷战时代的政治对峙和冲突逻辑,而这一过程到了90 年代更发展到鼎盛期,塑造、侵削着全球不同角落的各种体制和意识形态。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派,受到双重因素的鼓励:一是国际环境的上述变动趋势,一是国内政治经济氛围的宽松化与市场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派逐渐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与现实主义学派低迷徘徊的局面不同,它呈现的绝对是一个上升的态势;与目前刚刚叫响、仍主要着眼于理论框架、来自于学者自觉的建构主义学派也不一样,它与实际发生的社会生活紧密吻合,得到后者源源不断的强大推动。不过,与西方的同道亦有所区别,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和研究人员自觉努力将国际制度理论适合于中国国情,即把它优先同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常见的事例有关于中国加入WTO (世贸组织) 、CTBT(核禁试公约) 、APEC(亚太经合机构) 、PKO(联合国维和行动) 等等的案例讨论。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的一大特色。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我认为,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仍将保持活跃的姿态。其根本的动因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的势头;从邓小平引导的重大转向之后,中国这艘大船已经不可逆地驶向了全球化的大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也具有了更多“全球主义”的色彩(这里,为方便起见,我没有区分使用“自由国际主义”、“国际制度学说”和“全球主义”等概念,虽然道理上它们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差异) 。另外一个理由是,目前阶段看上去归属这一学派的很多年轻学者⑤并不明确宣布他们的定位,而是宁肯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主要港湾,在各个理论岛之间穿梭和观测,从而带来事实上的跨学科跨领域探索过程,带来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外壳消融和其他流派(如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及方法加入进来的多元化趋势,典型事例如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组织、规则、制度和惯例的多层多样(有时显得自相矛盾) 的大量研讨及其作品。也许出于个人偏爱,我甚至觉得,这个学派是所有理论流派里最有前途的一个,它在当代中国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的生长,将逐渐呈现枝繁叶茂的树状结构。

四、中国的建构主义理论研究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的一支新军,大体上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才形成了自己的“编制”。它也是国际关系学界(无论中外)崛起势头最猛的生力军,无论人数、影响力或是发展前景。有关建构主义崛起背景的讨论已有很多,比如,人们谈到了较早时期语言学和后现代思潮的作用,谈到了分析哲学和解构主义的启示作用,谈到了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 思辨传统在当代的变异及其后果。单从国际关系学本身的成长来看,我认为,它的出现是出于对长期主导学界的理性主义各种思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之缺乏反思力和沟通平台的一种不满,建构主义的功能也由此体现出来,即:它好似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专门用来剖析各种现有思维范式(特别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主导性范式) 的结构缺陷,切割、除去妨碍不同理论之通约性的重大障碍,揭示现存分析框架革弊兴利的路径。解构是建构的题中之义,建构是解构的转承起合。本质上讲,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理论,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史以来首次问世的一种系统全面的“反思性工具”。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建构主义研究,据笔者观察,不仅起步早、步速快,而且有创新、作用大,某种程度上这一工具在中国的使用效能超过了它的起源地欧美发达国家。在秦亚青⑥等人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用以往罕见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投入这一领域,不仅迅速翻译了国外同行的大量作品,更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观点和建议⑦。他们的独到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强调建构主义理论的社会学转向(虽然这在国际上仍是有争议的命题) ,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过去的国际体系、大国权力、战争和平等高政治议题,拉向这些范畴的形成根源,拉向国际政治的国内背景,拉向更宽广的视野和话语。这反映出崛起阶段中国青年思想富有朝气和开创性的追求,反映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意识的变动性及其特质。其次,特别重视不同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即所谓的“主体间性”) ,而且与西方同行更为技术性的解析有所不同,中国学者把“国家进步”和“社会本位”的思考有意纳入互动的方向;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隶属这一学派的不但多是中青年,这些教师和研究者在与国关学界传统三大主流(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 的关系上,比较亲近理想主义的变异——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具有进化主义的内涵和改良主义的风格。再次,中国的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者更加专注于“国家权力”、“国际制度”、“文化认同”三类范畴的辨识,赋予传统的体系论(结构论) 、依存论、战略文化论以新的解释;单据本人有限的了解,近几年大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这三者之间的再定位再思考,很多人并且拿中国的案例加以运用(例如涉及到东亚一体化的不同进程评估,伊拉克战争的多角度透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后果分析等等题目) ,展露出极有希望的理论成长苗头。

