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之作到启迪之音

chenfeiyang

  胡宗山 读《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有感


王逸舟教授的新作《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于2006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保留了主要的理论精华，同时又结合时代进步和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改写。

      一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8年之前，在人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王逸舟教授经过多年的努力，并在至哈佛大学研修一年的基础上，将一本宏大系统的理论巨著奉献给国内的国际关系学人，这对于推动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可谓是居功至伟。正如王正毅教授在一次研讨会所说的那样，今天在中国谈论国际关系理论，逸舟教授的这本著作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关系学界就有“北王南倪”之说，评价的就是分别工作于北京和上海的王逸舟先生与倪世雄先生在引进、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不夸张地说，对于大部分象笔者这样7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国际关系学人来说，《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是一本启蒙之作。翻开几年来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对该著的引用率之高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2003年笔者所在单位在进行政治学一级学科评估时，曾经专门委托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进行CSSCI期刊的引用率查询，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二级学科中，《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的引用率是第一位。实际上，据笔者粗略的观察，如果推选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单篇文献的话，一文一著应该居首。一文指秦亚青教授为其翻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所写的“译者前言”，它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胳和学术趋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一著就是王逸舟教授的这本《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它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多年来，这本书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国际关系从业者和爱好者中积累了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号召力，这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的持续存在，才有必要将该书再版，以为越来越多的后学者提供学习的基础。

      时代在进步，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在迅速变化，新的版本也在与时俱进，细究起来，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第二版更多地将重心和精力放在国际关系理论史的概览和评析上，而放弃了对具体理论的专门性介绍。第一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概述国际政治（关系）学的发展历程，下篇具体介绍若干种主要国际政治理论。第二版取消了上下篇的分列，而将下篇中的一部分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国际社会理论、国际周期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制度理论、批判理论、结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政治论等进行缩减，按时间顺序归并至历史部分，而学习进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则不再专门介绍，新增加了复合安全理论。由此，新版编目只有九章，为原版的一半，在内容上，也只有43万字，比原版少了8万多字。对于那些继续收录的具体理论，作者进行了高度的压缩，删减了许多介绍性的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理论的评介上，这些评介继续了第一版的准确和精辟的特点，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精到的专业眼光。

      二是第一版的美国中心色彩较为明显，突出表现在对美国的、主流的理论介绍颇多，而对边缘性学说，对美国以外地区的理论涉及较少。而新版通过章、节、目的变化，使美国中心的色彩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这相对于原版来说是个巨大的改进。并且，在新版的九章内容中，非主流理论的声音占据着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其比例与主流相比已不遑多让了。尤其是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涉及程度提高了，此外还补充、更新和增加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介，这种评介既是对美国中心色彩的某种祛除，也是对主流理论的一种多元化的解构。

      三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补充并评介了当前国际关系最前沿的的问题。第二版专门在第七章第四节列出21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中十个方面的新进展、难题与探索，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的融合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前沿和问题意识，也对启发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第二版和第一版之间出现的这种变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个人思想和学术旨趣的变化；二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巨大变化所导致。

      王逸舟教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90年代以后重点关注全球化、主权新理论等前沿问题，并出版了专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将兴趣转移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评介上，近年来，逸舟先生开始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主义国际关系世界观，并在个人治学的同时，花费了很大精力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纵观王逸舟教授的国际关系研究之路，经历了一个如其自己所言的三部曲时代（见《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自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从《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到《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呈现出一条原创—批判—再原创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反映的是从中国看世界，又从世界看中国，将中国视角与西方理论不断结合与互动的学术心路历程。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作者尝试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当时风糜世界的全球化和主权问题等，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的思考成果，反映了学界在这些领域的学术自觉。到了90年代中期，作者将主要兴趣转移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开始系统地介绍西方理论；而到了《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中，作者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的努力更趋明显，效果也更为显著。如果说当初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更多地是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国际社会的新变化，还带有某种如作者自己所说的“热血”和“激情”的话，那么，在经历过《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的全面冶炼后，《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所呈现的就是一种更为理性、务实和多元化的理解国际关系的心态，这就是全球主义的思维视角。在《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中，作者依据自己的全球主义世界观系统地阐发了对中国外交的理解，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外交政策建议，特别是强调日益崛起的中国应该在关注全人类利益和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体现了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视野。作者的这种全球主义思维进入新世纪后得到了愈益明显的的体现，除了以其为指导原则再版本著外，他先后主编的如《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恐怖主义溯源》、《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维视角透视》以及所发表的关于非传统安全、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多边主义、对国家利益内涵的再思考等方面的论文都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者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相比传统的国家间政治、高阶政治来说，越加去国家化、去中心化、低阶化和多元化。

