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行为主义方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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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它主张以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动态地研究国际关系；提倡采取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行为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遭到传统主义者的尖锐批评。行为主义的长处和它的诸多缺陷几乎是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但对我国国关学界来说，大力倡导科学方法的使用依然十分必要。

    关键词：国际关系；行为主义； 科学；规范研究

     尽管其源起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鼎盛时日，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国际关系学科也恰好在此时受到行为主义方法的巨大冲击，并引发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争论。这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开创了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开辟出了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研究途径，形成了各种各样新颖的理论。虽然行为主义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关于“政治行为”概念的涵义、行为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以及科学方法对我国国关研究的意义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或探讨的余地。



行为主义方法的基本特征



（1）以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行为主义认为，人类行为中存在可以认知的统一性，这些可以认知的统一性能够通过实证试验加以证实。[i]行为研究方法代表了一种倾向，其目的在于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被观察到的人类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行为”是行为主义强调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不仅要说明什么是政治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而且政治行为研究也体现了对以法律取向、制度偏好和道德规劝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学方法的摒弃。[ii]政治行为从外延上界定，既包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决策者的行为，又包括团体的行为；从内涵上规定，既包括现实表现出来的行动，如选举、游说、政策制定等，也包括作为行动动机的心理过程。拿个体研究法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认为政治行为是心理因素下意识影响的结果，这些心理因素包括态度、观点和人格特征。[iii]因此，对决策者个体的分析会较多地涉及心理学知识，如霍尔斯蒂（Holsti）曾研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苏联的认知，说明国际关系中敌对态度是如何形成并得以维持的。[iv]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借鉴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微观层次国际政治理论。[v]



与研究决策者个人的精英分析法不同，政治团体分析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政治团体进而揭示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在团体理论看来，政治是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利益相同的个体倾向于形成集团，并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使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当然，最后形成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利益冲突、讨价还价、妥协的结果。[vi]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团体研究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国内政治领域，但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也常有体现。如决策理论关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模式，必然涉及决策行为中的各种要素。其中既有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不同分支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以及各政府部门内部的运作，也有社会力量如利益团体对政府的游说。以艾利森（Allison）的理论为例，他归纳了理性行为体、组织过程和官僚政治三种决策模式。在组织过程模式中，不同部门和机构间需要高层领导进行协调，而官僚政治模式将对外政策的形成视为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vii]仅就方法论而言，后两种模式都可以被视为团体理论的具体应用。



（2）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动态地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其观点是知识产生于我们的感官体验，来源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viii]但这一概括可能有失简单，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内涵要复杂得多。虽然FaGuo人孔德（Auguste Comte）在19世纪首先提出“实证哲学”的概念，但实证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更早时期哲学家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从休谟坚定地视经验主义为根据这一点来看，可以认定休谟是第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者。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声名鹊起，几成西方科学哲学的一枝独秀。它关注现象主义(一种极端形式的经验主义，它把科学的基础仅限于感觉经验)和逻辑分析，其目标是统一科学。直接经验提供一切科学的内容，而逻辑则提供形式语言以联接对经验的描述。[ix]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又建立了同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科学知识观，通过对“归纳法”、“证实法”的批判，他提出的“证伪主义”学说极大地推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自称是反实证主义者，但在其批评者看来他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x]



在实证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各种以“科学”名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量涌现，如系统论、一体化论、功能主义论、博弈论、决策论、沟通论等，它们的共同点是方法上的创新，要求以可以通过观察把握到的事实作为理论研究的素材，强调行为研究、计量研究和实证研究，将自然科学某些理论引进国际政治领域，进行统计分析、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使研究精确化和系统化。比如，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多伊奇为一体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在其著作中，他强调的重点是一体化指标的提高，而这些指标是以沟通模式和交往量为依据的。多伊奇在研究中吸收了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的观点。[xi]另外，卡普兰（Kaplan）的国际系统理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与博弈论密切相关、研究冲突战略的讨价还价理论，瓦斯克斯（John Vasquez）运用统计学数据对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证伪等，都体现了学者们试图用科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非为实证主义所独享，实在论（realism）就是一种有别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xii]它的现代表现形式科学实在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成熟的科学理论势必指涉客观世界，并且即便是科学研究的客体是不可观察的事物，科学仍然坚持指涉客观世界的原则。”[xiii]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温特的建构主义等体系层次的理论都是以这一认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并非象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建立在可以“直接感知”和确证的经验事实之上。“尽管我们无法亲眼看见国际体系，无论是以物质定义的还是以社会定义的国际体系都不是可观察的现象；（尽管）国家和国家体系的概念不是指实在的结构，它们只是帮助我们组织经验现象的有用的杜撰和工具，……但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探知国际客观事物的深层结构。”[xiv]很少有人把上述几种理论完全划归到行为主义的名下，但都承认它们是“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华尔兹被别人称为“科学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可在他看来，传统学派和以还原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学派（决策理论）是本质上的行为主义者。将热衷于历史研究的传统主义者与科学取向的现代主义学者混为一谈或许会引起人们极大的疑惑，华尔兹为此解释到，虽然他们在使用方法上有着较大差别，但二者的方法论，或者说他们所遵循的思维逻辑是非常相似的，即都认为国际政治结果可以通过考察国家及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和互动而得到解释。[xv]华尔兹的辩解是否牵强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以体系层次的结构方法与实证主义拉开了距离。之所以会将“行为主义的”和“科学的”这两个术语完全等同使用，原因就在于忽略了实证主义与实在论之间的区别。由于科学实在论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来证明理论的真理性，或者说，在实践中如果据科学理论所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那么这个理论就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实证”性质。[xvi]



