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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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正毅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5年第2期

摘　要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150 年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　社会科学　知识谱系　知识权力结构　知识世界　中国

二、社会科学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建构

“中国的学术思想,受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者,前后共有两次。前一次是佛教的输入,后一次是西学东渐。”[14 ]佛教的传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方向,并由此构成中国学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隋唐佛学,但与后来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影响更大、更持久。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5 ] :1840 —1912 年为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的时期;1912 —1949 年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时期;1949 —1978 年社会科学和新中国的重建相结合的时期;1978 年以后社会科学的重建时期。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讨论的主题。

1. “富国强兵”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1840 —1912)

无论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十九世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向全球的扩展,西方的文明变成了世界统治性的文明并开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展。

在这种扩展中,西方文明进入两个大陆,向东它碰到了非洲和亚洲古老的文化,而且置所有的海洋国于其控制之下。这一飓风一个分支,从西欧向东北方向,席卷了斯拉夫整个大地,穿越宽阔的东南欧和西伯利亚大平原,其风头最终到达太平洋的东海岸。[16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东亚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都做出了反应:日本从1868 年开始了极具历史意义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国自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则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1840 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年代, 这一年, 鸦片战争爆发并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 年中英签订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南京条约》,昔日的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无地自容。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之后,为了以夷制夷,中国人走上了艰难的向西方学习之路,出现了著名的“洋务运动”,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一方面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而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先后在中国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5 年) 、金陵机器局(1865 年) 福州船政局(1866 年) 、天津机器局(1867 年) ,并于1869 年开始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据统计,在1872 —1875 年间,中国政府共派出120 名学生赴美国,其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学习与军事、海洋数学以及工程相关的科学,在他们完成学业回到中国以后,可以把西方的技术应用于中国,进而使得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强大起来,这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自强”运动。另一方面,在知识的创新上,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许多学者更多的是将之归为教会学校课程的设置以及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但如果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情况远比此复杂。

在1840 年中国被迫打开大门之后,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教会学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就教会学校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作过多的论述,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些教会学校的课程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评价这种关系时,如下三点事实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目的不是传播社会科学。在美国,当时许多教会学校强调“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哲学和宗教”, “而在中国,教会学校尽管用汉语和英语替代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但强调数学和宗教仍然保留着; [教会学校]的目标是人文,而不是技术或专业教育”, “在他们繁多的课程中,教会学校很少重视社会科学。许多学生有一年的世界历史课程,一年的中国历史课程,通常还有一年的地理课程和/ 或者政治经济学课程”。[ 17 ]第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意去教会学校上学,即使去也是为了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到国外学习。第三,教会学校的教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即使他们讲授西方社会科学也不是政府同意的, 而且不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欣赏。比如1913 年几位从布朗(Brown) 大学来的教授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在同一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课程,西方许多经济学的教材出现在这些教会学校中,如埃利的《经济学概论》(Richard T1Ely ,Outlines of Economics) ,唐斯的《经济学原理》(F1W1Taussig , Principles of Eco2nomics)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 ,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塞格的《经济学导论》(H1R1Seager ,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费希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Irving Fisher , Ele2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卡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1N1Carver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2conomy) 。当时专门为中国学生编辑的一本经济学教材是雷默的《经济学选读》(C1F1Remer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 其中包括经济思想史、一般经济学以及中国和远东经济等内容。对于西方教师所面临的困难,雷默曾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国教经济学的教师面临着一个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他必须让学生理解科学的原理。他必须让学生熟悉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组织,他必须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学生们熟悉的生活中以及中国面临的问题上。这些任务非常艰难,而且还有更多需要做。西方的工业的和经济的方法正在对中国以及远东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生提供一幅关于西方经济和工业生活的图画,以及它对不同的东方国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和影响”。[ 18 ]所以,在19 世纪后期,即使在教会学校讲授社会科学,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对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是甚微,事实上, “直到20 世纪中叶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西方式学校之外的机构很少有社会科学”。[19 ]

