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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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广

文章来源: 《世纪中国》 　　　　

【内容提要】在中国，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经过几年的积累，时至今日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成果。因而现在对其进行综述、反思是适时的。所以本文从有关建构主义的译文译著、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三方面，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行文献型综述，并提出了学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建构主义转向"[2]，尤其是1999年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力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英文版）[3]面世之后，建构主义逐渐成为推动第三次辩论向纵深发展的强劲学派。因应西方学界的理论转向，尤其当秦亚青教授把温特的著作译成中文并把建构主义介绍到中国以来，国内学界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敏感，掀起了建构主义研究的高潮。截止到2003年2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学术著作7部，其中译著3部，专著2部，包含建构主义内容的西方理论概论性著作2部；在主要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共42篇，其中译文4篇，理论研究文章28篇，案例研究文章10篇。[4]接下来，本文将按照研究对象与内容的不同对以上著作和文章作适当划分，就译文译著、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建构主义研究进行文献型综述。

一、西方建构主义译著译文

　　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收集的材料而言，有关建构主义的译著共3部，译文4篇，分别涵盖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部分与经验个案部分。以下笔者将根据译文译著的重要性及其相关程度分别予以评述。

　　1、在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5]英文版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秦亚青教授就把它译成中文并将其介绍到国内学界。在该书第一部分，温特论述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性层面即对本体问题的探索，对物质与观念的关系、观念与客观的关系、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再思考，从而系统地提出了主流建构主义的温和理念主义/整体主义的本体论，以及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科学实在论。该书第二部分，详细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国家意图理论、国际体系文化结构论和国际进程论三部分，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著名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种无政府文化"及其转化的条件和过程。该书被视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熟的标志，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样，该书中文版问世前后，也引起国内学界的极大震动，进而该书迅速成为学界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2001年，美国学者艾伦·卡尔森发表了《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6]对温特理论在结构问题上的探索和创新加以梳理。文中，卡尔森概述了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理论探索的历史进程以及他在该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并简单表述了来自建构主义阵营内外的学者对温特的批评，及他自己的批评：对国家单一性假定的质疑，他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割裂。在文章最后，作者还提出研究建构主义对非西方学者来说更为重要。

　　2、2001年，美国学者玛莎·费丽莫的著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7]也被译成中文。该书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国际组织如何说服国家去评价新目标、构筑国家利益概念的新模式"，进而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国家利益观。在理论上，该书与温特理论的最大区别是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国际组织研究范式，以"规范（国际组织）-国家利益-行为"的简约适当性逻辑与行为体驱动的推论逻辑相结合，令人信服的表明了与温特式"国家中心论"的建构主义相区别的建构主义国际组织模式。在经验上，该书详细探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银行三个案例，从而成为建构主义方法论与案例研究结合的典范，有力的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同年，迈克尔·巴内特、玛莎·费丽莫的著名论文《政治、权力与国际组织的病症》[8]也被译成中文公开发表。该文认为国际组织是具有自主权的行为体，这是因为它的自主权与它所拥有的权力有关，而它的权力又来自国际组织中官僚机构的特点，官僚机构对行为体进行分类、定义关键名词以及传播准则的行为赋予了其自身、进而赋予国际组织以权力。但官僚机构也是国际组织病症的根源，这是由于理性化带来的非理性、官僚普遍性原则、反常行为正常化、鼓励以及文化竞争等几方面的原因。这是对费丽莫在前书中关于建构主义国际组织理论认识的深化，它有力的推动了学者们对国际组织社会文化视角的深入探究。

　　3、新近问世的彼得·卡赞斯坦的著作《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9]，其英文版是在1996年出版的。一方面，该书提出了一套概念体系，如规范、认同、文化等，并区分了规则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认为"规范要么规定认同，要么描述/约束认同，要么二者都有"。但是笔者综观全书，却感觉他对规范、文化、认同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十分混乱，间或不知所云，间或同意反复，所幸这一点被温特弥补。另一方面，该书在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解释法的批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提出了国家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范式，更重要的是该书力图弥和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的界限，把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战后日本警察与国内安全、自卫队与国际安全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这是该书的两个重要贡献。

