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系统中行动（连载）

江南小愚

　　我花了点时间打算写一点东西，我并不是专业的MBA学生，也不是专业的政策研究者，因此尽可能的用通俗的表达来实现。希望能对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人有所启发。更多的我的初衷希望决策者能从中得到些启发，并能更好的分析处理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开始这个话题巴，要知道我有这些理解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也许还有表达不好的地方，希望读者能仔细的辨析，毕竟只是带有经验的一家之言。(当然离不开其他学科研究的帮助，感谢那些人的独立研究)。冒昧的说这是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许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希望读者尽量的避免惯有的习惯性的认知，而我也会努力引导。
　　　
系统就像有生命的物体一样
　　每天我们清晨起来就要面对很多事情，常常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如愿的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比如找份好工作，取个漂亮的老婆或是嫁个好老公等等。但是现实总是会让有些人失望，尽管大家的目标和为此的努力的行为从没改变过（这里忽视了那些毫无进取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如同在一个大的系统内一样，而且相互之间彼此都发生着作用，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这个被称为社会的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存在互动的关系，而这样的互动又影响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尽管系统有他们的生命可能耸人听闻，但事实上它确经常的以互动的方式运行，尽管组成他们的要素千差万别。由此可见的是当行为跨越时间于自然和社会空间而经由系统彼此影响时，大量的间接效应就会体现出系统的特征。
例如，尽管解释２个行为体间的关系的变化显然依据２方中任意一方的权力，偏好或战略，但有时候相关的第三方的变化或许更重要。因此当我们带着直接的目的在系统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得到一些非故意的和出乎意料的结果。举一些我们人为的例子就像段前我提到每个人都有经历一样，只是由于思维的主观我们常常不愿意把这些“非故意”的结果和自己的行动相联系。比如为增加农业产量，保护城市，生产电力和限制自然灾害，人类排干沼泽，在河流上筑坝，并对土地进行灌溉。诚然我们达到了其中的某些目的，但同时也导致了另外的一些结果。排干沼泽增大了来自江河的径流，因而增大了洪水的几率，而且也造成了原本能控制昆虫数量和鸟类的死亡，因为由于生态的变化增加了人类的疾病和痛苦。建筑防洪堤以防止黄河泛滥，不仅会增加较少防护段发生洪水的几率，也会使河道沉积更多的淤泥，因而使河面上升并迫使我们修更高的堤坝。再者人们如果觉得这样的行动安全，就会迁往先前的洪泛区，而这又增加了这样的危险即一旦河流崩岸，将会发生大灾难。在社会生活中福利的提高也会带来降低生产动力的负作用，一样有多道安全保证的危险用品由于有了这样的措施使得使用者觉得放心而忽视了危险而造成了灾难（类似的泰坦尼克效应）。西方福利社会慈善机构对无家可归者提供的良好食住可能会引发这一群体人群的增加，而这些都不是行为者的本意。因此在回过头来看看我先前的把系统看成生命体的比喻，就像生命体可以进化的那样我们的环境也会随着互动而改变，有的时候这种改变带来的结果会对你的行为目的产生很意外的结果，更多的时候这样的结果不只会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果。类似这样的效果表明，政策不会只产生理想的结果，没有几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法律，法规以及改变了的人类行为会产生多重效应，推动或抑制各种不同的行为很少一蹴而就。也正是因为系统有“生命”因此理解这样的系统内原因和结果的时候我们无法像其他试验科学那样将研究的对象在理想的试验环境内（即保证研究对象外其他的条件不变或全部可控）研究得出理论结果。这也大大增加解决实际问题时候的难度，正是如此很多某些领域的专家也会犯很可笑的错误或是某些专业的行为对问题确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会在我以后的文章里有机会举例阐述。

