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陆权——试评西方国际关系中的两大环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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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秋君（华东师范大学 ）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4年4月19日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动了运输工具的大大改进，地理环境因素在国际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表现出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二战后，地缘政治理论兴起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其中以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为核心。本文拟就上述两个环境理论的产生、主要理论观点等作一分析；同时针对我国的地缘政治特色，评述其在新时期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环境 地缘政治 海权 陆权


环境因素对于一国政治行为的影响自古就得到重视和研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环境不可分割，人是受地理条件和政治体制制约的。靠近海洋的地方商业发达，城邦勃兴，温带气候有利于培养民族特性，充分发挥人的能力与才智。孟德斯鸠指出，西欧的气候因素对西欧政治版图的划分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更有助于促生政治独立精神。他在谈到地理条件时还认为，岛国由于与外国的隔绝，较之大陆国家更容易维护自身的自由，比如英国自1066年以来多次成功地抵挡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

19世纪末，人们把“适者生存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推动了对国际事务的环境因素研究。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首创“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综合到一起，把人、国家和世界作为有机体进行研究，国家被视为一种具有一定空间的生命有机体，它也会增长、缩小并最终消亡，强大的国家只有在不断扩张中才能生存。1拉采尔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sgeography）。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叶伦（Rudolf Kjellen）继承并发展了拉采尔的这一学说，第一次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此后，地缘政治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被广泛地用来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大重要流派。其中，提出“人—境关系论”的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认为，要了解国际政治行为的背景，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因素，不论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论它们是有形还是无形。”2

理论的产生必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地缘政治学也如此。十九世纪后期，伴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交通运输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地理学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开始显现，人们发现环境（特别是一国的地理位置）虽然限制了人的某些行为，但同时也能给人提供机会（自卫或扩张）。人们可以通过控制环境来改变政治行为，至于控制手段，则主要借助于技术改革的成果。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环境理论以地缘政治学说为代表，成为60、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流学派。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一、 马汉的海权理论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流域，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从古代到中世纪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只有“海权”的战略观念，却始终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海权理论。如帆船时代的培根（Sir Francis Bacon）和芮莱（Sir Walter Raleigh）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性的评述：前者说“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后者认为“只有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FaGuo的何斯特神甫（Father Paul Hoste，1652-1700）是当时第一位对海军战术做有系统研究的学者，著有《海军演进论》、《海军艺术》。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登上“海上霸主”的宝座，然而英国海军却开始墨守成规，变得无所追求。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英国的约翰·柯隆布与其兄菲立普·柯隆布表现出对英帝国安危的极大关切：两人著书立说，前者着重从整体上阐述国防安全；后者则侧重于研究海洋战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菲立普·柯隆布，他认为“海军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制海权已获得，其他一切目的自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著作《海军战争》（1891）结构完整、系统分明，丝毫不逊色于马汉。有人认为，只是因为后者的著作通俗易懂，所以在思想传播方面前者逊色于他。

但无论如何，若今天提起海权理论的开山鼻祖，恐怕十有八九会说“唯马汉是也”。阿尔夫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是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海权主义者。马汉本人从未写过直接称作《海权论》或《海权战略论》的专著，其一系列的著作內容，都是在对历史的研究分析中加入自己的海权观，综合整理而成的。马汉的海权史观集中体现在三本书中：《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海权对FaGuo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mpire: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ar of 1812)。尤其是前两本，一度盛行于各国，被美国著名政治史学家爱·迈·伯恩斯赞誉为“对他（指马汉）所在时代各国国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大”。3马汉十分强调制海权对国际政治的意义，这是他的一大特色。他通过对17、18世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海上强国英、日历史的大量研究，提出了关于美国海军政策、海军战略、海军战术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由于他曾担任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海军顾问，因此便有机会使其思想影响到罗斯福，为当时美国筹建大海军并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大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马汉学说在美国被捧为金科玉律，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多年中已经构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灵魂。《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书的作者华·罗斯托写道:“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汉主义始终是美国思想和美国活动中的一个有力因素。”4

具体分析马汉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军战略》（內容为1887-1911年间马汉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先后讲授过的战略讲义，经过整理编辑而成）的时代背景，主要如下：

1．1890年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并受欧洲支配的，美国只是处于边缘地位。

2．内战后，美国人眼光内向，以西部开发为焦点，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3．到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趋于结束，新的阶段正要开始，陆上交通暴露出局限性，蒸汽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

4．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成为国际竞争的精神基础。

5．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寻求殖民地。以英国为例，中世纪前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新航线的开辟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到1914年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经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1/4，比英国本土面积大100倍。