　　2002年，由著名的"三K"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撰写的文章《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10]也被译成中文加以发表。该文认为冷战结束以来，被统称为理性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受到建构主义的强烈挑战，文化和社会学的观点得以复兴。对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该文认为二者既有差异也存在互补性，因为建构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产生的，而理性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

　　4、英国学者威廉姆·卡拉汉《文明与跨国关系--中国外交政策及其认同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11]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经验分析性建构主义作品。该文立足于对文明的一种非批判性观点之上，把文明作为一个问题的框架而非答案框架，通过对中国文明和外交政策中本土主义（作为"中国"的大中华）、征服（作为"大中国"的大中华）、皈依（作为"大中华"的大中华）、移民社群（流动文明的跨国关系）四种叙事模式的分析，得出各自的逻辑：发现、应得的权利、综合和流动性，进而解构了大中华和东亚区域政治的含义。该文秉承欧洲学者的强思辩传统，以清晰的逻辑和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认同"作了独到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英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的理解、思考和运用，读来颇觉耳目一新。

二、国内学界建构主义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涉及了诸多层面，本文拟从对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概述、分论、对温特理论的评判、对建构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关系的思考、对国家利益及其形成的分析、对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思考六部分加以论说。

1、对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概述

　　这首先表现在国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发展进行概述的著作与文章中。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2]，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13]、《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14]，邹三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流派》[15]，李少军《国际政治学科与国外最新研究情况》[16]几文，分别对温特"动因-结构"的多层次分析；建构主义的兴起、主要概念、研究议程、代表人物；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概要的评判。

　　其次是几篇以当代西方建构主义转向为论说对象的文章。刘永涛《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批评》[17]、《当代西方建构主义取向评析》[18]分别就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建构主义的学理地位和逻辑体系、主要概念以及代表人物和著作等作了一定程度的评析。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19]在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比中，阐述了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理论框架、理论解释优势及简短的评论。

　　以上诸篇在评析中基本涉及到了建构主义的诸方面。但就建构主义的内涵、派别划分、哲学定位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且许多文章的评论较为浅显，更甚者有些作者堆积观点和材料，不作深入思考与逻辑整和，使其文章晦涩难懂、颇多矛盾混乱之处。

　　最后还要谈谈关于建构主义的哲学定位问题。倪世雄、邹三明、陈玉刚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对此笔者认为，客观唯心主义是把精神、意识的客观化，进而把其当作世界的本原。而建构主义则提出了"以观念为基础的不可观察的社会类别也是客观的"、"物质性不等于客观性"等论断，从而引发了对"社会物质是什么，社会观念是什么，社会物质与社会观念的关系怎样"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因而简单的定性归类是不妥当的。

2、对西方建构主义子课题的分论

　　彭召昌等《当代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维分析》[20]揭示了建构主义的战争观，郭树永《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21]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和平观--共同体和平论，从而展示了建构主义对"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政治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22]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同盟理论--威胁均衡论。这些共同促进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沟通与互补。

　　门洪华《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社会理论的比较》[23]、罗晓云《国际制度理论流派及其争论》[24]指出了建构主义的国际机制（制度）理论，从而揭示了建构主义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又一基本问题"国际机制研究"的贡献，促进了建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沟通和对话。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25]指出了建构主义的体系特征是文化，并详细论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体系理论的共同基础，为我们对三种理论的比较和鉴别提供了分析平台。

