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丰 签证记

lar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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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国外念书，签证是件大事。个中甘苦难易，也都因人而异了。
　　2001年，我来英国之前的签证，倒是没怎么用自己操心。当时是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通常是由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一送到英国使馆签证，极少有被拒签的，通常也不需要面签。偏偏行期将至，签证迟迟不见下来，我被通知需要面签。
　　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签证其实还算是轻松的。当时心里还抱怨为签证耗了整整半天，电视台离公主坟不远，差不多靠着西三环，我要穿过整个长安街，到嘉里中心的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路上塞车是不用说的了。可是毕竟还在同一个城市，北京还是轻车熟路，比起后来天不亮爬起来坐火车去伦敦，为签证披星戴月、忍饥受冻，实在是好太多了。按照预约的时间到那里，经过安检就在大厅坐等，如果带了本好看的书报杂志，倒也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签证很顺利，签证官笑言，之所以要我来面签，是因为看我的申请材料知道我是CCTV的主持人，他们想看看“名人”。几分钟的面谈说的都是我的节目。出于职业习惯，我又推销了一番《文化视点》。
　　一年后，结束了作为访问学者的进修，在英国居留的签证自然也到期了。我再次申请英国签证，是作为自费留学生。这种情况我通常应该回北京的英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或者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因为录取信、学院信、银行证明等必需文件都齐全有效，我便抱着侥幸心理，决定在希思罗机场落地签证。但是没人能说得清楚落地签证的把握有多大，通常即使允许进关，给与的居留时间也很短，那就还得再到伦敦的Home Office延签证。幸运的是，在机场人英国海关的时候，我拿到了能够拿到的最长时间的签证，到2003年10月底，我的硕土学位课程结束的时候。
　　尽管如此，在英国的两年里，还是没少为申请签证费神——当然都不是申请英国签证，而是为了旅游，申请别的国家的签证。外国学生呆在英国，最可能用到的就是申根(Shengen)签证。申根原本是一个小镇，1995年七个西欧国家签署互免边防检查的协议，迄今为止，已经有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FaGuo、德国、冰岛、意大利、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十五个欧洲国家加入申根协议。一方面，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是欧洲最热门的旅游国家，像FaGuo、意大利等等；另一方面，一个签件可以进出这么多国家，也省了很多麻烦。不说其他的便利和利益，单单是吸引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业这一点，申根协议也说得上功不可没。
　　我的第一次申根是我刚到英国还不到两周的时候申请的。刚到英国时，作为访问学者，并没有直接的课业压力，我在时差倒过来以后立下两个雄心壮志：一个是吃遍剑桥大学三十一个学院的Formal Hall，一个是遍游欧洲。幸运的是，到剑桥后很快结识了一小撮同好此道的朋友，这为日后志向的付诸实现打下必备的基础。抵英的第十天，便斗志昂扬地纠集了另外两男一女同游FaGuo南部城市尼斯(Nice)。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签证。Gloria已经有签证，我便和另外两个男孩——一个是经济学博土生Tom，一个是管理学博士生Sandy，结伴去伦敦的FaGuo使馆。因为地处高纬度的缘故，英国的冬天昼短夜长，早上十点天刚亮，下午三点就擦黑，还总是凄风苦雨，这样的天气对于我这样一向喜欢窝在暖暖和和的家的人，倒也不是坏事——外面天总是又黑又冷，给自己睡懒觉找到极好的借口——好不容易下了个大决心要背上书包出去念书，可看看外面的天，也就没有了出去的勇气。
