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1]——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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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乐雄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发海权的第一要素。只要人类同海洋发生关系，迟早会形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迟早要召唤强大的海权，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也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对海洋国家来说，不存在海权和陆权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国防体系运作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随战场空间变换二者如何协作的问题。海权能够凝聚分散的陆权势力从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和寿命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垮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

关键词］ 海权 陆权 历史



国内学界对中国海权问题的讨论已经延续了数年，并且已向纵深展开，牵涉到中国是否要建立远洋海军、甚至是否要建造航空母舰等具体问题。中国海权的讨论意义重大、范围广阔，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伦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中国的海权问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继续而出现，其中隐含着历史的必然和前所未有的丰富历史内涵：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甚至包括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转移，都将聚焦于中国海权这一问题上。



一　历史提供的海权模式



从西方历史上的科林斯、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直到今天的美国，我们从历史上海权国家的共性中发现，海权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１）海外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结构；（２）国家经济生存依赖于海洋通道，即“海上生命线”；（３）海外投资、贸易区域必须具有使本国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秩序；（４）暴力维持秩序的社会法则使军事成为维护上述前两项条件的手段。

“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发海权的第一要素。海洋国家最初都是由内陆“内向型经济”演变而来，都经历了一个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同内陆农耕经济国家相比较，内陆农耕国家的经济生存范围即在本土边界线范围内，国家的安全范围在自己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国防范围与领土范围基本重合。国防军种自然以陆军为主，并且形成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

海洋国家要维持自己的经济生存结构，必须依赖本土主权范围的区域与主权外区域的经济运作良性互动，两个区域的经济活动紧密关联，缺一不可。因此，海洋国家的安全范围自然也就越出主权之外。又因为国防的基本职能是保护国家的经济生存，所以海洋国家的国防范围也随之越出主权范围。这是一切古代和近现代海洋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一前提，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事的战争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倾向的基本原因。一般而言，主权之外地区比主权之内地区更难以掌控，对国家经济生存的威胁往往来自主权之外地区因素。根据暴力维持秩序的历史法则，海洋国家为了生存，在国防军种的选择上高度重视海军建设，把海权作为战略重点。从整个海洋国家的生存系统来看，海军成为国家维持生存的必需的投资，就如同陆军是农耕国家生存的必需投资。



二　海洋国家海权与陆权的关系



海洋国家的海军除了外交上的威慑功能外，在军事层面上海军的功能多于陆军。从历史经验而论，海洋国家的海军必须具备在平时和战时维护国家“海上生命线”的能力，承担向涉及国家生存的海外地区投送陆军的任务，尤其在战争时期要能够战胜对手的海军，扫清海上投送路线上的障碍，还要为陆军作战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和兵力增援。有时海军舰船火力直接掩护登陆作战，支援陆军军事行动。尤其在制空权决定胜负的情况下，以航空母舰为主的海军航空兵所提供的制空权对海外陆军作战意义重大。没有海军的保障，再强大的陆军也无法抵达涉及国家生存利益的海外地域，并取得海外作战的胜利。如果陆军作战失败，海军还负有把陆军安全撤回本土、防止对方在自己本土入侵等任务。此外，海洋国家的海权战略虽有防御本土的职责，但更重要的职能是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和向本土之外的地区投送陆军兵力。因为威胁“依赖海上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因素往往不在本土之内，而在本土之外。

海洋国家重视海军建设，把海权作为战略重点并非忽视陆权的重要性。保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最终需陆军来完成，如果投送到海外的陆军不堪一击，那么海军再强大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海权国家同样高度重视陆军建设以及海外陆权投送的有效性。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同样地重视陆权控制能力，只是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本土，而是本土之外的地区。海军陆战队这一军种的出现多少暗示了一种现象：海权国家的陆军都具有海军陆战队的性质。由于海外作战所遇困难大于、多于本土作战，所以海洋国家的野战陆军素质一般高于负责本土守卫的陆军。

强大的海军可以在海上歼灭入侵之敌，从而大大减轻本土陆军的负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承担本土陆军的功能。海军越是强大，本土就越是安全。与其说“海权拱卫陆权”，不如说本土陆权的功能部分地转移给了海权。因此，对海洋国家来说，不存在海权和陆权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国防体系运作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随战场空间变换二者如何协作的问题。



三　海权对陆权的优势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2]而且认为是从公元13世纪以后，海权的功能才变得重要起来。[3]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以希波战争为例，波斯帝国在陆权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并且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雅典城，雅典军民全部撤往萨拉米斯岛，准备举国迁往西西里另建国家，但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海军击败波斯海军，控制了爱琴海上的交通线，并形成可在波斯军后方漫长的沿岸补给线任意一点登陆、导致其后勤供应瘫痪的势态，迫使波斯陆军主力撤回亚洲。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 Pemsel)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被西方人称为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是最早感受到海权对于希腊文明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第一章标题中特别明示：“海上势力的重要性”。[5]

