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英国学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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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 晓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70页。

《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年第3期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与思考” 为题邀集6位学者集中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非常好的。组织学术讨论，引导学术研究，正是人们所寄望于学术刊物的。读了之后，感到有话要说，于是也加入这个笔谈，算是凑一个热闹。
在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 中，我曾经提到应以建设“中国学派” 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的鹄的，后来听到一些朋友提出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这太遥远。我的想法是，总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把“中国学派”作为目标来提总是可以的吧。其实，当时我脑子里的“参照系”是英国学派，因此之故，今试以“向英国学派学习”为题，再谈一些看法。
“英国学派”（the English School）的称呼，始于罗伊﹒琼斯1981年发表于《国际研究评论》（RIS）的“国际关系学中的英国学派：供关闭的个案”一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琼斯提出这个“学派”应该关门大吉了事，没成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英国学派”之说不久即正面地为众人所广泛接受，反而不胫而走，一发而不可收。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学派自成一家的风格以及其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学界在内的国际学界的普遍承认。证诸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似有几条经验可以总结和学习。
第一，走自己的路。
英国学派第一、二代学者以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等为代表，他们不赶时尚，不追潮流，不跟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背后亦步亦趋，而是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并走出了一条创立新学派之路。首先，他们注重从欧洲思想的源流中汲取营养，其中如怀特所概括的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或有人所说的“3R”，即以马基雅弗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以康德为代表的革命主义传统（这是怀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授课的内容），即是从思想史中作出的提炼。三种传统成为英国学派丰厚的思想资源。其次，英国学派学者都十分重视历史，注重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他们大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功底，每一谈问题，常常以历史说话。外交官出身的学者亚当﹒沃森将他的《国际社会的演进》一书（1992年）加上副标题，名之为“一项比较历史分析”。有的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怀特本来就是历史学家出身。他们的作品之所以都有厚实的历史底蕴，原因盖在于此。这里顺便提一句，认为英国学派是“运用了（从摩根索到沃尔兹的）理论范式解释具体问题”因而作出了独到的学术贡献，恐怕是对英国学派的误解。实际上，英国学派的学术取向不管是跟摩根索还是跟沃尔兹都相距甚远，他们之间的“范式”其实是很不相同的。这点下面还将涉及。
第二，以学术志趣联结同道，逐步发展学术思想。
英国学派的形成始于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成立。此后，这一学术团体出色地发挥了联络、组织、推出产品的作用，可以说功不可没。因此，英国学派的成长是有一个学术团体为依托的，特别是在早期“万事开头难”之时，尤其如此。然而，比这更为重要的还是学术志趣。共同的学术志趣使委员会的各位学者走到一起，致力于一项学术事业。如若不然，是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一群人经年累月地、长期地在一个方向上努力的。这些学者相信，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比人们通常所谈的学科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因此必须追踪到思想家们的经典作品那里去。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很多人忽视了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后来，这引致布尔等人深入地研究了格劳秀斯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诸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其研究路径（approach）迥然不同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取向。这些事实说明，英国学派委员会各位成员较早时候以来就具有一种共同事业的意识和自主意识。

第三，重学术传承。
数十年来，英国学派的发展已历数代，且代有人才出。英国学派之所以能薪火相传，跟其重学术传承分不开。怀特—布尔—文森特是基本公认的该学派的一条主线。怀特是布尔的思想恩师，两人曾经同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任教，在此期间，年岁较轻的布尔从怀特那里接受了国际关系学的熏陶，这是他在悉尼上大学和在牛津做研究生时未曾接受过的。约翰﹒文森特与布尔也有相似的师承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当文森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布尔是系主任。布尔去世后，文森特在其代表作《人权与国际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前言中这样写道：他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能够看到布尔的影响。同样的传承也存在于沃森和巴特菲尔德之间。巴特菲尔德是沃森的老师，教过沃森，并且吸收他加入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对沃森产生了“为时最久的影响”。
第四，注重以论文形式反映其研究成果。
从一开始，英国学派的各位学者就十分重视以论文形式反映其研究成果。今天已成为英国学派经典作品、被学界广泛引用的《外交调查》一书（1966年），就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在其第一阶段的工作中总体讨论、分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的汇集，也是委员会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英国学派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布尔和沃森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1984年）汇集了包括他们自己以及Michael Howard, Michael Donelan, Gerrit W. Gong, Hidemi Suganami等人在内的以论文为形式而又有有机联系的研究成果。由于其论文写得用功、扎实，有不少后来成为了经典性的名作，如怀特的“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一文，最初就是出现于《外交调查》一书中，等等。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国学界的状况。不重视写论文，却动不动就写一本书，以至充斥水分，形成学术泡沫，是当今中国学界诸多“怪现象”之一种。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好好学习英国学派扎扎实实写论文的精神。
第五，锲而不舍，不懈努力。
英国学派重在立，而不在破。首先形成核心观念或概念，然后逐步扩展深入，建立系统性的理论。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这并不是日常新闻报道中所常看到的“国际社会”（用英文表达是international community），而是有其特定涵义的。根据布尔在其代表作《无政府社会》（1977年）中给出的经典性定义，当各国意识到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存在，相信它们共同受一套相同的规则和制度约束之时，国际社会就出现了。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成为公认的英国学派的商标。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也因此被称为国际社会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时间内，英国学派的作品都默默无闻，在国际学术界所知者不多。国际社会理论家们当初大概也没有想到日后会受到如此的承认和如此积极的评价。具有真知灼见的东西毕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过很多年，英国学派的学术成就终获承认，包括美国学界的承认，玛莎﹒菲尼莫尔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亚历山大﹒温特在对我们的谈话中都给予其以相当高的评价，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