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八年和赖斯的八年

清水煮音

关中人
  
      2008年，赖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上撰文，提出美国必须在新的世界采取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000年年初，赖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2000年的竞选：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文。赖斯是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她的文章为可能的布什内阁描绘了外交政策蓝图。次年1月，布什出任总统，赖斯成了布什的国家爱安全顾问。2004年，布什连任，赖斯于次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国务卿。
      
      八年前赖斯奋笔疾书时可以说既生气也充满生气。她生气是因为她认为克林顿执政近八年没有在能苏联崩溃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她认为克林顿不懂实力的重要，过分强调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签署了类似京都协定这样对可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巨大冲击的条约。她充满生气是因为她对美国应该如何利用它最有威力的工具－－市场经济和信息革－－推动“华盛顿模式”的渗透和扩展、实现世界大同（美国化）的计划信心百倍。她说，对美国利益的追求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二战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这个世界更加繁荣和民主。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世界上除了美国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这样描述他们的政府的政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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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之后，世界变了很多，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在政治上，它不再享有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由于伊拉克之战的旷日持久美国的威慑能力和快速反应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依靠中国等国家去协调解决伊朗和北韩的核问题；在经济上，它债台高筑，最近的次级信贷危机更是快要把它的经济拖入萧条；在道义上，不仅它的威信一落千丈，赖斯所说的资本加自由的美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崛起也逐渐失去光彩。尽管如此，赖斯并没有改弦易辙，她没有改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且继续坚持美国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追求美国的利益与造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
      
      赖斯的“死不改悔”可以从她在两篇文章中对中国的性质、国情和对它可能采取的政策的描述中略见一斑。赖斯在2000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政府信息更加公开、政治制度更加宽松、个人自由更加扩大的后果。在分析中国时，她写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这是好消息，因为要保持其经济发展的张力，中国必须更加融入国际经济。融入国际经济需要更多的开放和透明和私营企业的增长。”她还写到，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合法性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合法性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经济发展因增长率降低、银行入不敷出、国企改革失败和失业率提高而出现困难，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面临挑战。当时的赖斯也许相信了一些学者的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走低，中国政府也会因此面对巨大的治理挑战。
      
      但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相信经济竞争和市场自由一定能引发政治竞争和个人自由。因此她说，美国政府应该支持那些推动经济融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因为只有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对中国推动政治自由化的压力才会是持之以恒的和有组织的。“信息的传播、中国年轻人通过培训和交流耳濡目染美国的价值观和不靠国家吃饭的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增长都会对中国的生活产生正面的影响。”
      
      赖斯还在文章中说，中国厌恶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不是一个着眼于维持现状的政府，它试图使实力均衡更加有利于自己。但是美国必须改善与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她说，“一位美国总统去北京9天而不在东京和首尔停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简单地说，八年前赖斯对中国的评估如下，这是一个“革命”的政权，试图推翻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一个面临合法性挑战的政权；这是一个经济可能出现问题的国家；全面推进的经济改革和金融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中国；只要市场的因素有增无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快马加鞭；中美的差距今后或许会缩小。
      
      八年后，赖斯对中国的评价有所改变。她说，中国在全面加入国际社会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开始在贸易、气候变暖、能源和对待发展中国家方面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她还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很是担心。中国在军费开支和战略目方面的不透明频繁受到其他国际爱的质疑。在描述中美关系的总走向方面，赖斯少了八年前的乐观和自信，多了理性务实的分析。她认为中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双方都必须承认分歧，并努力寻找战略合作的途径。
      