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形成时代正是后起之秀美国完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并走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时代。当时美国对欧洲实行门罗主义，对亚洲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企图与欧洲列强共同宰割亚洲国家。因而实际上，其思想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政治扩张意图，是美国政府制定海洋政策的重要依据。马汉在《海军战略》第11章《海军战略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运用》中直言：“美国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的海军力量对它有所超越而占有优势。”《海权论·亚洲问题》第4章《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又说“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二）主要内容

马汉的主要思想分两个层面：一是海权层面，包括其“海权哲学”（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the evangelist of sea power）的角色，构建于历史基础之上。二是狭义的战略层面，即海军战略理论。从学术价值与影响而言，第一个层面更重要。马汉提出“海洋霸权优于大陆霸权”的新观点，目的是阐明“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繁荣的影响”。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先控制海洋，尤其要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通道。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能控制战略要地的海军基地。

马汉在其书中将上述图表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1．就理论构成而言，他列举了实现海上霸权的6个前提条件（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当时英国所具备，而为美国所缺少的：

（1）地理位置。马汉认为，英、法、荷三国之中唯有英国获得霸权地位的原因在于它可以凭借岛国的地理优势全力发展海军而不必像FaGuo与荷兰那样须同时致力于海陆两军的发展，从而耗散了力量。

（2）自然结构。马汉认为，优良的港口条件能够促进该地区的人们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往来，英国虽然土壤和气候不佳，但却拥有天然良港，可以驰骋于海洋。

（3）领土范围。“领土”在马汉看来，不仅是指“一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而且还指该国有多长的海岸线以及港口的诸种特征。”他认为，适当的海岸线长度具有重要意义，英国的海岸线的特点就在于既有助于进行足够的物资供应，又不至于难以防守。

（4）人口数量。马汉认为，这里的“人口”必须弄清楚有多少与海事有关，比如能否提供足够的航海人员，包括造船业和后勤服务部门的人数；这是“一国海权大小的重要标志”。

（5）民族习性。马汉认为，“对发展一国海权至关重要的民族特征就是热衷海外贸易”，换句话说，就是具备海洋般开阔的民族素质，这种民族素质应包涵通过贸易在海外建立“友善”的殖民地，“把该国利益与殖民地利益结合起来”，“不能只顾拼命地剥削殖民地财富，还要考虑充分发展殖民地的经济。”

（6）政府制度。马汉强调政府政体与统治者的性格对海权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君主政体或是君主立宪政体都愿意支持前进的海军政策。

　　除了以上6项基本条件外，海权还需包含3个必要常数：

（1）生产，包括交换产物的需要。

（2）航运业，作为交换产物的工具，包括保护此种交易的军舰在内。

（3）殖民地，便利和扩大航运业的开展，并带有靠增加安全点（海外基地）来保护航运业的趋势。

2．就海权运作而言，可归纳为两点：

（1）马汉认为“集中”是海军战争的支配原则，“绝勿分散舰队”，集中兵力是为了寻求决战，争取制海。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极佳的佐证：1904年2月8日，日本人袭击了俄国在辽东半岛旅顺港的基地，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战术：日本作战时兵力十分集中，出兵如出拳；而俄国则相对比较分散，放出兵力犹如松拳出指，最终被日本打败。

（2）受到《战争艺术》作者约米尼的影响，马汉也非常重视后勤，但他使用了“交通”一词，且不对它作严格界定，只是认为交通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表示一个军事实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经常保持联系的运动线。他说：“交通并不是地理线，如陆军所采取的道路，而是军舰的必需补给。”接着他又特别指出补给中排在第一位的应当是燃料，其次是弹药，最后才是粮食。因为马汉认为海权的第一要素是机动性，一旦具有灵活的机动性能，即便攻不了目标地也可以及时撤退；其次是攻击能力，弹药是这一能力的显著标志；充足的燃料加上弹药，已经解决了军事力量的投放问题，至此粮食的解决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对马汉海权论的评价

1．马汉虽然极其强调海权，但未对“海权”作出明确界定。在其著作中出现了两种含义：一种是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另一种则是生产、航运和殖民地的结合。这种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导致了他著作结构的散乱。

2．马汉认为战争有其普遍原则而不受科技进步的影响。他对时代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成果没有认识，也未考虑到可能带来威力难以控制的新武器，而坚持说：“战术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虽常有改变，甚至于完全被推翻，但战略的古老基础仍然安如磐石。”这是一种静止的观点，难以与时俱进。

3．马汉两部著作的主题即“不列颠的海军优势”，所用来论证的理由过于简单和绝对化了。他认为从1688年到拿破仑失败，在英法长期战争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制海权的得失决定着胜负。然而他忽略了其他非海洋帝国的崛起，比如前面提到的1904年日俄战争；另外也忽视了拿破仑失败的其他原因。换句话说，英国在17、18世纪中的成功，也不可完全归功于海权。

