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鱼”的安全问题

影音王

作者：李　英　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内容提要】　近20年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长期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安全观,或者说是强调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偏颇与片面之处,并以小人鱼的不利处境、妇女面临的安全问题为切入点,阐释女权主义的安全、和平概念,分析人类安全和妇女人类安全提出的意义,最后总结由此引发的有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国际政治定义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女权主义;社会性别;妇女;人类安全;国际政治

　　近20年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安全观,或者说是强调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令人惊喜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例如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等术语的使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人类安全等概念的提出,等等。女权主义者也加入到重新定义安全概念的行列中来。

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是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范畴。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范畴,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征(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或女性特征(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它们原本被认为是普遍的、本质的、一成不变的,而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改变了这种观念。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状况是由社会建构的,其中包含着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分析世界的新工具、新视角。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所揭示的不同的世界。①本文标题中的“小人鱼(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Ｍｅｒｍａｉｄ)”是一个隐喻,意在借“小人鱼”的处境和命运来探讨妇女在国际政治中面临的安全问题。

一　处于“困境”中的“安全”

　　“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重要概念,更是新现实主义中最重要的概念。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家是安全的主体,安全所指的主要就是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几乎就是保持国家安全的同义词;而国家安全又主要与国家的军事安全联系在一起,即一国免受军事打击;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军事力量。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基于某个或某些国家可能首先采取威胁他国安全的行动这种悲观主义的假设,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怀疑国家被动维持自身安全的可能性。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如果一些、甚至是个别国家将自己的安全利益设定在“自我保护”外,而又缺少一个超国家世界政府来抑制它们的野心,其他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现实主义者告诉我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因此他们建议,国家必须依赖自己的能力来达到安全。”于是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确保国家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在此种思维模式下,国防就变成了武力,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先发制人,首先摆出进攻的态势。


当然,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是有差别的,但这些差别并不能掩盖其共同之处。对汉斯·摩根索来说,国家安全是通过权力的最大化、特别是军事权力的最大化来实现和保持的。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将权力看成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对于肯尼思·沃尔兹,“在国与国之间,原始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可以以自助的原则推进自己的安全。在自助体系中,安全是首要问题,“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①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指出,沃尔兹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关于‘男子’所作所为的冗长枯燥的陈述”,“它突出显示了现代社会是男性特征的文化等同物的倾向。因此,沃尔兹不会明白,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能使人联想到一个拼命想使自己成为‘男子汉’的青春期男性的形象,这个青春期男性同时也使国际冲突进入黑箱操作并且维护着非法帮派所建立的秩序。”②

原因,一国的安全程度与该国所采取的行动给另一国带来不安全的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个国家武装自己反对邻国,邻国又用增加自己的军力来做出反应,此起彼落,形成各国争相扩充武库的军备竞赛。而这种做法只能使所有国家都感到更加不安全,这被称为安全困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③安全困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不言而喻的命题:一个国家的安全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不安全;第一次开始增加军备的国家启动了军备竞赛,它将会发现经过Ｎ次竞争之后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安全。④安全困境的例子可以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的权力上升增加了斯巴达及其盟国的恐惧,最终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在这样的安全概念下,现实主义理论中争取和平的重要手段“力量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武力均衡”、“军事力量均衡”,而军备竞赛反过来又恶化了各国关系。

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在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之下,除了对安全的追求带来更大的不安全,造成频繁的战争外,不安全的状态使合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当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安全”、强调通过“自助”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时候,它所保证的只是强国的安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本国的安全。

近20年来,现实主义安全观一直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无论在内涵、外延上,还是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如此。“共同安全(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综合安全”(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合作安全”(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等概念都是人们建构新安全观的重要方向。我国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新的安全观,例如在王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中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等多个方面。⑤也有中国学者提出“以新的‘三Ｃ政策’(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即共处、互补、合作),代替旧的‘三Ｃ政策’(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即对抗、竞争、遏制)。”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主张新安全观,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放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这些无疑都为女权主义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和充实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　妇女面临的安全问题

　　侧重军事安全这一偏向使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与军事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社会性别视角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军事安全之下,妇女的安全问题是如何被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忽视的。安徒生在《海的女儿》中向我们述说着:“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小人鱼虽生活在深深的海底乐园,心却向往着海面的另一个世界。小人鱼浮上海面的旅行造就了世界各国小朋友心中的美好童话,也带来了小人鱼的凄美结局。①小人鱼是生活在海底的一条“鱼”,只有到海面上才有可能获得不灭灵魂。而实现海底/海面转化的主要代价是失去声音、忍受双脚的刺痛,实现“无不灭的灵魂”/“灵魂不灭”转化的途径则是获得一个男子的爱。前者使小人鱼“失语”,后者则将她的命运交付给一个男子。然而,“失语的”“小人鱼”在“王子”面前是不可见的(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小人鱼的处境与国际政治中妇女的地位何其相似。

