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转型和中国的战略空间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　目前,有两种观察国际体系的视角,一种是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全球化并未使体系发生面向新体系的本质变革,变化是形式上的,主要是体系构成单位内部发生的变化,而且仅仅是权力分配结构同质性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另一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视角,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历史性变迁导致其转型,即在全球化作用下,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这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悖论:美国超强霸权的指向与全球化所代表的历史大趋势。前一种趋势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重性,遏制与围堵的一面压缩了中国的战略空间,建设性合作的一面孕育着中国更大的战略空间;后一种趋势则给中国带来生机无限的全球战略空间,中国应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采用经济外交、多边主义和睦邻政策三位一体的新外交,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不断开拓全球化蕴涵的无限空间。

【关键词】　历史大趋势;体系转型;中国的战略空间;中国新外交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它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战略意义。我们能否牢牢把握住战略机遇期,并尽可能使之延长,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拓展体系转型赋予中国的战略空间。

一　国际体系:趋势与路径选择

所谓国际体系是指由其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构成的,具有结构、功能并与环境互动的有机整体。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世界民族国家体制,故现代国际体系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目前,该体系已开始步入转型期。

(一)两种分析视角

“视角源于时间与空间的定位,特别是社会与政治的时间与空间的定位。”[1]我们从可以确认的出发点来观察国际体系,当前存在着两种视角:一种是把现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视角作为出发点。它们分析体系中始终不变的、“一式”的特征, 这是一种片景式(one - sided regards)的视角,是一种循环论和原点主义,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体系确立以来,国际体系存在和运作的规则和结构就未曾发生变化,无政府状态、均势、自助和以武力手段作为后盾的国家理性是国际体系亘古不变的特征。民族国家是权力惟一的合法性根据,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排他性的权力,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价值分配的绝对主角,左右着大部分的国际活动。在这一视角中,体系发生变化不是面向新体系的本质变革,主要是体系构成单位内部发生的变化,而且“仅仅是权力分配结构同质性程度上的问题而已”。[2] 它的运行规则是体系内的大国权力的博弈与互动,是一种在国家权力容器里的“联系性权力行为( relational power behavior) ”的反复作用。[3] “它们依靠一些随着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概念,而这个体系基本是保持不变的。” [4]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国际关系的规则和结构永远都是体系大国决定的,而且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永远是这些抱着修正主义野心的大国间的无休止的斗争和冲突的展现。[5] 当然,这一观点也承认全球化的新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但它坚持这些变化是形式上的,任何时期的国际体系本质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当初奠定其基本原则的那个原点。这种视角对于认清事物的原有本质、理清国际体系规律发生的脉络不无裨益,但它们过多地专注于确定性和“内在的规定性”,强调本质压倒变化,而没有考虑时间的变迁和事物发生的顺序。

另一种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视角。它们观察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历史性变迁,认为国际体系正发生转型,这是一种全景式( comprehensive regards)的视角,是一种进化论和“世界历史”观。世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辩证的,而不是循环往复的,因此,它们从大的历史视野中考察当今世界,认为两极体制终结后,全球大变革在全球化条件下开始发生和发展,国际体系的变化不是在常态基础上的变化,而是新旧更替的变化,它开始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世界生产力在推进全球分工和全球资源配置上锻造了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一方面把世界各国编织到一个密切联动、持续交往、相互依托的全球网络中;另一方面推动了跨国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拓展空间,培育合法性,逐步从全球民间社会走向全球公民社会。构成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正在悄然发生根本变迁:合作式的主权安排代替绝对主权观、共赢的相互依存代替零和式的安全困境、多元的价值分配代替国家独占的价值权威、以国家共治为重心的全球共治代替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霸权体系、体系互动的过程从军事- 政治过程向经济- 社会过程转化等。在它们的视野里,“全球化正‘重新设计’民族国家的权力、功能和权威”。[6]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冷战的结束带来的不纯粹是国家间关系的调整,而且带来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非同寻常的权力分配”。[7] 此时,在权力逻辑上不再只有一个单一的国家权力,全球民间社会与全球市场已冲出有国家权力安排的权力游戏的牢笼,开始与国家一起分享权力。国家、全球民间社会和全球市场三个权力容器之间正进行“变位权力行为(meta- power behavior) ”的反复作用。[8] 因此,它们的视角没有拘泥于事物当初的原点,而是把事物的发展置于历史的趋势中,认为现存的国际体系内部具有发展潜能,孕育着“否定的因素”,当否定的因素超过肯定因素时,体系的变革就最终完成。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新的因素与旧的因素将长期存在,转换需要时间。这是一种包容新型时代丰富、复杂内涵的分析视角,因而能对全球政治的基本走向和长期有效的趋势做出本质上的剖析和预测。

