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的军帽

dulidiyijun

李乐勇把手中的六五式军帽递到我面前的时候，嘴角上的血还隐约可见。
后来我知道他为了“飞”这顶军帽，整整策划了半个月。在蹲守了三天后终于得手。只是没想到，对方骑着单车追了他三、四条巷子。要不是李乐勇熟悉地形，身上要承受的绝不仅仅是嘴角上的那一拳。

三叔曾经送过一顶军帽给我，是苏式的大盖帽。我得到它时，中苏的兄弟关系早就土崩瓦解了。
一九五五年受衔时，部队是按照苏联老大哥的军衔制度和服装样式照搬来的。校官以上配发的服装还是相当的讲究：冬装有马裤呢的面料，夏服有柞蚕丝的短装。和礼服一起配发的牛皮高腰皮靴，更是少见。人称“将校靴”。干部子弟当然是想通过身上的打扮来显示父辈的显赫资历。这在计划经济，买任何物品都需要凭票供应的时期，普通百姓只剩下悄悄议论的份了。

搬个小马扎，在小院门口立直了腰，一坐就是整个上午。
整个七十年代，在马路上跑的小车，除了“老上海”就是北京吉普车。偶尔过去一辆“伏尔加”也会显得很是与众不同。要是能有幸看到“红旗”车驶过，车窗的纱帘后一定是坐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
家里人都说我从小就是个“官迷”。五岁后，听身后的喇叭声，就能准确无误的判断出车的种类了。看到行走在街上的军人，两个兜一见四个兜的准得敬礼。现在明白了，四个兜的比俩兜更能装钱。

穿军装绝对是领导潮流的，这阵风一刮就是二十多年。
解放军各个时期的军装都属于紧俏范畴。家里的衣柜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一件人字布纹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戴肩章的小孔。曾经想过，这件军装某天会悄然落到自己的身上。只是，父亲一直没松过口。五抽柜里有个带锁的抽屉，那个绒面的红色小盒里放着父母亲从军时的领章帽徽，还有一枚金属的军功章。

六五年部队取消军衔制。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六五式军装一直延续到八五年。

如果没条件穿上军装而又想过把瘾——那也有办法。只要你有胆量去抢！如果你头上戴顶军帽，那你可真得睁大了眼睛，也许明天这头上的时髦货就不知道属于谁了。武汉人是有语言天赋的，把抢军帽称之为“飞军帽”。即淡化了“抢”的实质，又表明了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体力活。那年头，街上盛行戴军帽。为了增加其流动性并与之配套，也就同时出现了“飞”军帽一族。


小学五年级时，李乐勇被分配到班里。
足足高出我大半个头的身高不是因为营养过剩，和发育也没多大关联。两次“留级”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单独成长，进而高人一头。
班主任找我谈了话，看着女同桌离我而去，心里空荡荡的。

唯一让能让我提起兴趣的，是李乐勇头上的那顶六五式军帽。
李乐勇看出了我的心思，大方地摘下军帽递给我。军帽足有九成新，这和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上衣明显不搭。帽子里盖着大大的戳，标有号码。边上还衬着一圈硬纸板。从远处望去，军帽周边会因为有了硬纸板撑起而显得更加挺拔。

期中考试，毫无悬念，李乐勇两门功课不及格。
班主任的语气很凝重，李乐勇仍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当着全班的面，我表示了决心：帮助同桌，迎头赶上，是我这个班长义不容辞的责任。放学后，我和李乐勇有了第一次长谈。
事不过三，李乐勇也不想再次留级。有了这个共识，达成协议也就水到渠成了。我负责给他补课，如果能帮他顺利毕业，他会送我顶军帽作为回报。

半年后，公布期末考试成绩时，李乐勇的所有功课都过了及格线。到了他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看着我接过军帽郑重其事地戴在头上，李乐勇咧嘴笑了。那一刻，他的形象也在我心里顿时高大起来。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和李乐勇会总会前后脚出现在课堂里。这两顶军帽足以让全班的眼神里充满嫉妒。配上“值日生”的红袖标，同年级女生投来的眼光总让我浮想联翩。
放学后，我会小心翼翼地把军帽放进书包里。一是怕被人“飞”走，二是担心被父母亲盘问。

小学毕业，忙着考戏校。李乐勇从此音讯全无。
就在上戏校的头一年，我的军帽还是未能幸免于难。
周六回家的路上，一阵风从头顶扫过，瞬间我头上的军帽已经被一只手“飞”走。等我反应过来，身后的单车已经窜出几十米开外了...


这军帽注定还是没能属于我。怎么“飞”来怎么“飞”走，这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
摸着自己的头顶，愤慨夹杂着无奈。也许我应该知足了，毕竟我还是戴了一年多。

年前在“秀水”溜达。
走进经营军用品的小店时，一眼就盯上了墙上的那顶六五式军帽。
是不是赝品，我没绝对把握。尽管小店的老板口中滔滔不绝。
掏腰包付款的时候又想到了李乐勇。可以肯定：要是这哥们儿在，一定会帮我省下这帽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