有学者把斯巴达战胜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作为陆权战胜海权、海权功能几乎不存在的古代例证。[6]事实正相反，罗马在同迦太基的战争中，走出陆权藩篱来到海上，新建的罗马海军在埃加迪群岛海战中彻底击败迦太基海军，夺得东地中海制海权后，奠定了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使得汉尼拔陆上几次辉煌的胜利化为乌有，最终灭亡了迦太基。马汉通过对布匿战争的深入研究后得出重要结论，他认为海军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都被忽视了。[7]被利德尔·哈特视做“间接战略”的古代经典之作——汉尼拔绕道西班牙、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境内的进军，[8]马汉认为是汉尼拔丧失制海权后舍近求远的被迫之举，丧失制海权是迦太基军队日后救援不济、被罗马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9]同样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单凭陆权优势不能战胜雅典，借助波斯的支持，斯巴达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经几次海上交锋，最后在伊哥斯波塔米海战中彻底毁灭了雅典海军，雅典被迫投降。[10]斯巴达和罗马的胜利恰恰证明了海权在那个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方有学者认为，军事上陆权摧毁海权的经典例子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战争，他沿着小亚细亚海岸一路扫荡了波斯海军基地，消灭了波斯海军。但实际情况是亚历山大深知制海权对他远征的重要性，他曾对部下说：“只要波斯仍然掌握着制海权，我就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够安全地进军埃及。”[11]他用巨大的陆上胜利分化、争取了部分组成波斯海军的沿海城邦，利用原属波斯海军主力的塞浦路斯舰队和腓尼基舰队加上增援的希腊舰队，摧毁了波斯海军和它的基地蒂尔，而不是用陆军来摧毁波斯海军。[12]亚历山大在取得东地中海绝对制海权后，才向埃及和亚洲腹地深入。在远征印度时，他的陆军基本上沿着海岸进军，他的舰队也沿着海岸线航行，掩护和保障陆军。海权在亚历山大远征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海军，强悍的陆军可能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

近代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英国强大的海权使屡战屡败的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不至于绝望，英国领导了七次反法同盟，维也纳体系的确立实际上是英国海权对FaGuo陆权的胜利，保罗·肯尼迪认为：“在１６６０年到1８１５年这一时期取得最决定性进展，最终把FaGuo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13]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于1962年7月11日在英国上院的演说时总结道：“历史的重大教训是，对方实行陆战战略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看，是一场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斗争。”[14]蒙哥马利在北非的作战经历就是享受英国海权优势的最好例子。[15]在决定北非命运的阿拉曼会战前，英国几乎完全切断了轴心国地中海航线，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得不到装备和燃料的补充。在同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英军获得50万吨补给品，而德意军队只获得1万吨补给品。[16]

蒙哥马利对二战的总结很值得重视，[17]当时德国占领了欧洲的内陆，而英国通过海洋连接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等英联邦国家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它的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何英国与德国在北非发生激烈争夺？因为德国一旦占领北非控制中东后，就把英国本土同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庞大殖民区域拦腰截断，英国就无法调动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和英联邦部队以及同他们实行混编的部队：第2新西兰师、第1南非师、第1、5、10印度师、第9澳大利亚师等。[18]在关键的阿拉曼会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和英联邦部队接近总兵力的半数，诺曼底会战时英国投入的两个集团军中有一个是加拿大集团军，如果英国失去了制海权，就无法调动殖民地的人力资源投入战争。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教训是：谁拥有制海权，谁就可以在世界范围最大限度调动资源投入战争，在战争的可持续性方面压倒对手，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四　海权与陆权在历史时空中的转换



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认为：“谁统治欧洲，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19]这种陆权主义地缘政治观念虽能解释部分历史，但不能解释全部历史，更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坐标。在世界历史中，能够成为麦金德理论注释的是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西迁、日耳曼人的崛起、蒙古人的西进、斯拉夫人的扩张，他们把陆权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同古希腊、迦太基、威尼斯、西班牙海权改变历史的能量相比，陆权的光芒似乎要比海权耀眼得多。[20]但历史的另一景观是：海权能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陆权势力拧成一股绳，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和强盛期要远远超过单纯的陆权帝国。[21]

大致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提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出现于同“心脏地带”毗连的“内新月型地带”，加之世界贸易中心由波罗地海、北海、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向强大的陆权挑战。尽管“心脏地带”以普鲁士、沙俄为代表的陆权势力借助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仍在全方位地扩张，但陆权向“内新月型地带”扩张的历史惯性开始遭受挫折，这种挫折以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为标志，从“心脏地带”出发的俄国陆权势力分别在南面、东面遭到“内新月型地带”的英、法海上势力和“外新月型地带”日本海上势力的迎头痛击，海权和陆权在“内新月型地带”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拉锯僵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情形是“心脏地带”的国家处于对立情形，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处于冲突状态，海权国家的美国、英国、意大利联合“内新月型地带”的陆权国家FaGuo和“心脏地带”的俄国共同对付德、奥。战后的结果是陆权国家无论战胜或战败都不同程度遭到削弱，英、美、日等海权势力上升。[22]

