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米尔斯海默———也谈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

wuliumu

作者：李永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　2004年第5期

摘　要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认为大国必然出于安全目的而为自己的世界权力份额最大化相互竞争。但是,仅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是片面的,还必须着眼其理论所阐述的霸权逻辑及其对美国的大战略含义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它。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认为,由于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和核优势的无法实现,各大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努力是徒劳的,充其量只能谋求地区霸权地位,并努力阻止其他大国成为地区霸主。根据这样的霸权逻辑,进攻性现实主义反对美国奉行“帝国战略”和为之服务的单边主义方式与先发制人战略,认为“离岸制衡”才是美国大战略的明智选择。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是单边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　霸权逻辑　大战略含义　单边主义

　　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近年来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学界备受关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取向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为单边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1]实际上,这种观点严重忽视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及其对美国大战略的含义,是建立在对米尔斯海默理论关于“权力最大化”观点的片面解读之上的。从米尔斯海默理论的霸权逻辑和美国大战略思考角度看,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更谈不上是它的理论准备,单边主义是小布什政府建立全球霸权之“帝国战略”的直接表现,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安全逻辑严重背离,它遭到了米尔斯海默的强烈批评和坚决反对。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基底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是历史渊源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其发轫可溯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灾受难”的权力政治本质,从此奠定了现实主义重视国家间权力竞争的理论传统。其后,现实主义历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等近现代政治思想大师的发展和完善,至当代由汉斯·摩根索基于人性本恶的前提将其体系化,使之成为以政治现实主义为核心立论、具有自身知识理论体系和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学问,并在战后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支配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1960—7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兴起,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愈益遭到诟病和置疑。1979年,肯尼斯·沃尔兹彻底摆脱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演绎模式,摒弃了摩根索在先验的人性论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的做法,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根本理论假定,将现实主义发展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高度简约而精致优雅的理论,造就了结构现实主义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难以撼动的核心地位。但是,沃尔兹的理论从其确立之日始,就既遭到了现实主义流派之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批判主义理论长期不懈的诘难,也面对着现实主义流派内部的有力挑战,在现实主义内部逐步形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分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首要代表是沃尔兹,[2]认为国家注重维持现有的权力分配和国际均势。而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则把摩根索的权力最大化思想和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导致了国家追求自身相对权力的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3]

国家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内在生存理性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为何会陷入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未来恐怕也难以得到根本改造。尽管历史上的大国竞争烈度消长无常,但大国之间的相互惧怕和权力争夺却是一成不变的。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4]因之,“(国际政治的)日常生活本质上是争夺权力,各国不仅致力于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行为体,也努力确保没有其他国家踞此高位”。[5]这种国家间的权力竞争逻辑主要是基于五个命题:(1)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由主权国家组成,没有任何超国家的合法中央权威(但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体系无序乱套,也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它只是一个排列原则);(2)大国的军事能力:大国内在地拥有可用于进攻的军事能力,提供了彼此伤害甚至相互摧毁的资本;(3)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他国意图无法准确预测,加之意图变动不居,导致国家不能排除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遭到他国的军事攻击(当然国家并非必然具有恶意);(4)大国的生存动机:生存是国家行为最根本的动机,国家会力图维护自己的主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5)大国的理性: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自己的生存之道。[6]

米尔斯海默强调,上述任何一个命题都不足以独立地导致国家间的权力—安全竞争,但它们的共同作用为大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其结果,恐惧、自助和权力最大化成为通常的国家心理和行为模式。在国际政治中,他国的攻击能力和可能的进攻动机使各国彼此互不信任、“9·11”求助困境(缺少合法中央权威的施救)和有效惩罚进攻者[7]机制的缺乏导致了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恐惧。在这种自助逻辑的导引下,各国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孤立无援而易受攻击,其行为总是服务于一己之私,不会为了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做出牺牲。恐惧和自助的必然逻辑推论是,国家必须拥有有效保障自己生存下去的可靠手段。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终极手段,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相对权力,关注国际权力的分配及其变动。由于很难确定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所以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寻求权力最大化,“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理想的情况是成长为体系中的霸主”,消除任何对手挑战的可能性。因为,“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8]概括言之,“各国的压倒性目标是将其世界权力份额最大化,这意味着以牺牲它国为代价谋取权力。但大国并非仅仅致力于成为所有大国中的最强者……,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成为霸主,即成为体系中的惟一大国”。[9]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