江南小愚

今天就写到这里有点累了，觉得好就多顶顶让我有动力再多写好点。

江南小愚

系统效应
　　在昨天的文章段落里我们大概能感觉到互动在系统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犯一些错误。比如我们更容易分析一些要素本身的特性而忽视了互动的反映使得我们很正确认识整个体统的全貌而犯错误。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苯（C6H6）是由碳和氢构成的化合物，而事实上由碳和氢构成的碳氢化合物有很多种，他们各自表现出来的的整体化学性质是千差万别的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考察相互联系的要素本身的属性和目标去理解系统。
间接及滞后效应
　　传统的分析方法重视考察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这样的思维更多的来自直接效应，而我们实际上更习惯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虽然很多时候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往往是在忽略的关系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事实上很少有政策是会永远一直成功的。由于相互联系，许多效应是间接的，中介性的和滞后的。在生物学应用上利用间接效应的例子很多比如要控制一种有害的生物并不一定是用直接的捕杀消灭更有效的手法是引入它的捕食者。当然这是一个还算“直接”的间接效应，那么以北美黑啄木鸟为例，由于它不吃云杉芽虫或毒蛾，因此没人会认为它对控制虫害有多大作用，但是这些鸟在枯木上凿出了洞穴，而这些洞穴会成为那些吃云杉芽虫或毒蛾的鸟类的住所。越是复杂的系统间接效应影响就越来的普遍和显著。就如同上面的森林生态系统里一样，一个行为往往会导致很意外的结果。比如当护林员移走那些倒掉的树木的时候，在滞后一段时间后研究观察员发现了啄木鸟的数量减少了。起初他们并不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的他们确为此困扰。实际上啄木鸟是以木匠蚁为主要食物的，而木匠蚁正是以那些倒掉的树木为食。
有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更看重间接的效应。比如以我们热议的个税征收改革调整为例，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不是政策的本身而是与之而来的对我们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这样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那么就让我来简单的谈一下可能的结果：如果
　　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那么可能富人的花费会减少，那些出售货物和服务的人就会遭受损失，进而他们用于消费的钱也会减少。再者由于收入减少，那么税收和国家财政也会减少。如果失业增加那么政府还不得不增加开支。当然有益的结果也会产生，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更有实力增加对收入低人群的补贴，财政的好转也能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低收入者负担的减轻会增加他们消费的欲望，使得那些原先富人减少消费的空间被填补甚至有所增益。所以这样的政策的关键并不是政策本身的直接效应而更多的取决对互动关联的把握限制，（在以后还会介绍对系统一些限制对决策的重要性）建立这样的认识就能更好的预期间接效应去制定政策，这将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解决问题。
系统的非线性特性（互动并非是简单相加）
　　我们常会讨论１＋１是否等于２的问题，２个优秀的人合作未必会比２个相对单独能力差而更好的协作互补的人效果更优秀。事实上我们在工程上更喜欢线性的系统，而我们也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研究看待问题。线性有２个最大的特性：（１）系统输出（ｏｕｔｐｕｔ）和输入（ｉｎｐｕｔ）的变化是成比例的，（２）系统的ｎ个输入产生的总输出等于ｎ个单个输入单独作用下的总和。在解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得到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我们便可以安心的一一对应求解在利用叠加原理来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了。但事实上我们很少能遇到这样的理想环境。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简单的叠加。就像克劳赛维兹在他的著作里注意到的一样：胜利的规模不是简单的随着被打败军队的规模增加而以相应比例增加的，而是累进的扩大。主战场的结局对失利的一方造成的心理影响要大于对获胜一方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会导致额外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在撤退中丢弃装备或开小差），这是丧失士气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这两个因素是互相加强的，每个因素都会增加和加强另外的因素。所谓的兵败如山倒（中国人就是表达简单啊）。
　　非线性的不理想的效果是单一的输入可能产生多个互相联系的结果。有的时候即使导致因素消失那样效应结果还会存在。所以大多数制度的维持都要比建立容易的多。在导致无家可归者产生的原因消失的时候，大量无家可归的者可能继续存在。（要办好事不容易啊）。有时候系统的某一特定点的状况不仅取决于特定变量的状态更取决于是如何达到的。物理学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磁滞”现象。生活中的实例就是我们将水龙头调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但是水流确大小不同，这取决于你是从关的位置调到这个点还是最大水量的位置调小到这个点。有的时候在政策的实行中我们也需要关注这种变化的趋势而不是某个静止的数据点。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就是由于一群羚羊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交配系统从领土型转为非领土型的改变。这里有重要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羊群的年龄结构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况但领土型的系统确没有再建立起来。可见非线性的系统中的相互作用使得某个因素起作用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它的周围环境。就好像今天你和１０年前的你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认识到了这点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成功是失败之母这句话。一个政策的成功往往带来环境的变化，有时使得这个政策成功的土壤产生了变化。而人的认识来自于自己的经验，人们喜欢于成功也乐意重复胜利，有的时候这样的认识是很危险和易自挫的。就让我以这样的忠告结束今天的部分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明天接着写。

