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余岚0528

[内容提要]目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主要是指主导美国政坛的以“鹰派”为代表的“新保守派”所持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它对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产生了如下影响: (1) 推动了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大战略的形成; (2) 对其中东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推动布什政府执行以美国军事力量为后盾,维持并扩大美国全球霸权的“新里根外交政策”。与第一届布什政府相比,布什新政府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推行全球民主化改革,对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这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其实质仍然是建立单极世界,区别只在于方法和手段。\r<br>
<br>[关键词] 　新保守主义　布什政府　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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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自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特别是随着“9·11”事件的出现,作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新保守主义曾对第一届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2004 年,布什竞选连任成功,与第一届布什政府相比,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第二届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哪些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都成了非常有必要进行探讨的问题。\r<br>
<b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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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 世纪30 年代,到20 世纪60 年代尤其是80 年代以来,逐步演变成为一股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特点是:大力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认为除道德之外,人天生是不平等的;主张社会的稳定需要保持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传统价值的维护;要求社会节制“过多的民主”;捍卫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度;宣称整个社会应由“杰出人物”来进行统治。[1]新保守主义是由两组观念构成的:一组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它强调个人主义、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严厉限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组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其所认同的是18 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的思想。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强有力的领导、有效的法律和秩序,同时注重道德的作用,有强烈的宗教情感,注重宗教在社会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怀疑甚至敌视任何企图消灭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2]因此,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r<br>
<br>目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主要是指主导美国政坛的以“鹰派”为代表的“新保守派”所持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跟传统的保守主义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最初的出现是对20 世纪60 年代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到了20 世纪70 年代,美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国外,二战后所形成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苏联越来越大的挑战,冷战格局朝着“苏攻美守”的态势不断发展;而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倾向也不断加强。在美国国内,由于自由主义在美国公共哲学中的主导地位, “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精神事实上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公共政策。20 世纪60 年代的动荡虽已平息,随着越战的结束,新左派学生运动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足轻重,但其影响深远。一方面,新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批判、攻击美国及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攻击资本主义,要求与苏联和平共处,宣扬第三世界革命国家的价值优越性,而主流自由派对此即使不是公开支持,也是默许和纵容。更重要的是,很多受到激进思想影响的自由派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键机构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反主流文化以及对个人的极度张扬似乎已经深入大多数美国人的头脑中,性生活的放纵,藐视权威,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感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瘟疫”,由此,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在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统治阶级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和治国良方,于是新保守主义走到了美国政治思潮的潮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到整个20 世纪70 年代,新保守主义兴起并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特的力量。第二阶段包括整个20 世纪80 年代和冷战结束后的几年,在这一阶段中,新保守主义逐渐与主流保守主义合流。第三个阶段则是目前主要关注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r<br>
<br>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是:1. 应该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世界秩序”。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塞默就认为,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若美国再“退却”和“推卸责任”,留下的只能是一片混乱。所以,美国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缔造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责任。这样一个“新世界秩序”,在世界上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宣扬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既然美国已经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那就使用这种支配性地位和优势力量去塑造一个有益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克劳塞默说,“当现存的国际规则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让那些规则见鬼去吧。”[3]2.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小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于1996 年在《外交》的7 —8 月合刊上发文鼓吹采取“新里根政策”,建立一个“仁慈的全球霸权”。他们认为: (1) 美国的军事力量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重要地区;(2) 美国居于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 (3) 美国的观念和文化在数据库上有普遍而又深入的影响; (4)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欧洲和日本) 欢迎美国的“全球参与”,“喜欢美国的仁慈霸权而非其他选择”。“美国的霸权才是防范和平和国际秩序崩溃惟一可靠的措施。”[4]3.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贯穿一种明确的道德目标。小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认为, “美国之所以能赢得现在的强大地位,就是通过在国外积极地促进美国的统治原则———民主、自由市场和自由。”“在全世界支持美国的原则只能通过不断地运用美国的影响来维持。”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对落后国家的援助,可以获得这些影响。但“有些时候,这意味着不仅支持美国的朋友和向其他国家施加不大但连续的压力,还要在伊朗、古巴或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最终的目的是带来政权的变更”[5]。4. **是新保守主义的本质特征。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威胁是新保守派团结的基础。新保守派强调专制制度是苏联威胁的根源。他们认为,苏联同第三世界的集权政权有本质区别,其行为更受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也更强。[6]新保守派在冷战时期积极敦促里根政府与苏联对抗,支持东欧国家的**运动。冷战后他们继续视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的威胁。\r<br>