　　邢继盛《试论建构主义的结构观》[26]论述了建构主义的体系结构观，刘武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方法质疑》[27]指出了建构主义对传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和改进，为国际体系结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胡学雷《国际社会结构是观念结构吗？》[28]认为国际社会结构并非建构主义所说的纯粹观念结构，而是具有观念内容的物质结构。杨广《国际体系的形成、稳定和变化--图解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9]揭示了建构主义的历时性特征，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稳定与变化的模式。由此，上述几篇论文共同对建构主义的共时性结构特征和历时性动态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此外，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30]详细考察了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对其理论渊源、基本假设、体系和理论贡献、局限性等方面进行探究，并具体分析了认同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认同、规范、学习）分别与国家行为的不同关系等问题。但是由于涉及方面太多，该文显得有些杂乱。

　　3、对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评判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31]、《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32]以及在《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文版译者前言中，详尽地介绍了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兴起的学理基础和现实背景、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理论定位（结构性、社会建构性、实践性、进化性）、学理意义及其局限性、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认识等问题。作为把建构主义引入中国的最重要学者，秦教授对建构主义的评判是全面而深刻的，他为众多的后来者指明了学习研究的框架和方向。

　　张小明《革命、修正、补充》[33]认为，一方面，温特认为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是由于文化观念结构变化的作用，因此建构主义理论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温特在分析层次、国家中心论假定、核心变量和概念等方面与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因而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应该说这是一种审慎的评价，但是却比较空泛。通读全文，我总感觉作者似乎只触摸到冰山之一角，还有诸多问题隐藏在这些谨慎的言辞之下。

　　王公龙《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34]介绍了温特对一般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的弥补和超越，并指出了其贡献和缺失。作者运用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原则对温特理论的批评很有特色，也十分中肯。但是该文在关键语句的翻译上十分晦涩（如国家是自建实体等），关键概念的使用尤显混乱，对温特理论在建构主义谱系中的位置并未明确。而且，文中有些观点也明显是对温特理论的误解，如作者认为"温特关于国家是一个自建实体的阐释为所有系统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事实上，温特是承认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这并不是他的创造，因果关系颠倒了。更何况作为"自建"的国家实体更不需要国际体系分析，因为"自建"，所以更需要对国家本身或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可见作者的上述判断在逻辑上也并不成立。由上可见，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的阅读和讨论应该深入下去。

4、对建构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关系的研究

　　范菊华《对建构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思考》[35]认为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对客观世界的影响和建构，而观念本身又是在主体间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建构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认识（观念）来源于实践（进程）。所以说，建构主义使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客观社会世界。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架起了建构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沟通的桥梁。但是，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很明显，建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本质的差别：对于"社会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物质性是否应该等同于客观性等本体层面上的问题"二者存在很大分歧。所以，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建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及其之间的关系，真正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社会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世界。

5、对国家利益及其形成的分析

　　袁正清《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36]提出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国际组织研究视角，进而以此弥补并超越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该文所提出的建构主义视角集中于国际规范通过国际组织建构国家利益，没有涉及缺乏国际组织支撑的"国际规范"如何建构单位国家的利益，更没有提出国际利益分析的国内建构路径。

　　所幸，这些不足为方长平博士的专著《国际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37]及其论文《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38]、《国家利益建构的国内层次研究》[39]、《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40]所弥补。作者在其专著和几篇论文中首先界定了国家利益的基本概念，然后集中提出了国家利益形成的国际和国内建构机制，最后通过"朝鲜半岛南北方利益分析"简单验证了该机制的实证效能。我认为作者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了国家利益形成的国内建构机制：分析（黑匣子）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尽管还远未完善，但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方充满机遇的理论荒原。而且，当笔者无法走出温特难以实证的国家利益理想型国际建构机制时，方长平博士借鉴费里莫所创造的"规范的形成、社会化和内化"三阶段经验型国际建构机制及其条件使我茅塞顿开。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方法论上采取了多层次的整体主义分析路径，因而构筑了一个分析国家利益形成的完整框架，其"层次平台说"给笔者很大启发。读罢该书及其相关论文，既有获益匪浅的喜悦，兼具深层对话的快慰。当然，这几篇著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家利益的国内建构机制论述的并不充分和完善，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继续细化的可能；其专著最后两章的个案分析也是粗线条的，在可信度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6、对国际政治社会学（IPS）的思考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郭树永是一位在建构主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他在《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41]一文中，概括了建构主义的基本脉络：一种主要方法、两个发展阶段、三次论战、四大流派、五块内容，详细追述了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渊源：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笔者认为，该文标志着国内学者对建构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