4．马汉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期，他所列举的影响海权的要素在今天许多条件已经过时，比如他没有提到今天最为重要的经济与技术两大要素，对照格罗夫（Eric Grove）在《海权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a Power）中列举的影响海权的新因素，差距不言而喻：

（1）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
（2）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prowess）
（3）社会政治文化（social-political culture）
（4）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5）海洋依赖程度（sea dependence）
（6）政治政策与认知（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ception）

应该说，马汉在一个特殊时代中队一些具体问题的描述是相当有价值的，但结论并非可以拿来照抄。另需说明的是，他的分析还深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政治需要的制约，所以结论也不见得非常可观。马汉的书表面上是论述英国的历史，但真正的目的却是在为美国的前途建言。

二、 麦金德的陆权理论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早期的技术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超过了陆地力量，而在20世纪初的技术进步则使陆地力量占据了统治地位。铁路及后来的内燃机、现代化公路网的出现，使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拥有了快捷的运输。随着铁路的出现，20世纪初期，德国已经能够经过陆地到达中东，同以前英国经海路到达中东一样的便捷，此时，英国的海上霸权开始逐步衰落。英国地理学家，也是被称为现代地缘政治学鼻祖的哈·麦金德爵士（Halford J.Mackinder）注意观察了这种状况并萌发了深入的思考，他发现地缘中心与外围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并预见到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政治主要是德苏之间为控制大陆心脏及欧亚大陆边缘地区而展开的争夺。麦金德根据这一发现，于190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协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演讲，提出了著名的“心脏地带论”。

（二）主要内容

麦金德认为，陆权与海权之间的较量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海权发展的第一周期是马其顿占有了地中海的全部周边地区；第二周期，陆上强国罗马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在这两个古代周期，即马其顿对希腊、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中，都是陆上强国向海上强国发起挑战并取得了胜利。20世纪初，一度对海洋国家有利的技术开始转向有利于大陆国家了。麦金德的中心思想是指出与作为海洋国家——英国的海权相比，陆权占有的优势。他认为，支配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就等于支配了欧亚大陆、大陆的陆地地带乃至全世界的资源和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出版了《民主的理想和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提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也就是被他称为“大陆心脏”的地区。他同时又指出，这一区域被“内心月”所包围（欧亚大陆边缘的德国、土耳其、印度、中国），“内心月”反过来又被“外心月”地区包围（英国、南非、日本等）。引用麦金德的原文就是：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
谁统治了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麦金德的思想在一战后通过1936年希特勒纳粹德国进占莱茵兰非军事区、1937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肢解等事件被付诸实践。目睹这一现实，麦金德又于1943年撰文修正了上述思想，认为支撑形成全球势力的力量是位于世界岛之外的美国工业力量；并且对世界岛和世界构成威胁的不是东欧，而是心脏地带本身，据此提出了由苏联发起的美苏两国共同进行的世界分割论。这一理论成功地预测到了二战后苏联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苏联的领土就相当于心脏地带”，并占据“最稳固的战略防御阵地”，但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形成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1949年的北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乔治·凯南所提出的被杜鲁门政府加以接受的所谓“遏制”政策，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

　　受麦金德影响，美国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等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又提出了边缘地区假设，他认为控制心脏地带的陆权与支配海洋的海权从来不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即不存在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地缘政治的优势在于欧亚大陆和近海之间的边缘地带。他在其《和平的地缘政治学》（1944）中给处于心脏地带周边、陆权控制下的、受到海权侵入的欧亚大陆沿岸的地带取名为“边缘地带”（Rimland），认为“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斯拜克曼所关心的依然是美国的防御领域，确定美国的战略地位是其真正的着眼点，他提出如在欧亚大陆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在战略上会比大陆心脏更重要。因此其边缘地带说也成为了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三、 两大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两大理论的相互关系

　　马汉的海权理论与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从地理概念上看，都属于研究地球表面的平面的地缘观。

不同的是，两者都过度地强调了某一种特定的地缘要素，如马汉主张大力发展海军，控制海洋，以实现对外战略扩张的目的；麦金德则针对海权提出“大陆心脏说”，两人都将海权与陆权相对地孤立起来，以区别、对立居多而融合、交叉较少。对此，马汉之后的柯白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彼此并非对立的关系；而对于麦金德的思想，斯拜克曼充当了柯白的角色，以“边缘地带”说证明了海权与陆权的互相包含，不可分割。

（二）两大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从地理上说，中国是一个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对我国的海权与陆权同时提出了严峻的要求。