江南小愚

大家看帖要回贴，我写文章也不容易，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江南小愚

变化的互动
　　导致系统的非线性的特性来自于系统中元素千变万化的互动。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生活常识，某些单独食用无害的东西在一起服食后就会带来身体的不适。２种都无害的化学品，混合在一起确会产生致命的毒性。现代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是建力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即社会和政治的结果不是行为体偏好的简单集合，因为可能会有迥然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选择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行为体在战略上是如何行动的。在这里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个变量的的后果常常取决于其他变量的状态。特别是在要素互动的时候，有时真的是很难确认互相之间的责任的。
　　在军事领域也能够发现互动效应。现代军事非常强调协同作战，紧密配合的“合成兵种”组合在实际的战例中体现出了优于传统战争的明显优势。相应的我们对国防开支做追加投入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我们期望与之战斗的敌人，而且也取决于每种武器的现存水平，当然还有内部的权力互动（事实上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罗伯特•考夫曼解释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海军之所以未能探讨航空母舰的可行性，是因为财政压力，海军的保守倾向以及军控协定（《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束缚。但这样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了，确切的说，资金的缺乏强化了海军的保守倾向；军控协定促进了财政紧张状况和海军的保守倾向；而压缩开支的意图则是签订军控条约的一个主要动因。可见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你很难分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对于系统你宁可把他们都当作整体（类似反馈的现象）来研究，所谓的因果混乱倒置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以后有机会可以介绍几种模型，这会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这种看似混乱的思维方式。
　　相似的复杂系统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当我们立志改革的时候，改善或改变任一一个组成部分，要么会遇到其他组成不合做而做不成，要么因为其他组成部分更活跃而显得无足轻重。要记住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不是“一个可以分隔的混合物（比如我们拿着２副牌在洗牌），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新的实体。在解释行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倾向于检查一方的行为而忽视与之互动的另一方的态度。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红脸”和“白脸”是经常由父母互相扮演配合的，时常的孩子会追随“红脸”的态度，但是千万不要忽略“白脸”的存在，正是由于此才使得“红脸”更有说服力和打动孩子的心（其实和大棒和胡萝卜政策是一个道理的双管齐下）。教育上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有的时候老师容易犯的一个相同的错误，就是没有探究学生表现不佳可能是由于老师的行为所问的问题引起的。以前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评论80后或是90后的教育者，有的时候我将这种行为称为那些学生对他们多年实践做出的恶劣的反应。