　　在较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郭树永在《国际政治社会学初探》[42]及其专著《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43]中，在国内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学说，指出建构主义的最大成功在于推动国际政治社会学进入学科酝酿阶段，并提出中国学者建构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倡议和设想，初步设立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提纲。

三、国内学界建构主义经验案例研究

　　国内学者运用建构主义进行经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中美关系、美日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等领域内，间或涉及东亚安全、日本国家身份以及"9·11"事件等问题。

　　在中美关系方面，刘永涛《规范、认同和中美安全合作前景》[44]、《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认同政治》[45]分别考察了1949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规范认同的作用、规范认同在未来中美安全合作中的作用问题，进而揭示了1949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背后所存在的认知问题、以及在未来相互依存加深、中美两国日益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规范认同对于塑造中美安全共识的必要和可能。唐小松《建构主义：解读外交政策决策的一种方法》[46]通过对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观念、身份、实践等"建构主义话语"的分析，最后得出了对对外政策形成过程的建构主义分析范式。由于对建构主义的本质、内涵等理解不深，所以三文共同的特点是并未能很好地把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经验研究，而且个别地方还存在断章取义、理论与案例几乎不相关的现象。

　　就美日关系而言，黄刚《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的解释》[47]利用建构主义视角对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同盟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分享着观念并存在着相互的积极认同。该文在对建构主义的认识以及运用上似较前者有所进步。于铁军《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48]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兴衰的背景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美国对日贸易政策影响的过程中，肯定了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只有结合实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力量对比的变化通常构成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该文超越建构主义的门户派别，从更宏大的观念角度深入探讨了观念和物质实力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界域，促进了建构主义观念政治和现实主义实力政治的对话与互补，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上，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49]认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重大调整：中国的国家身份正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变；中国的战略文化正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转变；中国的安全利益正从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利益到更加重视经济安全利益转变，从高度关注核心安全利益到更加重视非核心、非传统安全利益转变。该文的论述清晰简约、科学规范，对理论的把握深刻、全面、适切、可信性很强，整篇文字都透露着大家风范。但是文章在说明三个关键变量（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的关系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完善，毕竟仅仅以一句"国家身份界定国家的战略文化和国家的安全利益"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建构主义只讲到 "身份界定利益"，那么在这中间横插一个"战略文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即使我们承认国家身份能够界定国家的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那么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我们从文中的三个关键部分都很难找到答案。周宝根《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50]描述了1964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及其原因，认为中国之所以从基本DIZHI到部分参与，再到全面参与的原因在于这一演变伴随着中国在该问题上国家身份从"特殊核国家"到"一般核国家"的演变。该文遵循了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界定国家的利益与政策行为"的简约逻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陈东晓《浅议建构主义对东亚安全前景的在认识》[51]在对"权力-结构取向"、"国内体制取向"、"国际机制取向"的分析路径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认知-实践"模式，得出了对东亚安全前景较为乐观的结论。由于该文通过这种模式对东亚安全进行了渐进式分析，所以其逻辑推演和结论都较为令人信服，较之以上几篇论述中美关系的文章，该文在对理论的理解运用和把握上也更为深入、细腻。