　　可是申请签证可容不得你睡懒觉。Tom决定，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要坐头一班火车，凌晨三点起床!简直就是刚睡下，被窝还没有焐热。Tom仁慈地叫好出租车，绕路来接上我一起去火车站——后来彼此熟悉成为死党以后，我多次批评他这种不经济的做法——应该我叫车去接上他是最顺路、当然也最经济的做法。Tom是个厚道人，只是笑而不语，想来是心里说，那还不是因为我懵懵懂懂，不辨方向，属于生活半不能自理那类，他才不得已而为之?事实证明了Tom的决定完全是判断失误，我们急三火四地赶到火车站时，候车室根本就还没开门。不过，那时大家刚认识不久，互相都很客气很给面子，很互相取悦，以至于我在小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还假装特别兴趣的样子听天文爱好者Tom大谈星象，其实我对北斗七星在哪里都弄不清楚。
　　上了火车，Sandy就开始打呼，我和Tom认为这是因为他年纪最小，所以总睡不够。没想到的是Tom还带了军棋，并且有木质的棋盘。我以前在CCTV时，常和我当时的副导演嘉露到楼下的饭馆吃饭，等菜的时候就杀上一盘。廉价的塑料军棋和五块钱一个肉末豆角的小饭馆特和谐。而且我们都拒绝动脑筋，就是单纯地热爱着单纯的游戏：工兵碰上地雷就兴高采烈，司令撞上炸弹就痛不欲生。Tom果然不同嘉露之辈，每走一步棋都很是深思熟虑的样子，我心下既是很不以为然，也不很耐烦，但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智力的爱好，便也少有地万分投入地应对。结果是，晃晃荡荡的火车停靠了一站又一站，很快到了终点站伦敦King’s Cross，我和Tom沉浸在厮杀中，根本就浑然不觉，直到返回剑桥的旅客已经上车，大梦初醒的Sandy惊觉不妙，大喊一声“到了”!我们匆匆忙忙卷起军棋夺门而下，脚跟还没站稳，火车就动了。Sandy自然是严厉地批评Tom——他跟我毕竟还不太熟，另外我既是女士，又虚长几岁，Sandy自然不好意思直接说我。Tom除了表示万分惭愧也没什么好说的，既然Sandy睡着了，我又初来乍到，责任自然完全在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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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规定，在几个申根国家旅行，应该在第一站的国家或者停留时间最久的国家大使馆申请签证。伦敦的FaGuo大使馆门前永远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方面是到FaGuo的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很多到其他申根国家旅行的人也选择在FaGuo使馆签证，因为FaGuo的签证可以当天拿到。为这个签证，先要坐出租车到剑桥火车站，然后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到伦敦King’s Cross，再换乘地铁Piccadilly线到South Kensington，典型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使馆的门还没开，签证的队伍已经排得转过街角。
　　那是一月份，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只能继续在小寒风中冻着，同时懊恼着为了上伦敦臭美而穿了裙子。其实三个人都是饥寒交迫。我们决定派人去买点早点。把我一个人派去买东西让人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他俩又于心不忍，结果是我和Tom去买东西，Sandy留守。
　　FaGuo使馆斜对面不远的一家小咖啡店门面不大，装修风格也平平，但生意很是红火，想来是不少来FaGuo使馆办事的人就近光顾吧。终于进到一个暖和的空间，和Tom小坐喝了杯咖啡，想到Sandy还在寒风中翘首以待，赶紧带上热乎乎的甜点和咖啡往回赶。
　　快中午时分，总算排进了使馆，松了口气。因为使馆虽是全日办公，但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就不再放人进去，如果十二点还没有排进去，就不得不下次再来。假如起了大早，晚集也没赶上，还白白搭上每人二十五镑的盘缠，那才气煞人!进了使馆里，依然是等。直到中午，才总算拿到签证。我因为是第一次申请申根签证，只拿到为期两周、一次进出的签证，而已经在英国两年、之前又在美国念书工作的Tom则是三个月的多次进出。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伦敦。从使馆出来搭地铁去St．James公园，还没有走上两百米，Tom就把我刚买的八千多块钱的数码相机不小心摔在地上。Tom万分抱歉，口口声声要再买一个新的赔给我。虽然也挺心疼，也只好假装大方安慰Tom。好在相机虽然磕得伤痕累累，但还是能用，后来陪伴我在欧洲的无数旅行，一直到现在。也许是作为补偿，Tom和Sandy义无反顾地陪我伦敦一日游。Gloria和Charles也从剑桥过来，大家齐聚中国城，饱吃一顿。Tom和Sandy回剑桥，我则兴致不减，又跟Gloria和Charles去牛津街逛街购物。初到英国，我还保持在电视台工作时的购物倾向：只看一线大牌。柏百利买起来不眨眼的购物作风，和日后在超市买什么On Sale(打折商品)的小气形象怎么都联系不到一块儿。
