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五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清水煮音

牛军:五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1)

      
我现在研究中国外交，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中美关系。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初提到这个题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当时应邀参加日本亚洲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在各个领域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外交，当时我谈的就是中国的外交。今天,我仍想就此话题同大家交流看法。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我一直参加一个中美中青年学者的的安全对话，已经持续了三年。这个对话是为了在中国中青年学者和美国新生代的学者之间，建立一个彼此熟悉和认识的平台。对话的内容很具体，我一直被邀请参加。
从去年开始，对话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中国崛起”，“或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政府领导人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之后，引起不少反响。人们回问，十六大召开之后不久，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是不是中国政府有新的考虑？着个语言的变化会不会导致新的有战略意义的变化？他们可能想得更复杂。如果有青年朋友走进这个领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说的很多话，往往会引起别人很多相当复杂反应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沟通和解释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这几年参加中美对话和其他国际交流活动，不断给我很多新的刺激和感受，也促使我不断思考一些看上去很简单问题。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获得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击，如果不到国外去观察、去体会，有时候是很难理解其程度和后果的。
例如今年初我到欧洲开会，去FaGuo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我到是在胡Jintao主席到达的前一天到巴黎的。当天晚上去看艾菲尔铁塔，当时铁塔已经装饰过，从上到下都用红色的光找的红通通的。巴黎这样做就是是为了纪念中国的春节。今年FaGuo在搞中国文化年年，那种气氛不到现场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在塔的对面的高台上看过去，艾菲尔铁塔就像是悬挂在那里的一个大红灯，这在FaGuo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从香榭里大街一直到凯旋门，从这头到那头的所有路边的灯拄上，都悬挂着中国和FaGuo的国旗，非常壮观。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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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震惊的是在离开FaGuo国际机场的时候。法航和国航是联营的，专门有一个登机口，是飞北京的。令我吃惊的是，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讲中文，我说的是FaGuo人，不是他们雇的法籍华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欢迎胡Jintao主席去，另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年，想中国人表示友好的感情，使中国的旅客感受到FaGuo人很欢迎他们。我在其他我到过的国家的机场，从没有见到过。我当时很感慨：在这样一个欧洲中心的大国，中国竟有这样的影响力！
最近我去美国访问，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中国祈祷》，意思是说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睡觉前都会为中国祈祷，而不是不象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一样，对中国怀着很强的敌意。他们祈祷中国的经济不要出问题，祈祷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茁壮成长、经济不断发展。
到美国的俄亥俄州有另外一种感觉。俄亥俄州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地区，有一些钢铁厂比较多。最近我们国内在控制经济过热，限制进口，那个地区马上就有反应、有议论。我们国家一说经济过热，在这样的一个州里，马上就有了反应。据说这些年他们州的钢铁厂就有在议论的，说是干脆搬到中国来办厂。真要这样影响就更大了，会影响到当地美国人的就业等。现在美国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征收高额关税等，从某个角度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据我观察，中国的问题不会成为美国选举中的问题。我长期研究中美关系，比较起来今年和过去很不一样，即涉及到对华政策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过去是炒人权，炒安全。在中美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不论原因为何，中国的贸易顺差比较高。去年下半年以来，来中国的美国专家就不断提醒说，要注意中美贸易顺差，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一个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决策，对美国、对中美关系，影响都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贸易逆差问题，在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在选举年开始向候选人施加压力，要限制从中国进口，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很大。
比如说家具，现在美国很多家具在中国生产，然后返销到美国，这样他们还是赚钱，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去年我来广州时，有人对我说，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在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供应维持十年，就慢慢就消失了，但在中国可是源源不断的。据统计，很多地区工资收入和前些年比几乎没有差别。既然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一些美国厂家不在国内生产而到中国生产，造成美国国内一些搞家具生产的工人失业。他们有工会组织，一到选举年就提这个问题。由于担心影响到选票，竞选人就会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不单是这个行业，很多行业都在提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搞好中美关系，美国学者也在呼吁要慎重处理，采取措施，不要把它变成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焦点、一个热门话题。