　　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52]集中探讨了明治维新后国际文化观念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复杂建构过程。一方面是现实的亚洲国家的亡国危险，另一方面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优势，在此种冲突的国际文化下，日本经历了一个身份的自我定位与重新建构的复杂过程，原有的被侵略、被殖民的身份被打破，新的帝国主义身份逐渐得以建构，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家利益也得以重新建构。在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自我定位是基础，适度模仿是必要，而互动的进程最为关键。该文叙说细腻，论证深刻，很值得一读。但是该文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严重，把日本选择帝国主义国家身份说成是"未免盲目和极端错误"的，并警告现在的日本"不要一意孤行、重蹈历史的覆辙"。事实上，日本国家身份认同的择定是由复杂的国际社会观念及其国内社会状况共同促成的，这种选择的好坏正误很难判定。

　　田文林、林海红《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53]认为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冲突的历史中造成的共有观念的敌对，而这种共有观念又不断得以在历史实践中再造和加强。由此导致固有文化偏见的合法化和当事者行动的意识形态化。"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偏见支配的结果。因而在国际政治中惟有坚持文明间的对话与宽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有可能。该文较好的认识了"施动者-结构"的互构关系，并自觉有效地运用建构主义的互动理论分析双边（广义）关系，从而得出了较深入的结论，是国内学界所做的个案分析中较成功的一例。但我认为，与其说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源于"共有观念的敌对"，不如说是由于"敌对的共有观念"，即霍布斯文化观念。

四、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以上各种文献的综述和评说，可以看到--

　　第一、在外著选译方面，量少、面窄、关键概念不统一（如Identity有的翻译为身份，有的译为认同、特性）、翻译作品零散无规模。因此接下来，学界应该加大翻译著作的数量、拓宽翻译作品所涉及的领域、注重翻译的质量、统一关键性概念、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一批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著作译丛，构筑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译西方建构主义名著体系。

　　第二、在理论研究层面，较多的学者停留在介绍和评判阶段，更有甚者把建构主义话语（如认同、内化、建构等）当作时髦的标签用来装点门面。所以，学界应加强对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建构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全面细致地思考；对施动者--结构问题进行再思考，充分理解实践在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作用；深入探究共同观念与物质实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与文化的关系；探究建构主义的双边互动理论、多边国际组织理论；探讨微观结构（理论）与宏观结构（理论）的结合问题；把建构主义方法运用于国内研究、探讨文化规范的国内建构，并把这种方法从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研究引入到经济环境方面的研究等。

　　第三、在经验个案研究方面，除了少数几篇比较成熟的作品以外，大部分论著都明显地呈现视域狭隘、领域狭窄、认识不深、理论与个案结合不缜密的现象。因而，学界应该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拓宽研究的视域（从主要集中于探讨国际文化对国家身份的建构、身份对利益的建构等问题到在经验中全面把握国家与文化结构的互动互构）、增多研究的领域（从主要是安全研究扩展到相应的经济环境等问题）、扩大研究的地域（从主要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及其内部关系到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并重）、深化理论应用的程度，作好理论与个案的结合，进行深层次、有特色、有分量的建构主义经验案例研究，以建构主义为旗帜解决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脱节的问题。

　　第四、协调翻译著作、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比例关系。在对西方建构主义著作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以经验研究为支撑，适当突出理论研究的分量，进而构筑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社会学。

　　总之，建构主义在学界掀起的研究热潮成就了一大批国际关系学者与国际问题专家，也催生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成果。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研究成果、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学术资源浪费，如何使建构主义理论本土化，如何把建构主义引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激励学界同人去认真思考、逐步解决之。