或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们会说,“小人鱼”面临的问题不属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但是从社会性别的观点来看,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安全,就必须随时准备战争,“男人”的战争造成以妇女、儿童为主的大量平民的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妇女们还必须承受失去父兄、丈夫、儿子的痛苦,重建战后家园。传统的安全概念既无法涵盖像伊拉克这样经受国际制裁国家妇女的不安全处境,也无法涵盖阿富汗这样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的国家妇女的安全困境。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强调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致使许多国家将大量原本可以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妇女地位上的财力和物力用在充实武库和军备竞赛上,影响了国际政治实践中广大“失语的”、“不可见的”妇女的其他安全需要。


许多妇女在战争中遭受强奸等性暴力。打击敌人的女人就是打击敌人,因而强奸、甚至使敌对一方的妇女怀孕是摧毁该国家、种族、社区的一种途径。妇女作为国家、种族、宗教等的替代目标,成为敌对双方性暴力的对象,她们的身体变成了战场。同时妇女们也被看成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冲突中对妇女的性暴力和强奸行径反映出多重不平等与对立关系:第一,冲突各方男子与妇女间的不平等关系———男子优于妇女,他们是自己一方妇女的保护者,当然有时也是己方妇女的加害者;第二,男子与女子间不平等关系在冲突双方关系中的交叉反应———一方的男子优于另一方的妇女;第三,冲突双方的男子都想占据较对方更优越的地位———己方男子优于敌方的男子。不仅胜利一方可能对敌人的女人实施性暴力,条件允许的话,失败的一方也可能这么做,通过对敌人的女人实施性暴力来进行报复,以摆脱失败心理的影响。但妇女在这个意义上的受害者地位长期被忽视了。

战争和军事行为所带来的发展问题与环境危害同样直接加在妇女身上。资源耗竭、自然体系退化以及环境污染的情况不断恶化,“正在毁坏脆弱的生态系统,使各种社群尤其是妇女无法参与生产活动,是对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不断加重的一种威胁。”“自然资源恶化使各种社群特别是妇女无法从事创收活动,同时使无酬工作大增。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环境退化和对整体人口特别是女孩和所有年龄的妇女的健康、福祉和生活素质都产生不利的影响。”②

另外,有必要特别提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大量的国际剥削与犯罪威胁着妇女、儿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例如,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甚至有毒的工业转入发展中国家,开设以谋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血汗工厂”,招收当地的年轻妇女工作。这些年轻妇女在缺乏安全卫生措施和劳动保障的环境下工作,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跨境人口贩卖猖獗,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被拐卖、贩运到发达国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以贩毒、武器交易和洗钱为基础的地下经济正在改变着很多国家的政治文化景观,这些活动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

从根本上讲,战争、暴力、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统治/被统治、控制/被控制的等级关系及社会文化结构紧密相连,与传统上对安全的定义密不可分。这不仅是妇女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国际政治理论家、实践者和各国男男女女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　女权主义者对安全概念的探索

　　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强调国际社会中与男性特征密切联系的冲突与暴力,它不仅忽视了非军事安全,在妇女被驱逐出公共领域、妇女的安全问题变得不可见的同时,与妇女相联系的女性特征也被剔除出去,其中包括具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国家间的联系与合作。

简·亚当斯(ＪａｎｅＡｄｄａｍｓ)是较早发表妇女对安全看法的女权主义者。在反对军国主义的论述中,她有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强调人类具有怜悯、和善和利他主义的本性。第二,她确信,国际和平进程是社会决定的,并且为社会实践所需要。第三,她相信在全球建立和平是不可避免的。①1915年,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成立大会上,简·亚当斯被选为联盟主席。此次大会为国际妇女和平运动奠定了基础。大会阐明妇女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政治、参与建立战后和平的重要性,呼吁交战双方结束欧洲正在进行的杀戮和破坏,并提出了裁减军备、用非暴力方式结束战争体系。用该联盟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从军国主义文化转变为和平和非暴力的文化”。②美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安·蒂克纳(ＡｎｎＪ.Ｔｉｃｋｎｅｒ)认为,亚当斯的观点“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将安全定义为相互依赖而非零和的‘共同安全’有十分相似之处”。③