　　
　　二
　　
　　在英国一年多，护照上的申根签证就有三个，几乎覆盖我在英国居留的所有时间。就像企业在银行贷款一样，签证的信用额度也是一点点累加起来的。第一次拿到的是只有为期两周的一次性进出签证。从FaGuo尼斯回来，很快又去伦敦FaGuo使馆申请签证，这一次是两个月的多次往返。其实这一次是想去西班牙，但是因为FaGuo使馆的签证可以当天拿，又已经熟门熟路，所以决定还是到FaGuo使馆签。
　　准备好学院的证明信，银行证明，定好的旅馆和机票。每个国家使馆要求的签证申请材料略有不同，比如说，有的国家要订好的机票和旅馆证明，有的国家不要。但是学院证明和银行证明通常是必需的，而且都必须是近期的。所以每次申请签证，都要重新向学院的导师(Tutor)要证明信。有时还要事先订机票和旅馆——如果签证被拒，退票退旅馆的麻烦和经济损失全是自己的；矛盾的地方在于，没有订好的机票旅馆签证根本不予受理。为了一趟说起来只有两个小时飞机的旅行，常常是不得不花太多的精力去办这些琐事——开学院证明、银行证明，申请签证，订机票和旅馆等等。如果想找便宜机票和旅馆，就更不知要在网上花多少时间——如果赶得巧，碰上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促销，从伦敦到欧洲的主要城市的航线，常常可以捡到平时上百镑、特价只要十镑、二十镑往返甚至是Free的票(不含机场税)。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时间就是金钱”。
　　这次和Gloria一起去签证。签证官问，她上一次进入申根国家并没有从FaGuo入境，为什么签证是从FaGuo使馆申请的，Gloria随口答说，因为FaGuo是她居留最长的国家。严厉的签证官立刻翻到她护照上印有出入海关的图章的一页，指着进出时间说：“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在说什么)?”上面的记录显然是她在FaGuo的停留时间并不是最长的。Gloria随意的辩解变成了Cheating(欺骗)。性质严重的Cheating，比如伪造申请材料等，可以导致说谎的人永远不能进入一个国家的后果。Gloria红了脸，没有再说什么。其实，她的确也只是图个便利而已。结果她的多次往返的申请被拒，还好得到一个一次性进出的许可；而我的三个月的多次往返被批准为两个月的多次往返。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使我不敢拿着FaGuo申请来的签证直接去西班牙，只好之前又用一个周末坐着Euro Star(欧洲之星)先去了一趟巴黎。
　　吃够了起早去伦敦排队受冻的苦头，决定为申根签证另辟蹊径。
　　意大利使馆签证处不在伦敦市区，在一个叫Bedford的小镇，从剑桥坐Coach(长途汽车)过去只要一个小时，往返十英镑，比去伦敦容易多了。更重要的是，这里签证的人不多，几乎不用预约，也不用起大早，到那里通常是前面最多有十个人。可以正常时间起床，从容地吃好早饭，甚至上一两节课，走到汽车站，坐十一点的Coach足够。着急的话，可以赶得上十二点回来的车；不急可以在镇上吃个午饭，再小逛一会。只是签证不能当天拿，但是使馆会邮寄回来；稍微多花几镑，可以用特快专递。通常一个星期可以办完。写份委托书，还可以请人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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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签证沾了Tom的光。因为在意大利的一个欧盟组织做项目，Tom的护照上有多次 进出意大利的记录，他也的确需要相当频繁地往返英国和意大利。我和Tom同行，一起申请多次往返的申根签证。可能是职业的缘故吧，女签证官一脸的严肃甚至严厉，扫了一遍申请材料即要求Tom提供下一次在意大利召开的会议的邀请。我们并没有带这份邀请，Tom面露苦色——虽然Bedford不像伦敦那么远，但是往返一趟也有相当的成本。事实证明，该签证官属我们中国人说的“刀子嘴豆腐心”型。她留下了材料和传真号码，只要求我们回去后把所需材料传真过来。最后我和Tom都拿了半年的多次进出——这是能够签发的最长时间的签旺了——半年后我的英国签证都到期了。
　　拿着这三次申根签证，去了尼斯，摩纳哥，巴黎，巴塞罗纳，法兰克福，波恩，海德堡，慕尼黑，柏林，米兰，威尼斯，哥本哈根，雅典，圣塔罗尼……好像签证用的次数越多，就越值得。