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在世界裁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标志着海权已经成为全球利益的支配性力量，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对抗格局基本与一战时大体相近，除了意大利同德国站在一起外，远东的海权强国日本投入德、意一方。德国凭借陆权的优势将西面的英、法和东面的苏联搞得焦头烂额，海权强国美国又一次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最终实现了美英海权与苏联陆权的战略性组合，夹碎了德国的陆权。而轴心国一方因地理上的遥远，德国陆权和日本海权被亚洲大陆隔开，没能形成战略上的组合，被同盟国分别在欧洲和太平洋上各个击破。

二战后，苏联借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统一了“心脏地带”，从东欧一直连接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陆权势力。作为对立面，美国统一了海权势力，从大西洋、印度洋直到太平洋，构成清晰的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在世界范围的对抗图景，一如斯皮克曼对20世纪后半叶所预示的：“根本的冲突是俄国和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之间为控制边缘地带领土的斗争。”[23]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台海冲突都可以看做战后海权和陆权两大势力在“内外新月型地带”的对抗和拉锯。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由“心脏地带”向海上扩张受挫。越南战争是美国由海上向亚洲大陆渗透的失败。阿富汗战争是苏联试图到达印度洋的举动。朝鲜战争、中东战争、台海冲突基本上是两大权势交锋的平手结局。

冷战的结果是海权对陆权的胜利。代表“心脏地带”陆权势力的苏东集团崩溃后，海权势力很快占据上风，美英为核心的海权势力以“外新月型地带”和“内新月型地带”为前进基地，迅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突入“心脏地带”。在欧洲方向上，通过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等契机，从西面渗入“心脏地带”。在亚洲方面，以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为契机，美英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集结兵力，先对阿富汗塔利班开战，[24]随后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第二次海湾战争，[25]由西南和南面进入“心脏地带”，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趁势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并对蒙古实施军事援助，从东面楔入“心脏地带”。这种战略格局表明：昔日完整的“心脏地带”的陆权势力已被海权势力冲击得七零八落，陆权势力全面处于守势。

这就是自17世纪至21世纪海权同陆权的历史性转换的大致轮廓，尽管期间出现过个别海权国家的失败和衰退，以及个别陆权国家的崛起和强盛，既有陆权国家之间的相残（德国与苏俄），也有海权国家之间的火并（英、美同日本），但从历史宏观而论，并不影响海权势力对陆权势力进逼的总体趋势。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回归陆权，恰恰与历史潮流相悖逆。



五　近代以来海权压倒陆权的原因



特别要指出的是，海权势力大肆扩张期间，陆权有过一次极大反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权势力借助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大家庭，从东欧的德国一直连接至中国的太平洋沿岸。这种状况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麦金德关于心脏地带向外扩张必须具备的条件。[26]然而，麦金德的理论失灵了，其预言并没有在现实中兑现，主要原因是麦金德理论依据的是古代历史，[27]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社会制度更新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近现代海权国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恰恰是与麦金德预言相反的情形，海权势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心脏地带的渗透，陆权作为古代世界主角已经让位于海权。

海权势力压倒陆权的现象比较复杂，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由海洋贸易引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社会制度最初产生于沿海地区，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亚那、荷兰、英国、FaGuo等，然后逐渐向原始农牧产生技术和中世纪集权专制状态的“心脏地带”渗透。相对地处“内新月型地带”的西欧国家而言，“心脏地带”的国家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变革方面经常滞后。第二，航海贸易经济产生竞争的社会机制，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发明欲望，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持续动力源。第三，由于国际间的冲突和自古延续的“丛林原则”主宰世界，这种持续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地转换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内新月型地带”的国家在军事上总是领先一步。第四，航海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抚育出能够保障自身并与自身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社会比较具有凝聚力，内部消耗少。民主政治体制保证了个人自由权利和创造力的发挥以及社会财富积累、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的持续正常发展。相反，具有长期农耕、游牧传统的“心脏地带”国家往往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体制，形成专制社会，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有着天然抵触倾向，从而形成漫长的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期，使得“心脏地带”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时步履蹒跚，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财富积累、内部凝聚力、军事力量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内新月型地带”。[28]第五，海权国家的现代化一开始就重视现代国家制度与现代化的同步，陆权国家的现代化因国家制度过多地保留了古代落后的因素，不能形成必要的同步，对现代化的发展形成过多的障碍。



六　中国现代化转型性质——内陆农耕国家转向现代海洋国家



社会转型的根源在于经济形态的变化，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教育、伦理道德、风尚习俗、社会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转型根本上受制于、服从于经济形态转型。这是社会变迁的规律。只需从一个历史的“中时段”、即考察百年左右的时间，就可看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清楚轨迹：即从传统农耕“内向型经济形态”向“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形态”的演变，由此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教育、道德、风俗等全面转型。尽管因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百年转型过程中出现过曲折和断裂，然而基本趋势未变，尤其至２０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呈现加速趋势。时至今日，“我国对国际能源的资源型商品的依赖程度增加。我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铜矿石等进口依存度已经高达40%～90%。”[29]随着中国日益快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已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因此，这次海权意识的觉醒与晚清“洋务运动”时的觉醒完全不同。那时的海权意识在思想上停留于器物层面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经济形态上以同近代海军不兼容的、极其脆弱的“内向型农耕经济”为基础，军事态势上仅仅为了防御来自海上的入侵。这次海权意识的觉醒建立在对西方海权历史内在规律的清醒认识基础上，建立在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国家海上生命线凸显、国家安全越出主权范围以及社会全面转型的自觉认知基础上。在国防意识中，海权由陆权之盾变为陆权之矛。