有时候许多学生会让老师感到不知所措，对此我们不该亲率的嘲笑。问题不在于老师发生了变化，而在于与之打交道的学生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自己确没有发生变化。同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父母和子女的沟通方面，类似青春期子女和父母的碰撞想必很多人都经历过。所以我们有必要观察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目标，资源和政策。所以对于医生，老师而言的良好做法，也取决于他们正尝试予以指导和帮助的那些人的需要和期望。因此学习和成长的发生不会于学校的任何特性相称（进入名校或毕业了就一定是优秀的人才吗），而是特性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有的时候互动导致了制定政策和战略依赖与他者的反应，这其实在博弈学研究的范围。有些时候我们选择和他人相同的战略可以成功，有的时候必须采纳和他者不同的战略。我们经常经历在股票市场上的博弈，很多人都会采取自己战略，聪明的行为者会利用掌握的信息预判他人的行为，比如提前买入或卖出别人有可能进行相似行为的股票，这样尽管买入的股票毫无价值但是正是别人的行为赋予了他获利的能力。因此不要指望能从那些股评家那里得到多少有益的建议，正是你的行为导致了某些人的盈利（算不算是炒作投机呢，长期价值投资不在此博弈范围内）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本质上这样的反应如何会导致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即我们目的的达到取决于他人的判断和取舍。如果你能确信别人会受到奥运期间道路限行带来道路通行困难的警告而不在路上开车，那么你就可以在此期间使用你的私家车。在“比胆大”的博弈的时候，如果而且只有你能确信对手会让步的时候，你才能坚持不动摇。在西方议会里面议院之所以投票支持一向决议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知道总统会否决这一决议（这样它就可以安心的吃游说团体的贿赂，而不用为这样的行为承担不良的后果，顺带体现一下决策的民主）。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之所以收集某些收藏品会有价值效应是因为很少有其他人会那么做。事实上很少有行为的意义是不受他人影响的。同样是揭发医疗腐败，感动中国的胡为民和接受采访时医院书记给予的正面评价的行为在意义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协同博弈中则不存在利益博弈的问题，采用一致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我们行车的时候无论靠左，靠右都没关系，只要大家都这么做。契约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取得的结果能被大家接受（最优的结果是达到了纳什均衡的一个理想局面）。人们参政心理有时也会有这样特性。我们支持提案只是因为我期望他人也这么做，即使这样做不足以使提案通过，至少也使我们的立场看起来比较合理。在这里就比较容易形成正反馈。
　　战略间的互动有的时候有助于解释一些自相矛盾的事例，即一些看似有害的行为确有利于行为体。中国人早就说了，吃亏未必就是不聪明的，占便宜未必就是明智的。比如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在别人都用劣质奶源降低成本的时候坚持产品质量，那么在危机过后他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比过去的损失大的多的利润。理论上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过度的追求自我会导致对别人伤害而引发别人的反制，这样反而使他失去达到目的的能力。一个勤恳吃苦耐劳的人反而会在博弈中胜出，是因为他的行为一般很少给人带来伤害而更多的是帮助的互动而更会被多方接受。商人总希望追求最大的利润，实际上过高的定价会使得消费者群体转投他者，最后的价格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需求。那么我就以这样的期待更多聪明理性行为体的出现结束今天的话题巴。