　　现在我的护照几乎满了，需要加页或者换新护照了。每一页签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比如说，捷克的签证最贵，一次进出的签证费比从伦敦飞到布拉格的机票还贵；美国的签证最严，尽管护照首页已经有照片，签证上还要带一张近照。我自己带的照片不合要求，只好花三英镑半就在签证处照“立等可取”。因为第一次用自动拍照的机器，尽管详细阅读了说明文字，还是在红灯一闪的瞬间，出现一种傻乎乎的错愕的表情；另一张眨眼；还有一张是等了半天闪光灯也不亮，就在我想起身看个究竟的时候，快门响了，结果照片上一片空白；对着镜子演练了五分钟，比较挑选了几种微笑，好不容易调整好表情和位置，照出来的却是一张头发光秃秃、脸蛋胖平乎的大头照!我不满意，但是不舍得再花冤枉钱，只好就拿着它见签证官了。如今这形象永远留在我护照上的一页，旁边印的是庄严的林肯像。直到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的美国签证还没有过期。
　　其实，去一个国家的旅行，往往是在踏上飞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三
　　
　　最印象深刻和最富戏剧性的还是在伦敦Home Office(内务部)延我的英国签证(Visa Extension)。
　　2002年我签证用的文件是剑桥大学的攻读硕士学位Offer(MPhil in First Instance)，课程在2003年10月结束，我的签证也是到10月底。继续读博土学位，相应地也需要延长居留英国的签证。这本是顺理成章、不应有任何麻烦的事。
　　不幸的是，英国Home Office 7月出台了一项新的收费政策，即从8月1日起，延长在英国居留的签证须缴纳费用，邮寄一百五十五英镑，面签二百五十英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学生来说；但是既然政策已然出台，这笔钱是非花不可了。尽管当时是在暑期中，很多人都不在，学院一接到消息后，还是马上给所有需要英国签证的海外学生发电子邮件，建议学生尽快在7月底之前把护照寄往Home Office以避免这笔签证费。学生会更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和催促大家，并提供Home Office的地址和有关信息。
　　那时候我留在学校写我的硕土论文，很及时地得知了这个政策，但是钱却没办法躲掉。护照邮寄到Home Office，可能两三个月都拿不回来，而我已经订好9月2日飞旧金山的机票，8月份又要回国，护照自然不敢寄出去；面签倒是可以当天拿回护照，但是按规定，只有距离Expiration(到期)一个月内才可以去面签，而我的英国签证Expiration是在10月31日。另外，又得起大早跑到南伦敦的念头就把我吓住了，我的论文也忙得每一天都无比宝贵。最后的决定是等着8月从国内回来碰运气，在Hemhrow机场落地签。
　　我的如意算盘根本行不通。当我在海关把大学的录取信、学院的证明信和银行证明一样一样往外掏的时候，海关人员不等我开口就说，因为即将实行收费，落地签证一律停办，“Noexception(没有例外)”。我也只好收起所有的废话，快快过关了事。
　　从美国回来的航班上，就开始患得患失地想到底是把护照邮寄到Home Office还是去南伦敦Croydon跑一趟。邮寄的问题：1，护照可能两三个月拿不回来(无数朋友如此警告)，尽管Home Office力争在三周内办完70％的申请——这意味着圣诞节假期可能哪里也去不了；2，担心万一护照寄丢了，补办起来无限麻烦。面签的问题：1，多花一百镑；2，又要起大早(这对本小姐是沉重负担)并搭上一整天时间。思来想去，因为忍受不了一件事悬而不决，最后决定还是跑一趟!
　　于是，上Home Office的网页(http：／／www．homeoffice．gov．uk／)下载学生延签证用的FLR(S)申请表，并拿到学院Tutor那里签字盖章，另外还得一封证明在读的学院信；大学的录取信(Offer)、至少最近三个月的银行账单(Stalemem)、成绩单、获得的奖学金证明等等；再写一张二百五十英镑的支票；最后是查询怎么到Home Office：从剑桥坐一小时火车到伦敦King’sCross，再换乘Thames线火车到West Croydon下车。
　　终于万事俱备。
　　面签不需要预约，只要当天下午四点之前能排进去，大部分人就可以当天拿回护照。问题是每天排队的人有多少呢?需要几点之前到，才保证能进得去呢?打电话问(0870 6067766)，对方说没有办法保证，只是越早越好。看来还是要起早。我不想浪费去伦敦的火车票钱，更不想这次进不去再起一个大早。
　　10月3日，天不亮起床，赶七点以前去伦敦的火车。因为是在交通高峰时间(RushHour)，学生的优惠卡不能用，得花钱买高峰时间的全价票，还有去火车站的TAXI费——签证的成本又提高了，如果再算上伦敦的交通费，甚至一顿午饭，续签证的直接成本居然要三百镑(是我在剑桥一个月的房租，合四千五百元人民币喔)。平白无故的!我为此真是不胜郁闷!