在西方历史上，能与目前中国海权意识勃然萌发可比照的是16世纪末的英国和荷兰及19世纪末的美国，那时的海权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当勒班多海战造就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时，西方世界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海权对于商业时代的重要性。1588年阿马达海战后，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民族所学会了的教训即为：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它们控制了海洋，则仍然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之而言，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它们是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它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30]“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是比较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以下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而终于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31]

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生产高速发展，产品急剧增加，国内资本和商品生产严重过剩，急需开拓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但传统政治势力和国民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意识使美国徘徊在向海外开拓和孤立于新大陆的历史十字路口，马汉的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3～1783》代表了美国社会对海权的呼声，并把美国带到了辽阔的海上。“美国海军界人士始终认为，美国自美西战争以来所取得的历次重大战争胜利以及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都应归功于马汉和马汉所创立的‘海权论’。”[32]

综观雅典、马其顿、迦太基、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崇尚海权的海洋文明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都为世界提供了繁荣富强的最佳模式。

在海权的历史回廊里，我们曾听见过腓尼基人、科林斯人、雅典人、斯巴达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此起彼伏的呼声，今天终于出现了中国人的呼声。自２０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海权意识迅速萌发，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海上生命线”的问题，进而提出建设强大海权的要求，进入21世纪后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不可思议的。面对中国建设海权的呼声，某些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对中国深怀疑惧之心，就连我们自己亦感惊诧。别人的疑惧、我们的惊诧，都来自历史经验和启示、来自西方历史上现代化转型初期的某些现象与当下中国转型期某些现象重合的事实、来自“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召唤强大海权的千古不变的历史定式，以及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等即将面向海洋的逻辑展开。

几千年历史所提供的海权发生模式中隐藏着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要素，它是“同土地相互密切联系的几乎不动的历史……是人同自然界……顽强得仿佛不受时间侵犯的不断重复的对话的历史”。[33]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历史是一种“结构”，“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撑和阻碍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人类社会的限制是人类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34]显然，“依赖海洋通道到的外向型经济”就属于长时段历史要素——结构。只要人类同海洋发生关系，迟早会形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迟早要召唤强大的海权，[35]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也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



七　“双重文明转型”中的中国海权战略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根本上看是文明的转型，是古典文明失范与现代文明重构的互动。无论失范还是重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乃是两者的原始出发点。因此，中国长远的国家战略、军事外交战略以及未来的海权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原始出发点，无疑应该建立在“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但是深入探究下去，我们发现中国海权战略的确立既受自身文明转型的影响，同时还受世界文明转型的影响。历史提供的海权模式和马汉的理论在如下环境中才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１）世界文明处于较低的“霍布斯文化状态”，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理所当然地主宰着人类；（２）国际社会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形成全球经济资源分配的无序化；（３）暴力是一切秩序的基础。如果我们判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将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仅凭西方历史提供的现成经验和模式以及马汉的理论，我们似乎应毫不犹豫地发展强大的海权。

然而，几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使得上述三种情况变得模糊起来，也使传统的海权发展模式和马汉海权理论似乎受到动摇和挑战。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国际组织力量的剧增趋势、联合国权威不断增强的趋势等等，导致全球经济资源分配有序化趋势变得明朗起来。如果世界不可逆转地按这种趋势发展，那么其结果是颠覆上述三种情况，人类文明会产生质变，“霍布斯文化”将被抛弃，文明进入康德的“永久和平”的境界。退一步说，不用进入康德永久和平状态，即使能处于不可逆转向此目标转型过程中，就是一种文明的质变。传统的海权发展模式和马汉的理论因丧失其存在的基础而被抛弃。于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军事外交战略、包括海权发展战略同样变得简单明确，走所谓的“国际合作”的途径。[36]

于是，中国海权战略的规划最终取决于对世界文明的前景判断。例如，目前的和平是永久性质的，抑或是暂时的？是仍然处于自古以来的战争与和平周期循环中，还是摆脱了这种周期？显然，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回答，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是否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只是永久和平的幻影，暴风雨前夕的宁静？看来我们只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世界前景是不确定的。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却正是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

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将使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37]而世界文明转型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要考虑选择怎样的海权战略。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既不能完全遵从马汉的理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协作”，因为前者预设前提是“世界前景不存在和平的希望”，后者预设前提是“战争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单打独斗”之间寻求平衡点。[38]中国的海权战略既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降临，也能从容应对“霍布斯时代”的卷土重来。[39]也许不止限于海权范围，而应成为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的国防根本原则。



八　同叶自成先生一些观点的商榷



近年来，叶自成先生先后发表了《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40]、《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41]《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42]等论文，对中国的海权和陆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仔细拜读后，发现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讨论，只能择其要点来分析。

