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莱尔的“谢幕”安排看英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长乐未央

  围绕布莱尔何时辞职交权问题，英国工党内部的“二布之争”最近有了比较明确肯定的答案。面对党内强劲的“逼宫”浪潮，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今年9月工党年会前夕，明确承诺将在12个月内辞职交权。在随后举行的年会上，布莱尔带着依依惜别之情发表了告别演说。布莱尔在演讲中称赞了布朗，说“没有布朗就没有新的工党和3次大选的胜利。”对即将离开领袖的岗位，他表示，“离开是艰难的，但也是正确的”，称他“爱这个党，永远和它在一起”。布朗在年会的第一天发表了主旨演讲。他首先颂扬了布莱尔为工党、为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明确摆出了首相继任者的姿态。而后，他大谈新工党、新英国的理想和价值观，描述了工党未来改革的新前景。他还恳请工党同仁给他机会战胜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宣告了接替布莱尔的意愿。

   “二布之争”由来已久。“二布”围绕权力移交问题的斗争，除了与他们个人的权力欲望直接有关外，最根本的原因和背景，在于布莱尔政府近年来面临严峻的内政外交困局，使工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布莱尔日益失去人心，已成为工党的一个包袱，有可能危及该党继续执政的前景。工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布朗能早日取代布莱尔，则有助于工党摆脱困境，有可能使工党再次赢得下届大选。在这一背景下，经过近两年多的反复较量、周折，工党内部终于在今年年会期间达成了上述的交接班协议。

   伊战逼走布莱尔

   应该说，布莱尔最终做出“谢幕”交权的承诺，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导致他不得不承诺交权走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人们通常把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排在首位。有人称外交政策是布莱尔的“软肋”。布莱尔政府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不仅导致大批伊拉克无辜平民伤亡，而且使不少英国士兵命丧他乡。伊战也成为极端势力在英国内外煽动反英情绪的借口，大大破坏了英国安全环境，去年7月的伦敦系列连环爆炸事件和今年不久前发生的英国炸机未遂案都与此直接有关。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家菲尔?考利指出：“伊拉克战争对于选民和布莱尔的工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制造了一个希望他下台的人群。”而今年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布莱尔态度暧昧，追随布什拒绝呼吁立即停火，又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工党内部许多人都指责他“毫无原则地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边”，让英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国土安全都大受影响。但布莱尔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反复强调自己坚持亲美的外交政策并没有错。布莱尔辩解说：“我并不总是同意美国的看法，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很难相处的朋友。但是坦白说，在一些欧洲地区流行的反美主义是疯狂的行为。和美国相处的危险之处不是他们参与得太多，而是一旦他们决定拉起吊桥后甩手走人。我们需要他们的参与。我们希望他们能参与。” 布莱尔授意亲工党政府的伦敦智囊机构《外交政策中心》将他过去一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外交议题的重要演说编纂成册，并为这本小册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争取全球价值观的全球联盟》。

   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政策

   布莱尔工党政府自1997年上台执政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活跃。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某些政策主张，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和关注。首先，它决定推行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同欧盟的关系，迅速结束了英国在欧洲的孤立状态。其次，大力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对伊“禁飞区”实施轰炸等问题上是美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9?11”后率先全力支持小布什政府进行阿富汗战争，为组织国际反恐联盟奔走游说；直至2003年追随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英美一直是并肩作战、“同舟共济”。第三，在对俄关系问题上，试图扮演一种“中间人”和“探索者”的角色。布莱尔在西方率先访问俄罗斯，积极拉拢俄罗斯参加反恐联盟，倡议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新的“20机制”。第四，采取措施显著改善对华关系，英中关于香港主权的顺利交接就是工党政府上台后实现的。另外，布莱尔政府也十分重视同英联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把英联邦作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工具和手段；并同欧洲国家一起试图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某种作用。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布莱尔在出任首相之前就曾明确表示，他希望其领导的英国政府“将既着眼于欧洲之内，又放眼于欧洲之外”。在“9?11”后国际反恐斗争的大背景下，2002年初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推出了所谓的外交“新思维”——“枢纽外交说”, 称英国可以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轴心”或者“枢纽”的作用。他认为，英国可以利用其历史、地理和语言优势，以及英国与美国、欧盟、英联邦的独特联系，还有英国在北约和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轴心作用”。

