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

岸上的猪

　摘　要　美国对华实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政策,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进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起维护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强化亚洲安全合作,进行一系列军事调整,对中国进行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美国力图以此对华促变,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美国对冲战略　利益相关者　军事围堵

　2005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战略的大辩论,主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对抗论者”、“融合论者”激烈论战,从“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到“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一而足。各大媒体、各著名智囊机构出现了“中国热”,国会参议院将继众议院之后也成立“中国连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浮出了水面,内涵清新而沉重。

一

美国在专注于反恐,特别是在深陷于伊拉克两年之后,一些精英突然意识到反恐是一时的,关注战略挑战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中国在此期间“不道德地”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战略疏忽,经济迅速崛起,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对此,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沸腾的焦虑情绪”,而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则是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强烈不安感。

包括鹰派在内的美国人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在一次专访中说,美国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即美国可以让中国在经济上发展强大,但军事上绝对不能同美国平起平坐。归根到底,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一个在美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安全义务的地区崛起的大国充满疑虑、恐惧和戒备,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 并且可能会加剧地区不稳定,引发冲突与战争。美国在冷战后时期起主宰作用的首要目标是要防止再度崛起一个军事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国对峙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的立论基础是,中国崛起后的实力、前景、意向和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和美国的朋友,也可能挑战霸权而成为美国的敌手。这些特性已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关键要素。因此,既合作又竞争,把接触、束缚和围堵机制相结合,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特征。其核心是:通过融合使中国成为所谓“民主国家”;采取措施,尤其是军事措施,防止中国强大后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目前,这两个方面分别由国务院与国防部加以实施、平衡、互补,即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美国式民主社会,国防部要让中国打消扩大地区军事势力的念头,两者在布什政府汇成完整的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和态势是,同时应对两国关系中最好和最坏的两种发展可能性,争取最好的前途,对可能出现的对决稳操胜券。就目前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置于竞争因素之上。这是对华战略大辩论之后华盛顿对华战略的基石,也是我们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认知。

对华关系是美国百年外交的新课题。中国不同于美国以往碰到过的任何一个大国,或是盟友,或是敌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拥有庞大市场、奉行多边主义外交、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军事迅速现代化并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拥有异质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中国,必然成为美国战略家的远虑。这主要基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性质。但就中国对外战略、政策与行为而言,则另当别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人民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1 ]同时,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积极参与反恐、军控、维和、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美两国已经建立起密切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妥善解决经济领域的分歧,在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防止禽流感等全球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是在全球整合的历史大趋势下,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美两国获得的全球合作空间,它具有完全正面的全新意义,具有无限拓展的空间意义。从构建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到引人注目的合作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抛开政治分歧与美国交往、合作的意愿,从未直接对美国构成挑战。但是,美国怀疑根据实力或行为推断中国意向的可靠性。在一种像中美之间这样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关系中,在美国的一种对中国非常情绪化的不安中,有多少是对一个真实威胁的合理反应? 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美国总统布什用“复杂的关系”来概括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对此解读,说“错综复杂”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词,不如之前用的“坦诚和建设性”关系那么正面。这个词暗示中美关系有好有坏,关涉面很广。布什话语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感受错综复杂,百味杂陈。

一年来,在美国围绕着应对中国崛起的辩论终于尘埃落定,在国会的催促下,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结构。

二

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埃文·梅代罗斯指出:“美国选择的应对办法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对中国在亚洲的崛起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的政策,从而导致一种所谓的地缘政治保险战略。”[ 2 ]这种对冲战略一方面强调把中国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包含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强制政策。

赖斯入主国务院之后,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力重心从国防部转移到了国务院,由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掌管。“佐利克深得赖斯信任,赖斯则深得总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务实。赖斯强调,美国的外交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潮流,重视价值观和原则。这虽然也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我们是针对现实的动向采取对策。她倡导以实用理想主义或现实理想主义作为政策指导,其中隐含着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型。

融合政策是美国七届政府共同的对华政策的主要政策宣示,其目的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成了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对华政策重要讲话,题为“中国往何处去?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他强调,中国的发展“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他指出,冷战时期以及19世纪欧洲的均势政治的模式,不再适合用来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国内工作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认同。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围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做好两手准备。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佐利克承认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成为国际体系的“正式成员”。他特别强调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要调整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3 ]

