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威望的实现路径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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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软实力,国际威望是一个大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标尺。它首先具有物质性,其产生和存在依赖于一定的实力基础;但它又是非物质的,并以文本或话语形式而存在。一个国家的威望政策应该是多元化的:首先要提高综合实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次要提高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设能力,以增强制度威望;最后,要重视对外宣传与传播这种最具积极性的路径,它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社会化不断加强的特点。

关键词　国际威望;软权力;中国的和平崛起

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又称国际声誉(名誉)或国际声望(名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而获得的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1]如同国家形象可以被分为对内形象和对外形象一样,一国的国际威望与其国内威望相对应,并共同构成“国家威望”。国际威望本质上是一种对外影响力(或国际动员能力),它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作用于他国的意图乃至行为,并因他者对自己加以评价而得到强化,从而显示出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度和相应的外交力。

在现时代国家间的竞争中,国际威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它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之一,是一种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量。[2]它既是国家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之其它部分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事关国家的存亡兴衰。从工具价值上看,较高的国际威望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大国藉以外交的无形资源,它有助于对外战略目标的顺畅实现。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一定的国际威望既是促进和平崛起的精神动力,也是实现和平崛起的应有内容。近年来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加以曲解,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国际威望的进一步提升,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威望战略,以塑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一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西方列强主要依靠军事扩张来扩大对他国的影响。尽管这种国际威望的获得方式为人所不齿,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国际威望几乎都与以军备为基础的强权紧密相关,这是因为“国家实力的增长同国家之间对于资源与市场、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和声誉的激烈竞争息息相关”。[3]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仍然肯定以军事、经济为主的物质性力量对于国际威望的决定性意义,并认为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至少与其能力相当的影响力,因此更倾向于为推进其利益而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4]汉斯·摩根索指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通过显示其所拥有的权力以达到维护或增加权力之目的。[5]在他看来,权力完全可以涵盖威望。尽管今天战争作为一种威望手段的意义已经显著下降,但仍无法完全排除它对于国家生存的威胁。对于战败国或完全的被保护国而言,其国际威望总是受到极大限制,甚至无从谈起。军事实力至今仍是显示国际威望高低的最显著的物质因素,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防技术,它们所带来的效应往往会超出技术层面本身而迅速提升国际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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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威望本身以具有政治性、历史性等特点的观念形式存在,但更主要的还是具有客观性。国际威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实力因素,若是离开了器物层面的支持,它也会成为无本之木。当然,这里的实力因素绝不仅指军事实力,还应包括经济实力;特别是后者,正越来越成为国际威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本文把这种基于自身发展之上的国际威望,称为“内源性威望”。近年来肯定中国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取得了一定的世界影响,这也是中国国际威望在增长的一个重要信号。当前除了物质文明建设之外,中国正在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它将使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得到强化。

在历史上,每当因各国实力消长而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原有大国和邻近国家往往会对新兴大国保持警惕,并试图通过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妖魔化”宣传而削弱之,以及积极组建“反对者同盟”,以缓解自身的心理压力。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它也正成为一些国家极力“妖魔化”的对象。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J·C·雷默认为,如果人们对一个崛起中国家的反应是“恐惧”,那么他们对该国的看法就不可能是正面的;目前世界上多数人对中国的认识还不够,甚至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还是负面的。[6]为了克服上述“流行话语”对中国形象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在集中精力发展自身的同时,还需要具备多元化的威望政策。

二

与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威望政策紧密相关的是,国际威望还可以通过制度主义路径来实现。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将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7]特定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其运转并不完全受大国的操纵,这就给相对弱小的国家通过积极参与提升国际威望留下了较大空间。当然,从国际制度的形成来看,创设方的地位往往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即使在国际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大国仍然具有主导性作用。斯坦利·霍夫曼就认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凭借其全球性影响力,它所主张的制度原则和准则往往会自觉或被迫地为大家所接受。[8]因此这种威望实现路径本质上仍是在实力基础上的延伸,但是随着当代国际制度重要性的日益上升,这一路径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大,本文姑且把由此而获得的威望称之为“结构性威望”。它更为适应相互依存背景下国际社会组织性不断加强的特点,因此深受新自主制度主义的推崇。

目前中国的制度威望还相当欠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多边国际制度的参与才趋于活跃。但迄今中国在一系列全球性国际制度中的影响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总部设在中国的地区多边组织也只仅有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获取更高的制度威望在主观上要求奉行多边主义,有意愿去做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商品提供者。面对威胁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性问题,中国除了要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机制外,也要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所有重要多边机制,并充分考虑中小国家的利益,把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展现给世界。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实现“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相统一,避免卷入明显的世界或地区主导权之争,因为这样做在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增进国际威望。

三

如前所言,尽管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其国际威望的基础,但两者并非完全成正比,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背离。其直接原因是与国际社会如何认识该国有关,但归根到底则与该国的国际威望政策有关。随着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军事手段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各国日渐重视通过非军事手段来塑造国家形象,其中对外宣传与传播就是一种积极的威望政策。对外宣传本质上属于国际传播,但从实践看将二者并称更为合理,它们主要是指通过与人进行思想、观念、意见等相互交流而实现共享的过程。每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所处国际环境的影响,其中舆论环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被认可的程度,并会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程度。[9]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结构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物质结构,而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社会结构,并且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性制约着该体系权力物质性的一面。在一定的国际体系内,国际威望是由国家间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认同所建构起来的,即通过国家行为的文化内容(如共享的规范、观念和身份等意义系统)而体现出来。[10]换言之,一国的国际威望不是该国所固有的,而是由国际社会所赋予或建构起来的。从这一视角出发,积极的威望政策应注重国家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吸引和相互认同;它们在文化结构上的共享程度(即相互认同的高低),将在最终意义上使一国的国际威望得以升华,从而超越因实力压制而达到的国际威望的较浅层次。因此,国际威望不仅是一种与权力直接相关的、带有强制性印记的政治影响力,且随着国际政治的日益社会化而成为一种带有吸引和同化特点的社会影响力。古代存在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靠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被中华文化所吸引并与中国形成一定相互认同而得以维系的。当前中国所致力的和平崛起大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发展物质力量的同时,通过积极改变自己从而影响并融入世界,以更好地实现本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