从19 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表现为,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特别是1894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将日本的成功归之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教育的成功,所以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日本,成为中国一些官员和学者们热衷的事情。在1898 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社会,并且劝说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推动这些改革,诸如[20 ] :1) 改革考试体制,废除“八股文”;2) 重组书院;3) 在全国建立小学和中学;4) 在北京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模型;5) 建立国家翻译局;6) 派遣学生赴国外,主要是赴日本学习。另外,他们也攻击“洋务派”,批评他们只注重学习西方的军事和机械,而不注重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的学习。康有为由此提出著名的“穷理劝学”,主张学习西方应该从制度和法律的学习开始,梁启超也有类似的主张。尽管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向西方和日本的学习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以后,更坚定了中国官员和学者向日本学习的信心。1905 年,中国终于废除了考试院,建立了类似日本的教育部,并仿造日本重组了教育体系,同时邀请了许多日本教师来中国进行授课,据统计,1905 —1906 年间,中国共邀请了500 —600 日本教师来中国各个地区从事教育项目。[21 ]

如果说戊戌变法从体制上促使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到中国的教育之中,那么,严复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工作则从内容上加强了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从1897 年开始,严复共翻译了西方八大本著作: 《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 , A Study ofSociology) (1903 年) , 《天演论》(Thomas Huxley , Evolution and Ethics) (1905 年) , 《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 On Liberty ) (1903 年) ,《原富》(Adam Smith , The Wealth of Nation) (1901 —1902 年) ,《社会通诠》( Edward Jenks , A History of Politics ) ( 1904 年) ,《法意》(C1L1S1Montesquieu , Spirit of the Laws) (1904 —1909 年) , 《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 Systemof Logic) (1912 年) 和《名学浅说》(W1S1Jevons ,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1909 年) 。在中国学者翻译和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有几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来寻求本土的概念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比如,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学(sociology) 一词时,根据旬子的思想将“sociology”一词译为“群学”(即关于社会群体的科学) 。他是这样解释的, “斯宾塞,也是一个本土英国人,达尔文的同时代人。他的著作实际上出现在物种起源之前。他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关系和文明起源的。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旬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 22 ]这种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理解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但当后来这个术语的含义固定时,这种理解就被放弃了。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他翻译的其它著作之中,比如他在翻译赫婿利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他将其译为《天演论》,以此来反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对此,李泽厚先生的评价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严复《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天演论》译例言) 。这本书之所以能起巨大影响,原因也在这里。它对外国思想的介绍翻译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敏锐的人’(《热风》) ,他‘做’过《天演论》。严复‘做’的《天演论》确乎已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了。”[ 23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中,比如将“econ2omy”和“economics”翻译成“富国学”、“生计学”、“富国养民策”、“理财学”,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经世济民”相关联。二是严复翻译西方的著作,不是为了介绍不同的学科,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以此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也就是说,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已经超出学术本身。他曾明确无误地说到:

“今吾国之所最愚者,非愚乎? 非贫乎? 非弱乎? 则经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 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及。”[24 ]

2. 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社会(1912 —1949)

如果说戊戌变法和严复对西方名著的翻译促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那么,随后而来的帝国的解体以及新文化运动则使得西方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在20 、30 年代出现了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争论。

戊戌变法以及严复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只是拉开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深层变化的帷幕。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随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重建不只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为深层的应该是文明的变迁。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就是直接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认识。

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界从学术的角度重组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适曾将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上是一次“意识运动”。[25 ]新文化运动再一次为西方各种思想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自由主义在胡适的领导下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而且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倡导下也覆盖了中国的知识领域。尽管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有两种[26 ]学术论战对中国思想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就是20 年代科玄论战、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贯穿这一时期始终的本土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争论,其实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和中国传统的注重人伦道德的说教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力图走出19 世纪中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框架的一种思想体现。这场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的重建是以西方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方法为指导还是以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为指导。

20 年代关于科玄论战的主题是科学能否指导人生观,特别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它关系到当时中国文化的走向;而30 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心的主题则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 如何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分期? 这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进程。围绕着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分期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出现了许多富有影响的论作,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季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比如围绕秦朝到1842 年之间中国的社会性质,李季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陶希圣认为是发达的封建主义,但所有学者在如下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将学术争论和中国社会的政治重建紧密相联。