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我以为,与传统主流的几大流派相比,建构主义理论的建设力弱于它的解剖力,它的政治哲学意涵相对模糊,不像它的工具论、方法论、解释学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尽管上面讲到了中国学者在“社会学转向”方面的努力,讲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思想界的默化效应,这一理论学派至今依然未能像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研究那样提出鲜明的变革议程(譬如说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方面) ,或像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那样提出“权力”、“生存”和“自助”的国家战略,或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提出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最高和最低纲领。与植根于近代丰厚历史的“老理论”不同,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更具学院派色彩,更多发韧于书斋和课堂等学术圣殿。这是一个优点,同时又是一个缺点,取决于人们观察的角度。如何使建构主义研究解读政治、走向公众、带动策论,而不只是思想界本身的解构、重塑和赏析,可能是下阶段中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探索的重大任务之一。无论如何,我想说,这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

五、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有关是否应当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学派的议论日渐增多。不过,中外对此议题的理解和兴趣相当不同。从国外来看,既有学术兴趣,也有战略关注的成分,研讨者的队伍和讨论的内容相当庞杂:从人员上讲,有一些华裔学者、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有外国的“中国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专业分析者(美英两国居多) ;从内容上看,涉及到诸如中国人关于“和平崛起”及后来的“和平发展”概念的解释、中国军方和研究界对《孙子兵法》等传统战略文化的探讨、“北京共识”的中外解读比较、中国学界的地区主义理论和多边主义研究的进展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中国人使用的某些特殊词汇(例如“韬光养晦”、“多极化”、“和谐世界”、“战略机遇期”) 后面的真实意涵,等等。总之,国外这方面的关注里,权力政治的因素占有重要分量,人们希望由此发现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解释后面的“底色”,了解中国的实际战略策略目标。

相形之下,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兴致似乎更加单纯,更加侧重学理。人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同时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度,能否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中国话语”、“中国视角”和“中国命题”,能否摆脱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上的霸权束缚,能否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不仅提高中国学术的水平、而且提出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独特理论,诸如此类。依我看,这场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初期即冷战结束前后的论争,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到90 年代中期告一段落,其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有中国的特色理论⑧,它实际上与邓小平推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最初的倡导多少带有政治宣示的味道,反对者也有相应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诉求,总体上探讨的学理层次不丰富、水平也不算高;后一阶段是最近的十年,争论的焦点转向“如何做”的问题,更多审视了中国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缺失、长处与短处、启动的机遇和约束的条件、相对坚实的内核与逐渐消融的外壳等方面,探索工作进入到新的层次与领域,争论者各自使用的“工具”也有所更新。

我个人算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参与者,始终坚持如下主张⑨:第一,大国与中小国家不同,后者很难创造出得到公认并且共享的“公共产品”,而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一定有它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有它独具特色又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和思想传承,有它不依附别国的大国意识和取向,包括内政和外交特性、思想和理论特质、身份和认同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印度就像美国、俄罗斯一样,迟早会显现这种东西,只是要看条件成熟与否和环境适合与否。第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不是叫出来的,更不是政治压力下给逼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学术探索事业;中国特色或视角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只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过程一道萌芽和壮大,只能依从学术自身成长的客观规律逐步深化和完备。它将是一个相当艰巨而漫长的进程。第三,在眼下阶段,推进这一进程的主要路径,不是纠缠于过于宏大的命题,而是更多要靠具体的问题研究、扎实的案例分析和冷静的反思立场,通过解决问题得到充实,在克服障碍中获取进步。这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发达国家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引进和借鉴的工作远未结束。