首先，叶先生对“海权”、“陆权”概念的创新和使用上就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海权和陆权都属于国内外学界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海权一般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43]陆权则是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陆地的控制。一般而言，不到万不得已，不宜更改已形成稳定内涵的专业术语，否则就无法同以往的学术研究进行衔接，除非专业术语已经无法概括或解释新出现的问题。但是，今天世界的海权或陆权现象并没有发展到不更改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就无法表述的地步。概念创新如果不能推动学术进步，反而带来学术混乱，这样的“创新”则不可取。

叶先生把海权定义为“一个国家在海洋空间的能力和影响力”，[44]认为中国海权是“中国研究、开发、利用和一定程度上控制海洋的能力和影响力”。[45]这样就把海洋空间渔业捕捞、石油天然气开发、经济专属区和领海主权利益加上海上军事力量等一切的海洋事务统统“装进”了海权概念里。叶先生没有给陆权、中国陆权直接下定义，是否只要把海权定义中“海洋”二字换成“陆地”就可以了？我们不得而知。从其通篇论述来看，叶先生陆权概念的包容量同样是巨大而惊人的，包括一切陆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政治制度改革、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改善邻国关系、自然环境保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诸如以人为本、解决“三农”问题、计划生育和失业问题的解决等，当然还包括陆上武装力量建设。

很明显，叶先生把海洋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合并在一起，名者曰“海权”，就算是海权概念的创新了，而他的陆权几乎囊括了陆地空间的所有事务和活动。这种对海洋和陆地几乎无所不包的理论已无法同大多数仍在历史学、军事学专业严谨地使用海权和陆权的研究进行对话，造成各说各的“海权”、“陆权”的混乱现象，

其实这种将军事和非军事领域一块儿“合并”到海权和陆权概念中的“创新”不仅与过去的学术研究发生断裂，造成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而且表述起来非常累赘，比如，原来“用强大的海权来保障国家的海洋权益”这样简洁明了的表述，经过叶先生的创新后，只能表述成“用海权中强大的海军来保障海权中的海洋权益”。这种表述除了多了一层繁琐，没有丝毫新意和创见。

如果叶自成先生在文中“一以贯之”地在自己创新的意义上使用海权和陆权的概念，纵然无法与传统海权研究衔接，至少应该在自创格局中自圆其说。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概念使用上，叶先生常常无意中放弃包罗万象的创新涵义，不知不觉又回到自己先前反对的军事学范围内来使用这两个概念，从而造成走笔行文时概念的内涵忽而包罗万象、忽而专指军事力量，如“中国的陆军代表中国的陆权，与在海空方面占有压倒优势的美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46]“既然能通过制海权来制陆，通过航空母舰来制海上空间，为何不能发展制陆权、制空权、太空权和信息权来制海？”[47]如此等等。显然叶先生在构筑自己的体系时，在核心概念运用上已违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这就构成了他自创的那套海权陆权体系的致命缺陷。

叶先生的“新陆权观”的核心内容很简单：人类自古至今乃至将来都是在陆地生存和发展，向海洋和天空的发展都离不开陆地。前者叫做陆权，后二者分别叫做海权和制空权。没有陆地矿产资源开发、科学实验、技术进步、企业工厂、大学研究所、良好的社会管理和政治制度，卫星、飞机、军舰、潜艇、轮船从哪里来？所以没有强大的陆权就没有强大的海权、制空权和制太空权、制信息权。总而言之，陆权是一切其他“权”之母。事实上，叶先生讲了一个普通常识，他的“陆权”实际上是“国家本土事务”的同义语，他的“海权”则是“海洋事务”的同义语。

在历史学和军事学范围内，陆权、海权、空权的概念不仅明确，而且三者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已被历史无数次验证和确认：制空权决定地面战斗的胜负，没有战略、战术制空权就没有战场、战役制陆权，这已被二战以及后来的战史反复证明。但叶先生的“创新”却颠覆了军事领域制空权决定制陆权、决定地面战斗胜负以及海权影响陆权的历史经验和常识，对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军事研究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实谁都明白飞机、军舰是在陆地上生产出来的，陆地上资源开发得好、社会制度合理、科学技术发达、生产工艺精良、飞机军舰就质量高、数量大。总之，“国家本土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将决定武装力量强弱，这些都是很常识的问题，以至于在学术研究中被省略，叶先生却虚构了一批连这种常识都不懂的海权论者和空权论者进行批评，实际上他的批评对象是不存在的。叶先生以这样一个“省略的常识”为基础，用“陆权”包装“国家本土事务”，用“海权”包装“海洋事务”，发展出自己的“新陆权观”，以颠覆军事常识的巨大代价，来说明一个“省略的常识”，不仅没有创新，反而给历史学和军事学的正常研究造成极度的混乱。

叶自成先生和一部分学者一样，在考虑中国海权战略时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在严重挑战千年传统的、局限于本土的陆权主义安全观和国防观念，没有意识到国家的经济生存安全和国防实际范围已经越出主权范围。[48]根据历史经验，未来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在主权范围之内，而在主权范围之外。这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前、甚至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经历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是刚刚出现的三千年未遇之大问题。国防和外交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保障国家经济生存安全。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国家的外交、国防战略，包括海权战略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和应对的就是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由此引出的连锁效应。如果意识不到这点，任何所谓的“大战略”都将失去现实最根本的依据。