这篇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政策演讲,表达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主导性看法、对华战略的基本方向与构想,以及对华政策的新思考: ( 1)美国对华融合政策的重点转移。过去的政策重点是尽可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现在转向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益相关者,分担责任,与美国一起维护这一体系,这是佐利克讲话的主旨。佐利克在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后发表声明重申,美方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享有利益的参与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支持、适应和促进使中国取得成功的和平的国际体系; (2)美国尊重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但强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不要挑战美国的利益。中国要与美国建立深厚的关系,不仅需要“共同利益”,更需要“共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终极底线是,中国必须融入美国的价值体系与游戏规则; (3)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仍然会做好“两手准备”。佐利克发表布什政府五年来“最全面的对华关系宣言”。在其讲话的基调中,极力突出平衡性,存在着积极因素,美国至少在战略上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这是判断美国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对华新思考的关键。这为进一步拓展中美关系塑造了战略空间。2005年7月19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鉴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之势不可挡,美国正准备对中国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以降低两国之间可能因错误评估而引发的危险。新的外交方针将突破以往集中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模式,在更大的战略框架下审视美中关系并与中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中美战略对话就是这一外交方针的产物。这一走向清楚地表明,华盛顿认为融合中国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利害关系日益增长。“目前美国的政策是要防止在这方面出现倒退,鼓励中国的行为朝着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4 ]然而,美国的一些中美关系专家也指出,尽管布什政府极力想将影响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可能会越来越多。

三

埃文·梅代罗斯认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进一步束缚在现有的准则、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通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形成其不断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美国政策还包括隐含的竞争和潜在的强制政策,以阻止中国挑战目前的地区安全秩序并威慑中国不敢利用强制手段和/或武力寻求它目前或未来在亚洲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比如收复台湾。”[ 5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有一个共识,即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决不允许在台湾动用武力,布什政府中前五名人物都认为中国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

最敏感的莫过于中国的军事发展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速度加快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美国对中国未来实力和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加深,尤其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对其霸权地位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对其亚洲主导能力产生影响。因此,美国对冲战略的强制因素就凸显出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新的大国结盟战略、一系列军事调整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崛起的。这是一种现实型的军事威慑与围堵。著名防务评论家平可夫断言,全方位的围堵依然存在。

2005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说,既然没有国家在威胁中国,那么人们必定想要知道为什么它还要增加军费? 为什么还要继续大肆采购武器? 为什么还要继续频繁地进行军事部署? 次月,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强调,中国正面临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并称中国目前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威胁。但中国仍在大幅度增加军费,特别是加强力量投放能力的经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步伐及范围已经危及地区性军事力量平衡。国务卿赖斯也公开批评中国的军事力量日趋壮大而且军事政策不透明。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高层围堵思路的体现。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主席施奈德早在2004年11月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调整的目的是应对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军队。

美国在军事上压制中国的努力,循两条路径进行:其一,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永久优势,以维持差距,并抵消中国未来的强兵之举。除了美国自己继续封锁军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外,还对欧盟、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售华武器问题保持高压态势。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一旦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那么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以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其二,通过调整军事部署和联盟政策,对中国形成军事围堵之势。

美国致力于扩大和强化同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崛起一直怀有忧虑的大国安全合作的双重努力———既扩大合作范围,又提高合作质量。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并不完全跟抗衡中国有关,例如合作反恐、防止核扩散、维护海上安全等,但目前的重点是吓阻中国。通观20世纪,美国始终利用地区性大国来制衡或围堵欧洲和东亚潜在霸主的崛起。然而,当地区性大国无力担此重任时,美国就会直接武力介入和强化军事联盟,来对付这些潜在的霸主。目前,美国希望借助日本和印度来作为亚太的支柱,日本、印度和美国、英国一样,远离欧亚大陆而又在该大陆拥有重大利益,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传统形象和美国的要求,加强同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主要盟国的关系,将形成对中国的结构性限制,是防止中国在亚洲挑战美国霸权的最佳途径。拉姆斯菲尔德把“如何影响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作出的选择”作为防务评估的核心问题。国防部把“影响主要国家的战略方向”作为安全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为此,美国在2005年提升了与日本、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准备在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安全架构。裴敏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国防部目前由鹰派控制,采取的是完全从军事上围堵中国的策略,如加强东亚军事同盟,加强在东亚驻军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军事部署等。佐利克公开承认,美国加强同日本和印度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实际上是对中国采取的对冲战略。
全球资讯榜http://www.newslist.com.cn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最重要、最长期的战略因素,是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对冲的核