　　赶到地方不到九点，Home Office还没有开门。从马路遥望过去，不禁心中窃喜——排队的人寥寥无几，看来大家都不愿多花这一百镑来排队面签。等到近前才傻了——前面有上百人在排队，只不过队伍是顺着铁栅栏密密麻麻地蜿蜒在Lunar House延伸出来的一个屋檐下，建筑外面还竖着几块大广告牌，可能是因为每天都有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暴露在马路边有碍观瞻吧。另一方面，Home Office也的确做了不少人道主义努力，在建筑物外延伸出这样一个屋檐，可以使大部分等待的人群在英国这样多雨的国家避免雨淋；可是风吹是免不了的——这只是一个屋檐而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也是为了保持空气流通吧，否则这么多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密闭的空间，空气质量不可想象。偏偏虽然只是10月初，天气冷得完全要穿冬装还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八面透风，这里远比大街上还要冷；是大清早，一天中气温偏低的时候；多数人没吃早饭。于是有很多人在吃东西：水果，巧克力，各种点心。人蓬头垢面地当街站着大吃大嚼总是不甚体面的形象，还伴以不时的各种大小和各种肤色的小孩的哭闹叫喊，看起来就更不像样。更糟糕的是，可能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匿炸弹，在这种人群高度密集，又是政府部门的公共场所，通常不设置垃圾箱，大家吃喝的垃圾和报纸也只好随手丢在地上，墙角居然还有摊开的睡袋，想必是从伦敦以外的地方来的人，怕当天排不进去还要再跑一趟，干脆就睡在这里。
　　这座大楼对面的队伍是申请避难的难民。单从景象看，这边倒是更像一个难民营。
　　每次放行十人。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有时干脆半天都不动了。
　　因为是回形的队伍，大家在移动中不断地互相照面。我在百无聊赖中开始观察周围的人：他们的肤色，语言，吃什么东西，一起来的人该是什么关系等等。中国人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是学生模样。这个季节，按说该是有很多学生续签证的时候。年轻女孩子，尤其是漂亮些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有人陪，陪的自然是男孩子——有中国男孩，也有鬼子男孩，但是中国男孩很多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同来的人，基本上除了一家人，就是情侣。尽管人群密集，情侣们还是旁若无人地依偎亲吻——站几个小时的等待也的确是太枯燥无味了，这样既是乐己，客观效果上也是娱人。回想起大学时代，每每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高大的男孩子用臂膀护住身边娇小的女孩，总有无限的羡慕。满怀欣赏地欣赏别人的快乐也是一种快乐。
　　排到门口已经十一点多。照例是安检。
　　想想看，我们也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反恐使申请签证的时间延长了许多，成本也提高了许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直接结果就是签证费越来越高，签证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使馆签证处都设立安检系统；毫无疑问，美国使馆签证处的安检是最严格的，使馆建筑物周围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回巡逻，并设有交通路障，不允许车辆随便往来停靠。别说过往车辆都绕道而行，就连我们行人，经过这是非之地时也不免加快脚步，以免池鱼之祸——这就叫“敬鬼神而远之”吧。
　　过了安检还是排队，这次快很多，是先交钱。我用信用卡划了二百五十五镑。
　　进去之后依然是等，但此“等”较之彼“等”让人安心许多：首先是排进了门，不会今天办不上了；本来也已经豁出去了这一天，有个座位(座位还算宽敞舒适)，不饥不寒，则别无它求，剩下的事就是“杀时间”了——不管是打盹看报发呆闲聊，还是胡思乱想白日做梦；其次是可以看到签证官们都在工作(不管多慢)，就让人觉得有希望了；另外手里捏这一个号，好像就好歹有了保障和说法，甚至具体的期待。
　　据我观察，签证官处理一个申请平均需要四十分钟左右。申请人就坐在窗口前的椅子上，随时回答签证官的提问。也许是这个工作本身实在太过枯燥无味，也许由于是政府机构工作的严肃性，签证官们大多看上去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但常常是一转身，和同事说起活来，他们就立刻谈笑风生，女签证官还可能眉眼间顾盼流连。观察从国家机器到人的瞬间的角色转变，于我也是无聊中的一个乐事。