叶先生的研究的另一缺陷是，在考虑中国长远战略包括海权战略时，无任何战时意识，仿佛只要说上几句“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能以称霸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的话，或者向世界庄严发誓“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国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老路”，中国就可永远告别战争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若不考虑战争因素便是很大的失误，叶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坚持陆地空间和平发展为主，以避免中美两国在海上迎头相撞的战略性对决悲剧。[49]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垮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因此，如果我们的国防力量不敢走向海洋而龟缩陆上，那么在未来遭遇一场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规模战争时，中国将很难避免两次大战中德国惨败的命运！

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透露，“外贸出口直接吸纳就业人员超过1 亿（占总就业的1/7）。其中，纺织品贸易直接吸纳就业人员约2 000万，间接就业人员约1亿”。[50]中国对外经济依赖度接近７０％，没有制海权的中国一旦处于战争状态，所面临的险境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这种不寒而栗的战时前景是不能用“历史不可能重复”、“毕竟时代不同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了”几句轻飘飘的话来搪塞的，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目前已在利用这种“不寒而栗”的战争前景作为要挟中国的筹码。当我们力求避免届时令人摆布的险境而加强海军建设时，西方某些国家就指责我们是在走争夺海上霸权的老路，以此来阻止我们正常的海军建设，以造成一旦别人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要么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奋起反抗（这种反抗前景吉凶难测），要么接受屈辱的和平的局面。[51]

叶先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似乎也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似乎被一种完美主义的意识所支配，来审视历史和现实，以至于抱怨起人类几千年控制欲太强，主张用发展来取代控制，并成为他所创的“新陆权观”的重要标记。历史表明，控制和发展几乎是同义语。发展就意味着控制了某种资源，而控制了某些资源就意味着发展，没有任何可控资源却能发展自古未闻。协作与控制并不矛盾，协作是共享控制，并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控制。以往的冲突根源于人类文明的道义境界的局限和制度缺失，追求垄断控制，资源分配属于零和博弈性质，而非共享性质。其实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条件造成了长期的垄断控制？怎样消除垄断控制的条件，以制度来保证资源控制的分享，促使协作的形成和各国的共同发展？美国二战后的欧洲政策遵循的就是这种思路。即便如此，美国不具备控制世界金融的能力，协作性质的欧洲重建计划就无法实现。所以，把发展和控制割裂开来，理论上和现实中都不能成立，而叶先生的研究框架正是建立在发展和控制割裂、对立的基础上的。

由于叶先生使用陆权、海权概念时内涵经常变化，有些结论让人难以捉摸，无法确认其所指。比如，“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是一个陆权大国，今后也只能以陆权大国为基本战略取向”。如果是指中国“国家本土事务”为主，“海洋事务”为辅，“海洋事务”为“国家本土事务”服务，也能自圆其说。但是他的“陆权”和“海权”还包括国防军事层面，有时干脆就是指陆军和海军，这样的话，“陆权的回归和发展”就同历史规律和现实要求南辕北辙了。

其实，在中国回归陆权还是走向海权的问题上，叶先生解释郑和舰队时已经触摸到了海权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他在解释明代中国不太可能变成强大海权国家时提出了三点原因：缺乏制度、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缺失海洋文明的支持。笔者认为其中“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是最根本的原因，制度和文明性质都是建立在经济生存结构之上的，二者都是经济生存结构的派生物，但不是根本的、与经济结构同一层次的原因。叶先生认为，“只有商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才能支撑和推动海上力量的发展”。[52]可以说，叶先生已经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就能发现今日之中国正是“商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就会在走向海权还是回归陆权之间做出正确判断。遗憾的是他的思考在此处发生断裂，因而与真理失之交臂，做出了相反的判断。

总之，由于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性质的“内向型经济”向“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转型所蕴涵的巨大社会质变意义，没有从海权同海洋文明盛衰的内在关系去理解西方历史，更缺乏对战争史尤其是海军史、海权在战争中的作用研究，加之在概念、论证、方法、结论存在一系列问题，这种系统性错误导致叶先生关于海权和陆权的研究基本上是失败的。顺便提一下，他对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的一系列评估上都存在根本性的误导（这几场战争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在他国领土上进行战争，且进退自如，没有制海权一方只能忍受毁灭性灾难在本土与入侵者作战，一旦失败轻则丧权辱国，重则亡国丧邦，限于篇幅不在此处展开讨论），而他提供的国家大战略几乎成了无视历史规律和现实逻辑的自言自语。



九　结束语



随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海洋文明的转型，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对外依赖度增大，在国际体系有序和无序交织错综的情形下，如何处理同主权之外却又涉及国家生存利益的地区的矛盾？如何使国防建设同主权之外却涉及国家生存的安全需要相适应？如何区分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同维护国家正当海外权益而使用的正当军事威慑？[53]如何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走向世界的同时与现存大国保持协调避免冲突？如何坚持和平崛起的长远方针、避免近现代西方国家把崛起演变成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运动？远洋海军达到怎样的规模才能足以威慑对我海上生命线的威胁？“确保海上生命线相互切断”是否可作为防御性的海权战略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给以理论的阐述，也许在探讨和阐述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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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课题为上海政法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是“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课题中的“海权与文明传统”部分。