(二)两种趋势及衍生的路径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西方传统理论,“国际体系的兴衰主要是国家的兴衰,即国家权力的增强和减弱,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的过程”, [9]这就表现为大国兴衰的规律性和霸权转移的周期性,从而成为国际体系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思考,霸权国的根本利益是维持其作为霸权国的权力和地位,新兴大国的权力增加会威胁到霸权国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和支配影响,因此,霸权国对新崛起国和虽已衰落但仍具有战略威胁能力的国家进行地缘战略的防范配置,并进一步蚕食后者的战略空间。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惟一的、超强的霸权国,必然谋求充当世界的惟一领袖。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美国开始担心它的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会对美国主导的现状表示不满,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构成强有力的威胁。美国必然会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发挥将难以为继。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而且中国发挥影响力的空间不断拓展。原因何在? 这就要从另一种趋势和从其衍生出来的路径中找出答案了。

自世界进入冷战后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区域化的历史大趋势加速发展,这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深刻性,并且具有历史变革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表现为国际体系根本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充分具备,而是指明了国际体系根本变革的方向,并推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的展开。国际体系转型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较低的层面上,如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代替维也纳体系,都是在世界民族国家体制内进行的,这种转型始于大国格局的重新建构,即所谓格局的极化结构的变化,它是大规模战争造成世界权力重心转移的结果。大国格局的转移会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它们共同构成国际体系稳定运作的基础。另一种体系转型在较高的层面上进行,它不再是体制内权力重心的转移,而是体制的创新,体系的更新,因此,它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体制内,而是来自超越体制的深层动力。这些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要突破国界的障碍,实现经济要素的全球配置;二是全球化超越地域化,这是分散的地域国家、国际社会走向全球社会的趋势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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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球社会的中心议题先于全球社会形成,这就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形成及其全面尖锐化,凸显分国管理的局限和全球公共事务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从这里出发,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深刻理解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视角。当前出现的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大规模全球公共问题,均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其解决途径与方式都预示着,随着时代的转移,旧有的国际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相残杀的国际体系中,确立世界性的、主权的民族国家体制,从国际法上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这个体制下出现的“安全困境”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公共问题。全球公共问题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由此产生全球共治,这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型的变革性力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必然被逐步超越,这首先涉及国际理念、行为的转型,涉及国家和超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在全球共治过程中,涉及全球公共决策、民主的全球治理及其制度创新。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条件、外部环境及内涵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体系转型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同时,这种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也会引发大国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深刻变化。这首先始于国家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核心,它们正在向区域或次区域共同体转换,向全球共治体系的构成体转换,与越来越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次国家力量、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密切关联。尽管在漫长的体系转型期内,国家间围绕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仍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和共同治理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角色共建的复合治理将具有更基础的作用,它表达了国家正在完成从传统国际政治角色向全球政治角色的转换,发挥全新的作用,相互依存促使大国关系出现合作共治的新因素,也催生了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利益的全球秩序和全球制度。总之,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涵盖了上述两个转型层面,是一种复合型的体系转型。前一种体制内的转型受制于后一种转型,历史大趋势决定了多极化格局,大国关系趋向合作共治,和平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这给予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随着中国国力快速强盛,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日益向中国倾斜,国际秩序与国际制度会逐步改善。后一种超越体制的转型,这是中国争取战略空间的主要机遇。它与中国国家性质、发展目标和文化相吻合。这种大趋势决定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移,确保全球总体的和平环境,为善用者提供了全球战略空间。由于把握了这个大趋势,当中国在国家这个权力逻辑中被美国层层紧逼的时候,不仅能够充分运用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中的新生因素,还着力借重经济全球化,大力运用了其日益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让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积极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的共治,发展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了自身的战略空间,在“围城”之中突围而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显然,这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战略空间,它很有可能赋予中国超过20年的战略机遇期。

