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推需求内外平衡 扩大内需消化外需不足

岸上的猪

从我国发展现实而言，扩大内需量力而为，深耕外需仍是关键
    目前，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破坏力极强的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及传导过程，可以得到三大启示：农矿等初级产品价格稳定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保持世界经济均衡作用突出；顺周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思维值得反思。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也从“一防一控”转向“一保一促”，基调发生根本转变。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宏大投资计划，力度空前。但仅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不仅力量有限，而且较易为复苏后宏观调控留下隐患。因此，制定刺激经济计划中应出台组合政策，搭配用药。在危机条件下，政策制定思路应由“顺势而为”，转向“逆势而上”，并考虑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
    扩大内需消化外需不足
    税收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减税。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需求。在企业增值税转型全面实施带来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税负降低背景下，应着手考虑减轻商业、餐饮、住宿等企业营业税。另外，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对居民个人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少征税或不征税，鼓励“创业型经济”开展。适时启动居民消费税收抵扣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财政支出政策要考虑倾向县域经济。此次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应集中在中心城市，要更倾向于县域经济。以大项目落户县域，作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动力，以缓解由于“返乡潮”造成的当地就业压力。各地方政府应做好县域经济整体规划，以及区域内县域经济协调规划，形成“一县一特色”的县域经济生态。
    同时，加快扩大县域经济权限，在严保耕地红线、环境污染、节能减排的政策底线上，给予基层政府更大创新空间。如允许有实力的地方政府牵头组建担保公司等，在环境上营造“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宽容失误者”的氛围，在制度和组织上确保完善“创新风险有保障，创新收益能分享”机制。
    金融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创新工具。来自美国金融市场的“杠杆化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创新如不能有效监管所产生的可怕后果。痛定思痛，不能把危机责任转嫁到日益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头上。金融创新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创新过度与创新不足同样危害着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金融创新不足，实体经济增长受累于虚拟经济的创新缓慢。货币借贷市场的利率工具创新，证券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创新，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推出、债券市场上的地方政府发债创新等目前都应进入决策层视野。
    开拓外需仍是战略重点
    外贸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刺激出口。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我国的最主要途径，造成我国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区域接连工厂关闭，大量农民工失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挑战。
    应给予出口加工型企业适当补贴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出口退税政策可作用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考虑运用汇率政策、通关便利化等措施减低出口企业成本，增强竞争力。
    另外，鼓励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支付。世界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危机，这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机遇。要在对外贸易中争取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扩大人民币的流通。为此，应适时加入国际清算业务，为人民币扩大流通创造条件。
    外汇储备政策要考虑外汇使用途径的多元化。考虑到我国持有美国国债具有世界金融市场稳定器作用，因此减少美元资产比重，主要应通过增量来调节，而不一定要通过减持来调整。在危机蔓延时刻，也正是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尤其是对美元这种国际性货币而言。因此，考虑尽快建立我国离岸美元市场，增加对国外借款者的美元贷款，盘活美元资产，拓展我国外汇使用渠道。
    对外投资政策要考虑鼓励能够带动出口的直接投资活动。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美等国家许多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面临苦于支撑的局面，这给予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契机。当前，我国为数不少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业都有“走出去”并购研发机构、销售渠道的强烈愿望，但往往铩羽而归。归根结底，对国外商业规则运行的生疏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是阻碍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的障碍。
    在促进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中介组织发展滞后情况下，我驻外使领馆商务部门理应承担起这种责任，应成立海外投资接待处，受理海外投资相关事宜，组织编写所在国商业惯例，协助企业完成海外设立、兼并。另外，考虑从外汇储备中专门划拨部分资金采取优惠汇率的模式用于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并尽快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
    国际经济合作要考虑南南合作机制化。尽快建立农矿产品贸易的协商和合作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保障产业转移的投资机制。农矿产品的定价权至今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打破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矿产品的市场控制权是合作并形成机制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间在能源及矿产品、粮食等重要产品方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同时，通过项目合作、援助以及投资等方式，推动农矿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实现互利双赢和国际市场稳定。

    （文/裴长洪、彭磊，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和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