从以上述介可知,米尔斯海默理论的演绎逻辑简洁明了,浅显易懂。但准确解读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美国大战略的意义,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其霸权逻辑,而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权力最大化”概念。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拥有过多的权力必然自动地导致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行动,因此,国家往往满足权力分配现状,追求不超过自己实有份额的权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具有明显的“现状取向”(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ｂｉａｓ)。相反,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明显的“修正取向”(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ｔｂｉａｓ),它认为,各国谋求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增进或维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其终极目标是获得霸权地位。只有当一个大国获得霸主地位后,它才会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霸主是指一个强大到足以支配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国。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的惟一大国。一个只比体系中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不算霸主,因为严格地说,它还得面对其他实力不俗的大国。[10]因此,“权力最大化”往往意味着四个具体目标:争夺所处地区的霸权地位;追求军事力量的财富基础;建设地区内最强大的、有足够海空力量支持的地面力量;寻求核优势。[11]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以上论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有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其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全球霸权,一个大国所能追求的理想地位是地区霸权。原因有两个:(1)巨大水体构成的阻遏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大国的权势投射能力,使一个大国只能征服邻近的地区或从陆路容易到达的地区。米尔斯海默认为,巨大水体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它们给进攻性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权力投射问题。(2)在一个有核世界里,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获得“摧毁对方而无须担心报复”的核优势,而这是全球霸权的必要条件。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世界上惟一核武库的理想世界中,核武器带来的巨大军事优势将使该核大国成为一个全球霸权。但在一个有多国拥有核武器的世界里,“除了在一个国家获得绝对核优势的不大可能的情景下,任何国家都几乎不可能获得全球霸权”。[12]

其二,获得地区霸权的大国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由于全球霸权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南柯一梦”,地区霸权便不再可能使自己的相对权力地位有质的提升。于是,它会尽力维护现有的权力分配,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大国往往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在别的地区扮演“离岸制衡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 ｅｒ)的角色,竭力阻止别国成长为地区霸权甚或觊觎全球霸权,就如美国经过自独立建国到19世纪末的多次大规模扩张后,终于在20世纪初获得西半球的地区霸主地位,此后,它便屡屡扮演欧亚大陆的“离岸制衡者”的角色,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人(德国、苏联、日本)获得地区霸权而不惜一战,至今仍在欧洲和东北亚保持军事存在,遏制这两个地区出现势均力敌的霸权大国。

其三,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着一个势均力敌的潜在霸主,它就不再是一个现状国家,它会不遗余力地削弱并可能摧毁其远方的对手。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潜在霸主不仅仅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还应该是一个拥有强大实际军事能力和巨大潜在权力的大国,大有希望支配和控制其所在地区的其他大国。它可以没有立即与所有对手对抗的资本,但它必须有击败任一对手的乐观前景和将对手各个击破的良好前景。[13]显然,正是由于潜在霸主造成的巨大权力威胁,既有霸权大国才会采取必要手段予以打压甚或毁灭之。

总之,进攻性现实主义基于权力最大化的霸权逻辑要求大国以地区霸权作为追求的现实目标,而不是追求世界帝国或单极霸权的“无限扩张”逻辑,这是由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和核优势的无法实现所决定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与美国的“离岸制衡”战略

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强调国家权力行为的体系结构根源,区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人性根源。毋庸置疑,跟几乎所有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分支一样,[14]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悲观理论。其保守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军事力量的偏爱和对领土征服的眷恋。正是因为看重陆军在领土征服中的决定性作用,才使米尔斯海默花了大量心思和笔墨来论证地面力量的首要意义(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15]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保守性还体现在它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国家权力建设和国家间权力争夺的传统观点,并基于历史经验得出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难以得到根本改造的悲观结论。

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具有深刻的美国特性,体现在米尔斯海默为美国大战略设计之殚精竭虑的思考上,这也可以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最具有现实政策意义的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从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的双重角度勾勒了美国的大战略,提出了“离岸制衡”[16](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的战略设想。