以上分析说明了当前国际关系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美国要构建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甚至是“新帝国”;一种是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全球化所代表的历史大趋势与美国超强霸权的指向构成了悖论。此时,随着体系开始转型,世界已经开始从基于军力和单边行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逐渐转向多边合作共治和自主解决问题相结合的全球社会的早期状态,以应对日渐紧迫的全球公共问题,对全球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中国站在了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历史境域,前一种趋势给中国带来了围堵,中国的战略空间面临被压缩的境地;后一种趋势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路径,大大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空间。

二　中美关系格局中的中国战略空间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独步天下,实力超群,外交运筹帷幄,建构国际制度,世界秩序一直在其掌控之中,而如今美国的霸权遇到了全球合作与共同治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狭路相逢,碰壁自然难免,中国更成为美国百年外交新课题。

(一)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困惑

布什在竞选及当选总统初期,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成了美国战略的重心,“中国威胁”处于次要位置。随着反恐的进展,美国对中国的忧虑上升,开始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中国,以“军事威胁论”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怀有“全球野心”的地区性政治和经济大国,正处于“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报告宣称,中国军队正加速现代化进程,将对地区安全“构成长期威胁”。2006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警告说:“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速度和规模已经使地区军事平衡受到威胁。”它首次将中国称为潜在的军事竞争者,并强调,“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并采取具有破坏性的军事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抵消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布什总统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美国“谋求鼓励中国为人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但同时我们又防备可能出现的其他各种情况”。对华“防备”战略正是美国目前所需要的。美国似乎有一种默契,即美国可以让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强大,但军事上绝对不能同美国平起平坐。这种想法严重影响了美对华军事政策,也导致美极力阻止欧盟和以色列等对华军售。这归根结底是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地阻挠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

目前,美国利用从东亚到中东的战略弧线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在西太平洋正在强化兵力部署,这既是美国的现实威慑,也是对未来可能的战争的准备。美国正在强化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但是,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2006年6月22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尽管中国在快速增强军力,而美国试图保持其在亚洲的力量,但美中两国之间并非注定将发生冲突。2005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 2006年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凸显双方政治高层均想改善经常趋紧的军事关系,使之缓和。

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焦虑不安、无所适从,充分表明它对华战略的迷思。美国用冷战思维来套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和竞争对手,把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中美关系并未如传统国际政治时代敌对大国间关系所表现的单向性,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内涵。在美国眼中,中国既是对手又是伙伴,这导致美国对华思维的困惑。这种复杂性来自历史大趋势以及体系转型带来的新因素与旧因素的交织,即经济、全球综合安全的向心力和地缘政治的离心力的冲撞。

中国顺应历史潮流,走和平发展的新路,决不走传统大国军事崛起和向外扩张的老路,完全不同于美国过去遇到过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在中美双边层面,中国从未扮演力图取代美国的挑战国角色,既愿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的和平竞争;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原则分歧,但双方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远远没有结束,但决心大、方向明,其成就世人瞩目,美国对其发展方向要断然做出负面预测也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化解美国“围堵”之法简洁而有效,一是继续执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既定方针,二是加速发展足以自卫的军事现代化,但不与美国进行全面军备竞赛。

总之,美国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深深的疑虑,常常在“接触”与“遏制”中滑行,这一切为中国留下了很大的战略空间。

(二)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空间

美国视中国为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潜在的最大障碍和最大变数,实行封堵中国战略发展空间的政策是中美关系面临的严重挑战,毫无疑义,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直到美国因非中国挑战因素而失去霸权之时。但是,要像往日围堵苏联那样围堵中国的客观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对中国的崛起保持高度的“警惕”。对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在军事上做好应对突发危机的准备。我们要对这种危险性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过分的渲染和夸大都是十分有害的。这一遏制政策在冷战后进行了十多年的实践之后,已经证明越来越不起作用。

实际上,美国一直对华实施对冲战略,两边下注。在中美之间的长期互动中,还有一条清晰可见的主线,即双方通过“接触”,已发展出包括高层战略对话在内的一整套沟通交流机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安全等全方位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了世界最大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互利双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发展动力由外部共同敌人推动,转向各自内部需求与驱动,转向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广泛合作,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为两国开辟了更广阔的合作领域。这一切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果。中美关系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冲突性与合作性同时并存。在一定条件下,冲突性也可转化为合作性。在经济全球化与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有了重构的可能性。

