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特色”问题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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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　习　华

文章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2年第3期

摘　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自提出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争执当中,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尚未形成主流观点。本文从争执当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着手,试着从“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等5个方面去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传统文化;国际地位;马克思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国内学者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处于争执当中。学者们对此的观点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一些看法,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给出了相当有深度的理由。那么在现阶段要不要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试从争执的焦点入手,谈一谈我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是反对者不赞成提“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大家尚在学习,并没有创新,因此在中国还谈不上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呢?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认为,“理论只是对现象系统的反映,只在说明这些现象,并显示它们是如何相互紧密联系的”①。安纳托尔·拉普波特指出,“理论”有4层含义:(1)在特定条件下,研究并证实关于现实世界的原理、定理或法则;(2)提炼直观概念,以形成对事物的客观认识;(3)在社会科学领域,应依据历史政治事件理解人们的行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4)在规范意义上,政治理论的应用往往倾向于研究“应该如何”(ｗｈａｔ“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②。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理论是一组组关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和说明法则的道理和观点。对于“理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例如宦乡认为:“把过去的行为总结起来,从中提出若干规律化的东西,把它条理化,规律化,这就是理论。我们就用这个理论指导未来的行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③现代汉语词典则把“理论”解释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界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在内,都是来自于社会实践,是对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反映”④;“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从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和规律”⑤。综上所述,理论应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大量或众多的事实和现象具有解释能力的陈述。

从上面“理论”意义出发,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众所周知,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并经过曲折的磨难。尽管如此,建国几十年来,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仍然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并且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学者在建国后的50多年中至少在下述几个理论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原则是列宁最早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关系的实践,将其进一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提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得起国际风云的考验。它早已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并且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二)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这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主要国家相互关系而提出来的,是对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综合考察结果。尽管国际上对此存在争议,但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大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

(三)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高举和平的旗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不稳定的周边关系,加上国内“左”的思潮影响,中国十分强调战争的危险,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此“战争与革命”成了当时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改善,中国又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而且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外交上为中国争得了主动,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了一定的突破。

(四)国际政治新秩序。世界秩序问题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长期以来,对秩序研究一直没有突破强权政治、集权政治和均势政治的框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揭示了旧秩序的实质,提出了建立新秩序的目标、基准及准则,无疑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发展,并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①。

还有关于矛盾、新安全、多极化等的理论,在这里不一一详述。可以说,这些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和不断探求的成果,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并使自己能够在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慎重一点说,这些理论可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理论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理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要不要突出“中国特色”?

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也颇多。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反对观点集中为:(1)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2)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实用性、片面性,削弱理论的学术性;(3)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4)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②。就以上的观点我想逐条地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不是为了一一对应地去回答,事实上,我认为任何有助于说明问题的方法都是可取的。

关于第一点,从理论上说,这种说法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关注的是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它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且它的定义和研究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该有那国特色之说。也就是说,有关的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于的哪个国家或集团的利益,站在全球的高度看问题,同时深入探索历史的长河,得出自己的结论,能解释的现象越多,涵盖面越广,针对性越强,有效时间越长,那学说就越高明,也就越近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的超脱几乎和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一样不存在。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之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中。而且,“国际”的定义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正是要立足于中国,放眼于全球这个基本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之规律的。

至于说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的实用性、片面性,削弱理论的学术性,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虽然我不赞成理论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践,因为如果脑子里越是不忘一个“用”字,不去穷究学理,理论到头来越是“没用”,研究的“成果”就越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①。但是我认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最终目的是为服务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把理论与原则脱离实际来研究,搞什么“为理论而理论”的“纯科学”研究,那是不会有成效的,而且是错误的。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大有可为。它既可以分析和解释现实中的新问题,又可以促进理论的新发展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以便最终更好地服务于中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学术研究)也应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政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③。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的确,在过去我们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一切都为意识形态而服务,严重扭曲了学术研究与发展的本来面目,这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的一种极端表现。但我们不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稍有风吹草动,就疑草木皆兵”。况且,我们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涵了精辟的国际关系理论,值得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而事实情况恰恰是,我们对此的研究与所谓的前沿课题研究相比很不对称,我们的学者在热衷于诸如“权力论”、“国家利益论”、“均势”、“相互依存论”等研究的同时忽略了我们最具有特色、最具有优势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对于上面提到的第四种观点,我只想说一点,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是两个概念,我不否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追赶的努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目标明确了,我们才有奋斗的方向。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内在本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因为凡是理论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有的只是对绝对真理最大范围的接近。理论的相对性就是个性,没有这个个性、特性,就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和共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我们提“中国特色”就是要把中国个性与世界共性相结合,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丰富多彩。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显然,这是一个很大、很难把握的话题。原因很简单,中国5000年的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间的精华包罗万象,不胜枚举。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这些理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包涵了丰富的内容。因此,本文只能以点盖面,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去试图说明中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思想是“和”。儒家、墨家、道家都强调“和合”,作为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以及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方式。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而“和合”的理论基础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代表人物墨翟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墨翟认为各国之间不相爱是战乱的根源,“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天下祸患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①。墨子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相爱”是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②。”因此,墨子主张国家之间没有贵贱之分,国家之间,不管其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以互利、平等、互不侵犯为原则进行交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传统文化这种“兼相爱,交相利”、“和为贵”的精神同我们今天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使国家间和睦友好,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一致的。

