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究竟改变了多少?

清水煮音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做出了迅速反应,称“世界已经改变了”。因为世界改变了,美国需要制定和执行新的战略,需要通过反恐战争来重新审视和应对“后9·11时代”。“世界已经改变了”的判断成为布什政府内外政策、特别是美国国际安全战略演变的依据。五年过去了,世界究竟改变了多少,又怎么改变了?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我们把握当前国际局势的重要环节。

回顾五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历程,世界确实改变了,改变的幅度和效果甚至都有点戏剧性。总的来说,这五年国际局势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了实质性改变,从冷战时代的“威慑战略”在相当程度上转变成了“后9·11时代”的“先发制人战略”。但美国对核大国依然奉行威慑战略,“先发制人战略”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认为在冷战后对美国构成“即时威胁”的“流氓国家”、支持和窝藏恐怖主义的“恐怖国家”,以及可能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区的“失败国家”。即便如此,“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仍然是美国自1947年制定威慑战略以来历史性的战略调整,反映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稳定的单极体系建立过程后,需要在今天的国际力量结构中贯彻与美国的单极霸权相适应的对外战略原则与战略内涵。尽管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 Christopher Layne)认为这种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要素在冷战时期就已存在,但作为一种对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系统的改造和革新,“先发制人战略”是美国战略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一次跃进。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集中体现了这一战略的基本理念,那就是对美国所判断的威胁在其尚未直接攻击美国之前就进行军事打击,打击的结果是要在美国主导下进行国家重建,其目标是按照美国的意图彻底消除原有的威胁。“先发制人战略”概括起来说,就是美国掌控下“军事打击- 国家重建- 秩序革新”三位一体。

其次,美国的国内政治从“9·11事件”后在反恐问题上的高度团结和对布什政府海外军事行动的高度支持,重新蜕变成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高度***与对立。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能够在未来更为实质性地影响和改变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最直接因素。

“9·11事件”后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最大冲击,不是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不是先发制人、不是频繁的军事行动,而是美国国内所表现出的“超级爱国主义”( super patriotism) 。这是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动用美国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折腾世界的根本。“9·11事件”不仅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全盘操控美国外交的重要契机,最重要的是,它让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系统中原有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受到了空前压制,这才使得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政策真正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8年克林顿政府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但那时的美国缺乏国内政治条件发动新的伊拉克战争; 2001年1月布什政府刚上台,就曾研究过对伊拉克的战争,却无法付诸行动。“9·11事件”造就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空前的国内政治条件。自1964年约翰逊总统做出扩大在越南军事介入决定近40年后,美国还从未在国内政治中呈现对总统进行一场“中等烈度”战争如此积极的支持。

然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内部意见“两极化”的美国。《纽约时报》在2006年9月11日所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当年的悲愤已经让位给了反恐观点的对峙,‘9·11’那天美国所失去的已经让位给了美国后来更多的失去”。布什在为自己的反恐政策与伊拉克战争行动四处辩解,副总统在提醒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国内辩论和不同声音只会“鼓励美国的敌人”。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真正阻止美国继续通过战争行动——不管以什么名目进行——折腾世界的最有效手段、甚至可能是唯一手段,是美国国内政治中反战力量的发展、是美国自身政治系统中的制衡力量、也是美国公众对海外战争行为的反对。“9·11事件”后与“9·11事件”五周年后截然不同的“两个美国”,是我们今天分析国际关系中“美国现象”必须牢牢把握的要点。2003年基辛格出版了自己的新书《越南战争的终结》。该书是要提醒美国人,二战后美国海外战争失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国内政治与民意的***,它迫使美国不得不撤军和停止战争。为此,基辛格提出,如果美国想要在伊拉克战争中最后胜出,美国人民不应该去“干预”他们的总统。现在,基辛格的预见应验了。虽然布什政府坚持不从伊拉克撤军,但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撤军呼声和布什总统目前的政治窘境,美国寻求从伊拉克泥潭脱身的时间还会远吗? 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9·11事件”五年后变化了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道德优势与国际声望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落过;与此相联系的是,正在国内反战批评与伊拉克重建难以遏止的暴力冲突中苦苦挣扎的布什政府,其全球行动能力在“9·11事件”五周年后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迷过。

“9·11事件”五周年,是美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剧烈反差的五年。国际社会在“9·11事件”后对美国的同情与对美国反恐的空前支持,使得布什政府所代表的“美国权威”在冷战后达到了新的高峰。“不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是美国的敌人”这种“非黑即白”的外交思维模式,反映了美国空前的国际影响力。但“9·11事件”五年后,由于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由于虐囚丑闻、由于CIA的海外监狱、由于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对平民的奸杀暴行、由于“情报门”、“特工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国际声望已经大受打击。美国人突然感到,美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对美国“不友好”了。虽然布什总统认为美国现在“更安全、但还不足够安全”,但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了。

今天,美国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全球性安全与经贸议题上都束手无策。美国难以迅速找到有效解决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办法,即便是反恐问题联合国迄今仍难以通过一个有一致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的《国际反恐公约》。2006年7月,持续了五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宣告“无限期停止”。中东和平进程依然充满暴力, 2002年布什总统希望促成阿拉法特与沙龙之间实现和解的“亚喀巴峰会”几乎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2006年7 - 8月美国纵容和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更让世界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充满了失望。今天,不再将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已经成为布什能够留给他的国家的最好的“政治遗产”。

虽然“9·11事件”后的五年国际战略格局与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却似乎成为美国霸权真正开始衰落的起点。目前来看,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美国“软权力”的衰落,是美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并不是美国整体实力与国际体系中霸权地位的衰落。尽管如此,美国霸权是否已经进入“衰退期”的疑问已经产生。从中短期来看,这样的看法要成立恐怕为时尚早。但美国如何收拾“9·11事件”五周年后留下的一地“残局”,倒是我们观察未来美国战略动向与权力地位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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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非西方崛起”(Non - west rise)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突出现象,也正在成为有可能改造国际权力结构单极体系的新的力量。但“非西方崛起”势力对当今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破坏力不容忽视,如果“非西方崛起”重新代表了国际关系中新的军事力量较量,那么,未来的世界恐怕隐藏着新的重大危机。

国际体系中迄今300年的大国力量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崛起”。即使前苏联发展成为足以挑战美国和欧洲的“两极”霸权之一,但其崛起仍然是“西方式崛起”。美苏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战略对峙说到底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权力政治对抗。“中国的崛起”更是一种经典意义上的“西方式崛起”的延续。因为中国的核心价值——建设民主制度、排斥宗教对政治的干预以及提升整体发展中的“现代性”程度,等等,同西方文明所强调的普世价值并没有实质性冲突。而目前以伊朗核努力为代表的力量发展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反映了“非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从宗教到国家传统、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结构——对西方的挑战与排斥。从广义上说,这种“非西方崛起”还包括委内瑞拉等国正在组织的新的全球反美阵营,以及美国人所说的俄罗斯等正在利用石油资源壮大国家力量的“邪恶石油轴心”。当然,这种“非西方崛起”中也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今天世界政治中的“非西方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政策的结果,是美国所维护的单极体系必然导致的国际关系中抗争力量发展的结果。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协调与竞争机制。如果新的力量发展所导致的体系性抗争的代价是一定程度上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非西方崛起”的消极因素必须通过谈判与维护或者设定新的国际规范来加以化解。

总之,“9·11事件”五周年后的今天,世界政治正在酝酿和展示着深刻变化。对这种变化趋势的把握和影响,给中国外交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