实际上，从温Jiabao总理到美国访问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局部看，似乎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从大局看，我们采取的措施，包括采购，包括买美国一些国债，还有在人民币汇率上和美国的谈判等等，都是为了不让美国那些试图破坏中美关系的极右翼势力利用中美贸易中必然出现的矛盾，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有一个二十年的发展战略，现在才仅仅是开始。
从现象上看，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的手段，限制一些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提出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对人民币升值等大局性的问题上比较慎重，以到美国进行采购等方式，降低这个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敏感程度。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毕竟现在美国受影响的行业还是局部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影响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贸易手段、外交手段，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学术交流的方式，不断进行对话、沟通。其实，对美国任何一个行政当局来说，它也不敢在中美贸易上随便乱动，因为他们知道，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影响巨大的。
我在北京接受采访，外国记者也经常问到这个问题，特别是领导人出访时，也会问到中美贸易。在我的印象中，94、95年中美知识产权的争论比现在尖锐多了，那时候广东省就是美国的调查重点，很多盗版VCD、软件盘的加工厂就在广东。我记得当时他们找到一篇采访，采访广东省这方面的负责人，问他是知识产权重要，还是当地人的就业问题重要。他回答说解决当地人的就业是首要的工作。美国人就拿着这个报道说，不是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不了，而是观念解决不了。有时美国大使馆的人就提着大口袋摆在桌子上，说是在中关村半天就买了这么一大口袋盗版的东西。
那时候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我记得有两三次，双方的贸易战都走到边缘了。美方开出了制裁的清单，列出了一大串，如果限期不能达到标准的话，就马上启动，让你有多少产品立即不能进入美国。这在当时的报纸是正式公布的。中国的外经贸部也是列出一串清单，也是比较重要的清单，如果美国的制裁生效，那么中国的制裁也生效，对一些美国产品也会征收高额的关税。那时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如现在，而且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对中国进行制裁，特别尖锐，就像战争边缘一样。贸易战就这样，双方都是公开的，走到最后一刻，各自让一步。
现在看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讲，对涉及到被制裁的产品、产业等，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贸易的数额非常大，虽然在中美贸易额占的份额不大，但是对单个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中美在控制这类问题方面，比过去成熟了很多，我们远不要走到对抗的地步，因为它是有巨大影响的。因此就能够理解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为什么是像现在这样，而不会走到当年那样尖锐的程度。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三四年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非常直接，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外部世界的变动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样我们的变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在加大。
温Jiabao总理说，我们经济过热，全世界都紧张。五月底我在哈佛开会，谈美台关系。我们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但与会者的提问多是中美贸易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紧缩问题。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我们一个动作会对世界引起多么大的震动，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相互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因此，我觉得，我们外交中的基本问题，以及这个外交带给我们的基本问题，非常值得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与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
就这五十年的变化,我想谈三点。
第一，对这五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做一下回顾，我们回过头看一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支配我们中国同世界关系的主要线索、核心问题，甚至是近代以来、这两百年以来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与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我说的“国际体系”可以直接定义为“美国主导的、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围绕这个体系形成的国际秩序”。
说穿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可能在现象上林林总总、变化万千，但是核心问题，我们反复处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个体系怎样认识，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现实中处理的种种问题，最后总是要凝结到这个问题上。
中国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李鸿章做过一个概括，他说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是他搞洋务运动时奏折里的名句。现在我们解决的是近代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是中国所面临的那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现象，即外来的入侵，及其背后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入侵，超过中华文明当时所达到的水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和当时的中国相比，它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