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谋求全球霸权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因此,获得地区霸权可算是权力最大化的顶点,踞此高位的大国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者,除非它遭遇一个势均力敌的潜在霸权对手。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惟一成功获得地区霸权的大国,其他的地区霸权觊觎国如德国、日本和苏联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作为地区霸权大国的美国,在未来的权力—安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首要途径是防止另一个实力相当的异域霸权的出现。

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离岸制衡”是保证自己不从一开始就卷入欧亚大陆的大国争霸战争以便塑造、扩大和维持权力优势的惟一明智选择。所谓“离岸制衡”战略,就是米尔斯海默在其理论中不惜笔墨加以阐释的“推诿战略”(ｂｕｃｋ-ｐａｓｓｉｎｇ)和“制衡战略”(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的有机结合。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制衡与推诿是一个现状大国用以阻止竞争对手挑战和破坏均势、维持利己的国际权力分配的主要战略选择。

制衡战略指积极采取行动,直接参与遏制危险的对手,承担阻止进攻者颠覆均势的责任,以维护既有的权力分配现状。制衡战略的实施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外交渠道,向进攻者发出清晰的信号,表示将坚定地奉行均势原则,即使这意味着战争也在所不惜;二是缔建防御同盟,构筑外部均势。但外部均势常常启动缓慢,效率低下,这是因为整合盟国需要时间,各国在制衡任务的分摊上可能出现分歧,或者在联盟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争执;三是调动自己的额外资源,构筑内部制衡能力,提升自己对抗进攻者的实力,这种途径具有明显的自助性质。[17]

推诿战略指在面对均势挑战者时逡巡不前,首先把遏止进攻者的重担转嫁给盟友或别国,自己则袖手旁观,坐享其成。米尔斯海默认为,权力受到威胁的国家怀有强烈的动机去奉行推诿战略,因为它(1)代价较低:战争的代价由盟友承担,自己则搭了“便车”;(2)有利于均势的利己转移:进攻者和责任承担者可能陷入长期的耗竭战,使推诿者到头来比二者皆强大;(3)减少直接威胁,避免多线作战:当受威胁国同时面对多个危险对手并缺乏与之立即对抗的军事力量时,推诿有助于减少威胁,有利于对敌各个击破。一般地,推诿战略的实施常有四种方式:一是“祸水它引”,寻求与进攻者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至少不刺激它,希望进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预先设计好的“责任承担者”身上;二是与“责任承担者”保持外交距离;三是动员自己的额外资源,把自己扮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慑止进攻者;四是推动预期的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使之更好地遏制进攻者,增强推诿者保持旁观的前景。[18]


当然,推诿战略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方面,责任承担者可能无法遏止进攻者,使推诿者处于更加危险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在允许责任承担者增加力量的情况下,也存在着责任承担者最终变得相当强大从而威胁既有均势的危险,就如1870年德国统一后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

米尔斯海默通过分析美国在历史上扮演的“离岸制衡”角色,[19]认为,鉴于欧洲大陆和东北亚处于平衡的多极状态,没有一个潜在的大国控制足够成为地区霸主的权力,美国应该从欧洲和东北亚撤出驻军,除非出现一个潜在霸主。因为美国驻军的存在肯定会使美国在这两个地区发生大国霸权战争时一开始就卷入其中,而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美国最好要么不卷入战争,要么迟一点而不是早一点加入战斗,倘若必须参战的话。这样,与从头到尾参战的国家相比,美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战争结束时也会处于一个赢得和平的有利地位,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战后世界。”[20]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设计含有孤立主义的思想碎片,它认为美国应该或最好从过多、过重而可能过度耗费美国权力资源的难以承受的海外义务中抽身。

