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

zhuwei860

总体而言，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制度安排得以持续，其战略利益得以维护和拓展，美国将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另一方面，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它与东亚其他大国形成均势格局，将均势视为东亚和平的主要标杆，[19] 并寻求与东亚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美国在东亚战略调整最剧者莫过于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经过十余年的犹豫，美国终于以较为平衡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2005年9 月，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达对中国的预期，此后美国呼吁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领袖的必要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锁定了美国对华奉行接触政策的战略趋向。中美通过制度化渠道稳定了双边关系，为战略互动和多边领域的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正在形成中的东亚秩序是地区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东亚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东亚秩序的开放性，其中东盟以其独特方式发挥着规范性作用，中日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外部霸权的强大决定了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是东亚制度建构的惟一可行路径。进一步说，在东亚秩序建构进程中，美国和东盟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着制衡角色。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的政治崛起、东盟规范性影响的扩大和美国霸权地位得以维持，东亚权力关系进一步趋于平衡，为东亚秩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东盟作为推动者不敢融入东亚，日本、中国作为大国不敢当头，东亚秩序建构尚处于弱势，需要新的整合发动机。

东亚秩序的未来与中日关系

型构之中的东亚秩序体现出开放性、可渗透性、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并行、大国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相对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国家间制衡以防止地区霸权崛起等主要特征。东亚秩序建构的特殊性在于，地区内外的大国均未发挥领导作用，而东盟的规范性影响是东亚秩序建构的主要推动力。中、日、韩与东盟建立了积极的互动合作关系，尽管这加强了三国与东盟国家共存共荣的共同体意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东盟诸国的不安和疑惧。设若纳入软实力因素，则东亚权力结构处于历史上最为均衡的状态。如前所述，均势是东亚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进程”而不是“权力结构”在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参与各国遵循协商、一致、合作、舒适度、关系密切和开放性的原则。[20]

迄今，东亚合作在低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功能性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依旧荆棘密布。当然，即使在经济领域，各国不同的自由贸易区构想及其实践也有可能导致“意大利面条效应” ( Spaghet tiEffect) ，并在无形中增加地区一体化的成本。东亚安全安排逐步从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演化，东亚越来越能够通过共享地区规范、加深经济相互依赖、增进制度化联系等方式应对安全挑战。[21] 但是，东亚自身的多边安全制度安排依旧处于对话阶段，东盟不过是一个提供对话的场所而已，缺乏防务安排的“牙齿”。[22] 对着眼于自助的民族国家而言，多边安全机制的匮乏并非严重问题；但对进一步地区一体化而言，安全威胁却不啻是梦魇和障碍。为何在全面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安全困境却挥之不去? 笔者看来，其答案在于东亚地区存在的诸多失衡。

第一个失衡之处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堪称对照的情势。换言之，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次地区秩序建构是不均衡的。东南亚的文化多样性和种族多元性甚于东北亚，却建立了稳定的共同体秩序。东北亚国家尤其是中日韩三国早已为市场力量的驱动而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且共享更多的文化遗产，然而迄今未展现出类似的共同体意识，传统的安全困境依旧是笼罩在东北亚上空的乌云。解决当前的安全困境，需要更多的观念创新、政治远见和战略勇气。第二个失衡之处在于东盟、中国、日本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的角色。迄今，东盟在东亚秩序建构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东盟对大国的疑惧及其倡议的低制度化性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遑论推进东亚秩序建构。东亚需要另一个秩序建构的发动机。中日合作可以构成东亚秩序建构中一个强大而富有建设性的发动机。然而，两国均意识到不可能由单一国家主导建立东亚秩序，却还没有感受到全面合作的压力和必要性。

第三个失衡之处在于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双边关系。迄今，中国和日本都在与东盟国家积极寻求共同利益，并采取提供公共物品、让渡非战略利益的方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从而分别建立了牢固而稳定的合作框架。但是，中日之间却未能采取类似的战略行动乃至战略态度寻求共同利益，反而陷入了传统困境而不能自拔。

以上三大失衡，其核心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被普遍视为东亚秩序建构的核心力量。中日关系堪称世界上最具复合性的双边关系，历史遗产、政治不和、战略不信任的存在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复合安全困境；紧密的经济合作、共同的安全忧虑表明双方也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双方在经济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赢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的资本、技术和贸易依旧不可或缺，中国经济崛起为日本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机遇。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缔结了233 对友好城市,2006 年人员往来超过480 万人次，各层次往来频繁有加。如此密切的相互依赖一旦打破，两国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相互依赖已经成为防止两国恶性冲突的重要杠杆。毋庸讳言，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日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而钓鱼岛和东海问题进一步加深了政治争端。鉴于中国持续崛起在日本引起的忧虑，日本并非简单地追随美国，主动利用和借助美国的一面在加强，从而导致中日战略竞争的加深。然而，将中日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将是误导的，任何忽略事实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调适均是短视的。实际上，中日均处于强势进程之中，双边战略态势呈现某种动态均衡，这必然伴随着心理和战略的调适过程，某些看起来是竞争的层面，实际上却是相互调适的反映。

从地区关系来看，中日两国都期望在地区秩序塑造和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担心出现中国主导东亚的情势，而中国对排他性的美日同盟有可能损害其核心利益也充满忧虑。日本认识到难以遏制中国崛起，希望加强双边合作；同时又对中国心怀戒备，刻意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中、日分别与东盟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中、日都不乏通过寻求与他国的共同利益来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经验，却没有在双边关系中采取类似的战略行动或战略姿态。在一定意义上，中、日能否抓住战略驱动的制高点，促进东亚地区实现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不仅决定着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攸关东亚秩序的未来。

构筑东亚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

迄今，东亚已经在次地区、地区和超地区层面建立起颇具效用的制度框架，如东盟、“10 + 1”、“10 + 3”、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这些都是共同利益汇聚和制度化(或处于制度化进程中) 的结果。东亚各国将继续秉持开放精神促进合作，追求共同获益的双赢结果。随着东亚进入制度建设和寻求认同的时代，共同利益成为地区各国思考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各国认识到，只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才能防范或制止大国将其个别利益置于多数国家利益之上。在一定意义上，东亚秩序的核心发展动力来自本地区面临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挑战，它基于各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又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并以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和威胁为路径。本质上，地区秩序建设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建构的进程。我们认为，应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石。

以上表2 所示的东亚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是一种理想模式( Ideal Type) ，需要随着地区关系的深化而有所调整和拓展。换言之，当我们剖析东亚共同利益之时，不仅要看其结构性，更需关注其进程性。前者是东亚关系的基础，而后者将在未来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在以上东亚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中，国家和双边层面是该战略框架的基础，更多地体现了双边互惠的含义；地区层面是该战略框架的重心，东亚共同利益不仅体现在互惠利益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共同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应对方面；全球层面则表明,作为世界三大经济区之一，东亚国家的战略视野并不局限于东亚，各国必然将其全球利益纳入战略思考之中。

如何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东亚各国可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协调，增进战略互惠和战略互信。从实践的角度看，要在观念上大胆创新；通过领导人定期互访、高层事务官员常规磋商、加强战略对话、增加透明度等措施，深化地区交流机制；全面加强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在民间层面增强地区意识；在各方都关心的重大国际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建立事先磋商、事后通报机制，在各个层面积极启动战略互信建设。东亚秩序建构的进程取决于地区内外因素的互动与整合，确立和逐步丰富东亚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恰其时矣!

Si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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