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自从秦统一之后，中华民族分分合合，而对中原核心的中央政权来说，周边的战争、入侵、对中原地区的介入，它们在文明的发达程度上从来没有达到中华文明的水平或者当时儒家文化所达到的水平，最后靠中华文明的吸引力来最终化解和解决了那些问题。
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在欧洲形成了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才有外交，实际上我们处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得不适应。走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我们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怎样理解和认识、怎样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我们认识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大致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开始到六、七十年代，这个时期我们跟这个体系的关系是坚决的对抗。
学过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都知道，中国***领导的这场民族解放、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统称为中国革命运动。它摧毁了列强在中国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本质上讲，当时同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对立不可避免。但是从客观方面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没有跟他们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呢？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决定了对抗的客观基础。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对自己身份的认定问题。我们从小就说爱中国，可是什么是中国呢，可能在座很多朋友也未必可以完整地表述出，但是总体概念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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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五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

   

我们有一个对自己身份的基本定义，它包含在国民教育和宣传教育中。如果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国家是一个东方国家（我说“东方”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含义），是在近代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近代我们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而美国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正在进行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参与过对中国的入侵。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属性是，两国都是大国。如果我们把定义搞清楚（我们做学术研究一定要定义清楚），才能谈中国的对外政策，才能找到根源。我们行为的基础在于自己身份的认定。千变万变，都离不开自己对身份的认定。不同的领导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会强调不同的侧面，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毛**时代则更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强调反压迫、反侵略。现实的状况是，中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大国，要在当今的世界上长期共处。
有一个美国学者编了《与中国共处》这本书，他讲中美难以共处。为什么要共处？共处有多难？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理解美国对外政策时也是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中国的敌意、猜忌，反映到政策中，就是两手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遏制政策与接触政策同时并举。美国感受到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的强大对美国来说是无法逆转的趋势。按照美国的主流意见，还想遏制中国，阻止中国的发展，已经晚了。现在美国大部分的意见还是要双方接触、寻找合作或共存的途径，当然是要符合它的利益。当然，在美国内部还有很强的声音，要对中国遏制，认为不遏制就来不及了。到美国可以感受到这种情况，看到非常矛盾的现象，他们的疑虑很深，中国越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越密切，他们就越恐惧。他们如此地存有戒心，而且在一定的领域里，敌意变得越来越强。
比如说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把他们的飞行员放了之后，他们的态度还很恶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亚太国家的态度，亚太国家表态时，没有一个一边倒地站在美国一方，只有日本事前说了一些话，最后还是说希望双方妥善解决这个事。美国就有人担心，自己投入了这么多钱保护这些国家，为什么他们不明确表态。鲍威尔说自己是亲笔写信，但是他们不听，因为他们不希望中美之间是是非非不断，他们担心中美之间的冲突影响这个地区的局势，波及到这些国家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等。美国认为，所有的盟友都应该追随它，但是在这时它感受到不少国家不愿意得罪中国，它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在下降。他有紧迫感，拼命在这个地区布置军队，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像人权问题，2001年美国在日内瓦大会上提出制裁中国、谴责中国的提案，企图在日内瓦通过，布什当时就想大做文章，鲍威尔亲自出面做工作，找到亚洲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面谈，人家回答他说下不了手，因为跟中国处的关系很好，困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的帮助。

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国施加压力，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在APCE首脑会议上，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因为保持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大家都受益。美国的鹰派有压力，就是因为在一些事件中反映出他们对中国无可奈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让他们在很多重大事务上想给中国施加压力却无能为力。