　　可是，电子显示牌上的号码移动得越来越慢了。午饭时间到了，签证官们陆续离开，十几个窗口，现在只有两三个窗口还有人工作。我的号码是292。根据周密计算，一个小时以内绝对轮不到我。于是当机立断，出去吃饭——早饭就没吃，此时此刻，又经过这一早上饥寒交迫的折磨，饕餮一顿的愿望已经仅次于立刻拿到三年的签证。
　　在Noodle Time吃下一大碗热乎乎的乌冬汤面后，精神一振。反正这一天已经豁出去，反而不着急，随便什么时候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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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Home Office的脚步也因肚子里有了这碗乌冬面垫底而有了从容。路上有三辆救火车和一辆救护车前后呼啸而过。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国家，甚至也不是自己居住的城市，便不免隔岸观火的心理。另外可能是英国的防火意识太强了，街上常有救火车大呼小叫，从来没有见哪里真的着火。有一次跟人约好在University Center(大学中心)的咖啡馆见面，咖啡还没端来，就被工作人员不由分说地请出门，说有紧急情况——果然几分钟后，两辆救火车停在了楼下。别说火光，连烟味都没闻到一丁点。至于学院里这样的事就更多。在我们看来，这好像狼来了的故事。又有一次学院莫名其妙火警大作，而且连续不断，这说明不是演习。我先检查自己的厨房，确定没问题，就继续在屋子里念书——我 住二楼，真有情况我自信可以一步飞到楼下。可是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忍受不了这噪音而给Porter(门卫)打电话，没人接；只好下楼去问个究竟，结果发现通往Porter'sLodge(门房)的门居然电子钥匙打不开——火警响的时候，所有的建筑物都只能出不能进。这时碰上忙着打开所有紧急通道的Porter，看到我懒懒地从房间出来，敲着我的脑袋说，我到期末会收到罚款的账单——火警响了不出来是违法的。
　　回到Home Office前，发现这些救火车救护车居然就停在Home Office大楼下。
　　一个人趴在地上。他并没有被抬上救护车。几个工作人员(不知是医护人员还是警察)在他身边量来量去。
　　旁边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来申请政治避难的。刚刚自焚。
　　背后的故事，无从知晓。
　　
　　四
　　
　　292号终于显示在电子指示牌上。
　　是一个身材瘦小、留着小胡子的印巴人模样的签证官。
　　我的申请材料充分准确：最关键的是专门写给Home Office的学院信，证明我在剑桥大学东方系攻读博士学位，预计2006年结束学业；我的录取通知，奖学金证明，银行证明，在当地(剑桥)警察局的登记；过去一年的成绩单；以及填写好的延长英国签证的申请表，照片，护照——一样都不少。
　　我走过去打招呼：“Hello．”
　　没人理。我想隔着玻璃窗，虽然有扬声器，可能也听不清吧，便提高了声音：“Hello，there!”
　　还是没一个“"Hello”回来。
　　也许签证官天天见人说话，特别辛苦，便把这一套繁文缛节都省了。
　　果然这位大人惜字如金，从头到尾只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我签证费的收据呢，我赶紧呈上；第二句是“Take a seat，I will call you(找个座位，我会叫你)。”他显然是懒得跟我多哕唆，我也乐得少费口舌，便在第一排的正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离他的窗口只有一米，他的一举一动我刚好尽收眼底。
　　但见他在电脑前翻来翻去，想象不出是在做什么。后来他干脆离开了，我的护照和材料都还在桌子上，我更想象不出这是什么程序——难道回去喝茶吗?——快三点了。
　　我一派的高枕无忧，因为无聊，便开始读内部电视上Home Office的公告。像很多国家政府机关一样，承诺公正、公开和效率(We aim atfairness，openness and efficiency)，这是他们的口号标语，读来也很有意思。他们甚至还开设一个专门的窗口，以供投诉。
　　签证官不时会瞄我一眼，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来。我当然也不关心他的喜怒哀乐，我只关心我的签证。
　　结果出来了。
　　我拿了护照没有立刻离开窗口。仔细看看，是一年——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
　　我问签证官，我读的是博士学位，学制三年，为什么只有一年的签证。