      全球主义当然有许多自己的独特观点，但如果说与现实主义的“片面的深刻”的学术追求有所区别的话，我觉得全球主义思维的学术追求更多体现在“开放、多元”上，全球主义始终坚持以进步性、开放性、多元化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不仅体现在它理解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也体现在它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上。这种思路是王逸舟教授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前言中，作者就强调应该打破政治与经济、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的界限，而应该以跨学科来界定国际关系的学科性质。事实上，作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而反对狭隘、片面、简单地观察世界政治，这种全球主义观察视野的生发在学科建设上就体现为作者近年来一再呼吁要更多地关注非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即在关注美国主流理论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美国的非主流理论；在关注美国理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欧洲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理论；在关注西方国家国关理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非西方国家国际政治学的发展现状。

     作者的学术转变轨迹其实正是中国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国内国际关系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也是新版与老版相比有较大变化的原因。

      在第一版出版之初，国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刚刚开始，虽然有众多前辈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但毕竟尚无一本系统全面的著作来从总体上介绍西方理论的全貌，未免使人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因此，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对西方理论进行全面、细致的介绍，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8年过后，在王逸舟教授、秦亚青教授等中生代学人的努力下，国内对西方理论特别是主流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和译介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国内对西方理论的跟踪已经能够做到同步，对英文原版的期刊和著作的阅读也不再象十年前那样困难。对各种具体的理论观点，人们都可以通过阅读中文原著甚至英文原著掌握其精要，在这种情况下，再具体介绍各派理论的意义不是很大，并且，这些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准确地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胳，总结有价值的发展线索，从而洞悉学科演进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以实际行动阐发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和思路，纠正原先国内学科建设上的某些不足也成为重要的使命。逸舟先生不仅导引、推动了研究环境的重要改变，也及时地、敏锐地观察了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进步，因而在再版时进行了必要而准确的改动。

      在第一版出来之后，也曾引发一些争议，其中最重要的批评就是该著的美国色彩较浓。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一分为二。美国色彩的浓厚可能与作者在美国研修时完成此书有关，无论是在资料的获取、理论的选择等方面肯定受到美国的影响；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美国的话语霸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影响力和解释力无法回避。这一点连同为英语圈的英国的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也是承认的，更何况在非英语国家。“美国化”并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左右的，相反，它倒是真切地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之初的那种艰难。正是因为美国重心的客观存在，导致新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虽然进行了许多非美国化的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带有美国色彩。不过对于人们的一些批评，作者并没有回避，反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产生“美国重心”的原因，这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帮助人们更真切地了解美国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领域所占的统治性优势的现状。

      三

      作者治学思路和研究旨趣的变化既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第一版是启蒙之作的话，那么，第二版中所显现出的作者在治学思路上的这种多元化、包容性的旨趣转变就是发出了一种启迪性的声音。它提醒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能够包纳不同的声音，形成不同的范式，并且在范式的竞争中去获得进步，理论范式间也可以“和而不同”，如果长期被单一的意见主导，必然不利于学科的真正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启示对于纠正当前中国学界的某些不足有重要价值。

      由于各种原因，第二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也存在令人遗憾之处。例如，对近年来影响较大且已成为主流理论的建构主义的介绍显得不是太充分，只分散在第七章，且被置于近年来的前沿问题之一，感觉其在书中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突出。或许，这对作者来说也是个两难选择，建构主义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理论，国内介绍也相当普遍，过多涉及可能又会凸现美国重心，并令人感觉重复。另外，第七章对冷战后理论新发展的介绍还可进一步充实。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如能提及则会使本部分的结构体系显得更为完整；对冷战后学界的一些学理辩论可以进行更为清晰的整理，如学界在冷战的和平结束对主流理论解释局限性问题上的争论；现实主义与其反对者之间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效力及欧盟、北约未来命运等问题的论战；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冷战后关于国际制度、国际合作问题的论战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进一步加强，此外，如果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精要的总结甚至预测就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了。

      由此扩展开来，作者现在使用较多的“全球主义”概念指涉的具体内容还略显庞杂，如果在整合现有的全球性、非传统性、公民社会、个体等相关术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和凝炼“全球主义”的内涵，形成一两个核心概念，作为中心变量，并赋予其元假设的地位，可能对于构建相对普遍性的原创理论更有效果。

      总之，两种版本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可以适应不同的读者层次：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入门者和初学者来说，要想从总体上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更多地阅读老版，尤其是关于各种具体理论的介绍与评价。而对那些比较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爱好者或从业者来说，可以更多地关注新版中作者对最新的非主流理论和前沿问题的介绍与评介。更重要的是，如果将本著与作者全球主义视角的相关作品结合起来，从中洞悉作者的学术旨趣特别是研究哲学及其背后蕴含的意义，那么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作用，这或许是最应值得关注的。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