基辛格曾经说，美国不要企图去孤立中国，因为孤立的最终结果是自己被孤立，他说亚太地区就是这样。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感觉到有压力，换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担忧和紧张也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它压力大呢？说透了，美国现在在亚洲的强大军事存在，就是因为感觉到来自亚洲国家的挑战。而且，美国西海岸居住着七百万的亚洲移民。
这是中美关系复杂的一面，矛盾深刻的一面。我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对抗性矛盾，根源就在这里。可能在将来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处理起来更难，难度是问题的属性决定的，虽然我们的能力在加强。
我们自己这样定义自己的身份，因为有这样复杂的身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强调，由于历史上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导致我们强调的侧面不同、强调的程度不同，从而使我们跟国际体系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基本特征。但是，这里面仍然有本质的东西可以把握。
1949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跟现代国际体系的关系就是对抗性的关系。当时我们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同时，还强调我们是革命者，我们把推翻这个体系作为我们的国家目标之一。“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同时我们还自认为是胜利者，因为我们刚刚领导了一场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这个目标的实现也是坚信不移的。这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对抗性的关系。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体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就站到这个阵营里。在1949年的6、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有很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跟苏联协商。当然，从历史过程看，这为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这次秘密访问进行了四十多天，刘少奇同斯大林的谈话有七次。可能还有，现在找不到记录，或者是因为没有记录，或者是因为保密的原因。四十多天的时间里，除了跟斯大林进行战略上的协调，解决当时解放军向西藏、新疆进军的一些具体问题，争取苏联的援助，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专家、顾问，帮助中国去学习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及管理经验，还学习苏联的政府机构怎样设置，经济怎样发展。这次访问为中苏同盟建立奠定了基础，带回了苏联经济发展的模式。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体制，跟社会主义国家接轨就比较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多方面都在跟国际社会接轨。起初我们跟苏联接轨，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阵营里。比方说，对方有一个部门来谈判，我们有相应的部门、相应的组织和相应的领导人谈；甚至到企业里看车间的管理，车间主任来了，都会有相应的车间主任来谈。体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置了一个助理国务卿职务，主管宗教，帮助宗教组织到各个国家发展，帮助向某些国家施加压力，使之不能妨碍他们的活动。他们还一直指责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宗教自由的标准。中国外交部没有相应的机构。我记得是由外交部长的助理跟他们谈，说我们国家的宗教事务是属于民政部的。但是，民政部只解决国内的宗教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双边关系的问题。随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我国不断设立了相应的部门。比如，最近因为阿富汗事件，我们在外交部设立了一个专门管海外中国人发生事故的部门，一些涉及到司法部的问题，我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相对应，共同处理问题。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过去我们的口号、语言、话语，我们提出过的目标，等等。比如原来Tiananmen前的大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尼克松来中国访问看到这个标语，觉得心惊肉跳：是不是看到我来了就挂上这样的标语。尼克松还问了毛**，毛**说这跟你访问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说一些大话，你们也会说一些大话。再如1970年的元旦社论，执笔者文笔很好，很有激情，发自内心相信跟着毛主席永远向前进、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社论里描述了世界的形势。我那时上初中，随家里下放到河南。社论说世界的形势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了”，让我感觉全世界的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帝国主义在哪里也不会有安全感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成拿着爆破筒喊“向我开炮！”，与阵地共存亡。那时候，我们最爱背的就是高尔基《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上大学时**已经结束了，我看剧本仍喜欢看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当时我们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就是坚决对抗，按照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就是要埋葬这个体系，最终打败它，一切的过程都是手段，都是策略。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体系而言，我们是革命者、挑战者，我们的最终目的、国家战略的目标，就是要埋葬它。我们的对外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基本思路下定出来的，其体现就是和亚非拉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角度看，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这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当然，我们同社会主义阵营维持了大概十年左右的友好关系，后来破裂了，我们从社会主义阵营里退出来，我们觉得他们坚持不了社会主义革命，不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