   布莱尔关于“枢纽外交”的一席话并非心血来潮或即兴之作，而是同他对英国对外政策的构想及其外交定位的一贯看法相一致。早在1995年4月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不久，他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次讲演中就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对未来工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设想，即沿袭丘吉尔“三环外交”的思路，阐述了英国同欧洲、美国以及英联邦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稍后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了“放眼世界的英国”的观点。布莱尔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虽是欧洲列强之一，然而由于它曾拥有一个帝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这就使其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因此觉得自己独立于欧洲之外。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就必须在欧洲扮演一个领导角色。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帝国，尽管英联邦是我们联系世界各地的宝贵纽带，但这并不能取代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与大西洋彼岸的关系仍将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美国人已清楚地表示他们想与欧洲而不只是英国建立特殊关系。”1999年11月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宣称，英国未来的角色是要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力量关系中的轴心。布莱尔在多种场合还一再表示，英国希望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英国外交定位面临两难选择

   既要谋求维护和加强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又要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希望借助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来加强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这是近50年来英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外交定位所始终面临的一种两难选择。

   欧洲是英国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也是其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当今世界上像英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而独自发挥作用。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大陆欧洲国家。英国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及其广袤的海外联系，使得它比任何欧陆国家都有广泛得多的依托。英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和某些政策上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英美两国常常用“特殊关系”一词来形容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它主要反映了英国希望借助美国力量来实现自己战略需要的愿望。“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和谋略。英国统治集团希望借助英美之间尚存的密切政治经济联系和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谋求在世界上继续发挥“超出其实力和分量”的作用和影响。从美国方面来说，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和磨擦上升的情况下，也仍然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行自己的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英国仍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国，英美特殊关系依然是大西洋两岸战略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英国外交的定位问题又突出起来。英国外交的重点和先后顺序又面临着“欧洲主导，还是美国第一”的选择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热衷于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欧美关系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既要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又要作为欧盟一员与“欧洲大家庭”保持“一体化”框架下的密切联系，自然困难重重。事态发展表明，布莱尔为充当“掮客”、“桥梁”所进行的活动收效有限。美国当局难以真正听进别人的意见，倒是布莱尔常常被小布什牵着鼻子走，成为美国的帮凶。英国为了借重美国的力量抬高自己的地位与身价，有时不得不从自己原先的立场步步后退，到头来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殉葬者和牺牲品。

   布莱尔之后的英国对外政策走势

   英国对外政策历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一般而论，丘吉尔二战后提出的“三环外交”方针，已经成为英国两党共识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肯定，无论哪个政党或政府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都不会离开“三环外交”的传统太远。

   如果布朗能够顺利接替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并赢得下届大选，根据其目前的言论和行动可以看出，他可能奉行的对外政策大体会循着以下方针展开:

   布朗基本的政策立场离不开英国“三环外交”的传统与保持英美特殊关系的方针，但会依据具体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在追随美国动武问题上会更加谨慎；但在反恐与核武问题上仍然会同美国保持战略一致和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欧洲政策上，布朗会在全力推行英国社会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欧洲的经济改革；但在欧元、欧盟制宪以及索取英国预算摊款回扣等问题上，则采取谨慎态度，能争则争，不成时则做适当让步。总之，英国同欧盟的关系不会太紧密，但也不会弄到破裂的地步。

   布朗在对华政策上会继续采取积极、建设性的态度。近年来布朗发表过一系列有利于英中关系发展的言论。2005年布朗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一些全球性经济问题制定了共同合作议程。布朗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给英国带来了机遇，批评欧盟在同中国纺织品贸易中表现出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