（3）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行为主义提倡，国际关系研究只能对客观政治现象“是什么”的问题作出如实描述，而不能按照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念来论述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问题。事实是指经验世界中出现的人、事及他们间的关系，对于事实的描述就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经验陈述，经验陈述总是涉及经验世界或以经验世界为基础的，因而对它们是可以加以检验的并判断真伪的。而价值则是人们对事实的一种态度取向，人们对价值取向的陈述构成规范命题。价值判断远离经验世界，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还是假的问题，任何数量的经验证据都不能证明或推翻一个价值判断。说到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就无法绕开“休谟命题”，因为休谟是第一个区分事实和价值两个不同范畴的哲学家，他区分了实然（be）与应然（ought to be）两类不同的命题，这一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的基础。休谟认定，我们无法从纯粹事实的陈述中得出属于规范性的陈述。换言之，人们无法从对“实然”的描述中合理地得出“应然”的结论。[xvii]



而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早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如怎样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避免战争，各国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等，所有这些都属于规范研究。行为主义争辩说，规范性研究只体现了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或道德判断，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要把国际关系发展成一们科学，早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以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规范研究应该被一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所取代。研究者必须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排除价值观对研究者的干扰，不去评价国际关系的是非善恶，只展示国际关系“是怎样”的客观事实。否则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必然受到影响。当然，行为主义者并非不承认价值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认为价值取向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验证，只能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



总之，行为主义方法在其具体的应用过程中表现出多重特征，但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研究是它的核心要素，并希望借此促进本学科知识的积累。休谟曾把知识分为三类：演绎推理、经验知识和价值判断。[xviii]而在康德看来，“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称为科学。”[xix]德语wissenschaft兼有“科学”和“知识”的双重释义，说科学是知识系统近似于同义反复。但康德同时认为人类的知识范围只能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以内，只能通过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对有限的、有条件的事物加以认识而获得感性、知性的知识，不能把形而上学当作科学知识的一种学问来看待。[xx]波普尔的观点则较为苛刻，在他眼里，凡是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问题，不仅包括本体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宗教等，甚至数学和逻辑上的重言式命题都属于非科学。[xxi]行为主义者更倾向于把科学理解为“确定性知识的体系”，其中包括经验知识和演绎推理，但把价值判断排除在外，其原因就在于后者的不确定性。



梁实秋先生说过，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哲学家关注存在的本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要人类存在，就这些问题的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止且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科学则正好相反，它以客观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正如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凡是知识累积较快的领域，正是那些运用系统的观察、可操作性证据和可重复分析程序的学科。”[xxii]客观性和精确性是知识积累的前提，科学方法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同时不断深化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自然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已经具备相当高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就是最好的明证。很难想象现在还会有人争论地心说与日心说的孰是孰非，也不会有人去质疑水的元素构成。较之于自然科学，政治科学知识积累的难度要大得多，但我们已经知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李普塞特命题）；区域一体化的条件、战争相关因素研究和战争的统计分析也取得长足进展；甚至遵守国际规范获得的收益也可能被量化分析。



对行为主义的质疑和批判



几乎从它产生的一开始，行为主义方法就受到传统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最著名的论战发生在布尔和辛格之间。[xxiii]行为主义方法受到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者是否可以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科学能否解决国际关系的实质性问题等。