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除了其政治意义以外,它还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一个“社会学运动”,[27 ]不仅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与政治学、经济学一起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而且社会学在中国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发展方向,即乡村社会学,并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先生的《农民和绅士》(1946 年) 。到了40 年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的学术界生根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am) 后来所评价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最为繁荣的地方,至少在知识分子的质量方面是如此。”[28 ]尽管出现了激烈的科玄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当时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并在制度建设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科学专门化的协会得以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和学院制度得以完善,全国性的统一教学科目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视。这三种学术制度建设为全盘西化奠定了教育体系上的基础。社会科学最早的全国性的专业协会是1915 年12 月5 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并于1916 年出版了该学会会刊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社会和政治评论) 。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类专业协会。

尽管早在1861 年北京语言学院就建立了,但这所学校主要是在外国力量的支持下办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培训语言而不是研究学术。而真正大规模建立大学却是在本世纪20 、30年代。仿造日本和英、美的教育模式建立大学却是在1912 年官方颁布了建立大学的法令之后,[29 ]不但建立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而且出现了许多私立大学。对于大学的认识,蔡元培先生1918 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共识:“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30 ]

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作出贡献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30 年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31 ]被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课程目录的设置对于大学教育的制度化起了关键作用。至此,西方的社会科学经过近40 年终于在中国得以普及。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本土化还是全盘西化? 这是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传入最为激烈的反应。这场学术争论一直伴随着1912 —1949 年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直到1949 年中国***在中国领导地位确立以后,才确立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3. 社会科学和新中国的建设(1949 —1976)

为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制定了新的知识制度化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不仅被作为一种学说,而且被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一种社会运动逐渐转变为关于社会现实的科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重建的指南。二是改变教育体系,使得教育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教育改革的原则是,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而不能为知识而知识。在这种为实践服务的原则指导下,从1949年开始,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建。这种重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改革。30 年代中国的大学模式主要来自日本和西方,这种模式强调的重点是学院制,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有文学院和法学院。南开大学设立文学院和经济学院燕京大学有文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1949 年以后,以前各校的文学院(汉语、外语、哲学、历史和教育) 和法学院成为改革的重点。1952 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原因有两点,一是社会学起源于西方,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随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取消。文化人类学被并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只中,经济学被保留但是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他被保留的学科有历史学和哲学以及国际政治(主要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地区政治的研究) 。另外,1951 年,有建立了五个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专业联合会,即“新哲学筹备委员会”、“新历史筹备委员会”、“新经济筹备委员会”、“新政治学筹备委员会”、“新法律筹备委员会”。第二,改革和统一课程。1950 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内文、法两学院各系小组,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依据,讨论和修改了文学院的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教育学5 个系和法学院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系4 个系的课程,制定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个系课程草案》,[32 ]并鼓励编写大学统一课程,1954 年,苏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程”,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作为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程。有学者认为,“这本教程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内容更充实,结构更完善,是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果”。[33 ]第三,控制教育规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不同,所有的教育都变成国立,取消私立学校。这样,就从形式上对教育体系进行了改变。三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集中体现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1951 —1952) ,并在1957 年的“反右运动”达到了高峰。通过这些改造,1890 年以来传入中国并本世纪30 年代在中国大学盛行的西方知识系谱逐渐消失,许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关系。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中国***都完成了知识体系的改造。

在改造旧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进行新的社会科学的重建,这种重建是与反对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的。50 年代,在“一边倒”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倾向于苏联,而且在文化上也以苏联为模式,当时中国大学教育体系的改造主要是效仿苏联。从50 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出现了摩擦,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到1962 年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以后,中国则完全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时期学术的特点就是,社会科学的重建和毛**思想的系统化密切联系。这一时期的毛**思想主要集中于如下三个问题的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这几个问题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出现了几个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科学被看成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这主要表现在其党性和阶级性上。换句话说,自然科学主要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而自然世界是中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是一种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这种价值在人类社会中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主宰,因而,在不同的社会,关于社会的知识就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应该有其自己的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的知识应该来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种对社会科学的态度的结果,就是让知识分子去参加社会实践。

第二,与本世纪30 年代西方社会科学模式以及50 年代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的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同,在毛**思想的指导下,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科学最大的变化就是,阶级斗争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主线,阶级分析成为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以及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到了1967 年,随着知识分子进入“五•七干校”,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便完全停止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

第三,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界限非常模糊。毛**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反对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过分注重经济领域,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政治因素,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比如,在读到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他评论道,这本书从头到尾,斯大林对于上层建筑只字未提。在1949 —1976 年,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新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在“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指导下,社会科学在中国走向极端,不仅脱离了西方的知识系谱,而且也脱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