      赖斯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趋于正面，但是她似乎又开始拥抱她曾经严厉批评过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尽管她文章题目里有美国“在新世界需要务实外交”的字眼，但是她不再单纯强调美国的军事实力，反而用大量篇幅谈美国的价值观。她说，“我们的政策不仅为我们的力量所支撑，更为我们的价值观做根基。美国历来就是让势力和原则联姻，把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配对。……现在我们认识到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是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刻不容缓的组成部分。”她把发展民主和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她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民主进程的曲折使一些人幻想是不是通过专制资本主义（北京模式）过渡到民主是更好的路径。”虽然有些国家是这样转型成功，但是更多的国家正在经受的其实是更为恶劣的贫穷、不平等和腐败。赖斯不相信这样的模式能够持续发展。因此，她在文章中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唯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
      
      从这个角度看，赖斯对中国的政策建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不再认为市场竞争和自由可以在中国自动启动政治变革；她虽然没有直接攻击中国的巨大成就但是间接诋毁了北京模式的榜样性质；她发展了当年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理论，也就是说，和平演变不仅仅靠军事优势，不仅仅靠经济自由，还要跟由美国主导的民主推进战略结合起来。如果说赖斯此文仅仅是在为美国在中东失败的民主推进政策做辩护也还可以理解，但是她把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变成了美国面对全球的、特别是那些正在崛起或是那些被认为是失败的国家的政策就不能不让人深思。莱斯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其实折射了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的重新评估。前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孟慕捷在他极为畅销的《中国幻想》一书中说，通过沃尔玛特和星巴克在中国推进民主不过是幻想。因此，“美国人应该透过国家利益的镜头审视中国。这不仅包括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还包括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制度公开和可以自由表示不同意见的世界的利益。如果我们不象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认真对待中国的模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
        
      赖斯对世界和对中国的评估在八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她仍然坚持对美国有利的就对世界有利；而目前对美国最有利的正在于在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推进自己的经济发展、改革自己的教育制度、完善自己的公民社会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美国关于选举、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是普世的，是其他国家必须和应该去努力推行的。
      
      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仅仅是赖斯一人“死不改悔”。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不管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都不会对赖斯描述的美国价值观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如何去推进其他国家更快、更好地去全心拥抱这些价值。
      
      在这个层面，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可能发生潜在的冲突。一个价值观和他们不同的国家出人意料的崛起自然会让从白宫到白厅的守望者都感到忧心忡忡。对于通过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的中国来说，它必须认真思考，这种并不独一无二的方式（台湾和新加坡等似乎走的是一样的路）是不是构成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的基础到底什么？文化的？社会的还是其他？中国是不是非要把这样的模式当作是西方所供奉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这样的模式果真比华盛顿模式优越，不仅可以保证经济的高速和全面发展，也能成功地解决合法性问题吗？如果是，那世界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冷战局面？会不会真有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
      
      赖斯在她的文章中说，民主其实是民主实践和文化的复杂的互动过程。但是，文化不是命运。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任何文化因素都不足以构成民主的障碍，无论是德国或日本的崇武精神，还是亚洲价值，还是非洲的部落主义。
      
      赖斯在她的文章中关于民主如何实现的论述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思考自己的模式的基础。她说，“世界上用民主文化开始民主进程的国家几乎没有。大部分国家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披荆斩棘，通过制定好的法律、构建民主机制、容忍不同意见、和平化解冲突、公平分配权利建立民主的。”
      
      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与赖斯所说的民主的形成过程不背道而驰，那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中美会发生冲突。
      
      问题是中国如何让赖斯、布什、麦凯恩和奥巴马们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告别革命，虽然它走了一条与西方迥然相异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它发展的持续性依然有赖于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如果目前果真有什么“华盛顿模式”和“北京模式”的话，这两个模式最后会重叠和交汇。
      
      就算中国不能原谅赖斯的“死不改悔”，就算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中国仍然需要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会取代西方公认的发展，两个模式是截然对立还是会殊途同归？中国已经过了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埋头建设、在国际舞台不探头、不露脸的的时代。现在，中国吭声会挨骂，不吭声也会挨骂。

      为了避免所谓的“文明冲突”，中国需要自己的赖斯。中国需要明确阐述尽管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与西方的模式不同，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和谐与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