另一例子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理论。国际政治新秩序所要求的是,在严格的国际行为准则与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和谐,进而达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正、合理与和谐,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自1988年邓小平提出国际政治新秩序理论以来,它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赞同,可以说这一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这恰恰是国际政治新秩序所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和谐是人类共同的本质要求,是沟通人类心灵之桥。《礼记·中庸》断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和谐”进行了不懈的探求与实践,给世人以极大的启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倡导全人类的友爱与和谐,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礼乐”、“广义”及“忠恕”之道,用以规范国家行为与其它一切国际行为,使国家关系做到“近者乐,远者来”,实现融洽与和谐③。

当然还有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根源,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可以说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沉淀着历史的精华。她影响着、必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会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更加丰富多彩和贴近现实,使其富有中国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述的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表明不同的文化必然产生出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说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特色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文化的作用决不是唯一的,离开了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与地位,单纯地谈论传统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特色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国际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希腊,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可谓傲视全球,但实际上,希腊这样一个小国的现实导致其不可能产生有全球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原因很简单,希腊的政治、经济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扮演其文化发挥作用的中介物角色。

四、中国国际地位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科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兴盛是近百年的事,应该说是对实践的总结,而且高度实用,这显然是与英美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的。例如马汉的制海权影响历史论、摩根索的国家权利与利益,特别是近年来的“历史终结”、“民主和平”、“文明冲突”等理论,显然只能产生于西方强势国家。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理论总是产生并发达于那些实力强、全球影响大的国家,并且主要反映这个国家的关注点①。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取向直接影响到国家关系理论的形成。

世界上很少有人否定中国是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尽管视角不同。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国呢?邓小平在1984年说过:“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是个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还不到300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②。这一段话精辟彻底地概括了中国的本质特征。实际上,除了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外,这些特征与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偏离。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会在中国所具有的这一本质特征基础上孕育而生。

事实上回顾新中国50多年来的对外关系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所特有的国际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如“国际新秩序理论”,中国倡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正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自身利益出发。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当前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和富强。同样世界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发展的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也迫切需要解决发展问题。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从第三世界以至全世界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也有这个能力去倡导新秩序的建立。再比如“多极化”理论。1998年8月,国家主席江**在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种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③。很显然,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努力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各个力量的中心早日实现力量的均衡,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这是多极化发展的前景④。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多极化理论是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即中国是大国,就必须在世界上有发言权;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就必须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就必须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第三世界争取利益而努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扩大。可以预见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将因此而带上特有的色彩。

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此提出这个命题,并不是想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是为了说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际关系理论必然会具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特点。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其实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和东欧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国际关系的系统论研究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苏联东欧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同西方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例如,苏联学者将国际关系体系分为3个层次,即国际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国家与非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体系,3者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阶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波兰学者库库尔卡就把国际关系体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封建主义类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封建-资本主义类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类型、反帝国主义类型等①。在国际格局问题上,苏联东欧学者一直坚持两极格局的看法,把国际格局看作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及其相互制约的关系。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许多很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反对霸权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要坚决反对霸权政策必须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特别要反对本国的霸权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一论点在当代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毛**为代表的中国***在新中国的国际活动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有所发展。毛**同志提出的“帝国主义和—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与他进一步阐明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鼓舞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敢于和善于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有利武器。新中国还向世界宣布,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并将它写入宪法中,这表示新中国坚决反霸的决心②。再比如殖民地民族解放的系统理论(这是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别之一)。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也一直把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放在中心地位,支持被压迫民族为获得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运动;1952年,周恩来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因此,中国的外交既重视政府外交,也重视人民外交,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如“民间外交”、“半官方外交”、“乒乓外交”等。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怎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句话?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1)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毕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都是在国际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写下的大量著作,以至直接参加的斗争实践,都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国际政治产生的必然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划分时代、提出社会的国际原则、分析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等等。(2)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唯物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我们研究国际政治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中诸如经济与政治辨证统一的观点、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合力论等等。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学习研究问题的方法,又要领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提高自己对事情的洞察能力,并结合实际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六、结束语

通过以上5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完全有必要的,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可行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有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不是靠哪一个因素的作用使然,它是各个相关条件的综合运作结果。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们提“中国特色”并不是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否认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与共同准则,或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而是说作为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国际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井底观天,但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等等,再加上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独特的有利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定会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中居于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