六、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研究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中外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基本上,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的国际关系学者使用规范的手段进行研究和写作已经成为习惯,有专门刊登以计量统计和数学模型分析国际关系的学术刊物,方法论的研讨在那里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自己提出的命题进行严格的精确的检验是判别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不用说,整体上欧美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精密科学和实证逻辑,这种情形在20 世纪60 年代左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及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发生所谓“行为科学革命”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摩根索和沃尔兹的差异,就很好地折射出不同时代美国国际关系大家的不同特点:前者的历史学背景和人文主义色彩浓厚,而后者显然有更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和受到更为严格的科学思维逻辑的训练。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方法论自觉,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大体上,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有关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不同学科工具箱的区别与使用、学派流派的分野与竞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与融会等等,才出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日程上面;在清华、南开等大学,陆续开设了国际关系方法论的课程⑩;相关的著作及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增多的趋势。博弈论、数据分析、微分方程模型、概率统计、内容解析等方法,都可以找到其应用者,发展的势头较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教师和研究人员意识到“理论的理论”之重要,尝试用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方式立言和写作。然而,另一方面看,这些讨论的分歧相当严重,缺少沟通的平台,甚至于出现“各说各话、互不往来”的局面。在很多号称“学术”的著述里,缺乏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起码的引用和评估,让人看不出作品的原创性和知识背景。市场经济下面某些浮夸和浮燥的不良风气,妨碍着许多人坐冷板凳和下大气力,去拿出扎实精准的数据和论据,去参照原本必须参照的东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批评工作也很少,对于上述现象缺乏严肃细致的梳理和解析,特别缺乏依据扎实的案例和过硬的数据展开的批评。据我看,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方法论问题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多数人的重视,还没有形成追问“何为理论”、“怎样检验”、“假说与真理的异同”、“形式逻辑与实证过程”等方法论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形成知识论意义上的共识与默契) 。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这方面的进步,又切忌不可把这方面的进展估计过高。总体上,依我个人的看法,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水平比发达国家同行落后不少,而方法论的研究又属于这一新奏起的交响曲内始终慢半拍的一个副调⑾。

展望未来,也许需要做以下提醒和建议: 首先,须强化这方面的大讨论,增进学术界的方法论意识。到目前为止,国内仅仅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即2003 年9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杂志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和象征性的契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但这非常不够,我们还应有分门别类的各式研讨,包括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名义组织的有计划有目标的方法论推广和评介工作。其次,一些起领头作用的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学术期刊,应当开辟方法论研究的专栏,倡导和鼓励这方面的求索,批评和努力杜绝违反学术规律、践踏科学方法的行为。我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探索水平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未完待续)

注释：

①例如,南京大学的李滨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郭树勇博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王正毅教授,对于国际关系学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与方法,对于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都有不少著述和译作,是目前阶段活跃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一线的几位骨干。

②有关争论可参见黄平和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③典型事例如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受到的广泛批评,以及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冲突论遭到的严厉质疑。这方面,中国学界的状况与美国十分相似。

④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头人。他不仅自己努力探索对国际关系的“科学解释”和计量化分析,有很多作品问世,而且带着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开设国际关系方法论暑期讲习班,培养高校教师。近一时期还在尝试用“科学的”现实主义范式,挖掘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特色。不管最终成效如何,这一方向是值得鼓励的。另外,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唐小松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的王义桅博士,在译介批评美国新现实主义主流动向上亦有不少贡献。


⑤上海复旦大学苏长和博士、陈玉刚博士和潘忠岐博士等人对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说的介绍和研究,中央党校门洪华教授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大战略的解说,庞中英教授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分析,是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几个事例。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把新自由主义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结合方面,做了严肃认真的努力。

⑥也由于秦亚青翻译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学术界深受结构建构主义的影响,建构主义其他分支的作用要小得多。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袁正清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方长平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郭树勇博士,是年轻一辈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者的突出代表。像活跃在中国国关学界的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的研究工作和译介工作是同步进行的。

⑧可以参见梁守德、李石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论述。尤其是梁先生,他从80 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方面的著述甚丰、影响颇大。

⑨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洲》1998 年第2 期和第3 期) 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就和缺失的几点感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4 期) 等著述里,我反复阐述了上述论点。

⑩在中年一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里,阎学通、南开大学的张睿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李少军可能是最强调研究规范、特别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位。阎学通的努力成效尤其显著,在他的带领和要求下,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较早开设了方法论的课程,而且这所重点院校的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也比较重视论文写作的规范,先后培养出了周方银、孙学锋、薛力等比较注重研究方法论的优秀的年轻学者。

⑾哪怕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比较,在中国学术界内部,国际关系学也属于不太重视方法论、这方面进展比较缓慢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