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理论根源

行文至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大战略意义上的政策导向已经相当明确。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当前在国际政治中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但显然不能据此草率地说它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的理论根源,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霸权逻辑是地区霸主而非全球霸权,故从该逻辑推导出的美国大战略是以“推诿—制衡”为核心的“离岸制衡”战略,强调美国抽身以维护霸权地位。正因为此,米尔斯海默对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先发制人”战略持强烈批评和坚决反对的态度和立场。他认为,帝国战略的核心是单边主义,它旨在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尽可能自由地行动,既不受盟友的束缚,也不受多边制度、国际法的制约。他讥讽说,帝国战略的“惟一错误是它行不通(ｎｏｔｇｏｉｎｇｔｏｗｏｒｋ)”。他指出,如果美国谋求建立一个帝国,哪怕是民主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这也将使美国成为头号公敌(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ｅｍ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因此,美国应该寻求减少其对外军事干预,慎重使用武力,而不是建立一个徒增反美仇美并置美国军队于全球前线的帝国。[21]正是出于对帝国战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反感,米尔斯海默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称其为“不必要的战争”,[22]他是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解释先发制人战略和伊拉克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而反对战争的33位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之一。

实际上,正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及的那样,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先发制人战略是近年来在美国思想界甚嚣尘上且对美国政府决策层影响极大的“新帝国论”和沉渣泛起的新保守主义综合作用的产物。这是基于“新帝国论”和新保守主义的理论规定性和政策指导性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先看“新帝国论”与单边主义之间的联系。其一,从目标上看,“新帝国论”致力于建立和维持一个美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单极霸权世界;其二,从安全威胁来源看,它对全球威胁以及如何应付这些威胁做出了全新的分析;其三,从消除威胁的因应方式看,它认为冷战时期的威慑思想已经过时,面对跨国恐怖网络,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已经过时,解决不了美国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先发制人的进攻是惟一有效的消灭威胁的办法,这就需要重新界定“主权”的含义,因为恐怖分子没有主权的约束,因此,美国也不能受主权的约束,将在任何地方先发制人;其四,从美国行动的国际制约看,它轻视现存的国际准则、条约和安全合作关系,认为多边合作机制会成为对恐怖分子做出迅速反应和打击的制约因素,而且由于其他国家和联盟无力做出反应,美国在对恐怖威胁做出反应方面需要发挥直接和不受任何约束的作用,即便牺牲一定程度的国际稳定。

此外,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新保守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导向。这突出地体现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主张的以下特点上:第一,信奉以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为核心的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式文明堪为世界楷模,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文明、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天赋使命。第二,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认为意识形态输出既可以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也可以使经由美国模式改造的国家及世界更可能对美友好并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第三,强调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首要作用,推崇实力外交,主张以美国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向非西方世界推行美国式文明。[23]

简单地分析上述“新帝国论”和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含义,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对外政策与这两种理论的大战略逻辑和政策推论惊人的一致。无论是退出《京都议定书》、《反导条约》,还是发动伊拉克战争、实施民主改造中东战略,都是“新帝国论”和新保守主义理论的鲜活注脚!

总之,说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准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它严重忽视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全球霸权的否定性推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大战略意义,尤其是忽略了它为美国量身定做的“离岸制衡”战略的政策含义。

　　注释:

[1]　如王传兴:“从米尔斯海默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52—56页。也有学者分析了“先发制人”战略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参见叶江:“‘安全困境’析论”,《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7—21页。

[2]　防御性现实主义另外一位堪称重量级的代表是以国际关系心理学和进攻-防御理论(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ｏｒｙ)而确立学术地位的哥伦比亚大学阿德莱·斯蒂文森教授罗伯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代表作为:“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30,Ｎｏ.2(Ｊａｎｕａｒｙ1978),ｐｐ.167—214;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另一位公认的重要人物是《外交事务》杂志的主编法瑞德·扎卡里亚(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代表作为:ＦｒｏｍＷｅａｌｔｈｔｏ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Ｕｎｕｓｕ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ＷｏｒｌｄＲｏｌｅ,(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8)。扎卡里亚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政府中心现实主义”(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ｒｅａｌｉｓｍ)。也有学者认为扎卡里亚可算自成一派,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ＧｉｄｅｏｎＲｏｓｅ,“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51.1(Ｏｃｔｏｂｅｒ,1998),ｐｐ.144—72.