第二个阶段，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到改革开放这十年，或者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我们同国际体系开始建立合作关系。
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对外的战略和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我们认为苏联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在策略上我们选择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缓和关系。这个政策的根源，是当时毛**同志认为，中国面临着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从全球看，苏联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处于进攻者的地位，世界上当时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毛**同志认为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威胁性。
同现在比较可以看到，我们当时跟现代国际体系的合作，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我们感觉到一种外部的威胁，我们希望能够同一些反对苏联扩张的国家结成同盟，以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在一篇论文中谈到过，当时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靠外部威胁推动我们。我们同美国关系的基础是，美国反对苏联，我们也反对苏联的扩张，共同的战略安全的需要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特点在于外力驱动。在两国的社会内部，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内部，没有产生于社会中的、产生于公民的需求中的那种内部的动力。正是靠防范外部的威胁，推动毛**同志跨出了这样重要的一步。
当时中美双方是这样一种情况：两国社会、两国人民长期隔绝，长期不交往，彼此没有任何的了解，而且又没有建立关系的动力，特别是来自中国社会自发的动力，认为有必要同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同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社会建立关系。不象现在，中美经贸关系达到相当紧密的程度。就我个人来说，我研究美国，除了工作需要之外，还有知识上的兴趣。如果千千万万的人有这样的需要，就形成了这个民族共同的需要，但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驱动力。
我们当时形成初步的合作，给我们两国关系带来了什么问题呢？一是关系基础很单一，建立在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需要上，双边上没有要求。中美关系就成了被第三者支配的关系，如果没有共同的敌人就会出问题。二是当时中美相互缺乏了解，如此大开大合，敌对到这样的程度，忽然要建立近似于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双方领导人要做很多的努力去影响公众舆论，使两国的社会、人民能够接受这样的政策。我采访过当时搞外交的人，很多干部还在五七干校，突然听说毛**同志在Tiananmen城楼上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斯诺，然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下发到农村的党支部一级，大家都看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这本小册子谈了很多问题，包括对林彪的不满意，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谈中美关系，毛主席说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来，尼克松也可以来。现在来看，这是在党内进行一次舆论上的准备。当时外交官看完之后，完全没有想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精神上没有任何的准备，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而整个舆论宣传也告诉我们，中美关系不可能缓和。双方的领导人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很多努力，使对方的公众能够接受。为了当时战略调整而做出的努力，给两国的公众造成了很多假象，掩盖了中美关系中深刻的矛盾，使公众看到的只是相互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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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五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3)

      
中美第一次错过和缓机会是在日内瓦会议。当时美国代表团有严格的规定，见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不许跟中国人握手。美国一位代表看到周恩来伸出手，就赶紧把酒杯换到右手，用左手在周总理的手臂上拍了一下。礼节有了，又不违反规定。尼克松到中国来，就是选择了美国的黄金时段，让飞机停下来就开始现场直播，让美国公众看到他跟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握手。当时只有他一个人首先从飞机里出来，其他人都被警卫挡在飞机上。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离地面还有二个台阶时，他一步跳下来，做出三步并作二步的样子，主动给周恩来同志伸出手。

当时尼克松要去看长城，当时正下大雪，北京方面组织了市民到公路上扫雪。在上海，由于楼房没有阳台，衣服都是挑出去晒的。尼克松访问上海的那几天，上海市民都把衣服收回去，免得有碍观瞻。当时我们有一个外交官陪同，早上大概八点钟送尼克松离开上海到机场，三个小时之后回到上海市内，所有的衣服又都伸出来晒了，就象变了一个城一样。
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之邀访问美国。卡特想通过中国领导人的成功访问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使中美关系有转折性的变化，并使美国公众接受美国政府做出的带有战略性的决定。邓小平访美时，戴着西部牛仔帽对美国人欢呼，让美国人觉得很酷。温Jiabao总理到美国访问时，《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对我说，布什总统是出生在美国西部，性格也有点像牛仔，温Jiabao总理是不是也要戴西部牛仔帽对美国人欢呼？我说用不着，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领导人不用再去做这种表演了，我们已经可以正常地在平静的气氛中探讨任何敏感的问题。可是过去则不行，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非常严肃的，作为老人他又是非常亲切有人情味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给美国公众一个印象，那就是两国人民可以在一个框架里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的利益。