2005年9月21 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重要讲话,承认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认为中国应成为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担责任,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布什政府的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者到利害关系人,反映了美国对华思维方式正在转变,开始有现实感,意识到对华政策“需要突破”。这种突破只能来自国际体系转型的新因素。中美两国的合作领域几乎都来自全球公共问题领域,如防止核扩散、反恐、防治禽流感等等。这无疑为中美关系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它与军事围堵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景图。但是,就目前而言,美国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似乎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重点向融入中国战略倾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思想界关于中国崛起思维转变的延伸。他们认为,一个崛起国家国力的增长,其本身并不足以带来威胁与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个强国的意图。

总之,美国难以超越霸权更替论,导致对华政策的非理性一面,规定了两国合作的限度,这必然有碍于中国国际空间的拓展。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高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加了,合作领域拓宽了,务实合作成为主调,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建构的、迅速发展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全球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迅速达到和平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处于体系转型中的中美关系孕育着中国越来越大的战略空间,关键是我们要超越双边关系来看中美关系,要把中美关系放到历史大趋势和国际体系转型中去培育。我们要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努力排除两国关系中的消极面,大力拓展中国的战略空间。

三　体系转型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历史大趋势及其造成的体系转型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给中国带来生机无限的战略空间。中国和平发展主要是经济崛起,它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呼应,同时,在这种体系和平转型的条件下,中国与其他大国和整个体系互动的有效战略时空境域将大大拓宽,在一个更宏大的境域中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从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要素来看,中国更能适应体系转型的需要,包括在主权问题上体系转型的要求,即主权从封闭式的单向权力走向开放式的互动权力,坚定不移地坚持主权的本质,而由主权本质派生出来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则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甚至在必要时可以自主让渡。[10]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体系转型中寻求出路,勾画中国和平、发展、合作新外交的战略轮廓,它是我们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的着力点,也是突破口。中国新外交是和谐外交,立足于世界大势和体系转型,着眼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和两个和谐,坚持对外和平与合作,促进对内和谐与发展,依托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致力于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致力于外交中的正义性、道德性和合法性建设,在开展经济外交、倡导多边主义、贯彻睦邻政策中充分展现其全方位外交的内涵以及区别于强权外交的鲜明个性,讲求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全球政治的意义上,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战略指向,分享共同的利益、价值、规则、规范和制度。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意在和平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以建构和谐亚洲、和谐世界为目标。在中国新外交的战略框架中,经济外交是开拓全球战略空间的突破点,它不断拓宽共同利益边疆,为全球合作搭起了桥梁;多边主义是在全球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关键,它寻求与不同国家和组织的沟通,促进国家共同治理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睦邻政策是争取区域战略环境的立足点,这有利于国家战略目标在区域层面的实现;而中国“软实力”的迅速兴起并得到广泛运用,是新外交战略的不竭动力源。

首先,经济外交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手段,占主导地位。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强大的经济潜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下,获得爆炸式释放,而能量的汇聚源就存在于中国大市场内。广阔的市场带来一种力量,它不同于那种源于军备和能源储藏的力量,这是一种规模经济的力量。中国作为商贸大国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同时,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国门,发展势头不容忽视,并购海外企业令世人瞩目。中国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这是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目标之一。通过挖掘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性内涵、扩展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外延,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界定中国“新外交”的标志之一。中国经济外交既具有一般经济外交的内涵,又是中国外交的新思路、新突破。它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开放自己的大市场,其核心就是要实现外交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走向全球,有利于全球共赢。经济外交充分发挥了中国大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分享性、共赢性的优势,利用全球市场为中国创造的机会,全面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在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消除“中国威胁论”,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拉近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为自己的和平发展获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换言之,经济活动是中国兑现和平崛起承诺的明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另外,中国又通过经济外交拓展了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利益边疆,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 FTA )的热潮中,中国又成了推进FTA进程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并已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战略构想,立足亚太,周边开始,全球推进,以双边促多边,推动区域及区域间经济合作。《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已付诸实施,中国与东盟十国、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智利、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在进行中。全球、区域的整合与一体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给中国带来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是消除周边不稳定、维护和平环境、共同发展繁荣的良好途径。

