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中的“渔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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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泰峰

文章来源: 中国政治学网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蕴涵着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坐收渔利的“渔翁行为”实可对应于国际关系学中国家行为体的“搭便车”行为，而由“渔翁行为”引起的“渔翁效应”则可与国际关系学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相对照。“渔翁效应”有碍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实现，因此必须予以打破。本文通过考察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诸派的学说，认为能否从根本上打破“渔翁效应”取决于国家行为体本身能否学会“自我约束”。

　　[关键词]： 渔翁行为 渔翁效应 搭便车 集体行动困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句成语，它来源于我国的战国时期。《战国策•燕策二》记载，赵国将要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对赵惠王说：“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这句成语看似简单，然而却包含着一个令国际关系学者头疼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集体行动的难题，也即“集体行动困境”。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经济人”，他们在进行集体行动的时候，都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由于集体物品的“非排他性”，集团成员即使不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这个集体物品能够被提供，他就可以免费享用集体物品。这样，每个独立的个体就没有动力来提供集体物品，从而集体行动难以达成，集体物品因而处于一种供应不足的状态。分析“集体行动困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困境实际上是由行为体的“搭便车”行为造成的，每个行为体都在等待其他行为体提供集体物品而自己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行为类似于坐收渔利的“渔翁行为”， 如果将“渔翁行为”引起的结果称之为“渔翁效应”的话，那么“集体行动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即为一种“渔翁效应”。[1]奥尔森的这个结论经常被征引至国际政治领域，用来说明国际合作的困难。国际关系中的“渔翁效应”表现于多个方面，在均势政治中，它表现为均势困境，在国际制度建设中，它表现为制度建设困境。

　　在均势政治中，均势的产生和维持面对着很大的阻碍，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行为体的“推卸责任”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当面对潜在挑战国的威胁时，被威胁的国家怀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卸责任。而被威胁的国家之所以更倾向于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是因为一旦威慑失败，成功的推卸责任者不必非要与入侵者交战。而且，如果入侵者和承担责任者陷入一场长期代价高昂的战争，推卸责任者甚至还可获得权力。 [2]可见，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部分地可以等同于“渔翁行为”。米氏进一步指出，在多极体系中，只要不存在一个特别强大的霸主而入侵者与被威胁国家又不存在共同边界时，“推卸责任”的行为普遍存在。[3]米氏用FaGuo大革命时期欧洲的史实为证，指出FaGuo在1793年末已经成为潜在的霸主。在拿破仑20年的征讨岁月中，FaGuo的敌国存在大量的推卸责任行为和无效的均势行为。直到1813年，所有FaGuo的四个大国对手才走到了一起，组成均势联盟，决定性地击败了FaGuo。大量的推卸责任行为同样地存在于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崛起时期的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4]正是这些推卸责任行为或者说企图坐收渔利的“渔翁行为”，成了均势难以形成，形成之后难以维持而屡遭破坏的均势困境的重要原因。

　　“渔翁行为”还造成了国际制度建设的困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体而言是一种集体物品，它的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协作方可完成。然而由于“渔翁行为”的普遍存在，致使国际制度如今仍然处于一种供应不足的状态，一些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仍然得不到制度安排。

　　对所有国际政治学者以及其它领域的一些学者如经济学、管理学学者来说，“渔翁效应”都是他们面对的强大的理论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可谓殚精竭虑。

