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精华珍藏区》】[《旧精华珍藏区》]人生真的只有一条路...

scyo

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

　　感谢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

　　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使用。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几乎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北京城里还有几处放电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风向标”酒吧等。不过，我去得最多的还是黄亭子酒吧。因为那里没有最低消费，常常不用花钱就能看一下午电影。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像我一样做着电影梦的年轻人。

　　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时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黄亭子酒吧看电影，有人将电话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电影发烧友，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想请我做摄影。这是一部19分钟的故事片。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随手翻阅酒吧的留言簿时，发现了一位女大学生的日记，那是对远在国外留学的男友的刻骨铭心的思恋。从此后，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簿上读到女孩留下的日记，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天，男人又来到酒吧，可是这天留言簿上没有女孩的日记，有人看见她坐在街边哭泣。拍完后，我们拿到黄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一个短片，获得了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目前，我正在学习法语，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可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

　　“学习的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成功的标准应是人生的幸福圆满”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中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高达三至四成。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自由重新出现，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高达数万元的转系转专业费用面前，大部分学生仍望而却步。要使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爱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

　　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有一种失落感，这在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中更为突出。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往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考试中心、读死书、死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但教育教学的改革艰巨复杂，其过程往往比较缓慢。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应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却只能硬着头皮坚持着。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的自我发展，无疑极其艰巨、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的人才敢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


　　虽然小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如果他在获得自由、获得快乐的同时，不断进取并最终自我实现，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呢？

　　近日，我接到小路母亲的电子邮件：

　　说实话，这一年里他很努力、很辛苦。我与他父亲同感。很欣赏这一年里的他。现在经常有地方来电话或电子邮件请他拍东西，但是为要学外语，争取出去学习自己爱好的电影，他毅然忍痛割爱。从前他不喜欢外语，现在自觉学习；他以前痛苦抑制爱好欲望，现在自觉抑制。从中我们真正感到电影对他的重要，理解他说过的电影将成为他的生命的含义。同时也看到他的成熟。现在才意识到退学对他来说是一种积极追求的开始。现在我们后悔自己没能早一点从世俗中走出来，没能早一点给他以更多的支持。我们也已经不会在乎人家如何看我们，不会在乎脸面问题。

　　有朋友对我说：“他敢于放弃重点大学的辉煌，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我想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对父母而言，又有什么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实、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