[2]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第16页。

[3]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第16页。

[4] ［德］Ｈ．帕姆塞尔著，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１４页。

[5]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页。

[6] “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迦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参见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第16页。“历史上,一些信仰海权论的国家并没有像马汉宣称的那样‘决定历史’。古希腊的海上强国雅典并没有赢得和斯巴达的战争……”参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预管理》2001年第4期。笔者这里要纠正的是：雅典、荷兰、日本都属于被比自己更强大的海权势力击败的例子，而不是被陆权所击败。

[7][美]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8] ［国别］利德尔·哈特著，译者：《战略论》，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9] 马汉对西庇阿战胜汉尼拔、威灵顿战胜拿破仑的历史总结是：“即在这两次战争中，胜利者都掌握了制海权。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过高卢进行那种远距离的危险行军……整个战争期间，古罗马军团不受干扰，精神抖擞地经水路往来于汉尼拔的基地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参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前言。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57页。

[11] ［国别］阿里安著，译者：《亚历山大远征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页。

[12] 马丁·怀特叙述有误：“历史上海军通常因基地被地面部队攻克而屈服。古代亚历山大就是这样在围困七个月之后，攻占波斯舰队的主要基地蒂尔，继而长驱直入波斯帝国的中部领地。”（参见［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事实上不是陆军，而是亚历山大在舰上直接指挥海军攻占了蒂尔海军基地。详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第86～89页。

[13]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14] ［德］卡尔·邓尼茨著，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6页。

[15] 空中打击力量出现后，尤其航空母舰问世后，制海权一般由海上制空权来实现。切勿认为强调制海权就是忽视制空权等。蒙哥马利在北非掌握着绝对制空权，从而实现了制海权的掌握，北非战场的英军制空权分别为制陆权和制海权服务。现在强调的制天、制信息、制电磁波等都是围绕基本的制陆、制海、制空三权展开的，都是这三权派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

[16]［德］ 德国军事研究协会主编，钮先钟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台北：军事译粹社，+++国66年版，第233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的解释始终没能跳出充满宣传意味的前苏联教科书的框架，至今没能作战略性的反思，误把斯大林格勒等陆上会战看做是决定二战命运的会战，事实上，控制海上航道的大西洋之战才从根本上决定了二战的命运。这种看法并不贬低一系列陆上会战的重要性，而是为了指出海权支撑、投送陆权的关系和事实，就像罗马的海权支撑了梅托鲁斯河会战、扎马会战的胜利，英美的海权支撑了诺曼底会战、柏林会战的胜利。

[18] ［德］冯·梅林津著，刘名于译：《坦克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装甲兵作战使用的研究》，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19] ［英］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abnd Company, 1942, p.62。

[20] 严格地讲，在影响历史进程方面，海权和陆权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一定要比出高低是比较困难的、勉强的，比如在考察战争对希腊雅典文明的影响时，富勒就认为：“马拉松可以算是欧洲诞生时的啼哭”、“这是一本伟大剧本的一个卓越的序幕”他进一步指出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陆上会战的意义：“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参见［英］富勒著，译者：《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一卷，1980年版，第32页、第60页。

[21] 叶自成认为：“陆权发展更具持久性，而海洋空间具有流散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消失也快。”（参见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1页）。这种说法大可商榷。历史上陆权强国的强盛期未必超过海权国家，阿提拉的匈奴帝国强盛不过百年，蒙古帝国鼎盛期也不过百年多点，俄罗斯帝国强盛期不过两百年（接过沙俄遗产的苏联不过五十年），日耳曼诸部落刚崛起便山头林立。依靠陆权和海权“两条腿走路”的奥斯曼帝国从1389年科索沃战役到1683年维也纳战役维持了近三百年的强势；海权和陆权并举的罗马帝国的强盛则维持了近五个世纪，是历史上保持强盛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现象说明，海权不仅在军事范围具有战略战术上的支撑陆权作用，而且在政治统治方面，海权具有支撑和凝聚陆权势力的强大功能，强大的陆权国家一旦在海上展开其势力，则如虎添翼，并且会大大延长鼎盛期，延缓衰退。



[22] 麦金德认为：“从战略方面考虑，这一中心地带包括波罗的海、可通航的多瑙河中下游，黑海、亚美尼亚、波斯、西藏和蒙古。因此，在这一地区既有俄国，还有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一个庞大的三重人力基地，这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所没有的。在现代条件下，这个中心地带是海军力量无法侵入的地区。”（参见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40页）。麦金德这一说法很容易引起错觉，使人们误以为海权势力在1919年之前无法对这一地区施加决定性影响。事实上一战后波兰的独立即是英美海权势力影响这一地区的结果。

[23] ［英］奥沙利文著，李亦鸣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北京：国际文化公司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4] 空中打击是阿富汗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共投入530架作战飞机，阿富汗周边空军基地包括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部署有260架，海军舰载机270架（参见何明远主编：《阿富汗战争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2004年版，第25页、第26页）。西亚陆地空军基地的后勤保障主要依赖海上运输得以保障，可以说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战略和战术制空权是由制海权来保障的。离开本土的陆权和制空权都必须依托海权才能发挥作用。