在当代女权主义者看来,“为保证所有个人的真正的安全,需要一个较少军事化的公民模式,使人们得以自由自在地从事不同形式的活动,并且允许妇女和男子平等参政,能够反映国内外人民的安全需要”。④蒂克纳认为,“将安全扩大到经济和环境领域也突出了妇女的脆弱性。”还有学者认为,“妇女一般赞同以多层次的观点来定义安全,其中包括免于身体的和结构的暴力”,⑤而且要揭示不同暴力之间的联系。佩特曼(ＪａｎＪｉｎｄｙＰｅｔｔｍａｎ)写道:“一个对于安全更加全面的观点始于探究什么或谁是人类特殊群体的最大威胁。它将粉碎任何‘国家安全’的定义,因为在许多例子中,对人们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当地的国家代理和军事人员,或者‘自己’的男人,他们被建构为士兵———这些人正是他们所危及对象的保护者。”⑥显然,“妇女对于安全的定义是多层次的,涉及多个领域。妇女已经将安全定义为没有暴力,无论是军事的、经济的或性的”。⑦

在解决全球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层次的安全问题时,女权主义者强调,实现全球安全需要国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需要各主权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特性正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所缺乏的具有女性特征的途径。它包括反对军备竞赛,致力于发展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终消灭战争、实现和平,提高生活质量、维持生命活力,推动世界各国、男男女女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就强调合作这一点来看,女权主义者对安全概念的这一看法与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安全观有一致之处。

西方关于安全的著作中很少有对妇女的关注,也很少有妇女写关于安全的著作,以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发表安全见解的妇女就更少了。显然,少数妇女对安全概念的理解并不能代表所有妇女的观念。尽管如此,这些妇女、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者的安全概念,丰富了人们对安全的认识。由于妇女很少参与决策、军事活动与战争,她们的活动比较多地表现为参加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妇女的安全观因此也与她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妇女与安全、和平关系的问题,有一场争论很值得一提。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1998年9/10月号中发表了《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一文。文章认为,“暴力很大程度是男子所为”。“一个真正由女性家长统治的世界相对不喜欢冲突,而且比现在我们居住的世界更协调、更合作。”⑧福山的观点遭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反击。例如,芭芭拉·埃伦泰克(ＢａｒｂａｒａＥｈｒｅｎｒｅ ｉｃｈ)和卡莎·波利特(ＫａｔｈａＰｏｌｌｉｔｔ)认为,战争不是来源于男性天生的暴力倾向,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力;一个由妇女统治的世界也不像福山所认为的那么不同。安·蒂克纳则一方面否定男子生来好斗、妇女生来和平的论点,揭示福山文章的寓意在于阻碍妇女参与国际政治以免使美国变“软弱”,另一方面强调了女权主义者的主要观点:“长期以来,将妇女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不实际联系起来的状况造成妇女无权和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的‘真实世界’之外的现实。”她进一步指出:“女权主义者关心战争与和平问题。但是,他们不纠缠于是否男子好斗、女子和平这样的问题,而是提出关于冲突的新问题,试图扩展传统的战争与和平的日程”,并“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社会等级制度,包括社会性别等级这一产生冲突、不平等和压迫的重要原因。”①不承认妇女在本质上比男子更热爱和平,或不纠缠于男子和妇女谁更爱和平的问题的同时,女权主义者坚持扩展传统安全定义的内涵,并坚决主张妇女参与到安全的活动中去,因为这既是妇女的平等权利,又是妇女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

四　人类安全与妇女人类安全

　　女权主义者对于安全与和平的思考建立在其他各流派的学者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重构的基础上,并与后者相互影响。所以,从中我们既可以找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思路,也可以找到合作安全、人类安全的内容。但笔者认为,由于在“人类安全”中“人”成为与民族国家一样的行为体,所以“人类安全”能够为在国际政治框架下分析妇女的安全问题提供更大的空间。

学者们一般认为,199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最先提出了“人类安全”概念。《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安全的七大构成要素:经济安全(基本收入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社区安全(文化特性安全)和政治安全(基本人权与自由得到保护)。此后,每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都要提到人类安全问题。②在《我们民众:秘书长千年报告》中,安南指出,“安全的概念一度等于捍卫领土,抵抗外来攻击,今天的安全要求则进而包括保护群体和个人免受内部暴力的侵害。”“我们必须以人为中心的态度对待安全问题”,“虽然在我们促进人类安全的努力中预防占了核心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最好的预防和威慑战略也可能失败。因此可能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措施之一是强化我们对保护易受害人民的承诺”,保护易受害人民———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③“9·11”恐怖袭击、非典型性肺炎(ＳＡＲＳ)疫情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人类安全”问题的注意。