三、世界知识权力结构、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1978 年是另一个大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在经历了40 年的封闭以及反对西方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随着全国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34 ]中国社会科学冲破了以往的束缚,又一次承担起在理论上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的重担来。与十九世纪末介绍西方社会科学、20 世纪20 —30 年代接受日本和欧美的社会科学模式、50 年代接受苏联的社会科学模式、60 年代脱离社会科学主流相比较,1978 年以后,中国主流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科学的重新制度化,一是社会科学内容的重新定位。

1. 社会科学的重新制度化

除了50 年代被取消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在1978 年以后在各大学得以恢复以外,专业性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学会(1979 年) 和中国政治学会(1980 年) 也相应地得以重建。同时,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这一时期,强调专业化成为一个主题,为了从制度上实现知识的专业化,不仅在80 年代建立了学位制度,诸如“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位评定委员会”,而且还在国务院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以及与各学科相对应的“专业委员会”,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用以鼓励社会科学的研究。

在这些制度建设的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再一次向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靠近,如中国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国家”的研究,包括对政府、政党、国会、权力以及制度等范畴的介绍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许多在西方大学开设的课程进入中国的大学,诸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等;中国的社会学也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家庭、犯罪、妇女、社会阶层等。这样一来,“国家”“市场”和“社会”被看作是三个不同的范畴,成为规范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专业化的依据。

2. 社会科学内容的重新定位

1978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内容上的重新定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随着对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问题在于如何在改革开放新的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有学者主张,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就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回到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理论的研究需要改善和加强。[35 ]第二,从理论上重新估价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种估价中,有两个结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史无前例的灾难。[ 36 ]二是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结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内容上重建的逻辑起点和假设。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围绕着现代化,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诸如关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人权、政府职能转化,其中有三个讨论是很引人注目:一是“新权威主义”的争论; [37 ]二是“市民社会”的讨论; [38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型经济的争论。[39 ]第三,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随着全球化(“全球”世界) 与区域化(“区域”世界) 的深入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特别是加入世界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中国的对外战略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个争论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大战略”问题;一是近期的所谓的“和平崛起”问题。

四、结　　论

通过对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在西方的形成、制度化和向全球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后发展轨迹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谱系建立的过程大致如下:1840 —1890年在“富国强兵”、“中体西用”的定位中被冷落;1890 年以后被介绍进中国并在1920 —30 年代在中国的大学和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但遇到“学术本土化”的DIZHI;本世纪50 年代被苏联模式所取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完全被取消;1978 年以后,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又得以恢复。究竟是什么主宰社会科学的命运,使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完全不同?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给以详细的解释,一是知识分工的合理性问题,一是不同文化之间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

第一,知识分工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对知识的分化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人,根据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社会背景,对知识分工也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在西方,知识分工的合理性的逻辑前提是,知识被分为自然的和社会的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对知识的认识至少与如下两件事实相关:一是西方的学术传统。从古希腊和罗马开始,关于知识的形态就被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只不过是这两种知识都被称作是哲学。后来,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称作为“自然哲学”,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被称作是“道德哲学”。十七世纪以后,自然哲学被称作为“自然科学”,十九世纪,道德哲学被逐渐称作为“社会科学”。第二个事实是,在十七世纪关于自然知识的胜利。牛顿学说使得许多学者确信,在自然界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这种对规律的探讨就是“科学”。从那时起,科学知识便在西方学术界流行起来。在这种“科学至上”的追求中,那些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也开始努力使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即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先是他们在十八世纪末将“道德哲学”称为“道德科学”,在十九世纪中叶,继FaGuo哲学家孔德之后,他们将“道德科学”改称为“社会科学”。十七世纪西方学术界这种关于知识分工的变化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中国传统的儒学中,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不是将自然和社会分割开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牛顿那种对自然的系统认识。这种学术传统的区别使得中国学者很难相信关于自然的科学的和实证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关于社会现实的研究之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接受西方的社会科学。假如没有出现政治危机,很难想象这种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

