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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纸币上该印谁的头像?
作者:熊培云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日有网友撰写博文,建议“在人民币上增印孔子像”。作者举例说,韩国一千元面值的韩币上印的是被誉为“韩国的朱子(朱熹)”李退溪的像。李退溪(1501-1570年)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被人称为“朝鲜五百年第一儒家”。他和他的学生推行朱熹的思想,为韩国文化的奠定做出了重大贡献。钞票反面印的是由李退溪一手创办的陶山书院,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有网站重点推荐了这篇文章。不出所料,该建议引来不少网友的谩骂与嘲讽。好在作者有言在先——“在人民币的某个位置上增印孔子的头像建议,大概连争议都不会有,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种种指责想必都在他意料之中了。
不过,尽管我向来并不赞同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奉“儒教”为“国教”,并且让大家天天朝拜孔夫子,但是如果有人打算将孔子的头像印上钞票,我倒也并不反对。前提是,到时别只印上孔夫子的头像。为了建立一个有理想、有责任心,少一些暴力多一些宽容的社会,若有贤良如墨翟、胡适者,他们的头像我想同样值得印上钞票。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钞票除了担负基本的货币功能之外,同样起着“钞以载道”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比如说我曾经接触到的FaGuo法郎。在欧元流通前,FaGuo的纸币更像是一部微缩的人文历史读本。法郎的纸面上并非只有权倾天下的政治人物,更有哺育法兰西民族精神、推动世界进步的才子佳人的肖像。他们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居里夫人等人的头像。在我看来,这些温良而骄傲的面孔出现在FaGuo纸币上,不仅反映了执政者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对杰出的创造者的尊重,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在塑造本民族之高贵精神方面不遗余力。
与此同时,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当国家以此标榜“因国民而荣耀”,同样表明这个国家在努力倡导着怎样一种国家伦理。至少,和许多国家的“政治货币”相比,当时的法郎设计者们相信,源远流长的文化理应高于一时一势的政治,文化、社会或者历史的话语理应高于权力话语。
不无遗憾的是,20世纪初,伴随着欧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和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一样,FaGuo法郎也开始走进了钱币博物馆。上述文化与历史的精神盛宴也渐渐在FaGuo人的日常生活中消隐,取而代之的是被赋予了某种宏大意义的冷冰冰的、乏味的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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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的纸币上并非只有政治领袖。比如,若干年前也有工人和农民的肖像出现。只不过,这些被过度符号化的“人工肖像”所承载的更多是“阶级”这一政治内涵,而非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活。又比如,尽管在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将自己的头像印上了纸币,铸成了银元,从此有了“袁大头”一说;民国时期,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搞党化教育,将孙中山本人的头像印上了钞票,但是于此前后,也有其他版本的“肖像钞票”得以发行:包括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发行的“黄帝像”兑换券和民国二十七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出的“孔子像壹元券”。
对于清朝以前的“某某皇帝通宝”来说,上述两种“文化钞票”无疑是一种进步。不过,这些貌似巨大的改变也并不值得过分骄傲。在我看来,如果只有黄帝或者孔子的头像而缺乏文化上的多样性,其实无异于将某位政治领袖换成了另一位文化皇帝。它终究不像开放的社会那般文明钉头粼粼,大地繁花四起,还国民以一种赏心悦目的轻松与开阔。
直至今日,我仍然不能忘记自己当年手握法郎纸币时的激动情景。一切只是因为,在那些钞票上我看到一个国家如何用心呵护过去的人与物,看到了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看到了书香赶走铜臭,看到了智慧战胜势利。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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