应该说，传统主义的这几点质难确实击中了行为主义的要害。首先，国际关系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其中主要涉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不同于自然现象，必然受到人的理性、动机、目的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就给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影响人类行为的变量多而复杂，并且这些变量无法象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精确的控制，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反差过大。另外，科学应具有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知识的正确性须通过经验来证明，检验一种理论，就是看这种理论的预测是否成功。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律不仅能有效地解释世界，也应该作出成功的预测。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各种竞争性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假说都可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找到一席之地。如以国家作为“经济人”假设的结构现实主义和以国家作为“社会人”假设的建构主义理论具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次，正如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关系学一样，研究者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自然科学研究无须解决价值问题，但社会科学家正好相反，因为人是道德的动物，在政治科学领域尤其如此。首先是因为政治学主要关心的是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政策，而政策必定涉及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绝大部分与政治活动者的价值观有联系。[xxiv]退一步讲，“即使有可能消除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偏见，事实上政治学家仍须做出另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客观性。当他决定使用科学方法时，他便在作一种价值判断——他也同样可以选择不使用这种科学方法。”[xxv]这就是说，当科学以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而为知识作辩护时，它已经预先承认确定性知识的可能和对确定性知识把握的可能，否则，就没有科学认识。



另外，学者的责任需要他对重大的政治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很难想象政治科学家在涉及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或无动于衷，如战争与和平、核武器的使用、种族歧视、恐怖主义等。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渐趋式微并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在肯定行为主义科学方法的同时，后行为主义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政治目标、政治行为道德淮则等包含价值判断的政治理论问题。



最后，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倾向，使人们在这个领域得出的认识逐步摆脱主观的局限，并能接受切实可靠的检验。但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也受到严重限制，它把很多重大问题排除在外。布尔称“古典派”是“从哲学、历史和法律学科派生出来的理论方法，其最主要特点是明确依赖判断，并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如果只局限于严格的核查和证明，便没有什么意义可言。”[xxvi]国际关系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之一，必然涉及许多有关国家、民族或者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常常来自直觉、灵感甚至良知，仅仅依赖科学方法无法触及国际关系的本质。而传统研究方法承认国际关系是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历史、哲学和法律这些人文知识的人“走进”这个世界，进行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才能懂得它，“思考本身也即研究”；行为主义采取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的科学方法，无法产生对这个涉及法律和道德等复杂问题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真正理解。[xxvii]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但它不是唯一的。许多以价值取向为主导的规范性理论对人类的贡献丝毫不逊色于科学。试想如果没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洛克“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管理者的同意”等理论，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人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国际规范逐步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尽管国际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国内政治规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可能是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危险，但国际关系的进步确是不争的事实。



科学研究方法仍需提倡



尽管有许多非议，但行为主义方法的价值和贡献有目共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争论会以“科学派”的稍占上风而告终，并导致此后科学方法的大行其道。对此前文已有述及，这里着重就以下两点稍做说明。



（1）科学意识的培养。如前说述，科学方法能促进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我们在已知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新问题，从而摆脱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困境。不排除早期行为主义者潜意识里“科学至上”的偏见，但严格说来，任何科学都不能以“绝对真理”而固步自封。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发现事物间的联系或规律。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就是要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发现相关或因果关系，并通过经验观察、收集数据、实践检验等环节找出证据，使其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因此，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但我们永远无法奢望科学可以达到绝对真理。任何科学知识和理论都具有或然的特征，都有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和范围。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过程。没有对地心说的批判，“哥白尼革命”就无从谈起；没有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超越，就不可能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精神是批判。科学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科学思维的训练，对行为主义方法的了解、掌握和运用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国际关系学问者科学素养的提高已远远超出专业研究的范围，其积极意义不可限量。



科学方法的使用常常招致人们的误解，认为只有经验实证研究或大量使用深奥的自然科学如高等数学、统计学等方法才符合要求，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和要求，如概念的精确及可操作性，假设的合理性，变量的选择与变量控制，论证的严密，假说的检验以及理论模型的构建。试想在考察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把国际结构（权力分配）、国际制度、观念以及国内决策过程中的所有因素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公共舆论、官僚政治和领导人的心理都作为解释变量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了解层次分析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xxviii]如果不清楚变量控制的重要性，在选择案例时就会出错。要考察冷战时期公共舆论对一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一般性结论，选择美苏两国作为论据就没有合理性，因为案例选择时“言论是否自由”这一关键变量没有控制住。如果不了解对假说检验的基本要求，要么得出一些含糊其词、不可证伪的结论；要么在假说可能被证伪的情况下，不是去修改自己的结论，而是依据这个假说到处去寻找能支持它的例子，试图掩盖假说的不真实性。须知在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很荒诞的假说也可能找到个别极端的事例作为佐证。



（2）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社会科学理论通常有以下几种：历史描述理论，寻求对过去和当前的事实概括；科学预测理论，利用数学上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未来的可能性；思辨—规范理论，用演绎方法推理改善事务的可能性和应该做的事。有些理论混合使用这几种方法。”[xxix]换言之，科学方法只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之一，不能因此而忽视历史和思辨方法的价值。行为主义和传统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真”的话，后者则追求“善”，二者的互补使得我们应该寻求一条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有效路径。从历史上看，西方传统把科学和人文看成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然而，就催生近代科学的启蒙运动而言，它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其出发点依然是对人的关注。“如果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那么二者的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就可以在理性主义与反思性理解之外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人文与科学的契合。”[xxx]