　　奥尔森在提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同时，也指出解决这一困境可能性。奥尔森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使集体行动得以达成：一是集团成员数量少；二是通过“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激励和消极的激励。所谓积极的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经济刺激来促使潜在的集团成员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提供某种非集团物品的刺激；而消极的激励就是强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潜在的集团成员达成集体行动，例如税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5]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应对“渔翁效应”的办法基本上未能越出奥尔森两种方法的框架。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深刻地认识到了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在国际上，怎么才使解决确保向集体任务付费并共同执行集体任务这些问题呢？”他的答案是“大国数目越少，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与其他许多国家间的差距就越大，前者就更有可能以系统的名义采取行动，参与管理或干涉较少国家的事务”。[6]可见沃尔兹也认为小集团化是解决“渔翁效应”的一个有效对策。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沃尔兹认为当一个国际体系中只存在两个大国时，这个国际体系最为合理。他对两极体系倍加推崇，认为“当大国的数目降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系统最有可能”。沃尔兹以美苏两极体系来解释这一点，“在存在着许多大国的情况下，一些大国关注的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的问题。在只存在两个大国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注促使它们关注全球事务，对美国和苏联以外的国家来说，问题都是地区性的……对美国来说，地区问题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这也越来越适用于苏联。它们都采取整个系统的观点。”[7]沃尔兹是均势政治的拥护者，在均势政治中他同样对两极均势独有情钟。他认为均势“在任何多极体系中都存在着困难，在其中，一些国家威胁着另外一些国家，而结盟则是不肯定的”，[8]相反地，“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9]从而均势易于达成。米尔斯海默与沃尔兹的观点相似，认为两极体系更为稳定，因为与多极体系中普遍的推卸责任行为相比，两极体系下推卸责任行为是不可能的。[10]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当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霸权国的时候，霸权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积极投身于国际机制的建设。比如二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等便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成的。但是，基欧汉认为即使没有霸权国的存在，“渔翁效应”也可以避免。其思路与奥尔森一脉相承，认为小集团中集体行动可以得到实现，“当代的国际关系为诸多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困扰，但是这些困境很少是因为小数量的国家卷入而引起的”。[11]小集团之所以有此良效，基欧汉给出的理由是“小集团可能具有特殊的利益，它们可能愿意提供这类物品，或者因为单方面这样去做符合一个行为者的利益，或者因为一群小数量的个体，它们能够相互监管彼此的行为。”[12]在推崇小集团的同时，基欧汉也非常看重监督机制的作用，尤其是当政治市场失灵的时候，基欧汉认为必须发展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方可避免“渔翁效应”。[13]另外，基欧汉分辨说国际机制实际上很少符合经济学上经典公共物品的标准，也就是说经典公共物品具有排他的不可能性的特点，而国际机制是具有排他性的。基欧汉举例说，只有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员才有权利在紧急机制下获得石油；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才能从这个基金中借贷；拒绝接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则的国家将不能获得最惠国条款的待遇。[14]由于国际机制的这个特点，所以国家即使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也必须积极地参与到机制建设中去，从而使“渔翁效应”得以避免。

　　分析上述理论，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沃尔兹、米尔斯海默、还是基欧汉大体都未能脱出奥尔森理论的窠臼，他们的论述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由霸权国家来提供集体物品；第二，在小集团中实现合作；第三，发展一种监督机制来抑制“渔翁行为”。这些办法看似可行，然而仔细探究，其漏洞也是明显的。

　　沃尔兹等人认为当国际体系中存在霸权国的时候，由于霸权国对集体物品的消费量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即使在没有其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霸权国也会提供集体物品。然而，指靠霸权国提供集体物品的思路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霸权国也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当它认为提供某些集体物品的代价太高，而不提供集体物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它就不会提供这些集体物品。另外，我们知道一国的外交行为除了受国际体系的影响外，还受国内因素诸如利益集团、党派斗争、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制约，因此不确定性是很大的。小布什上台后，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拒不执行“京都议定书”、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便可见一般。

　　在小集团中实现合作也存在其缺陷。正如奥尔森理论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来评判何为“大集团”、何为“小集团”，因为小集团对于比它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对于比它更大的集团来说则是小集团。[15]而且即使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判定大集团与小集团，我们也无法保证集体行动都在小集团中进行。沃尔兹等人对两极体系独有情钟，有些学者则对单极稳定论赞誉有嘉，然而国际体系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多极化的趋势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日趋明朗，因此所谓两极体系或单极霸权也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