1．从海权角度分析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具有约18000公里海岸线，6000多个岛屿，4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大国，其中38万平方公里的领海。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马汉就在其书《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策的影响》（简称《亚洲问题》）中分析了中国的地缘状况，认为海岸线的长度影响海权的实力，以此强调美国控制中国的意义。他认为，对海权国家来说，由于中国处于太平洋以西，有漫长的海岸线——这种地理位置使得海上强国能够由海洋顺利地抵达中国。从海上控制中国关键是要控制长江流域（长江地理上介于中国南北之间，在贸易和战争上都颇有影响。）他写道：“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他甚至还具体地说，如果中国的首都迁至长江流域沿岸，就能将大海与“长江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以使美国海军在中国更好地发挥作用与影响。一旦形势需要，美国就可从海上顺利侵入中国。

　　捍卫我国海权，首先出自领土主权等政治因素的需要。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东部面临的安全压力(特别是台湾、南沙部分岛屿脱离中国主权的安全压力)日益严重，而中国应付这些危机的手段恰在这一时期显得严重不足。

　　同时也因今天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海洋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5与此同时，近20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年增长率在20%以上，至2000年已达4000多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近40%，正在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沿海地区，以全国13%的土地面积，养育全国40%的人口，年创全国60%的国内生产总值。海洋经济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在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上升了20多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照这样的速度发展，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6保障能源运输管道的安全，意义非同寻常；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海权的中心显露出东移之势的时候，东亚将有望成为新的“心脏地带”。中国掌握着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必须倍加珍视和利用。

2．从陆权角度分析

制陆权作战理论最早出现于那些陆地面积比较大的且具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国家。中国除了北方外，其他方面都受到大自然的很好保护：西面及西南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是一道人力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东面及东南、南面是大海，有很长的海岸线，因此中国较早出现陆权思想，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一直以保护内陆为目标，筑长城便是一例典型的证明。可以说在总体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其利益是地区性的，并正在向外扩展。它不同于美国，后者是一个海权国家，利益指向是全球性的，因此可以推测两者发生冲突将在所难免。当然目前这类冲突的可能性还不大。

首先，中国的实力尚不足以在东亚之外的地区打击美国利益，而美国也暂时找不到一个代理人从陆上抗衡中国（找代理人打击别国是美国经常性的做法），因此唯有设法牵制中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的对外政策。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实际上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上强国（中苏）的和解。

其次，中国周边的威胁仍值得警惕：俄罗斯是唯一有足够实力的，但就目前而言，普京政府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重新崛起于世界的野心，不必也不可能唯美国是瞻；南方邻国印度，尽管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潜在敌人，但由于地缘上与中国腹地有青藏高原相隔，即使短期内对西藏、新疆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从长远看，关系正在逐步转好，印度方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努力，表达了向中国学习的心愿；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不仅地理上离得近，还有趁火打劫的隐患，历史上每逢中国实力下降的时候，日本就会乘机扩展其生命线。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实力正在与日俱增，短期内的日本纵然有想法也无实力；当然从远期考虑，还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创造外部条件来调整日本的心态，让它从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的死穴中脱身出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自己是一种机遇，只有在东亚与中国积极合作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形成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机制。


3．整合地缘政治要素，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20世纪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从控制地球表面扩展到控制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出现了多种作战理论，从制空权、制信息权直到制太空权（又称制天权），作战模式越来越立体型、纵深化。要想获得未来的地缘制胜权，惟有不断结合这些思想，并适时地赋予地缘政治概念和军事战略以新的内涵，形成陆、海（包括海底）、空（包括太空）三位一体的地缘观。

　　可以说，海权和陆权作为经典的国家战略理论，已经超越了理论的一般功能，时常隐含着扩张的潜台词；从这一点来看，现在出现的空权、天权等概念尚不足以与其相提并论，只能算是狭义的制权，限于军事手段及军事理论领域内的运用。但是随着科技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这些新型的地缘政治概念也必将接受各种挑战，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和“海权”、“陆权”一样被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2．[美]艾·塞·马汉著《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9年
3．王生荣著《海洋大国与海权争夺》，海潮出版社，2000年
4．冯绍雷等著《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5．[日]浦野起央著《国际关系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6．张锋主编《谈兵论战——重要军事理论遗产》，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
7．钮先钟著《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况光贤《人文地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注释：

1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人类地理学》，斯图加特，1899第二版，第二部，第2页。
2 哈罗德·斯普劳特、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对与国际政治特别有关的人类事务的生态学透视》，普林斯顿，1965年版，第41、125页。
3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4 华·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39页。
5 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wxlfxbg/t20020530_20841.htm
6 转引自刘新华、秦仪：《中国的石油安全及其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