江南小愚

行为改变环境
　　最初的行为或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后来的行为或结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强有力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可能会发现他们无法将某些要素标示为“原因”而将另一些要素标示为“结果”来捕捉这一动态。我们通常认为个体和种群在环境中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会通过自然选择来推动进化。但是就这种进化而言是共同进化：就像植物和动物的进化不仅适应环境，而且也改变环境。在自然界不仅降雨量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而且后者也会影响前者。如同自然一样政治也很少是安稳的，因为每一个争端，政策或行动都会影响其他的争端，政策或行动，并会重塑新的政治景观，会禁止一些行为而放开另一些行为。比如以官员财产通报这样的提议展开的讨论，会带来以争论这些数据采集取证的活动是否被允许或界定在如何一个范围内的讨论的新的问题，进而会引发关于这一提议的法案的讨论，以及承担这一工作的新的团体。这些新的事物反过来不仅会影响请求和给予资金和法律支持的方式，而且也会改变政治行为体可以利用的盟友和敌手，以及看待其他问题的方式。所以趋向于保守的政治体有时会避免一些可能带来很大变化的政治行为，实际上很多时候由于互动的复杂结果往往不随意图而来。政治谋略常常是以没有预料的方式为新的行为体和争端造就活动范围。许多抗议活动的发展就是由于先前报有反感的人被当局的反应方式激怒，每一个新的问题都会被按着相反的方式对人们进行动员，当然新的争端反过来也改变了政治环境。很多时候也会借用媒体的力量，实际上在媒体发展的今天很难界定到底是政府政客在利用媒体，还是媒体在利用它们。聪明的政客有时会利用媒体让人们发现某些政治运动中的东西是重要和有趣的，继而对这种情况让自己和对手做出反应。而媒体有的时候甘于如此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很难说西方新闻自由或是不自由，有的时候倒是复杂的政治媒体游戏，因此所谓的媒体独立性在社会中很难存在。
　　让我们回到个人问题上。众所周知的是孩子受到家庭暴力来源于父母的这种暴力行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遭受暴力的孩童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受到暴力，这有注于解释为什么有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受到孽待，和将那些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孩子送给其他没有前科的父母领养的时候会受到反复的孽待。同样的动态也被加利福尼亚一所初级中学用于对“问题学生”的帮助上。研究者并没有鼓励他们要有良好的行为，而是教导这些学生要诱导老师有良好的行为，比如眼神的接触，坐姿的端正以及在老师表现出色的时候给予称赞。结果这样的孩子不仅行为更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而且对于自控有了更大的信心。（强烈向为人父母推荐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让孩子和你一起改变，希望能有更多和谐家庭出现啊）。
　　每一个行为体的行为，不仅影响到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而且也会影响到他打交道的其他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这种情况一次又会影响到行为体在下一个时期中的行为和结果。（实际上有人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个人对其他人的反应所做反应的研究）。对于冲突中将要失利的行为体来说，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卷入的数量，这一策略可以在不改变行为体任何特性或资源的情况下改变冲突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行为体更容易和同类行为体互动。虽然能使队伍壮大能标示着成功，但其他行为体采用这样的标准行为未必就能使行为体长久发达。最好的解释例子就是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也在尝试新的混合金融战略（怀疑华尔街的大佬很早认识到了这点，并且秘而不宣，更多的会体现在它未来的政策上）。良好的信用使得信任感在人群中的传播顺利，这能够使剥削者更容易发达起来，但是伴随着剥削者数量的增多，他们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牺牲品，而信用担保的风险随之增加，这导致了潜在的维持现有体系的战略空间在缩小―――也就是说，他们很早意识到了这种成功同时会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而这种环境将使他们原来的战略的空间余地在缩小（风险的增大），这会使他们尝试传播一种新的混合战略（我一直怀疑这次危机他们早有准备）。
因为行为改变行为发生的环境，因此后来发生的同样行为不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实际上我一直推荐大家理性的对待历史。我们的学习和政治经验有的时候并不是体现互动必要的。实际上，伴随着人及组织在时间的推移中相互面对，历史所纪录的就是先前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变化。希特勒在目睹了他的敌人屈服于压力，正如他解释的“我们的敌人都是小蠕虫。我在慕尼黑就见识了它们。”然而就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国家才改变了立场。比如比利时就从捷克的遭遇那里坚定了抵抗的立场。相似的萨达姆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之所以相信能征服科威特，也是对行为的后果缺少了估计。即使美国要干预，如果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也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对科威特的入侵增大了对阿拉伯国家威胁的感知，它们因此改变了同情伊拉克的立场。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范错误，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影响的估计，并且这种影响会改变环境进而又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总会有过鲁莽的冲动，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尴尬的境遇。有的人就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抱怨他受到了错误的军事报告的误导，但是他确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事风格和压制是否有助于造成那些报告给他的东西（人们常常很难改变自己核心观点，习惯于将于自己核心观点的信息认为是错误的，在无法做到这点时也会选择把它当作是个例外，最先能改变认识的是基于核心观念外围的那部分认识，一般重大的事件和亲生经历能改变人的核心观念，一旦中心被改变，那么人就会很快彻底调整新的认知模式――关于人的认知体系反应推荐给大家）。周末愉快。