尝试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在中西学术界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xxxi]英国的皮尔逊（Karl Pearson）认为，科学不仅是训练公民的心智和思想框架的有效手段；而且科学方法和知识对于道德判断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理性和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唯一因素；甚至科学与宗教也有相容的一面。[xxxii]由于人类智慧的有限性，科学的认知无法推导出普世性的价值观。因此，要寻求科学与人文的契合，必须超越科学的工具理性层面。就其精神实质来说，科学也是一种价值观，它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与对人的终极关怀有着内在的一致。



科学与人文的契合在全球化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全球治理、形成中的全球市民社会、国际关系由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世界范围人权状况的改善、应对各种新危机的有效措施等等，既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难题，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的规范。但科学与人文的契合，必须有赖于科学研究和规范研究都已经高度成熟的牢固基础，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将于事无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学术研究中科学意识的淡薄几乎成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先天不足”，从科学研究的基础做起，培养理性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国关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逐步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并产生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xxxiii]有关高校也相继开设方法论方面的课程。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虽基本摆脱过去那种新闻报道和时事分析的框架，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xxxiv]为促进学科的专业化、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对研究方法尤其是科学方法的强调依然紧迫。



对行为主义方法的过分推崇和过分贬低都可能失之偏颇，本文更不准备作出一种和稀泥式的折衷结论。当前，学界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令人担忧，而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要求国际关系专业的学问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艰苦的付出和踏实的工作方能踏入学术的门槛，并以此捍卫本学科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凭借一时的心血来潮无法达至理论的“创新”。尽管行为主义方法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对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是无法跨越的一个阶段。我们只有在充分掌握行为主义方法后才有资格讨论它的不足，没有一条捷径让我们一下就进入“后现代”。“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冯友兰语）”，哲学大师的感悟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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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mehuishi

本文作者张旺,原发于<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另外,注释也是本文不可省略的重要部分,详见下.

[i] 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ii] 对此后文还将涉及，但如果稍加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区别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前者以人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后者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如信仰、道德判断、审美等。因此，笔者不赞成“人文科学”一说。

[iii] （美）艾伦·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iv] Ole R. Holsti,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 in Phil Williams, Donald M. Goldstein & Jay M. Shafritz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经典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60页。

[v]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vi] 关于团体理论的详细论述，可参阅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vii] Graham T.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es”, in Phil Williams et al., op.cit., pp.160-190.

[viii]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ix]《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1-592页。

[x] 同前，第592页。

[xi]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58页。

[xii] realism除了“现实主义”的意思外，还可译为“唯实论”或“实在论”。作为中世纪哲学的一个占支配地位学派的唯实论，强调人类的一般观念或抽象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强调一般观念仅仅是一种符号的唯名论(nominalism)相对。参看洪邮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种经久不衰的主流范式》，《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第44页。

[xiii]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xiv] 同前，第63-64页。

[xv] 参看（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xvi]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学者阿什利在对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时，就曾把新现实主义误解为“实证结构主义理论”。参阅理查德·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xvii] 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曾依照词语和语句的词面或句面含义的逻辑涵衍关系尝试从“实然”推导出“应然”，但大多数批评意见认为，他的努力要么没有多少意义，要么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详见韦森：《经济学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412页。

[xviii] 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6页。

[xix] 转引自（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xx] 张能为：《康德与现代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xxi] （英）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波珀”即“波普尔”。

[xxii] David Singer, “The Incomplete Theorist: Insight Without Evidence”, in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6, pp.88-89.

[xxiii]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David Singer, “The Incomplete Theorist: Insight Without Evidence”, in John A. Vasquez, op.cit., pp.76-90.

[xxiv]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67-68页。

[xxv] 同前，第69页。

[xxvi]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ohn A. Vasquez, op.cit., p.76.

[xxvii] 朱瀛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种学科史视角的鸟瞰》，《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第45页。

[xxviii] 从统计学观点看，如果解释原因的自变量过多，这种解释就失去了意义。其次，研究某一层次上的变量并不意味着其他层次的变量对于事件和行为不产生影响，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把其他层次上的变量暂时假定为常数，以便集中研究一个层次上的变量对国际事件和行为的影响，从验证具体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逐步发展到进行中级理论和宏大理论的建设。参看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7页。

[xxix]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19页。

[xxx] 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xxxi]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争论中许多有代表性的文章于上世纪末得以再版。参看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xxxii] （英）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第一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xxxiii] 如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方银：《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限于篇幅，论文类成果恕不一一列举。

[xxxiv]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lixiao

确实应该重视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运用

word

呵呵，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