我认为，70年代到79年是合作的时代。我们开始为国家安全、为防范外部的入侵，采取了同美国、同所有发达国家缓和关系的政策，我们同当时的国际关系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当然，把国家安全作为首位，对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影响非常大。当时参加过国家高层决策会议的很多人到国外参观访问时，才意识到我们多落后，才意识到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希望跟中国建立健康正常的关系。我们需要跟外部接触，但如果毛**同志不下决心打开大门，我们还需要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
第三个阶段是从79年到21世纪初我们加入WTO。

这是一个关键期，中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们虽然也在争论、在探索，但最终迈出了这一步，下决心并完成了这个步骤，我们完全进入现当代国际体系中，成为这个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式成员。后来对我们国家的基本定义，在90年代后期，差不多在97年的秋季，我们提出了“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对当今的国际社会所做的一个承诺。我们进入到当代国际体系，要表明我们的特性有所改变，要对自己有新的定义，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外部环境变了，中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变了，我们提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表明要在现当代的国际体系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国际事务的原因。中国的身份必须改变，不改变不行，别的国家和地区也这样要求中国。
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变化，还有我们自身的变化，都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9·11”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是现当代国际体系的积极维护者、现存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还记得冷战刚刚结束时，我们提出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现在来看，我们是要维护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我们要尽量维护这个体系，维护这个体系赖以生存的很多国际准则。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纷争不断，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可能成为这次总统竞选的核心问题。去年下半年，我认为中国最担心的是中美贸易问题在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政治化，当时确实有这种危险。温Jiabao总理到美国访问，要解决很多问题。虽然美国制裁我们的范围有限，但是有可能无限地扩大。今年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在观察，看美国闹到什么程度。
  但是从今年，特别是今年三月，什叶派穆斯林在圣城的起义，伊拉克局势的严重恶化，导致美国现在整个国内的政治基调转向了伊拉克问题。本月上旬，我听了布什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演讲。他讲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的安全战略，题目是“用新的安全战略应对新的威胁”，提出了同布什政府不同的思路，讲话通篇针对布什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伊拉克的政策。从目前看，这个基调恐怕是很难改了。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没有妥善处理。现在美国新出了一些书，在炒作布什的战争决策，也揭露了很多内幕，包括美国国家独立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即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萨达姆政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不准确的。这个结论已经没有任何疑问，连鲍威尔自己都承认了。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情报错误，还是蓄意所为，如果是后者，那就涉及到政治阴谋了。很可能，长期争论都不会有结果。
最近出台的独立调查结果是，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跟同制造“9·11”惨案的基地组织有关系。如果说对伊拉克的战争顺利打完了，伊拉克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过去。但问题是，伊拉克现在一片混乱，美国对伊战争的花费经国会批准的已经达到一千***百亿了，现在还要花很多钱，而且结果不得而知。现在有人欲追究战争的原因，即政府真的认为国家安全受威胁到了什么程度，非要发动这场战争。
另外，因为这场战争在国际社会中得不到主要盟友的支持，包括财政上的、军事部署上的支持，因而非常困难，要在联合国通过任何决议，美国都必须让步。现在美国之所以越来越要求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中心作用，把联合国说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战争得不到联合国认可，很多国家的政府就没有办法说服其公众支持和参与这场战争，向美国提供帮助。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在世界各国中存在着强大的反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每个政府都不能忽视。
这二十年，我们是这个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我们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最终进入到这个体系、这个秩序中。这个秩序为我们这二十年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二十年有这样的发展的基本需求。这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或者说是经验，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命运，或者说我们在国际世界的处境，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控制和塑造的能力，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种能力有没有善加利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塑造安全环境，并不在于客观上一定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当然，我说塑造安全和平的环境，包括加速国防军队的建设。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站在东西方最前沿的国家，一个国家是德国，一个是日本，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他们是没有安全环境的，但是他们就是发展起来了，在八十年代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在九十年代初被美国视为威胁之一。