江南小愚

人们常常很难改变自己核心观点，习惯于将于自己核心观点矛盾的信息认为是错误的，在无法做到这点时也会选择把它当作是个例外，最先能改变认识的是基于核心观念外围的那部分认识，一般重大的事件和亲生经历能改变人的核心观念，一旦中心被改变，那么人就会很快彻底调整新的认知模式――关于人的认知体系反应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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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段漏了个字

江南小愚

管理
　　当政府寻求通过法律和规则来限制不希望出现的行为时，结果常常是非故意的。在改革中人们往往会以抵消性的行为来适应改变的环境，即迎合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改革者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加强某些方面的时候使得其他方面被削弱了。风险动态平衡理论预言在行为体加强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你需要达到你的目标，记住千万别只做一件事。虽然管理者相信控制一个要素将使得他们能按愿望改变行为，但实际上只有在系统其他要素受限制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点。这也是我一开始将系统效应时强调的限制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由于认识不到这点经常会出现非故意的结果。比如限制限制警察运用强制手段，那么虽然本意是为了保护公民自由，但也会带来欺瞒行为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公民受犯罪伤害的几率。由于罪犯也会对所在的行为做出反应，因此在推行防止常见偷车行为的措施后，内罗毕的劫车案反而大幅增加了。在相关的动态过程中文官试图通过详述的命令对军队加以控制，但反过来也会侵蚀军队的职业特性和对文官领导的忠诚，因此表现为比以前更懈怠于文官的目标于要求（这一分析来源于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state)。所以我认为对文官的官僚习惯在军队中的领导中会表现出不利影响的。军队应该由熟悉理解军人思维的人来用职业的方式加以政治强化领导。
　　更反常的是，越禁止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可能越有吸引力，不仅通过非工具性的心理反应，而且也是通过可能是牵强附会的理性推断。心理反应的实例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很多，越是父母禁止，越是会有孩子尝试逆反的行为体现自己独立不同的立场。在1925年《日内瓦协议》禁止细菌战的若干年后，“一位日本陆军少校游历欧洲回国后确信，生物武器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否则日内瓦的政治家就不会不怕麻烦的去禁止它们了”。最极端的观点认为管理总是增加了成本并造成了不期望的效应（类似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西汉初期为恢复生产起到一定积极的政治效应）。不过这种将管理DIZHI自以为精确确言过其实。因为合理的管理体现在了限制上，放弃管理意味着只只注重直接效应而忽视间接效应，之所以存在非预期的效果源于我们目前的知识并不能在很多领域完全的估计行为产生的对环境的调整和一系列影响。说实在的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说明分析者或行为体在规划预期效应上应走多远，我们甚至也无法确定不确定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因为各种力量的运作会使系统走向平衡。因此管理决策中的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发生，让那些完全市场最优的学者也意识到这种极端反对管理的问题，因此我们并非无事可做，连续的观察反馈动态变化过程也会为某一领域的管理提升经验，很多企业的现代管理也是我们国家缺乏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有多少，只是它们比我们更有经验，我们在学习照搬它们的管理模式的别忘了先发优势的存在，有的时候它们的成功改变了环境，使得你在采取和它们相同的策略时很难取得一样的成功（这使得你无法取得超越他人的优势，而面对市场份额低，起点差，资金规模不利的不利局面），最适合国情的管理就是要在实战中取得的经验，这是我对中国企业家的个人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成功的人士在传授自己经验时，很多人认识不到这种行为往往是不可复制的。