<br>二\r<br>
<br>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构成布什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鹰派”的政府官员,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 、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 、负责军控和国际战略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 和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纽特·金里奇;另一类则是在舆论界和思想库活跃的政论家和社会评论家,主要有《国家利益》的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 Irving Kristol) 和他的儿子《旗帜周刊》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 CharlesKrauthammer) 、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新美国世纪计划”副主任汤姆·唐纳利(Tom Donnally) 和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 等。2001 年布什的上台,特别是“9·11”事件的爆发,使他们获得了影响美国外交的绝佳机会。他们在美国政府内外大张旗鼓地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新保守主义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主张,并按照自己的理念绘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蓝图。新保守主义对第一届小布什政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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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 推动了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大战略的形成。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现任布什政府的副总统) 组建了一个由当时国防部的第三号人物、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任国防部副部长,是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现任世界银行行长) 、刘易斯·利比(Lewis Libby ,现为切尼的幕僚) 和埃里克·艾德尔曼( EricEdelman ,现为切尼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 三个新保守主义者组成的工作小组,草拟了一份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考虑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这份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意在设定国家下世纪方向的秘密蓝图”的指南概括了几种美国利益受到地区冲突威胁的情形( scenario) :“如对重要原材料的获取,主要是波斯湾的石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恐怖主义或地区冲突对美国公民的威胁,毒品走私对美国社会的威胁。”指南还建议对那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认为如有必要,美国必须准备单方面行动。美国必须认识到, “世界秩序最终是由美国支持的”, “在无法促成集体行动”或需要快速作出反应的危机情况下, “美国应该准备单独行动”。[7]当“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沃尔福威茨的指南稍稍改装(许多语言实际上原封未动) 就变成了小布什政府2002 年9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成了指导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大战略。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邪恶轴心论”、反恐战争以及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和决定部署TMD 和NMD 的行动无一不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完成的。\r<br>
<br>2. 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保守派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上,他们提出了一个重塑中东的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萨达姆政权。早在“9·11”事件前,新保守派就强烈要求推翻萨达姆政权。沃尔福威茨的“防御指南”里就提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建议。罗伯特·卡根在1995 年撰文指出,鲍威尔反对将萨达姆赶下台不仅使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危险越来越大,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仓促结束还导致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外交政策的灾难。1998 年, “新美国世纪计划”发给克林顿总统一封公开信,强烈建议改变对伊拉克的遏制政策,推翻萨达姆政权。2001 年10 月,珀尔就认为反恐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拉克问题,如果反恐战争结束时萨达姆还在台上,那么就不能说“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萨达姆是挑战西方价值观念的总象征。查尔斯·克劳塞默在2002 年年初也分析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报仇和伸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而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目的是搞掉萨达姆,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8]布什在2002 年9 月20 日请求国会授权其采取合适的行动来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两院在辩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布什终于拿到了“倒萨”的开战权。\r<br>
<br>新保守派重塑中东计划的第二步就是以改造伊拉克为契机,推行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的新保守派把伊朗视为其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一大主要障碍,极力鼓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布什宣布“倒萨”战争胜利后,在2003 年5 月12 日的《旗帜周刊》上发文指出:“中东或伊斯兰世界是问题的中心,北韩肯定是个危险,但它可能被遏制,它给世界造成的威胁是向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提供致命的武器;而几乎所有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的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大战役。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是现在的头等大事;下一场伟大战役是对伊朗。”“伊朗是防扩散战争、反恐战争和重塑中东努力的焦点。如果伊朗变得亲西方和反对恐怖主义,叙利亚和沙特将会随之更容易出现积极的变化,解决巴以冲突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9]迈克尔·里丁同样强烈建议:“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应该帮助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的统治者。随着伊朗神权政治的终结,不仅伊朗人民能享受到民主。世界也将受益,赢得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场大胜利。”[10]新保守主义者重塑中东计划的主要目的有: (1)用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改造整个中东地区,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威胁; (2) 为其他地区作出榜样,以便在其他地区推行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 (3) 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石油,以从能源上遏制其他大国的发展; (4)利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建立“美国统治下的持久和平”,即将“单极制度化”。\r<br>