注 释：
[1]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批判理论或反思主义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主流建构主义等；二是指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学理论，包括英国学派、FaGuo学派、北欧学派以及第一种含义中的学派等；三是包括强式建构主义和弱式（主流）建构主义，其代表学者有温特、奥勒夫、费丽莫、卡赞斯坦等，尤指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本文基本上采用第三种含义。
[2]参见Jeffrey T. Chech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Summer1998), pp. 324-348.Ted Hol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Summer 1998),pp.171-200.
[3]关于温特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见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1,1987, pp. 335-370;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 1992, pp. 391-425;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4, special issue,1994, pp. 101-117;"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995, pp. 71-81.有关对温特理论的讨论：David Dessler, "Review: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Dec 2000；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6,2000,建构主义特刊。
[4]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论文中包括《欧洲》2001年第3期、《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的建构主义专题讨论文章各4篇。
[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年版。
[6] [美]艾伦·卡尔森："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19-25页。
[7] [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美]迈克尔·巴内特、玛莎·费丽莫："政治、权力与国际组织的病症"，刘东编译，《国际论坛》第3卷第6期，2001年12月，第72-78页。
[9] [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世界政治研究50年：探索与争鸣（二）--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肖欢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15-20页。
[11] [英]威廉姆·卡拉汉："文明与跨国关系--中国外交政策及其认同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第76-80页。
[1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7-218页。
[13]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社科版）》，第18-23页。
[14]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章第6节"建构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19-230页。
[15]邹三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6页。
[16]李少军："国际政治学科与国外最新研究情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69-75页。
[17]刘永涛："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第26-30页。
[18]刘永涛："当代西方建构主义取向评析"，《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第37-40页。
[19]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第28-33页。
[20]彭召昌等："当代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维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战争观要览"，《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第48-52页。
[21]郭树永："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22]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4-25页。
[23]门洪华："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社会理论的比较"，《欧洲》2000年第2期，第12-18页。
[24]罗晓云："国际制度理论流派及其争论"，《岭南学刊》2001年第6期，第68-70页。
[25]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10页。
[26]邢继盛："试论建构主义的结构观"，《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91-96页。
[27]刘武通："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方法质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45-48页。
[28]对于该文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该文认为"国际社会结构是具有观念内容的物质结构"，但是他提出的论据并不能支撑其论点。尽管"温特观念结构观具有三个模糊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证国际社会结构本身的观念性。更何况作者在文中还提到"国际社会结构是一个多棱柱体，既有物质实力的侧面，也有观念文化的侧面"。到底哪个重要，作者并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如果说是因为"共有观念发展进程的真正推动力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所以结构就是具有观念内容的物质结构，那么为什么不能说"由于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的认知才具有意义、观念结构对国际社会具有更直接的解释意义"，所以"结构就是具有物质内容的观念结构"呢？见胡学雷："国际社会结构是观念结构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16-20页。
[29]杨广："国际体系的形成、稳定和变化--《图解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欧洲》2002年第5期，第62-73页。
[30]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31]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30-35页。
[32]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4-11页。
[33]张小明："革命、修正、补充--评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及其建构主义学说"，《欧洲》2001年第3期，第12-18页。
[34]王公龙："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34-39页。
[35]范菊华："对建构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1期，第56-61页。
[36]袁正清："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4-18页。
[37]方长平：《国际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尽管秦亚青认为该书"应是我国学者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家利益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实证性专著"，但是该书作者却说"本书的主体是建立理论框架，个案在本书中只是作为对建构主义框架的检验"，而且笔者通读全书也认为本书主要应是为理论机制的建构而作，所以把该书放入"理论研究"部分。
[38]方长平："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6期，第62-67页。
[39]方长平："国家利益建构的国内层次研究"，《欧洲》2002年第3期，第21-26页。
[40]方长平，冯秀珍："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论坛》2002年第4卷，第3期，第53-59页。
[41]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1-6页。
[42]郭树永："国际政治社会学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第10-11页。
[43]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44]刘永涛："规范、认同和中美安全合作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期，第33-37页。
[45]刘永涛："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认同政治：一个案例分析"，《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11-14页。
[46]唐小松："建构主义：解读外交政策决策的一种方法--以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为例"，《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7-10页。
[47]黄刚："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的解释"，《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15-18页。
[48]于铁军："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第57-69页。
[49]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50]周宝根："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51]陈东晓："浅议建构主义对东亚安全前景的在认识"，《国际观察》2000年第4期，第30-34页。
[52]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第62-65页。
[53]田文林、林海红："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一个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3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