但当前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中仍占有巨大优势,并往往能够左右国际舆论的方向,中国要主导自身形象的塑造权就必须打破这种话语霸权。一国的国际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该国的国际传播力,除了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外,成功的传播策略非常重要。首先,要明确“信誉”原则的重要意义。信誉关系到国家品格的良好与否,甚至可以说,国际威望就是“国品”的对外投射。一般来说,讲究信誉和国际威望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背离信誉的“马基雅弗利式”做法,在当今国际事务透明程度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已日益窘困,如近来发生的“情报门”事件就对美国政府的国际公信力造成了很大损害。其次,要充分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尽量运用多元化手段以提高传播功效。同时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大力弘扬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

在国家层面上,除了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外交来获取国际威望之外,还应该重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价值。公共外交既不同于政府间外交,也不同于民间外交,它是由一国政府开展的,以他国公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为对象的外交活动。[11]在国际行为主体趋于多元化和竞争更加复杂化的情况下,它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具有独特的优点:可以直接面向“中国威胁论”的“行销市场”,更好地起到“反倾销”作用;可以在西方对我国的宣传攻势面前变被动为主动,增强我国文化及政治理念的亲和力,在社会层面上加深国外对我国发展道路的理解。类似的提法还有”媒体外交“(Media Diplomacy),即强调广泛借助于广播、影视、书报、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影响甚至培植国际公共舆论,尽量避免国际公众对本国产生消极或错误观念,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外交战略意图。[12]此外,“文化外交”是指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外交形式,它是一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通过文化交流来实现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13]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较强的民族文化凝聚力和与之匹配的文化大国地位,对于一国的国际威望具有重大意义。日本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为了改变在国际上的“经济动物”形象,也十分注重文化外交。[14]近年来中国在有关国家举办的一系列“文化年”活动,对于提升我国在对方公众中的形象产生了良好作用。

总之,上述各种提法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利用对外宣传与传播渠道,对本国的外交目标进行合道义化、合法化诠释,以配合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与前述两种路径相对应,本文把由这一路径而获取的威望称为“弥散性威望”。

四

如果说强调实力的威望政策是“霍布斯式”的,重视国际制度的威望政策是“洛克式”的,那么强调通过理念传播以建构认同的路径,则可以称之为“康德式”的。鉴于“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规则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程度不同地并存,制定威望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把国际社会的本体性和政策自身的工具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内外兼修。

首先要避免过分依赖单一路径。过于强调实力对于国际威望的基础性作用,可能会陷入机械决定论,事实上并非拥有更大实力就会自动拥有相应威望;比较而言,制度路径更为强调国家在多边制度中的主动性对于增进威望的意义,而建构主义路径则最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有陷入另一个极端的嫌疑。尽管威望作为“观念中的镜像”在形成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但不能企望那种完全脱离现实的“国际威望”,毕竟海市蜃楼式的国际形象是无法持久的。对一国的威望政策进行明确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划分是不现实的,所谓“内源性威望”、“结构性威望”和“弥散性威望”的划分,也不过是同一威望范畴在不同侧面的折射而已。

民族国家仍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威望政策应首先服从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除了工具意义外,国际威望还具有非工具意义(或精神意义)———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具有追求威望的本能。[15]因此,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追求更高的国际威望是很自然的。从事物的辩证关系来看,必须承认实力对于国际威望的决定性意义。没有实力作为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是难以想象的;即使穷尽对外宣传与传播之所能,所“制造”出来的国际威望恐怕也只是画饼充饥。另一方面,还应该充分考虑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认知,尽可能地实现自身发展和威望增长的良性互动。在崛起过程中,尽量避免因过度炫耀武力而使自己的形象受损。如果能够被国际社会视为可信赖的伙伴或建设性力量,当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国际形象。

当代中国的国际威望是与不同时期中国国际战略全局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形象得以极大改观,并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历史性提升,到60年代末中国已被视为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政治上不愿过于展露锋芒。早在80年代初,针对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对中国发展的疑虑,邓小平就指出,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也“永远不会称霸”;因此“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6]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新的时代特点下,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并提高在其中的话语权,以及通过对外宣传与传播表达自己的意志,对于获取国际威望的意义显著增大了。在一定意义上,通过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沟通并增进互信,从而取得更高的国际认同,就意味着国际威望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维护稳健的国家形象,尽量避免授人以“中国威胁”的口实,特别是防止一些相对孤立的负面事件对这一整体形象的损害。

注释:

[1]　李智:“试论国际传播在国家树立国际威望中的作用”,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1期,第1页。

[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 Fall1998, p.87.

[3]　Nazli Choucri,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New York: W.H. Freeman & Company, 1975, p.28.

[4]　董青岭:“大国兴起与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载《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第10-11页。

[5]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87.

[6]　章一平:“中国战略思维需要强化的两个方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1期,第69页。

[7]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8.

[8]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9]　张昆:“重视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与传播”,载《今传媒》2005年第9期,第10页。

[10]　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No.1,1995,p.73.

[11]　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110-111页。

[12]　Abbas Malek, 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7, p.44.

[13]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在国家树立国际威望中的作用”,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5期,第90-94页。

[14]　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第119页。

[15]　汉斯·摩根所:《国际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