<br>布什政府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者民主改造中东的设想并努力付诸实施。2004 年11 月12 日,在与来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就说:“我坚信民主能促进和平,那就是我为什么在大中东地区推行民主的原因,我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确保在中东实现民主。”[11]为了搬掉伊朗这个“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绊脚石,美国大造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舆论,为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甚至对伊动武寻找借口。2004 年10 月28 日,鲍威尔在出访东亚归来谈到伊朗核问题时说,现在是将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了,伊朗向那个方向发展对该地区、对全世界都不利。[12]2004 年11 月7 日, 当与法、英、德三国谈判核问题的伊朗官员侯赛因·穆萨维宣布伊朗与欧盟达成了暂停铀浓缩活动的“初步协议”时,2004 年11 月9 日美国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蒂芬·拉德马克(Stephen Rademaker) 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意图表示怀疑。[13]2004 年11 月20 日,布什在智利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期间,在谈到伊朗核问题时,他说他相信伊朗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并称之为“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14]除此之外,为了民主改造中东,布什政府还推动巴勒斯坦的阿巴斯政府与以色列进行和谈,并对叙利亚施加外交压力等。\r<br>
<br>3. 推动布什政府执行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维持并扩大美国全球霸权的“新里根外交政策”。1996 年,新保守派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旗帜周刊》发行人兼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特约编辑罗伯特·卡根为共和党制定了名为“新里根主义”的竞选纲领,提出以“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主导地位”来界定美国的全球霸权,主张用意识形态和道德语言动员民众广泛支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15]为了实践“新里根主义”[16],新保守派所掌握的思想库“新美国世纪计划”于2000 年发布了《重建美国的防御》报告,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这份报告中提出的美国外交和防务战略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 (1) 研发与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美国本土及其盟国,同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 增加国防开支,争取使其以每年150 亿—200 亿美元的速度递增; (3) 为了有效保护美国本土,必须改造美国的核力量,制订新的核战略,同时研发新型核武器,以适应新的军事行动的要求; (4) 阻止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或与它们类似的国家损害美国的领导地位,胁迫美国的盟国或威胁美国的本土; (5) 为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和“一个单极的21世纪”,美国必须完成的四大使命是“巩固和扩展民主和平主导的地区”、“阻止新的大国竞争者的出现”、“控制关键地区(欧洲、东亚和中东) ”和“积极推动美国军队和战争的转型”。报告最后总结说,“本报告的基本信念是,美国应当寻求通过维持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来保持并扩展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今天,美国享有史无前例的有利战略地位和机会。如果美国不保持其军事实力,这个机会有可能丧失。”[17]布什第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报告的精神。\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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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br>
<br>在2004 年11 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布什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实现了成功连任。与第一届布什政府采取“先发制人”战略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相比,第二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表现在:在继续进行反恐的同时,试图修补与老欧洲国家因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严重受损的关系、支持欧盟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坚持外交手段优先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威胁论”的沉渣泛起和积极推动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等。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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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 与前一届布什政府相比,新一届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进行反恐的同时,防止出现全球性的竞争对手,以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战略思维又重新抬头。实际上,防止出现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对手一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信条。他们在冷战后仍然坚持冷战思维,并通过积极寻找一个敌人的办法来界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分子欧文·克里斯托尔就认为, “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的敌人界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界定的任务落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缺乏值得一提的敌人时,很难明确制定外交政策。毕竟,是国家的敌人帮助定义了‘国家利益’,无论定义时用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敌人,国家就会在大量相当琐碎的或者至少是边缘的选择中踌躇。”[18]1992 年,沃尔福威茨的“防御指南”也指出,美国冷战后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应是防止一个敌对性超级大国的兴起。“我们的第一目标是防止再度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是指导新地区安全战略的主导性考虑,它要求我们努力防止任何敌对力量控制这样的地区,该地区的资源若在稳固控制下足以产生一个全球性力量,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和西南亚。”[19]只是由于第一届布什政府忙于应付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而不得不与中国和俄罗斯等组成了反恐同盟,才把阻止出现全球性战略竞争对手的任务暂时搁置起来了。而现在美国反恐战争刚接近尾声,布什新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寻求对其可能的未来竞争对手进行防堵。\r<br>
<br>首先,防堵中国的崛起现在正在成为布什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项急迫任务。在冷战时期, “**产主义威胁”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统一的思想基础,**也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在新保守主义分子眼里,中国已取代衰落的俄罗斯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的最大威胁。狂热的“中国威胁论”鼓吹者新保守主义分子查尔斯·克劳塞默1995 年在《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中,就把中国比喻成19 世纪末的德国,呼吁在中国的四周组成一个反华同盟,并耸人听闻地说:“西方没有能遏制崛起的德国,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因为正在形成的21 世纪的巨人而让历史重演。”[20]但“9·11”事件爆发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成了美国的头号威胁,而中国则在美国反恐斗争中积极予以合作,故而在第一届布什政府时期, “中国威胁论”有了很大的削弱,中美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r<br>