其次,多边主义是国际体系转型所创造的大平台,是保障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则和行动指南。多边主义是指导当代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对国际秩序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它具有不可分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沿着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思路,多边主义不同于过去均势的权力制衡,它是国家间合作共治的前提和基础。多边主义是“一种信念,认为任何活动都应该在一种普遍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11]同时它也“在规范意义上相信事物应该以特定的方式合乎规范地得以组织”。[12] 因此,它既从理念层面包含了国家要具有以协商合作的多边形式讨论国际政治、解决国际问题的信念,又从规范意义上强调“以制度安排代替强制权力的设计,使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相互关系在制度框架中得以规范”。[13] 这是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所规定的。当今的世界需要多边主义。但美国在发现多边主义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况下,自恃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强国家实力,使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结果连连碰壁。中国却成了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加中国(“10 + 1”)和东盟加中日韩(“10 + 3”)机制以及朝核六方会谈都是多边主义的体现。中国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以全球性视野和进化思维不断审视外交战略,并切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以“和”为目标,以“中”为途径,提倡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在多边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通过多边的政治、经济、文化平台扩大中国与美国的共识,加强沟通,减少摩擦,进一步拓展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从而为中国赢得战略上的回旋余地和全球活动空间。

最后,睦邻政策是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政策,也是区域一体化、区域性公共问题治理的呼唤。以和平发展作为参照系,中国要有更大的战略空间,就必须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有20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20 多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又是世界上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因此,周边地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经营好周边关系成了中国的重要任务。中国要把大量的外交资源倾注到周边关系中,形成一个周边的战略依托和纵深,构建资源、能源的友好合作网,稳定的投资来源带以及双边、多边合作的安全网。中国一贯强调睦邻政策,并以“安邻”和“富邻”予以具体化和实质化。中国的睦邻政策与经济外交、多边主义统筹兼顾、相互协调、彼此促进。多边主义为睦邻政策提供了一种制度框架和机制保障,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到启动自由贸易谈判,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全力推动东亚一体化并确立共赢道路。经济外交旨在和邻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是“安邻”和“富邻”的主要方式。这在其他国家的多边主义中十分罕见。睦邻政策使中国与邻国之间能增信释疑、求同化异、减少争执,实现共同安全、共同发展,从而使中国在地缘战略空间上有了稳固的战略基础和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与推进中的中国- 东盟贸易区是中国建构“和谐亚洲”的两个重要环节,取得西北和东南两翼的突破。

中国新外交充分运用了整体观和综合思维,立足现实,依托理想内核,在“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外交内涵、扩大外交领域,体现中国外交的全球政治意义,发掘了独特魅力,谦虚、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在传承中凸显创新精神。它有助于形成大国的胸怀、视野和应有的心态,有助于建构自身和平大国的身份。因此,它充分展示了中国不走一条其他传统大国走过的崛起之路,即崛起国冲击现存世界权力分配格局,从而导入不稳定因素,甚至催生大规模冲突战争。相反,中国顺着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将中国的经济能量与和谐理念放射出去,使经济外交、多边主义和睦邻政策构成了中国新外交的主体,这三位一体的核心是合作,以合作求得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和谐共存。中国新外交抓住了体系转型给我们提供的契机,确立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中拓展自己的全球发展空间,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其结果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又不断得到拓展。

四　结　语

总之,在历史大趋势下,国际体系开始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全球共治体系转型,它所产生的新因素、新机遇,给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全球战略空间,即使在复杂的中美关系中也有强烈的表达。出现这种机缘的关键点在于,中国经济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同质,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与历史大趋势以及体系转型的方向完全一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恰恰也是中国国内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两者的核心要素完全一致。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资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加以剥夺的。我们只要紧紧把握住历史前进的方向与新的因素,同时,以科学发展观统率国内的转型,使之与国际体系的转型相一致,使中国与世界都能够可持续发展,那么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就成为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有极大的努力空间。

注释：

⑴[美]罗伯特·O. 基欧汉著,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90页。

⑵[日]星野昭吉著,刘小林、梁云祥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278页。

⑶联系性权力行为是斯蒂芬·D. 克莱斯勒提出的,它是指在既定秩序的前提下寻求价值最大化的努力,本文引申为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前提下寻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努力。参见[美]斯蒂芬·D. 克莱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307页。

⑷[美]詹姆斯·德·代元著,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351页。

⑸[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⑹[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陈志刚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112页。

⑺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p. 50.

⑻变位权力行为是斯蒂芬·D. 克莱斯勒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中提出的,它是指以改变秩序本身为目的的努力,在这里引申为市场、公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反权力以改变国际权力独享秩序本身为目的的努力。参见斯蒂芬·D. 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第307页。

⑼[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90页。

⑽俞正樑、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04页、第207页。

⑾[美]约翰·鲁杰著,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61页。

⑿约翰·鲁杰:《多边主义》,第61页。

⒀参见章一平:《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4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