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资行资本虚高 TCE比率恶化诱发国有化恐慌

岸上的猪

“一级资本充足率”失灵？
在前景极度不明朗、市况如此动荡的情况之下，资本充足率不再是衡量银行业资本状况的唯一标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各国政府不遗余力的落重锤救市的同时，欧美银行尤其是美国银行的股价却并没有停止“下泻”，为什么？目前，美国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很高，平均在10%以上，水平与我国银行接近，比欧洲银行要好，但高资本充足率却难阻股价下行，原因是什么？
作为衡量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的指标“一级资本充足率”，失灵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就目前看，“一级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充分反映银行资本的健康状况。在美国，一级资本包括优先股和可售资产的未实现损失储备，而未实现损失储备可能造成该指标的高估，举例来看，花旗集团的可售资产未实现损失储备占核心资本4.4%。”国信证券分析师戴志峰告诉记者。
“我们常用一级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在这一指标上，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是比较高的，不仅高于监管当局6%的要求，更高于巴塞尔协议4%的基本要求。”戴志峰指出，在欧洲，银行业同时用一级核心资本充足来衡量资本充足状况，一级核心资本充足剔除了一级资本充足率包含的优先股和创新型股权。同时，欧洲大部分国家（除英国、荷兰等）要求可售资产未实现损失储备也要从一级核心资本中扣除。

换言之，核心资本表明银行股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障银行债权人的利益，高资本充足率只能表明美国的银行在短期内没有破产的担忧。由于美联储不断注入流动性，目前银行的债权人不会因为流动性不足和担忧银行破产而挤兑银行，所以美国的银行体系短期内不会有大动荡。也正因此，在美国的银行股大幅波动同时，银行间拆借和票据市场却保持相对平静。
然而，高资本充足率却无法遏制银行股的下跌。问题究竟在哪里？
关键词：TCE比率
要真正理解银行的资本状况，TCE比率的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发现，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四大美国银行的普通股权益已经越来越低。
TCE指的是普通股权益，即银行净资产减去优先股和无形资产（商誉等），意味着普通股东在银行清盘时实际上可以拿到的资产，而用“TCE/有形净资产”得出来的普通股权益比率，则表明经济下行时，普通股权益对银行负债和优先股的保护程度，同样是衡量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指标之一。
此前，美国要求去年底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大银行必须进行压力测试，按此标准，有17家美国银行可能将要面临压力测试，此外，德意志银行、RBS、汇丰等在美国拥有分支的银行，或许也要进行该测试。“但目前仍不清楚该压力测试是要针对累计亏损，还是一级资本充足率，或是TCE比率。” 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高盛指出。
没有通过压力测试的机构或将面临优先股被转为普通股的可能,“如果的确需要保护贷款的话”（美国财政部语）。“这意味着TCE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一级资本充足率还要重要，另外，我们目前不知道压力测试将会如何进行，但是普通股权益和储备量无疑越高越好。”高盛表示。
“美国的银行TCE 比率在金融危机前长期是在3%-5%之间，近年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市场普遍认为，TCE 比率在3%以上才是比较安全的。目前来看，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的普通股资本充足状况十分堪忧，其中，花旗状况最为恶劣，而摩根大通则相对较好。”戴志峰称。
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花旗的TCE比率仅为1.27%，美国银行为2.83%，富国银行为3.66%，摩根大通为3.66%。
“银行损失和拨备的增加，首先消耗的是银行普通股权益。低TCE 比率表明美国银行的普通股权益，在经济下行中有可能会很快被消耗掉，这时银行可能需要注资增加普通股权益，并由此带来‘稀释风险’，美国银行股股价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就是源于这种稀释风险。” 戴志峰表示。
“稀释风险”有点像经济底部时被迫卖出部分股票：银行的高杠杆使其在经济下行时，普通股权益迅速下降，此时银行若注资补充资本，即相当于普通股股东不得不在经济底部，低价让渡部分权益给新股东，对现有股东而言，这显然不是乐事。
高杠杆是核心问题之一。欧美银行的资本杠杆比率之高已经路人皆知，以花旗为例，该集团的“有形总资产/有形普通股权益”的比率高达76倍！不仅仅是美国。日前绝对回报公司负责人Niels Jensen也指出，欧洲银行正命悬一线，因为欧洲银行杠杆比率较美国银行更高！
危机之下，银行疯狂去杠杆的同时，其资本也在遭受快速消耗。
剖解两大原因
按戴志峰的说法，美国的银行的TCE比率过低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的银行商誉和无形资产占银行净资产的比例过高，原因之二则在于，美国的银行优先股比例过高。
研究数据显示，商誉和无形资产占欧美银行净资产比例在30%左右。商誉和无形资产主要包括，收购后产生的商誉和按揭服务权利（mortgage servicing rights，MSR）等。商誉和无形资产在会计上会转换成股东权益，在经济下行时其价值变化很大，而由此产生的计提将损耗银行的普通股权益。举例而言，汇控2008年年报中，就因收购北美业务而产生了高达100亿美元的商誉计提，对该行最终业绩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美国的银行商誉和无形资产所占比例比较高，四家大银行商誉和无形资产占净资产比例平均为4%，商誉和无形资产占普通股权益的比例平均为64%。而去掉商誉和无形资产的TCE占美国四大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平均比例是26%。
“商誉和无形资产比例高使美国的银行资本可能有虚高成分，此外，这也会影响P/B值。当然，把商誉和无形资产全部剔除也不合理，但在经济危机中，这些资产的质量变动会很大。”戴志峰指出。
TCE比率过低的另一原因在于，美国的银行的优先股比例从去年开始在不断攀升。
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财政部的TARP计划，该计划向美国银行业提供了259亿美元资金，这些资金成为银行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
由于优先股享有收取定额股息的权利，并且在清偿时优于普通股得到保护，具有部分债权的性质。“优先股比例高，在经济下行时对普通股的股东有较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银行必须从微薄的利润中先支付优先股股息，另一方面优先股股东会加强限制普通股的权益，例如限制普通股的股利。”戴志峰称。
他指出，在危机中银行损失和计提首先消耗的是普通股权益，而不是优先股，此外，优先股的固定股息也减少了银行利润对资本的补充，因此，欧美银行高比例的优先股在经济下行时不利于普通股权益的积累。
此外，普通股股东和和政府利益也存在冲突。
“银行普通股股东希望减少投资和贷款提的拨备，减慢清理有毒资产速度，这样银行有足够资本度过冬天。而政府是希望打破实体经济与银行经营之间的恶性循环，所以政府会加大拨备计提，加快有毒资产处理，让银行轻装上阵，给予实体经济足够的信贷支持。所以政府注资后会采取更严格的会计标准，这时银行普通股权益会消耗得更快，意味着进一步的稀释风险。最严重的情况是，严格的标准消耗完所有的银行普通股权益，普通股权益归于零，这就是所谓的‘国有化’。”戴志峰表示。
正是在这样的忧虑之下，美国的银行的股价表现相当“情绪化”。
而相比之下，我国商业银行股本中基本上没有优先股，无形资产比例很低，平均值只有1%，我国商业银行的TCE比率接近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