<br>但是布什新政府成立以来,阻止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布什新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 ⑴阻止欧盟和以色列对华军售。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欧盟武器,布什在新上任以来,曾先后亲自和派国务卿赖斯到欧洲游说,坚决反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迫于美国的压力,2005 年6 月13 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放弃原定于当年6 月底取消的对华武器禁运计划。美国在向欧盟施加压力的同时,与以色列的对华军售争端也在进一步升级。据2005 年6 月12 日《以色列国土报》报道,美国正式决定在未来数月内对以色列采取一系列严厉的军事制裁措施,原因是以色列向中国出售了“哈比”无人攻击机。⑵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布什新政府则采取了力压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的措施,并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抑制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遏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势头。⑶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上,美国则扶植日本使之成为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工具。为了应付所谓的“中国威胁”,布什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大提高了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利用全球军事部署战略调整之机加速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并借助日本的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在2005 年2 月19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则把台海问题纳入两国的安全战略关注目标,表明美日加强了利用台海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合作。\r<br>
<br>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沉渣泛起。2005 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抛出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的言论[21]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于6 月4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也对中国在未受到任何国家威胁的情况下大力扩充军事力量提出质疑。他说,实际上,中国的军事预算似已位居世界第三,在亚洲已明显地居于首位。[22]刚刚出台的美国防部2005 年《中国军力报告》也说,中国军力已不再是第三世界军事力量,在一些领域已达世界一流水准,美国将在军事方面遭受中国前所未有的挑战。[23]布什新政府之所以在反恐稍微得到喘息之际就迫不及待地重提新保守主义分子所极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其主要原因有: (1) 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现在暂时告一段落,这也使得美国得以腾出一只手来应对中国的崛起。(2) 出于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扩展的焦虑感。美国认为,中国利用美国反恐之机,大大扩展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为了阻止这种势头,很有重提“中国威胁论”之必要。(3) 为发展美国军事力量寻找借口。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为了大力发展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有必要根据新保守主义的冷战思维,寻找一个敌人,而实力不断壮大的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需要塑造的“潜在的对手”。(4) 为了离间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与本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为了DIZHI中国影响的扩大,以争取联合旧时的盟友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也有必要重提“中国威胁论”。(5) 为了增加对台军售。美国军方夸大中国军力,一方面可以劝说美国内要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另一方面,敦促台湾当局早作决断,大量购买美国武器,否则,台湾安全将不保。(6) 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制造有利的气氛。据美国媒体透露,就在五角大楼拟制《中国军力报告》的同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正组织国防部的高级幕僚制定一份关于美军新军事战略的秘密报告。所谓的“新军事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美军在全球军事部署中,把在东亚的防御重心逐步转向中国。确立了这一战略重点,美军就拥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国会大幅增加军费开支。\r<br>
<br>其次,布什新政府也加大了对其另一个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的压力。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前苏联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俄罗斯民族的“黩武”性格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心目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大大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之永远不可能东山再起,就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所追求的一贯目标。目前,布什新政府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从发展趋势上看,有明显的从外围向核心发展的层次性。第一个层次是北约通过东扩将原苏联控制之下的华约成员“收编”,成员扩大为26 国,从地理位置上逼近了独联体。第二个层次是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周边国家特别是独联体国家中亲西方的反对派。从格鲁吉亚总统大选、乌克兰总统大选到2005年的吉尔吉斯坦议会选举,反对派都是先败后赢,通过“街头政治”取得了最终胜利。在这些国家政局演变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身影。美国国务院于2005 年3 月28日发布简报就指出,美国支持的民主项目为“橙色革命”和反映乌克兰人民意志的选举作出了贡献。[24]第三个层次是促使独联体和俄罗斯解体。如果这种“颜色革命”继续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俄罗斯的门户洞开,而且危及到了独联体的生存。所以,被未遂的“雪花革命”惊出一身冷汗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了“拯救独联体”的呼吁。2005 年4 月4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厅主任米德维迪夫提出,俄罗斯可能会解体为数个不同的国家,因此需要建立“超级行政区域”来预防。[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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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 布什新政府对其第一任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行了很大修正,更加强调优先利用外交手段和大国合作来解决其所面临的外交难题。这主要表现在: (1) 布什试图修补因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遭到损害的欧美关系。在2004 年11 月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时,布什说,“所有我们希望一起实现的目标都要求美国和欧洲保持伙伴关系。我们是自由世界的支柱。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享有共同的自由价值观。在我的第二任期内,我将努力采取措施深化与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关系。我就职后将立即访问欧洲。我的政府将继续通过北约和欧盟深化与欧洲国家的合作。[26]布什连任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欧洲,这也显示了布什新政府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急切心情。(2) 在伊朗核武器项目上允许法、德、英三国代表欧盟与伊朗进行谈判。布什在2004 年11 月20 日出席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时说, “我愿意继续与欧洲国家一起劝说伊朗放弃核武器项目”[27]。(3) 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布什新政府仍坚持“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好方式。2004 年11 月20 日,在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举行的会谈中,布什说, “重要的是让北韩领导人知道, ‘六方会谈’是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共同目标———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框架,我们在此问题上与其他有关的意愿是一致的,北韩领导人将听到一个共同的声音。”[28]2005 年以来,虽然朝核问题出现了朝鲜宣布已拥有核武器的重大变化,美国新保守派也要求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和把朝核问题提交安理会,但布什新政府仍强调“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好方式,这反映了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新政府虽然仍有影响,但已不在布什新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4) 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布什新政府也扩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主要是因为面临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上出现的困境,新保守派不得不与美国国务院达成妥协。\r<br>