　　至于通过制度建设来遏制“渔翁行为”，这无疑应该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特征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谓障碍重重。在缺乏一个中央权威的条件下，谁可以保证国际机制得到有力的执行呢？有学者将此诉求于霸权国家，可是当霸权国家自己破坏国际机制的时候，又有谁可以对它进行监督和惩罚呢？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难以改变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监督无疑是困难的。基欧汉争辩说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渔翁效应”可以被避免，因为国际机制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参与制度建设符合参与者的利益。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诸如治理大气污染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又当如何？这样的问题也需要制度安排，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来解决，但是它却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可见问题依然存在。

　　基欧汉自己实际上也认识到了无政府状态下制度建设的困难，虽然他认为通过利己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机制的约束可以增强国际合作，但是他也认识到“那些承诺提供全面的可观的收益的机制，可能是很难创制出来的”。[16]这与基欧汉认识到监督机制的局限性有关，他说“如果国际机制完全依赖于对违反者的具体报复来获得遵守的话，那么这些机制实际上是虚弱的”。[17]可见，不管学者们如何精心设计，如果仅仅依靠利益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机制的约束，“渔翁效应”是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

　　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同样在思考这一问题，他认为要把国际政治文化从势力均衡体系转化为集体安全体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家在自私身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习得学会合作。但是他对这一办法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考虑到利己者面对的集体行动问题，对这种合作很难抱乐观的态度”。[18]另一种可能就是塑造国家行为体的集体身份。温特虽然讨论的是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在试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在他看来，塑造集体身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对策，因为在集体身份下产生的集体利益“意味着行为体把群体的幸福本身作为目的”。[19]温特多次强调塑造集体身份的重要，他认为“有两种思考国际政治结构变化的元假设，一种是通过互动，具有给定利益的国家会发现那种难以捉摸的刺激因素和制裁措施的混合体，这样的混合体使它们能够克服搭便车现象而进行合作；另外一种是通过互动，国家创造新的利益，这使它们从一开始就较少地被搭便车问题所困扰。[20]”这里的第一种假设实际上是温特对以往学者们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方案的一个总结，而我们已经知道他对此并不抱乐观态度，第二种假设才是温特提出的方法，而“国家创造新的利益”与“塑造集体身份”实为同一种含义。

　　那么如何塑造集体身份来打破“渔翁效应”呢？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的概念，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温特认为这四个主变量有助于国家减弱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前三个主变量是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第四个（自我约束）是助然或许可原因，形成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有效原因变量和自我约束变量的结合。[21]也就是说，温特认为当国家相互依存或拥有共同命运或具有同质性时，集体身份利于形成，但是必须得到自我约束变量的配合，因此“自我约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2]

　　至此，问题集中到了一点，即在其它条件具备的状况下[23]，“渔翁效应”能否打破，集体行动能否达成，取决于国家能否实行自我约束。温特的自我约束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约束自己不做某事，另一方面是迫使自己去做某事。可见，要打破“渔翁效应”，实现国际合作与和平，关键仍然在于国家行为体本身。国家行为体必须学会“自我约束”，避免实施“渔翁行为”而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当中去。这才是应对“渔翁效应”的根本对策。

【注释】

[1] 这里之所以不将“集体行动困境”与“渔翁效应”直接等同，是因为除了“渔翁行为”之外，还有其它因素也可以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如行为体担心在集体行动中丧失自我等。
[2]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7页。
[3] 同上，第392页。
[4] 同上，第392—440页。
[5] 李增刚：《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6]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7] 同上，第239—240页。
[8] 同上，第199页。
[9] 同上，第203页。
[10]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92页。
[11] [美]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2] 同上，第93 页。
[13] 同上，第100页。
[14] 同上，第94页
[15] 李增刚：《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16] 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19页。
[17] 同上，第127页。
[1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19] 同上，第423页。
[20] 同上，第401页。
[21] 同上，第431页。
[22] 同上，第431页。
[23]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等条件应该说并不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