[3]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Ｌｏｎｄｏｎ: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2001)一书中集中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关注。该书被西方学者们称为“期待已久”(ｌｏｎｇ-ｗａｉｔｅｄ)和“寄予厚望”(ｍｕｃｈ-ｗａｉｔｅｄ)的著作,得到了塞缪尔·亨廷顿、斯蒂芬·沃尔特和肯尼思·沃尔兹等政治学家的高度评价。格伦·施奈德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不惜笔墨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介,ＧｌｅｎｎＨ.Ｓｎｙｄｅｒ,“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ｓＷｏｒｌｄ:Ｏｆｆｅｎｓ 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Ｅｓｓａ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7,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2002),ｐｐ.149—73;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Ｗａ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55(Ｏｃｔｏｂｅｒ2002),ｐｐ.137—66。其他颇有见地的代表性评介,可参见ＳｅａｎＬｙｎｎ-Ｊｏｎｅｓ,“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78,Ｎｏ.2,ｐｐ.365—6;ＢａｒｒｙＰｏｓｅｎ,“ＴｈｅＢｅｓ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ｒｉｎｇ2002,Ｉｓｓｕｅ67,ｐｐ.119—26.

[4]　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2.

[5]　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ｉｎｔｅｒ1994—95,ｐ.9.

[6]　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30—31.

[7]　米尔斯海默理论中的“进攻者”(ａｇｇｒｅｓｓｏ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指“既拥有动机也拥有资本去使用武力以获取额外权力的大国”。米尔斯海默强调,尽管所有的大国都拥有进攻性的意图,但并非所有大国都拥有采取进攻行动的能力。Ｉｂｉｄ,ｐ.454,ｎｏｔｅ1.

[8]　“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ｐ.11—12。

[9]　Ｉｂｉｄ,ｐ.2.与米尔斯海默在中性意义上对霸权或霸主进行界定不同,在另一位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那里,霸权的名声很糟。他认为,霸权就是指象希特勒德国或拿破仑FaGuo那样谋求支配整个国际体系,从而使其他国家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主权自主地位的国家。(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ｍａｃｙ:ＩｓｔｈｅＧａｍｅ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Ｃａｎｄ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17,Ｎｏ.4(Ｓｐｒｉｎｇ1993),ｐｐ.52—67.)而在罗伯特·吉尔平等霸权稳定论者那里,霸权则是指强大到足以有力影响世界范围内之经济运行的国家。(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1.)

[10][11][12][13]　Ｉｂｉｄ,ｐ.40,ｐ.138,ｐ.41,ｐｐ.41—45.

[14]　也有个别的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安全、国际合作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是给自己的理论贴上“灵活现实主义”(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ａｌｉｓｍ)标签的查尔斯·格拉泽。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Ｇａｌｓ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ａｓ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ｌｆ-Ｈｅｌ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ｉｎｔｅｒ1994 95(Ｖｏｌ.19,Ｎｏ.3),ｐｐ.50—90.

[15][17][18][19][20]　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ｈ.4,ｐｐ.156—1587,ｐｐ.158—162,ｃｈ.7,ｐ.389.

[16]　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在思考冷战后美国应有的大战略时,就提醒美国应该着眼于美国作为海洋国家的地缘现实和权力相对衰落的实际,将冷战时期追求优势地位的“优势战略”(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转变为“离岸制衡”战略(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以使美国避免卷入大国战争,提升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ａｙｎｅ,“Ｆｒｏｍ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2,Ｎｏ.1,(Ｓｕｍｍｅｒ1997),ｐｐ.86—124.但相当多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对米尔斯海默的“离岸制衡”战略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如ＧｌｅｎｎＨ.Ｓｎｙｄｅｒ,“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ｓＷｏｒｌｄ,”ｐ170;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Ｗａ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ｐ160。

[21]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ｓ”ｉｎ“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ａｌｌ2002,Ｉｓｓ.69,ｐｐ.5—34.

[22]　Ｊｏｈｎ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Ａｎ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Ｗａ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 Ｆｅｂ2003,Ｉｓｓｕｅ134,ｐｐ.51—60.

[23]　张睿壮,“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51页。当然,也有学者撰文认为,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完全偏离了新保守主义的信条。参见《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相关文章:ＭａｘＢｏｏｔ,“ＴｈｉｎｋＡｇａｉｎ:Ｎｅｏｃｏｎ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ｓｔｏｒｙ ｃｍｓ.ｐｈｐ?ｓｔｏｒｙ＿ｉｄ=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