江南小愚

检验命题
　　我们在研究历史和替代性政策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反事实推理发。我第一次看到关于这个方法的实际使用案例是在小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从突：理论与历史》。但是开始看的时候也一直感觉总有漏洞。好比著名的反事实推理，即克里奥帕特拉（埃及艳后）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马克•安东尼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都将重写。但是实际上我们总是更多将这样的推论当作玩笑话。因为这段历史距今千年，中间发生的事件及原因有无数个，我们可能对这样的反事实推理当作一个笑话。但是在对比政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类似的方法。即选取２个相似的模型，然后对比某一政策相反造成的影响。实际上这样的思维的错误还在于当你改变这个条件后事实上你很难保证其他因素不变。假如没有特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和安东尼，会不会有其他的替代人物出现来代替它们推动实现相同的历史结果，至少我们无法保证一定会是或者不是。在生物学里面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生态系统里的一种生物消失后，就会有其他的生物替代它的系统职能使得系统得到新的平衡。一些生物学家曾经对电影《小魔煞》表示异议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没有蜘蛛，我们就会被昆虫征服。但是假如没有蜘蛛，其他一切都不变的话确实如此，但是实际上即使专家也无法预测没有蜘蛛的世界是如何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也能指出的那样，尽管昆虫的主要天敌之一不复存在了，那么其他物种的大量繁殖，世界也存在许多变化的可能，也许我们的人类生活会更好也许更糟。类似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蜜蜂，人类的农业生产就会无法正常进行，但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植物会进化以吸引其他的动物帮助其授粉，也许那样的世界里我们种植着其他的农作物，但也未必无法生存，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地球的进化史里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罢了。因此在作决策理论的时候将这样实验方法运用而不是博弈理论的框架是错误的。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科学那样在研究的时候保证其他因素不变。这也是系统效应揭示的复杂而需要应对的困难的地方。

指标与指示器
　　现代的管理经济学都习惯用指标和数据来做为指示器去研究对比不同的对象。在开始的文章里我就提出了对这样的学科实际运用存在问题的疑惑。我们常常会犯一些错误，这也是经济学等等学科本身是一个经验发展滞后研究解释的学科。我并是否认它们存在的意义，本身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存在争议的发展的。例如许多公司都把市场占有率做为衡量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这一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是40％，那么看起来我肯定比５年前做的差，那时是60％。但是这一数据不排斥这一解释――由于过去的成功，公司更多的进军高端市场，吸引了更好的顾客，在高端客户领域还有更多的竞争者，但无疑的是公司的品牌效应上升了。有的时候标准来衡量会造成意象不到的变化。因为人们在意识到别人如何评判它们时，就有可能以改变惯常的准则来迎合这种标准。比如由于很多数据量化的困难基层部门经常为了数据而制造数据，为了业绩而制造业绩。本身做为管理的角度是为了提升效率，结果确很让人自挫。更为常见的是，保持动机不变，对指标体系的评价导致了各种狡猾程度的战略手法。例如医护提供者的能力最初是反映在病人的存活率上，但这一基础上实行奖惩也会给它们以回避困难病例的动因。通过企业报告利润来评判企业的情况，就可能发现这样的做法，即让“账目底线”看起来更健康，即使企业不好。比如很多网络技术公司就像朗讯那样为了制造好的盈利不惜贷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客户来购买它们的产品。出售ｇｏｏｇｌｅ的股票来制造短期的利润，实际这是经济评价体系不可避免的出现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很可能受到华尔街大佬的股价清洗行动）于是为了指标而制造指标。英格兰银行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确认了他所谓的古德哈特法则，这一法则连同它的修正是有效的：“如果一项经济统计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行为体有能力影响统计的结果），那么这项统计就会被扭曲。”
　　当双方在放生从突的时候有时准绳是会经常容易变化。比如以色列在消耗战中衡量其空中打击效果的时候是根据所度量的埃及火炮攻击数量的减少，但这一印象是有误导的，因为埃及人的反应是转向了使用小型武器进行攻击。因此在复杂系统中采用单一的指示标准来度量成功很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有的时候还需要替代标准。例如二战时防空行动的价值不仅是以击落敌人轰炸机战机的数量来简单衡量，因为敌方可能为此而加强飞机的性能（加强装甲）躲避防空而减少其有效载荷。敌人可能增加生产更多的战斗机而减少了轰炸机的生产。二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注意到，“降低德国的军需制成品的产出水平是盟军战略轰炸行动的主要目标”，根据这一标准，轰炸是失败的。但实际上德国为应付盟军的轰炸而不得不消耗那些本可以用于战争的其他资源。例如飞机制造厂不得不疏散，这不仅给德国本以超符合运行的运输系统增加了额外负担，而且也造成了其监管和技术人员的极大稀释，增加了其飞机制造业需要劳动力的规模（估计20％），并使其有效的工程及规划没有了可现实性。再者美国轰炸迫使德国战斗机迎战，护航飞机的出色表现毁灭性的消耗了德国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相似的美国对日本的轰炸更体现在其间接效果上。