“人类安全”概念之所以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引起较大的共鸣,除了是由联合国率先提出以外,还因为人类安全中既包括了现实主义强调的国家安全,又超越了现实主义安全观中那种此消彼长、我赢你输的“安全困境”和“零和游戏”;同时人类安全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楚树龙、彭春艳在《冷战后国际安全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人类安全”概念有三个特征:第一,它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阐明了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对世界某个区域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机已显现时再行动会更有效,代价也更低”。④在笔者看来,还应该在这三点后面再加上一点:保护以妇女、儿童为主体的易受伤害人群的利益问题在“人类安全”中被突出出来了。

妇女人类安全(ｗｏｍｅｎ’ｓ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是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这样的含义:对妇女身体的、情感的、物质的、福利的威胁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威胁,同样也是对所有妇女的威胁。以协调的、系统的途径来对付这些威胁,减少、阻止直至最后消除它们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这代表了全体妇女的利益,也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妇女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团结、社会公正,它还包括对分享利益的理解。妇女缺乏人类安全———小人鱼的安全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免于匮乏”是妇女人类安全的关键,其中既包括粮食和营养问题,也包括对妇女、女童的社会保护。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妇女人类安全”问题重视程度的日益加深,通过相关立法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第一,决议重申关切在武装冲突中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其他脆弱群体,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承认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妇女所受到的不利影响,提出保护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第二,承认妇女和女童在遣返、重新安置、复原、重返社会和冲突后重建中的特殊需要,鼓励所有参与规划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的人员照顾到前战斗人员的男女不同需要并考虑到其家属的需要;第三,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及建设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强调妇女平等参加和充分参与维持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至关重要,加强妇女在有关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策方面的作用。①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仍缺乏对妇女人类安全的综合检查和分析,综合和全面改善妇女人类安全的行动和动议仍然很不充分。

五　几点思考

　　像社会性别一样,国际政治、民族国家、国际社会、权力、安全等概念都是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形成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安全”的提出反映了正在发生急遽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对人类安全与妇女人类安全的分析,引起笔者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什么是国际政治等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一,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在肯定“人类安全”概念使在国际政治框架下讨论妇女的安全问题具有更大可能性的同时,笔者确信,人类安全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等概念一起,把长期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忽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际政治研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它们与传统的安全观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复杂、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安全概念。从安全的主体来说,既有传统的主权国家,也有包括男子和妇女在内的个人;我们既要关注国家安全、个人安全,也要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安全;从涉及领域来说,既不能忽视国家的军事安全,也要考虑到经济、环境安全以及个人安全;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既要加强合作,也不可能用合作完全取代竞争。可以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割裂的、甚至是对立的部分。

第二,关于什么是国际政治。当“人”从传统国际政治的中心行为体“国家”中浮现出来,重新定义国际政治的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长期以来,“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多数都是由男子来定义的。最近十余年来,一些妇女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加入到国际政治研究中,并逐渐发展出对国际政治的女权主义定义。弗朗辛·达米科和彼得·贝克曼使用“世界政治”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跨越国界的人民之间的联系;②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将国际政治定义为“反对阶级、种族、国家和社会性别统治的斗争”。③作为一名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笔者仍坚持使用“国际政治”一词,但倾向于将“国际政治”定义为“人民跨越国界的联系”,其行为主体既包括主权国家、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运动,也包括个人(男子和妇女)。这一定义并不否认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中心地位,而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等因素则渗透在这些行为主体中,贯穿始终。

1999年12月,包括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内的14位女外长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解决世界范围内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外长们称自己是热心公益的女性,坚决支持为消除人口拐卖而进行的斗争。她们保证在她们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并号召其他国家加入她们的行动。④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对这一行动是否属于国际政治提出疑问了。女外长们的行动体现了国家、个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示出强调保护以妇女、儿童为主体的易受伤害人群利益的“人类安全”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行动同时表明,随着更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妇女和男子参与决策,介入国际政治研究,未来的国际政治有可能更加关注以妇女、儿童为主体的易受伤害人群的利益,更加注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使他们不再是和小人鱼一样的失语者、不可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