　　他说，因为他无法确定一年后我的学业成绩是否能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博士生第一年结束时，通常要交First Year Report(第一年报告)，只有通过了才能继续博士论文工作，成为PhD Candidate(博士候选人)；但是我的情形是，我是MPhil inFirst Instance，这意味着我第一年必须修MPhil的课程，并提交MPhil论文，如果达到五十分算通过，可以获得MPhil学位(相当于硕士)；达到六十分，才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MPhil这一年可以算在博士的三年当中。也就是说，读完MPhil，我直接成为二年级博土生。
　　我便开始向签证官解释，根据剑桥大学的学制，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所以我应该拿到三年的签证。
　　他显然是很不耐烦，解释了两句，立刻扯了张纸条给我说，如果我对此存疑，可以向上申诉，他没有时间跟我多解释，他要处理下一个申请了。
　　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买了什么假冒伪劣商品，我通常也不会真的去找消费者协会之类的组织，毕竟太麻烦了，我的时间可能比金钱更值钱。但是这次实在太可气，或者说太失望，而且这意味着过一年我又要跑到伦敦如此这般地折腾一番，外加破费二百五十英镑!我被这个念头气得七窍生烟，瞬间唯一存留的理智是：签证已经这样，护照在我手上，再也不可能更坏了。我拉长脸说，好，我找你们的投沂窗口。
　　但是并不指望真的可以改变什么结果——毕竟章已经盖上!签证历来有很大主观成分，比如，他说你有移民倾向而拒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太郁闷，至少要找他们理论一番，出出恶气。
　　我一脸愤怒地上楼，找到投诉窗口，向他们解释我的情况，抱怨给我一年是不公平的。负责处理投诉的官员果然至少是很耐心。他听完问我是哪个窗口处理的，说我应该跟签证官解释，我立刻有了更充分的抱怨的理由，趁机愤怒地控诉说，他根本拒绝听我的解释。当我振振有辞地说，既然我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充分、有效说明我在渎博士学位，却只拿到——年的签证，那这个签证政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读博十学位的海外学生每年都要重新延签证，每年都要再花二百五十英镑?也许是Home Office刚刚实行延签证收费的政策，说到钱，他们立刻显得格外慎重，也许这个新政策本来就怨声载道吧，二百五十英镑毕竟不是小数，尤其对于学生来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投诉通常不会再直接返回原来的当事人，因为要他当面改正错误至少看起来有些没有面子。可是投诉官员还是把我带回了原来的窗口，要他重新处理。签证官果然是黑着脸，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他只跟投诉官说话，他的理由依然现在不能判断我一年后是否可以继续攻读博土学位。我气愤地说，从现在开始，准确讲是自从我的MPhil考试结束、论文交完到提交博土论文(那也就是我博士学业快结束的时候了)，我再没有任何考试，如果现在他们不能判断我是否qualified(有资格的)继续博土学位，那一年后同样不能，那么新的签证政策是不是就是要海外博土生每年花二百五十英镑重新签证?这就是你们承诺的公正、公平和效率吗?
　　我原本情绪有些激动，结果已经这样子，原本就是想出心中恶气，但是没想到自己此刻argue(争辩)起来却格外冷静、清晰和条理分明。
　　虽然是我在说话，签证官却依然不看我，好像视我如无物是对我最大的蔑视似的。
　　他很低声音地同投诉官讲话，好像是说我的证明信仅来自一个叫Girton的学院，而不是剑桥大学。显然是更见多识广的投诉官立刻责备说，Girton就是剑桥的一个学院啊。的确如此，剑桥大学是学院制，凡是签证证明身份这—。类的事都是由学生所属的学院负责，大学直属的系只管学业的事。如果哪个自称是剑桥的学生申请签证拿的是大学开具的证明信，那倒一定是假的。
　　发现了这个常识错误后，投诉官立刻以上司对下属的口吻说，给我三年签证，即和我的学院信上证明的一样，也就是研究生院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最低时间线。
　　投诉官不容置疑地转身上楼去了。
　　签证官依然面无表情。让我到一边去等。
　　这时候是三点左右，但是直到下班前，我才拿回护照，和最后一拨申请人一起走出Home Office的大楼。
　　毕竟，结果是我期待中的。原来的一年签证被注销，旁边的一页重新盖了章：在英国的居留期限到2006年10月31日。
　　因为这一番波折，使原来就该如此的东西却有了种失而复得的惊喜和感慨。
　　也才发现斗争了一下午，肚子早就饿了。等不及回剑桥，就在火车上饕餮了一个大号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