江南小愚

反馈
　　反馈是系统运行方式的核心。一个要素或关系的变化经常会改变其他要素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到自身。因此我们是在和环状系统打交道，在这个系统中因果关系是循环的，而不是单相的，所以观察者很难确定责任，行为体也很难逃脱那些看似凭空而却又无处不在的强化的模式。行为体的行为在总体上导致并解释了行为本身。总体上说我们行走在社会中并不是想象的按照我们所想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是由行动来指导我们的思想的，确切的说我们的思想正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并且会对行动形成反馈修正。
　　如果某一方向的变化导致压力的增强，产生了同一方向的进一步变化，则反馈就是正向的。如果变化激发的作用抵消了最初的变化，并将系统推回原来的位置则反馈是负向的或抑制性的。没有负反馈就不会存在稳定，没有正反馈就不可能存在变化与发展。
　　在系统范围内反馈往往表现为很多进程。好比是操作系统内运行的很多进程一样，每个程序都会调用很多进程（一个事情的发展就好比程序一样占用着系统的资源，产生一系列结果）。就正反馈而言，当涉及２个行为体的时候，它们的行动方向要么是对称的要么是互补的。以类似军备竞赛这样的螺旋冲突为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的双方都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而进一步加强冲突。但一旦分出高下进入缓和阶段，这时一方强大，另一方则越表现的虚弱和卑屈体现互补的变化。大多数时候正反馈和负反馈会表现为不同时间节点，和空间上的交叉作用。比如军备竞赛的例子，如果竞争取代了战争并且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支配地位，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负反馈的。行动也可能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引发正反馈，在另一区域引发负反馈。比如在一个地区一个大国的强大迫使周边的小国屈服，但是在区外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制衡它。再比如美国入侵越南的失败削弱了美国而增强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正反馈）。然而苏联的一些行动（入侵阿富汗）在很大程度上又重建了美国在西方领域的共识，结果越战１０年后负反馈的效应就明显的体现出来。生态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型，当猎物增多时捕食者的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当捕食者的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猎物就大量减少，正反馈馈就终止了，反过来又导致了捕食者由于缺少食物的大量减少。相似的世界政治也有大致的循环，比如一段16世界不算太出名的话：和平带来富裕，富裕导致骄狂，骄狂滋生争吵，争吵引发战争；战争带来破坏，破坏导致贫困，贫困引发和解，和解促成和平。所以和平带来战争，战争也带来和平。但是我们的人类历史确在循环前进。由此可见循环作用的反馈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使稳定或不稳定，而是像生物进化一样的表现为一系列连续的变化。例如在一战前，丘吉尔的一段话：从最初增强火炮的愿望开始，我们被一步步的导向建立快速分舰队，而为了获得快速分舰队，我们被迫依赖使用石油燃料做为动力来源。而为了保证石油的供应我们需要建立巨大的石油储备，这导致了巨大的开销，并引起了对海军预算的可怕的反对，最终我们设法签订了英国－波斯石油协议及合同。
　　但是系统复杂还在于其面对干扰时的表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可能会中断生物的进化，某种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存在的，因为从进化的角度上生活在现今的某些生物并非比过去消失的某些生物更好的适应现在的环境。你可以可以将干扰看成一种改变系统的模式，而新模式接着产生新的平衡。这也是系统复杂的地方，你并不能因为对系统的熟悉而应对所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