<br>布什新政府之所以对布什第一任期时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作出某种程度上的修正,有以下几点原因: ⑴美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伊拉克局势并没有根本好转、驻伊美军不断增加的伤亡、重建所需的巨额费用、虐俘丑闻、美国和英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假情报和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发现美英所谓的萨达姆所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都使美国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根据“先发制人”战略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表示大大怀疑,这些都沉重打击了美国的新保守派,也使布什新政府在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和实施单边主义行动时不得不比以前更加慎重。⑵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对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牵制。在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和韩国坚决反对美国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等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采取外交手段也是朝鲜所有邻国的共识,离开了韩国等国的支持,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也是不现实的。在伊朗核问题上,则有与伊朗有密切经济联系的法、德、英、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反对。这些都使布什新政府认识到美国的实力与其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⑶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具有局限性。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新保守主义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势对维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作用,推行依靠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不能为美国认识其在冷战后所面临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提供全面可靠的指南。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将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也促使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内对那些渗透在“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 中的新保守派的“新里根外交思想”尤其是积极运用美国的力量重新塑造世界的设想进行反思。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优先考虑外交选择,而不是把它们提交到联合国,并对伊朗和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除了其他大国和伊朗、朝鲜的邻国的牵制和美国力量不足外,布什新政府对布什第一任期内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消极影响的反思也是重要因素之一。\r<br>
<br>3. 更加积极地推行全球民主化改革。美国的新保守派继承和发扬了美国人“天赋使命“的传统,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新保守派的重要成员乔舒亚·穆拉夫切克在1991 年出版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天赋使命》一书中指出“促进民主事业可以成为最有成效的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在道义上如此,而且对本国利益来说也是如此”,其依据是:首先,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友好”;其次,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趋向于和平”。[29]新保守派通过对布什总统的联邦致辞中陈述总结表达出他们救世主似的心态:历史的呼唤已经落实到相应的国家,他们履行权力而非征服,为陌生人的自由而牺牲。他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赠与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赠与世界的礼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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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与第一届布什政府相比,由于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实力外交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布什新政府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推行全球民主化改革,对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在连任成功后,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把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作为其第二任期的一项重要任务。2004 年11 月4 日,布什总统在竞选成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对长期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促进自由和民主。”[31] 布什总统于2005 年1 月20 日在他宣读誓词后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说,自由在全球的传播是“世界实现和平的最佳希望”,并表示将致力于让自由在全世界获得成功。布什总统说:“因此,美国的政策是谋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及文化中的**运动和民主机制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结束暴政。”[32]美国国务院也于2005 年3 月28 日发布简报指出,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传播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简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各地人民争取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33]布什新政府推行全球民主化改革的努力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把它作为第二届布什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而付诸实施。布什新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于2005 年2 月20 日在“空军一号”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途中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布什总统与欧洲领导人举行的会谈将强调,具有共同价值观的跨大西洋联盟也应采取一致行动促进全世界的自由。[34]布什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5 年2 月24日在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举行会谈。布什总统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以建设性和友好的方式向普京表示,他关注俄罗斯实施民主原则的情况”。[35]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白俄罗斯期间,与反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异见人士举行了引人注目的会晤。\r<br>
<br>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也是对第一届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主导下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反思的结果。布什新政府对布什第一任期时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重新思考并不会改变美国大战略的最根本目标———单极世界构想,只表明布什新政府在今后会更注意手段,对单边主义行动将更为谨慎,将更为注意以多边主义形式(工具) 来行单边主义之事实(目的) 。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新政府的影响虽然有所削弱,但其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布什新政府对外政策的实质仍然是建立单极世界,区别只在于方法和手段。\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