德国、日本都是在冷战的环境发展起来的，但两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和外部政策的调整。当然，两国有自己的条件，比如说国防不花钱，如日本当时防务预算不许超过国家预算的1％，其他的钱都可以用于搞建设。七十年代初，我国用于国防的建设的费用有时高达国家预算的40％多，当时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因此积极扩军备战，各个省都在搞兵工厂，各个省都有自己独立的兵工体系。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塑造安全环境，甚至可以占主导地位。中国是大国，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出了关键的最后一步，进入了经济联合国，我们成为受益者，同时也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现在成了现存国际秩序的一个最积极、最主动的维护者，最不愿意国际秩序被搞乱。我们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因为这个体系如果被搞得乱七八糟的话，谁都得不到安宁。布什政府到处闹腾，最后自己也不得安宁。昨天，电视上美国公布的恐怖袭击数字表明，针对美国人的袭击不降反升了。美国在建立这套体系的时候，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大大超过所有国家军事力量总和的能力，所以它现在要改变体系，改变很多游戏规则，来适应它一超独霸的地位。我们当时反对这个国际体系，但现在已经是受益者，所以我们变成了它的维护者。
我们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事，但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不理解，觉得软弱。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年轻人喜欢强硬，喜欢毛主席时代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但是，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还有，我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一方面不能忘记历史上受到的伤害，要培养民族奋斗和自尊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适应情势、条件的变化。
这是五十年的回顾。

中国对外关系中深层次的三个问题
最后讲一个问题，中国对外关系中或者外交中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把人送到太空，不能算是发展中国家了。“神州五号”上天，我们很自豪。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壮大，这是事实。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我们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因为我们面积很大人口很多，但经济实力方面平均来说不算很高。
怎样认识现在的变化呢？我还是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在FaGuo看到中国的巨大影响，FaGuo人十分尊重中国人。在FaGuo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能够这样做，很不简单。希拉克喜欢中国文化，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古董，这里面有个人兴趣的因素，也有很现实的考虑，比如说希望中国更多地购买FaGuo的产品。最近，中国领导人去FaGuo访问，签了一大笔合同，涉及到二十几亿的空中客车的购买。FaGuo跟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是因为FaGuo人认为，欧洲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落后了，因此没有获得必要的效益，而FaGuo是欧洲的大国，在与中国这么重要的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影响力，不能落后于其他的欧洲大国，至少应该与它们并驾齐驱。
在葡萄牙开会时，我参加讨论中国文化。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对澳门有一份情感，搞了一个中国文化周。参加会议的一些欧洲学者说，中国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移民的处境，与我国将人送上太空的情况很不相符合。我们国家公民出国之后的种种情况，也使别的国家对我们有不同认识。意大利人曾说，现在移民的女性越来越多，过去有很多是福建沿海的移民，现在越来越多是东北去的，绝大多数的女性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在国内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才到国外找工作。她们到国外谋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非法移民太多了，所以意大利干脆让他们合法化并让他们交税。在广州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地民工来打工的状况，我们可以以此为参照，来理解在国外寻求生路的中国人的处境。
新一届政府就职时，温Jiabao总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听到一些数字后十分震动，记下来后核对了一下。温Jiabao总理曾说，以年平均收入625元为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还有三千万，相当于整整一个台湾还加三百万人；如果以年收入825元为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高达九千万，这些人还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温Jiabao出国访问，特别是参加东南亚的会议时，有媒体说他发明了温氏乘除法。他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取得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也没有多少了。比方说，一个家庭七口人和一个家庭二口人，都收入一万元，其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去美国时，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做访问学者，有一个大学生，是共和党人，用我们话来讲，就是富家子弟，他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很残忍，是残杀生命。我告诉他，我们现在大学生的环境已经好很多了。我是七七届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12平米的房子住8个，上下床，中间是苇子隔的墙，我们这边说话隔壁都可以听见。1958年盖的楼，本来可以盖得更好一些，但因为想到隔四年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到时盖更好的。结果就一直用到现在，前两年据说又改造成了青年教师的宿舍。我跟他讲这些，他没法理解：8个人怎么住？特别是夏天，怎么住？以美国人的住房条件，当然无法想象12平方米住8个人。温Jiabao总理还说，我们的一点问题，乘上13亿就是不得了的问题，比如说吃饭问题、用水问题、穿衣问题。中国的地方官员之所以被称为父母官，因为他们首先操心的就是吃喝住行问题。中国人口多，13亿人如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全世界每五个人有一个人吃不饱饭，你想是多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