[25] 此次伊拉克战争，美国空中威慑迫使伊拉克军队放弃野外正规作战，分散龟缩在城市进行毫无希望的巷战。美国海军共投入6个航母战斗群，6个舰载机联队共900架飞机（参见蒋勇：《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海军投入与部署的主要特点》，载《外国军事学术》，2003年第10期，第38页），这种空中优势和地面部队长距离投送都是由海权来保障的。

[26] 马丁·怀特指出，前苏联、东欧集团加上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第一个符合麦金德控制“心脏地带”要求的陆权势力集团。“当赫鲁晓夫1958年初宣称现在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包围资本主义国家时，……他是在显示一个大国的战略自信，这正是历史上第一个扮演了麦金德所担心的角色的大国。”参见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42页。

[27]马丁·怀特认为：“麦金德关于陆军强国拥有最终优势的最令人信服的例证来自古典历史。” 参见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72页。

[28] 海权国家的社会效率高于陆权国家，民主社会的效率高于集权国家。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

[29] 《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势与环境》，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9日第2版。

[30] ［英］富勒著，钮先钟译《 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37页。

[31] 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37页。

[32] 谢钢主编：《影响历史的10大军事名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33] 郑开琪主编：《历史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34] 郑开琪主编：《历史学》，第148页。

[35]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似乎独具慧眼，把中国称做“东亚大半岛”，他写道：“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半岛，一个半圆型半岛，而不是三角形。”（参见［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纪何 藤华译，《房龙地理——关于世界的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从历史上上看，大凡半岛形地区或迟或早会从陆权转向海权，只是过程较缓慢，因为深受内陆经济结构的制约，半岛面积越大，内陆性格就改变得越慢。变化的契机主要来自外部商业经济结构的移植，如古代希腊半岛的许多城邦国家、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海盗国家、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今天的印度和中国。

[36]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第21页。

[37] 张文木认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参见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海权》，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页）。笔者补充一点：在永久和平的环境中，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仍有伟大的未来；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38]是否具备平衡点意识在战略认识上有质的差别，但有此意识未必能够准确找到这一平衡点，它是个巨大的研究工程，要涉及统计学、经济学、军事工程、金融、国际政治、科学技术等领域。笔者甚至感到通过巨大的努力也只能接近这一平衡点，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这种意识是没有意义的。目前，我们首先缺乏的是这种认识，只有具备了正确的认识后，才能接下去探讨更为复杂的具体操作问题。而具体操作则不在本文探讨之内。

[39] 关于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与中国海权战略的应对论述，详见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载《解放日报》，2005年4月17日第8版。

[40]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5页。

[41]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23页。

[42] 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六期，第1页

[43]“海上力量的主要目的始终是保护己方海运不受敌方袭击，并摧毁或阻止敌方的商业、军事海运。当交战国一方在一部分海域能绝对控制海运时，这个国家就被认为有了制海权。”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44]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第11页。

[45]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第11页。

[46]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第29页。

[47]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第12页。

[48] 唐世平先生就认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了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的除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外，就是如何实现统一。”他还进一步论证，因为没有海外补给基地，加上美国已经占据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要从，中国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发展海军会“引火烧身”，美国会把我们当做头号对手，中国可能重蹈德国挑战英国海权而两次战败的覆辙（参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2页、第33页）。按这种逻辑，中国只能进行与历史上海洋国家完全相反的选择，经济上严重依赖海洋生命线，海权上畏首畏尾，战争时期任人宰割，和平时期因不寒而栗的战争前景而被人经常讹诈。

[49] 叶先生在论述中国避开美国海权锋芒时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从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欧亚大陆”。随后又说：“中国……坚持陆地空间的和平发展为主而不向海外武力扩张的战略选择，坚持在欧亚大陆与其他大国实行合作战略而不是竞争在欧亚大陆霸权优势的战略选择，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两个大国因竞争海上优势而迎头相撞的可能性……”。按先前的说法，中美竞争恰恰是在欧亚大陆，而非海上，其观点前后矛盾显而易见。参见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第25页、第31页。

[50]高虎城：《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势与环境》，——与第9页注释应是一样的吧？请核实并统一。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9日第1版。

[51] 17世纪中叶，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荷兰海军惨败于英国海军后，为避免国家的崩溃，被迫接受蒙受耻辱的和平。马汉认为荷兰的悲惨命运给英国的启示是：“若要保持国内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参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１６６０～１７８３》，第38页。

[52]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第8页。

[53] 2007年4月24日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血洗中国中原油田勘探局营地事件可以看做是未来海权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它似乎为国内的“航空母舰之争”断然划上了句号。随着我们走向世界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人民和中国财产可以任凭他人肆意蹂躏吗？当全世界对我海外利益惨遭践踏而束手无策时，我们的远洋海军的启航难道不符合正义？如果我们已经启航并在非洲东海岸经常游弋，“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之类的军事组织难道不迫于威慑而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