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在1840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接受外国教育的模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模式;二十世纪20 、30 年代欧美模式;50 年代苏联的模式。所有这些都基于一个假设和信念,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知识,即中心国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及其学科制度,不论何时何地,对于非西方国家都是适用的。所以,在不同社会之间,知识的转化是可能的,也是行的通的。这种信念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方,在二十世纪初期传入中国,这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从西方和日本寻求知识的学理上的根源。但所有这些都失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DIZHI力量,如1840 —1890 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 世纪30 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80 年代文化争论,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承认,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知识,一种不涉及任何价值的普遍的社会科学。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现实,因而永远无法超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本身。

既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知识,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从西方转化进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的社会普遍接受? 我们的回答是,虽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的知识,但这并不否认知识转化的可能性,这种转化主要是一种政治选择。中国社会科学的演变一直与中国的政治选择密切相关(其他国家莫不如此) 。当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并将其假定为一种使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知识”时,这是中国在帝国解体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成为边缘地区时对中心国家做出的一种学术上的反应。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广泛传入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尽管也出现了对这种文化侵入的DIZHI,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是依附于西方核心国家的。在中国***执政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西方彻底决裂,完全效仿苏联模式,那是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苏联的学术上的体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科学脱离了所有的核心国家,所以社会科学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转化是一种价值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沃勒斯坦的估价似乎是合理的, “我不相信有或能有一种不涉及价值的历史社会科学。对观念构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政治选择。关于‘真理’的每一个断言,即使人们只是将其作为过度性真理或启示性理论,都是一种关于价值的断言。所有好的学术都是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所有有争议的都是好的学术) ”。[ 40 ]所以,我们不可能为中国文明何处去列出一个具体的日程表,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150 年历史已经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

注释:

[14 ] 　杨东莼: 《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第255 页。

[15 ] 　关于四个阶段的详细论述,读者可以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350 —390 页。

[16 ] 　Hu Shih ,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 , 1934 ,p21

[17 ] 　Jessie Gregory Lutz ,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 —1950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6 ,pp67 —69

[18 ] 　C1F1Remer ,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33 ; Garland Publish2ing ,Inc1 , 1980 ,p676

[19 ] 　Werner Radtke Kurt and Tong Saich ( eds) , China’s Modernization : Western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3 ,p87

[ 20 ] 　Hayhoe Ruth and Bastid Marianne (eds) ,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 M1E1Sharpe , Inc1 , 1987 ,p59

[ 21 ] 　Hayhoe Ruth and Bastid Marianne (eds) ,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 p1681

[22 ] 　Benjamin Schwartz ,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64

[23 ]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261 页。

[24 ] 　本杰明•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 页。

[25 ] 　Hu Shih ,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1934) 1963 ,p45

[26 ] 　李泽厚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到三次论战,即20 年代科玄论战、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40 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但就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而言,我认为前两次论战的意义更为重大。

[27 ] 　Leonard Shih - Lien Hsu ,“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China ,” Pacific Affairs , Vol1IV ,No14 ,April ,1931 ,p283

[28 ] 　Wang Siu - lun ,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p36

[29 ] 　John King Fairbank ,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 1800 —1985 ,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 ,1986 ,p381

[30 ]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转自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427 页。

[31 ] 　参见教育部《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30 年版。

[32 ] 　《中国教育年鉴:1949 —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年版,第250 页。

[33 ] 　《人民日报》1955 年6 月23 日。

[34 ]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 年‘左’倾错误”, 《新华文摘》,1992 年9 月。

[35 ]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203 —208 页。

[36 ] 　胡乔木同志在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犯20 年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认为,1958 —1978 年20 年有五个原因促使中国犯严重的错误,详细分析,见《新华文摘》,1992 年9 月。

[37 ] 　“新权威主义”1986 年开始被介绍进中国,关于其讨论在1988 年达到了高峰,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详细内容,参见《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 —1989•政治学法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2 —61 页。

[38 ] 　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主要是在1990 年以后进行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对此作出了贡献,详细内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 年第1、2、4 期和《天津社会科学》1993 年第5 期。

[39 ] 　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比较》(中信出版社) 杂志刊登的文章。但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相对于对东欧、俄罗斯转型经济的研究总体水平还很低,特别是中国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 ,对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除了应用西方学者立足于东欧、俄罗斯转型经济的范式研究中国外并无多少学术创造。而关于东欧、俄罗斯转型经济的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转型经济学赖以发展的重要案例。

[40 ] 　Immanuel Wallerstein ,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